黄秋菊 张慧君

摘 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塑造与引领下，中国形成了一种发展导向型国家治理模式，将各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条件和外部发展环境汇聚成促进发展的强大合力，从而成为支撑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制度基础。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推动发展导向型政府转型升级;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权利密集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与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型有序社会治理体系，从而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夯实制度基础。

关键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导向型国家治理模式;权利密集型高标准市场经济;共建共治共享型有序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0）01-0028-10

一、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從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两大奇迹”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不仅为世人所公认，而且成为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成就和国家治理经验的最新理论概括[1]。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持续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经济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1952年中国的GDP只有679.1亿元，到2018年达到91.93万亿元;人均GDP也从1952年的54美元跃升至2018年的9732美元，中国不仅跃出“贫困陷阱”，而且在发展阶梯上不断攀升，在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的位次持续提升。在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中国已形成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二百多种工业品产量居全球第一，自2010年起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一直稳居全球之首。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增强，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1.13亿吨提高至2018年的6.58亿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2]。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8年的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高达30%。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二大国，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保持长期稳定，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结构断裂、政治纷争加剧、利益集团滋生、政府孱弱无力等“治理危机”。同时，有效应对宏观经济波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严重自然地质灾害等重大风险考验，持续保持国家政治和社会大局稳定，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

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有力地证明，一套良好的制度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繁荣的关键因素[3]。良好的制度体系和治理模式在微观层面能够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结构，发挥协调社会经济主体行为、控制机会主义、削减交易成本、增进信任与合作的功能;在宏观层面能够有效规范政府权力运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凝聚社会团结，以及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促进国家现代化与经济发展[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不断推进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发展导向型国家治理模式，不仅使中国摆脱了近代以来秩序分裂和积贫积弱状态，形成了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国家，而且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充分激发了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将各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条件和外部发展环境凝聚成促进发展的强大合力。对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内在特征和运行机理的研究，不仅可以解开支撑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奇迹的制度密码，而且为新时代强化制度建设，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提供了重要路径选择。

二、支撑中国奇迹的发展导向型国家治理模式

现代治理理论将一国的治理模式视为政府、市场、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整体性制度结构模式。政府、市场和社会都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规则、组织、机制构成的制度体系，它们共同维系一国的秩序治理，并协调资源配置与促进经济发展。但是，理解中国的发展导向型国家治理模式形成和运行机理，需要在“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分析范式中引入一个更为重要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为经济发展创建了稳定的秩序，建立起组织动员各种要素参与现代化建设的高效领导体制，形塑了支撑发展的经济社会体制，极大降低了社会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和不确定性。正是由于党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才能有效整合经济、政治、社会力量，形成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国家治理模式，造就中国发展奇迹。

（一）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模式的塑造与引领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生活不稳定和动荡的根源并不在于落后，而是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为社会提供稳定的秩序。而“强大政党”与“强大组织”是形成“强政府”的重要条件[5]。美国政治学家福山的研究则表明，国家是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除了国家提供基本秩序外，强大的行政能力与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通过国家建设形成强大的国家能力是连接政治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6]。中国共产党在构建国家基本制度和培育强大国家能力方面，无疑发挥了关键性塑造与引领作用。

近代中国长期陷入秩序分裂、贫穷落后的根源就是缺少一套强有力的现代国家制度体系，能够整合国家秩序，组织动员经济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要使中国摆脱衰败状态，为发展集聚力量，就要创新国家制度，实现社会的组织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立即着手推进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制度变革，完成了近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基础制度构建任务[7]。一是创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形成上下通贯、集中高效、便于发挥高度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从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有效的国家行政管理系统，促进国家从秩序分裂走向秩序整合。二是创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通过没收旧中国官僚资本，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以基本经济制度为依托，国家得以集中组织稀缺资源，推进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坚实物质基础。三是推动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体制变革。通过废除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人民民主政治等上层建筑，国家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极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由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所垄断的社会政治权力及巨大社会财富，转移到绝大多数普通工农大众手中，社会结构更加平等，底层民众的社会地位明显提升。国家还利用“单位制”对社会成员进行统一管理，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尽管这一时期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存在权力过度集中、体制过于僵化、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等弊端，但它使得中国从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传统国家转变为一个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现代国家，国家具备了实施秩序治理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能力，从而为当代中国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978年后，基于对原有国家治理模式内在弊端的深刻反思，党作出把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新一轮制度变迁和国家治理模式变革的历史帷幕。在国家治理理念层面，最重要的变革就是党充分发挥理论创新和理念引领能力，使全社会形成广泛的“发展共识”。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8]此后，中国一直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把发展视为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和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发展共识”引领下，全国上下形成“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强大社会氛围，能够排除一切干扰，把国家和社会的各方力量凝聚到建设繁荣富强的中国这一目标上来[9]。同时，党围绕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心任务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重要制度变革，促进国家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完善。一是国家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化，尤其是市场和社会主体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二是国家权力结构配置更加合理，国家权力的运行和监督体系更加完善;三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程度不断提高，“依法治国”成为建立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制度体系的本质要求;四是国家治理的民主化程度不断提高，民主建设的理念、内涵和程序日益完善;五是政府职能发生重大转变，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理方式不断优化，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10]。

