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爱国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探索之路已经走过了七十年历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演进。尽管不是一帆风顺，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不同的经验教训，但通向现代化的方向与目标始终不变，现代化的速度也极为快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已经形成，道路自信已经树立。如果我们能够从中汲取现代化的智慧，就一定能够让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步伐走得更加顺畅。总体看来，以人为本、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本理念，以市场化为取向，以创新化为动力，以全球化为舞台，以知识化和绿色化为目标，以产业結构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现代化为核心，高度重视教育与科技，吸取各国现代化的经验，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走自己的路，是中国现代化七十年最为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现代化;探索;中国经验;七十年;演进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0）01-0076-19

七十年来，新中国走了一条曲折变化但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主要国情特点和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以及特定的国际环境。”[1]新中国在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历经艰辛探索，百折不回，勇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不断修正前进的方向，通过不断的改革开放，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同时为全面实现现代化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总结新中国七十年现代化探索演进，吸取其经验教训，能够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提供有益的资鉴。

现代化是一项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不断推进的事业。但现代化概念是一个既具有确定性又具有不确定性的概念，在某一国家某一时期现代化的概念大体是确定的，但不同时期现代化的概念又是变化的，因为不同时期现代化的基础是不一样，现代化面临的形势也是不一样的，影响之下对现代化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因此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性的概念，这就造成不同时期的现代化选择是不一样的。现代化的速度是快好，还是慢好;是农业现代化优先，还是重工业优先;是经济现代化为中心，还是政治挂帅;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单一所有制，还是多种所有制;是注重民生，还是注重国防;是旧式工业化，还是新型工业化;是征服自然，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丛林法则主导，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不同的认识就成为不同的现代化选择的依据。大体说来，新中国现代化探索经历了以下八个阶段：1949-1952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工业化后公有化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1953-1957年，为建立公有制、推进工业化且重工业优先的现代化;1958-1960年，为以钢为纲、赶英超美、全民办工业的急速赶超型现代化;1961-1964年，为农业现代化优先、兼顾国防与重工业—基础工业的稳健型现代化;1965-1975年，为以国防现代化为主导、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应急型现代化;1976-1978年，为实现以高指标、新跃进为特征的赶超型现代化;1979-2000年，为以解决温饱、改善民生为中心的小康探索;2001-2020年，为以消除短板、五位一体为特征的全面小康道路。七十年来，新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尽管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蜿蜒曲折，但是通向现代化的方向与目标始终不变，从中汲取现代化的智慧，能够让我国未来的现代化步伐走得更加顺畅。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工业化后公有化的现代化（1949-1952）

新中国初期的现代化探索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规划，即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探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论联合政府》（书面报告、口头报告和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对此作了系统阐发。《新民主主义论》正式提出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2]。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构成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就是在“节制资本”原则的指导下，允许“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3]。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就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建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就是建立“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2]677，708。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对新民主主义现代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新民主主义政策在任何条件下都将必须继续实行，而且还要实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主制度，使人民获得一切现代自由，以真正自由的普选方式选举中央及地方政府”，“解决土地问题，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凡是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以让私人资本来发展”[4]。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书面报告中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天经地义”，在此，毛泽东确立了检验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的唯一标准：“生产力标准”[5]。在口头报告中，毛泽东又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在结论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4]322-324、384概括而言，新中国成立以前阐发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包括以下几点核心内容：第一，先工业化后公有化，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基本实现工业化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二，建立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耕者有其田，允许农民发家致富，保护私有财产①; 第三，建立体现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普选的人民政府;第四，文化上既传承又创新，满足人民大众的科学文化需求;第五，新民主主义社会是“长期的”，不是短暂的②; 第六，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发展”的，不是固定不变的③。

新中国建立前后，我们对新民主主义现代化作了更加清晰细致的设计。《共同纲领》规定的“五种经济成分”理论和“四面八方”政策，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6]。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表现是创立了人民政协制度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政府。1950年3月，毛泽东在听取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汇报后批示：“对私营工商业中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国营经济无限制地发展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的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据薄一波回忆，建国初期，刘少奇指出新中国初期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7]。“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多次强调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8]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共中央大体确定了新民主主义现代化的实施时间为15-20年左右。1949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批学员毕业典礼的讲话中指出，“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学员的“春藕斋讲话”中指出，“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少则10年，多则15年，20年恐怕不要。”[9]“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时间大约为一二十年到二三十年”，这就是“建国前夕和建国之初毛泽东的亦即中国共产党的立国思想”[10]。