（二）发展导向型政府的有力推动

伴随国家治理模式整体变革，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发展导向型政府治理模式，突出特征体现为：把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形成“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机制;政府具有强大的战略规划能力;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密切合作;政府运用经济和产业政策增强竞争力[11]。在发展导向型政府的有力推动下，中国不仅可以在国家层面持之以恒地实施大規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突破国民经济关键部门和领域的瓶颈制约，实现跨越式发展，而且充分激发了各级政府推动改革、实施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特色的发展导向型政府的形成，与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及特有的官员激励机制密切相关。中国在国体上是单一制国家，即中央统一领导地方，中央权力高度集中。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中央领导的前提下，通过分权化改革，地方政府在立法、经济管理、财政税收、改革创新等领域获得广泛自主权。这一种制度安排把集权与分权有机结合，发挥了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自主性的双重优势，特别是形成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充分激发各级地方政府改革创新和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央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指引下制定政绩考核体系，以此作为官员选拔和晋升的重要标准，促使各地官员“为增长而竞争”。对外开放使地方政府获得实现发展目标的必要信息，地方政府可以借鉴国际经验，通过改革试验形成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路径。随着权力下放，地方政府掌握了大量资源和自由裁量权，拥有了引领地方发展的手段和能力，如财政资源和财政支出权;任命下级官员的权力;获取“体制外资源”（如土地出让金）的能力[12]。总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有机结合的制度安排有力地促进地方官员突破体制制约，大胆试验、相互竞争、不断创新，形成推动中国经济繁荣的巨大制度红利。

（三）渐进式改革与型构稳定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带动其他领域改革，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变革的显著特征。与俄罗斯等国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从自身国情出发并遵循市场经济演化内在规律，探索出一条稳健有效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在中国，改革的目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制度变迁的道路选择上不搞推倒重来，反对割裂历史[13]。 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稳定性的前提下，采取了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从增量到存量、从体制外到体制内、从分兵突进到综合协调的改革方式。在此过程中，把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把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充分激发人民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创新性探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混合型制度安排”，促进新旧体制的平稳转换。

经过40多年的不懈探索，中国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长处有机结合，形成稳定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是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构筑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多元混合动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有计划调节经济，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制度保障。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二是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激励机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进而决定与之相适应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元分配关系。这一基本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充分调动了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使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三是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形成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效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但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会产生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经济周期性波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市场失灵”问题。因此，要更好发挥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的作用。由于始终坚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形成相互支撑的互惠共生关系，中国在改革进程中才能形成稳定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秩序。

（四）国家—社会互动与构建有序社会治理体系

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伴随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社会通常会处于加速分化状态，如果不能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必然会陷入社会结构断裂的失序状态，进而引发严重经济衰退，甚至使国家现代化进程发生中断。中国在社会经济转型中始终坚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关系，为制度变迁和国家治理模式变革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一是国家注重把握好改革速度、力度和节奏，避免改革超越社会的承受能力，确保改革的稳健推行。国家统筹规划、综合考虑各项改革对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确定改革适宜的时机，创造积极条件，循序渐进地推动改革顺利进行。二是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通过体制改革，国家采取向市场和社会放权的措施，社会成员在创业就业、参与市场竞争、拥有和保障财产权利、创立经济和社会组织等方面获得广泛权利，使其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创造财富。国家始终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通过经济增长、创业创新带动就业和提高收入，就业规模稳步扩大。为降低制度变迁带来的社会成本，国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经过长期社会建设，中国逐步形成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在内的、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三是通过深化改革，矫正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体制性不公平问题，尤其是通过不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创新土地制度、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措施，逐步突破城乡分割状态，使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大，城乡融合与协调发展格局逐步呈现。此外，国家持续推进扶贫攻坚工作，逐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使7亿多人摆脱贫困，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四是创新社会管理和控制的方式。随着总体性社会的消解，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社会管控方式已无法适应日益多元开放的社会结构。政府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任务，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创新，不断完善党委領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完善基层社会管理服务，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为实现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促进高质量发展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党的十九大作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同时提出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要完成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等多重经济建设任务，为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经济基础，必然要求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巩固和完善制度建设，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为延续中国发展奇迹培育新的制度红利。

（一）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推动发展导向型政府的转型升级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推动国家治理模式变革过程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这就需要坚持和完善党领导制度体系，着力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首先，党不仅要确保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方向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要确保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沿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前进，以及确保经济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其次，国家治理模式变革涉及转变思想观念、重构利益格局、再造体制机制，因而会面临各种风险和阻力。这就要求作为“使命型政党”[14]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牢记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伟大使命，超越各种狭隘利益、特殊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着眼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来规划执政方略，牢牢把握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这一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理性目标，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使一切工作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发展规律、体现人民愿望。最后，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力，党不仅是塑造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政治主体，更要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一种“网络治理模式”[15]。这一治理模式依托9000多万党员、460多万个基层组织、各级政权组织以及各类群众组织，对全社会形成系统性覆盖，实现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组织管理，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切实贯彻执行。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党不仅要充分利用好这一传统制度优势，更要强化各级政府的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形成集中统一的改革领导体制、务实高效的统筹决策机制、上下联动的协调推进机制、有力有序的督办落实机制[16]，才能冲破各种阻力机制，不断深化改革，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制度体系。

在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基础上，要着力推动发展型政府转型升级。从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看，政府要改变把发展仅仅等同于GDP数量增长的观念，在保持稳定增长的基础上，把增进人民福祉、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评价发展绩效的根本尺度。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实践，着力解决重塑发展动力、优化发展方式、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可持续性、促进发展成果共享等关键问题。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政府在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重要职能，建立法治化的服务型政府。为此，要优化政府的职责体系，完善政府调节经济、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职能，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关系[1]13。完善对官员的激励机制，改革政绩评价体系，在考核体系中，赋予创新、就业、公共服务、收入分配、环境生态等指标以更大权重，使政府行为更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关系，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激发地方政府改革创新的动力。要强化民主监督，规范政府权力运行，提高民众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度，提高决策有效性。促进政商关系变革，构建“亲”和“清”的新型政商关系。

（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形成权利密集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系统性影响。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成果。面对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要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形成以“权利密集、规则公平、体系完善”为核心特征的高标准市场经济，才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完善产权制度，严格有效保护产权。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只有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市场主体才能形成稳定预期，放心投资，持续创业创新。要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坚持“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的原则，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相互融合，发挥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综合优势。加强对各类产权全面保护，尤其是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使创新带来的正外部性充分内部化，形成鼓励创新有效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有效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统一起来。

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完善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中国的要素市场发育仍然滞后，要素市场存在二元分割、竞争机制不充分、价格形成机制不透明等内在弊端，不仅阻碍了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也导致要素使用成本过高，增加实体经济运营成本。要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重点推进土地、能源、金融、科技、数据等领域健全制度规则，深化市场化改革，降低要素市场进入壁垒，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要素流动自主有序、要素配置高效公平。

完善公平竞争制度，营造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只有实现市场主体机会平等、规则统一、过程透明，才能有效配置资源，促进企业优胜劣汰。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生产许可制度，健全破产制度，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提高服务效率，实现权利回归企业和市场，降低公众投资创业的制度性成本，构建便利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

此外，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也是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制要完成的重要制度建设任务[1]14-17。

（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与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型有序社会治理体系

在发展阶段转换期，国家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来自于社会分化加剧带来的风险，集中体现为利益结构失衡，贫富分化、城乡差距、区域分化等引发的社会失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通过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建设，增强国家的社会利益整合能力、社会秩序治理能力、防范和化解重大社会风险的能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型有序社会治理体系。

降低社会风险的关键举措之一就是形成利益整合型社会，特别是塑造一个橄榄型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利益格局较为均衡，社会流动性较为活跃，社会秩序结构比较稳定。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这就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力度，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生活成本。

拓宽和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拓展改善利益关系的空间。转型期的社会分化的突出表现为底层社会人群日趋定型，社会结构日益固化。为此，要拓宽和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使底层群体沿着社会阶梯不断攀升。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增加公共教育的投入并创造更加公平的就业机会。要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加大政府公共教育投入，减轻穷人的教育负担，拓展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增加底层群体的人力资本，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进一步健全有利于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就业歧视，营造公平就业制度环境，以充分的高质量的就业带动收入水平提高与社会地位提升。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手段，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渠道，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适应了现代社会多元治理模式的需要，将自治、法治、德治有机结合，从而缓解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公共服务供给僵化、社会秩序治理失效等问题，增强社会活力，提高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此外，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综合运用利益调节、心理干预、权益保障等机制，使社会矛盾能及时化解，群众权益能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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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70 years ago，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PC， China has formed a development oriented state governance model， which combines various resource endowments， economic structure conditions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to a powerful force to promote development. It has become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supporting the miracle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long-term stability. In the new era，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requires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system， promo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development oriented government， improvement of the basic socialist economic institutions， formation of a rights intensive high standard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strengthening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an orderly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of co-building， co-governance and co-sharing.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development oriented state governance model; rights intensive high standard market economy; social governance of co-building， co-governance and co-sharing

責任编辑：左文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