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探索虽然让我国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但实际上的實施时间仅仅只有三年左右。之所以提前结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苏联式社会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选择，也是唯一选择。由于新中国缺乏国家建设经验，而苏联又提供大力援助，因此我们反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越是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学习，就越会提早把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提上议程”[10]133，“中国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11]。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曾经反省过照搬苏联经验存在的问题，认为当时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缺乏“独创”精神，“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没有其他办法[12]。”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理论一直是苏联阐释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并没有给予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合法性支持，而中国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存在理论不自洽之处，即“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二元论，既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重点，又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和矛盾。”[11]224这种理论缺陷使得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探索提前结束。

二、建立公有制、推进工业化且重工业优化的现代化（1953-1957）

继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探索之后，苏联模式成为我国现代化探索的新选择。这种模式主张现代化以工业化为核心，工业化以重工业为核心，优先发展重工业，方法是单一的公有制与单一的计划经济，农业为工业化积累资本，不重视轻工业与服务业发展，没有认识到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其优点是短时期内工业现代化的发展速度较快，重工业取得重大突破，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迅速建立起来，从长期看则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现代化、社会结构现代化的效果有限，工业现代化缺乏后劲，人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农业社会化”与“工业国家化”的设想，而且表示了向苏联学习的强烈意愿。“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3]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掀起了一个向苏联学习的热潮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14]在1953年正式确立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苏联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成为新中国的基本参照系，开始了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登峰造极的以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的第三次尝试。”[15]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指导思想。据李维汉回忆，“1952年底，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时，毛泽东同志在几次讲话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轮廓设想。”[16]据薄一波回忆，“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谈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是在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把实现‘一化、三改作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毛泽东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以后经过中央多次开会讨论，以及对有关的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到12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表述。”[7]151.156即正式把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称之为过渡时期，完成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任务，预计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

虽然1954年开始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国防），但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现代化的中心任务为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没有重工业，就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现代化。“采取积极的工业化的政策，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17]，“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18]体现在集中力量建设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工业单位的建设。1956年9月16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19]9月27日，中共八大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二五”计划与“一五”计划之间的连续性，把“二五”计划、“三五”计划均列为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实现我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以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步骤，推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保证我国有可能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能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20]因此，“二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二五”计划的中心任务仍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机器制造工业与冶金工业是两个重点，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原子能工业是积极发展的对象，石油工业、化学工业、无线电工业是进一步加强的对象。

当时的理论认为“仿效苏联的榜样，废除市场制度，建立以高度集中的行政协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3]38。近代以来流行于中国的赶超主义思潮也促成了这一选择，“急于赶超工业化国家的强烈愿望，加之对工业化认识上的误导，以及有限的选择空间，促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21]“分散、守旧、落后”且“不稳固”[22]的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不适合生产力的更快发展，先公有化后工业化，更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先集中力量改变所有制，再完成工业化，这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23]“一五”计划的正式解释也是如此：“小农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是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相矛盾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日益暴露出它同生产力增长相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同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相对立的。”[17]664

苏联模式属于急速赶超型，急于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是其鲜明的特征。为什么要急于工业化？《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认为，“我们在国内面对着国民经济的落后状态，在国外还有凶恶的帝国主义的包围，不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仅不能使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有使我国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能保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的危险。”[24]为什么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什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是“使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政策”？《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分析道：“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即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电力工业、燃料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化学工业等等，我们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各种工业设备，使重工业本身和轻工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才可能供给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供给农业以足够的肥料，使农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才可能生产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火车头、汽车、轮船、飞机等等，使运输业得到技术的改造;我们也可能制造现代化的武器，来装备保卫祖国的战士，使国防更加巩固。同时，只有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显著地提高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不断地增加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生产，保证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24]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实践比苏联做得还要彻底，“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重工业的投资比重特别大，而且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重工业的投资比重还要大，这是因为我国原有的重工业基础特别薄弱，燃料、冶金、机器工业的产量都很低，技术都很落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轻工业的投资比重比较小，而且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投资比重还要小，这是因为我国国营和私营的轻工业，现在还有相当大的潜在力量可以发挥，并且还有广大的手工业可以做重要的补充。”[25]

借鉴苏联模式，让我国迅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工业化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也存在严重缺陷，第一，“斯大林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看作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标志和方法。”[1]44结果，农业现代化、产业结构现代化、社会结构现代化受到严重制约。工业结构内部失衡也很严重，陈云指出“重工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防工业突出，石油工业落后，煤电紧张。”[26]第二，“在苏联的强大影响下，我国经济学界和经济界全盘接受了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确立的工业化观念。这种观念连同苏联政治经济学把生产活动局限地定义在‘物质生产领域，即工农业范围之内，而把服务业活动排除在外并定义为‘非生产劳动的观念，长时期地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27]造成的结果是，不仅生产性服务业得不到发展，而且整个第三产业无从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难以提高。第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方面解决或缓和了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矛盾：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城乡隔绝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28]毛泽东也反思，“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29]。以平均主义改造小农，并不能将农民的“自发倾向”和“资本主义尾巴”根除，反而“遏制了农民求富向上的‘天性与欲望，阉割了个体农民自发的激励功能和在商品市场中的适应与转化功能，制约了农民参与社会竞争的可能。”[30]第四，“当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时，人们还不知道应当允许搞多种所有制，应当允许多种分配方式，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更没有认识到即使通过所有制的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社会主义还只是初级阶段，即不发达的阶段”[11]239，结果是，“民营经济曾一度被消灭”，后来又顽韧地再生出来，并受到政府鼓励，“这种变化说明：一种产权制度，当它还符合生产力发展时，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23]311.312第五，当时并没有认识到整个经济增长模式有问题，[31]“恩格斯曾多次警告过我们：不要把历史上的烟草专卖和俾斯麦的国有化说成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性质属于权力经济、命令经济，由于它以配额取代了选择，以统管取代了竞争，所以它也就成了一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主观经济。”[32]

三、以钢为纲、赶英超美的急速赶超型现代化（1958-1960）

苏联模式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的严重弊病，促使我们开始反思其存在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更进一步推动我们的全面反思和自主探索。1956年4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要搞“第二次结合”，“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象过去那样迷信了”[33]。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坦言：“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必须“引以为戒”[29]23。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探索由此开始。

1958年正式确定以多快好省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这种新探索的指导思想。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核心内涵的“三面红旗”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自主探索的开始。新探索主要体现在对“二五”计划的修正上，1957年12月4日，国家计委常务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二五”计划的指示，毛泽东指出“15年后，苏联要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要赶上和超过英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点为“煤、电、油等动力工业和冶金、化工等原材料工业。机械工业一方面发展农业机械，一方面要以发展原子能、飞机和无线电及精密机械工业为重点。”[34]1958年5月5日，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作工作报告，提出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决定：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争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35]。6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并批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到了6月17日，又提出“两年赶超英国”的报告[36]。8月23日，国家计委党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目标是：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前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技术、文化的高度发展，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工业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全国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各协作区建成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各省、市、自治区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工业基础，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在钢铁和其他若干重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接近美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的要求是：农业劳动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凡有条件的农村基本上实现电气化;农作物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90%以上的耕地实现水利化;全部耕地深翻一次。发展科学文化的主要要求是：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在主要科学技术方面赶上世界上先进的水平;普及中等教育;大大地提高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要求是：全体人民丰衣足食，进一步改进居住条件，同时消灭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主要疾病。”[37]8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通过《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确认“1958-1962年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38]在全國建立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各协作区建立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工业体系。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3%左右。1959年，我国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等少数几种以外，都将超过英国。1962年，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至1亿吨。全国在钢铁和其他若干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接近美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工业上做到独立自主。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0%左右。提前8年超额完成1956-1967年的全国农业规划纲要所规定的粮食与棉花的生产指标。粮食产量达到15000亿斤或者更多一些。基本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提前5年实现12年科学规划，在主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全国建立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概括而言，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探索有如下两个鲜明特点：第一，目标是在生产关系方面赶超苏联，在生产力方面赶超英美;第二，方法是破除迷信、高指标、以钢为纲、急速赶超、土洋并举、群众运动等。

以“三面红旗”为内核的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型现代化为什么得到广为认同并被切实推行？直接原因是因为受到苏联赶超美国的激励。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39]根本原因卻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的刺激下、在借鉴苏联经验而又超越苏联经验的思想指导下，独立自主地赶超型高速现代化探索。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得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33]445深层原因则是受到近代以来盛行的赶超主义、大同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二者在此时找到了一个最好的释放时机。

但实践证明：这种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型现代化探索存在严重缺陷：第一，以钢为纲，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道路属于传统工业化道路。“对钢铁工业的分外重视，是传统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特点。斯大林早在1933年就说过：‘钢铁工业，即国家工业化的基础。”[27]109这种传统工业化的弱点，如中央过于集权、农轻重关系失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等，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已经发现并提出针对意见，如毛泽东指出，真想大力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注重农业轻工业”，“决不可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40]。但这种意见没有得到切实落实。第二，只有投资驱动、单一公有制与单一计划经济，现代化动力单一而不足，“企图以海量投资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我国经济状况极度恶化以及巨大的财富乃至生命损失。”[27]109第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实际上的破除了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规律。“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发展的迷信”，“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大破了对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41]。结果是严重违反科学常识，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四、农业现代化优先、兼顾国防与重工业—基础工业的稳健型现代化（1961-1965）

赶英超美的现代化探索虽然带来猛烈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不仅农轻重关系达到空前的失衡，经济运行秩序大乱，而且整个社会秩序也因为权力下放、严重经济困难而陷于紊乱。中央从1960年下半年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总结“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1962年1月召开“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此后随着调整力度的不断加深，开始了历史上第一个农业现代化优先、以解决温饱问题为重、以农业现代化为重心的现代化新的探索。

新的探索是从经济调整和设计“三五”计划开始的。早在经济调整时期，1959年9月21日，毛泽东就强调过：“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为序。”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反思：“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向前发展。”[33]（576.620）11月，毛泽东提出：“中国准备用50年到100年来根本解决工业、农业生产问题。”[33]6441964年4月25日，《第三个五年（1965-1970）农业发展计划的初步设想》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争取农业生产发展得快一点，以便初步地解决我国人民的吃穿问题，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更大发展获得比较牢固的基础。”[42]4月30日，国家计委党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5-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规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地向前发展。”同基本任务相适应，计划方法有了重大改变，即一切计划工作围绕农业生产展开。“首先比较充分地考虑了农业的需要（如化肥、化纤、农业用电和排灌机械等），再兼顾国防的需要，然后，从以上两方面出发来安排重工业——基础工业。”[43]5月，李富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说明要点》提出：“把大力发展农业、解决吃穿用问题，放在首要地位。”[44]5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汇报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建设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搞多了”[45]。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时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先确定在这样（年成根据一丰、二平、三歉来定）能够生产的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基础上，可能搞多少工业”，“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46]9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时，反省赶英超美的现代化探索的教训是：“过去有一个时期我们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就发生许多问题，粮食不够，轻工业品不够，吃、穿、用都不够，恰好这些是广大人民生活的必需。”[33]700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应当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各行各业都应当面向农村，为农业服务。重工业部门应当首先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学肥料、农药、燃料、电力、水利灌溉设备和建筑材料，同时为轻工业提供越来越多的原料、材料和设备。”[47]1965年9月2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关于十五年远景的设想是，预计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目标“主要是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包括用机械生产化肥在内），发展农业生产。同时，进一步加强基础工业和科学技术，继续发展国防尖端。”[48]

但是，这个农业发展优先、温饱问题优先的现代化从提出到实践，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就被以国防现代化优先、三线建设为重的现代化所取代。第一，这是一个以纠“左”和应急为特征的现代化探索，在完成了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使命之后就难以大有作为。毛泽东在1961年1月23日会见班禅时指出：“过去农业和轻工业方面差一点，赶不上发展。我们准备用两三年时间，把重点放在农业和轻工业方面。”[33]623.625第二，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越南战争的升级，使得国防现代化优先、国防建设为重的呼声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汇报时很后悔地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33]716第三，以高指标、赶超型为特征的现代化理念并没有真正退场，只是由于国民经济困难而暂时搁置。1963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上增加了这么一段话：“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修改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增加了如下一段话：“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33]673.705第四，这一时期提出“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要重点实施科学技术现代化，认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

五、以国防现代化为主导、三线建设为重点的应急型现代化（1965-1976）

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现代化的国防）[49]，1959年底，毛泽东也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国防现代化），1964年和1975年，三届、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纲领[50]。1965-1975年，我们开始进入一个以国防现代化为主导、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新时期。

20世纪6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友好，中苏中美关系均愈发恶化，随着越南战争升级，国防优先发展的形势已然出现，1964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毛泽东的批示是“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51]。面对这种新的形势，毛泽东改变了农业优先、温饱优先的判断，提出了国防现代化优先的新判断，把加强三线建设视为国防现代化的重点，提出加强三线建设“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工业要搞第二线、第三线”，“建设三线，农业投资可能要减少”[33]700-702。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谷牧、余秋里汇报有关长远计划的一些设想和计划工作时，毛泽东指出“三线建设要抓紧”，“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33]7106月16日，毛泽东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期计划作出一些指示，指出“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搞农业要靠大寨精神，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减少下来。”[52]7109月2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充分发挥一、二线的生产潜力;积极地，有目标、有重点地发展新技术，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必须争取时间，把国防和三线的主要东西搞起来。要从备战的需要出发，来考虑各项建设的安排”，“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争取在十五年的时间内，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經济体系。”[53]当时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国防现代化（建立国防工业体系）为重点，第四个五年计划以农业现代化（农业机械化）为重点，第五个五年计划以科学技术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重点。但实际执行时，农业现代化与科技现代化都不得不围绕国防现代化进行。三线建设的投资数额巨大。相对“一五”计划而言，1965-1975年，以国防现代化为重点的现代化持续了十年之久，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生产力的第二次‘西进运动”[33]730。

国防现代化优先的四个现代化得到积极的切实的推进，既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断恶化的结果，也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密切相关，当时我们对世界大战有一种“早打、大打”的认识，因而我们认为“三线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33]710国防现代化优先在实践中有得有失，其得在于“改善了我国的工业布局”，“改善了三线地区的交通运输情况”，“开发了三线建设地区的能源矿产资源”，“使一些内陆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建立了相当程度的工业基地，提升了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33]735.736。其失在于“对战争的威胁估计过分”，“散、山、洞方针有严重的片面性”，“小三线也有很大的浪费”，“积累率偏高”[35]855.856。

六、以高指标、新跃进为特征的赶超型现代化（1976-1978）

“文革”期间，以国防现代化为重点的四个现代化探索也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35]852。“文革”结束后，“抓生产”“解放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力”“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为一时的呼声。一定要把工业搞上去，一定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央坚定不移的目标。“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是中共高层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只是这种心愿过于强烈，急于求成的情绪再次蔓延开来。”[11]424

“大跃进”时期高速赶超以“新跃进”“洋跃进”的姿态再度出现。1976年12月，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的社论，要求实现“三个赶超”：赶超本单位历史最高水平，赶超全国同行业最高水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4月20日至5月13日，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提出1977-1980年平均每年要建400多个大庆式企业。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并下达了《国家计委关于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规定工农业生产十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7%，其中工业速度为10%;财政收入十年合计为1280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十年合计4580亿元;1985年工业生产指标：钢6000万吨，煤9亿吨，化学纤维150万吨[54]。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到1985年，粮食产品达到8000亿斤，钢产品达到6000万吨。10年内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4%-5%，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0%以上。农业方面要建设12个大面积商品粮基地，工业方面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干线，5个重要港口[55]。《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根据本世纪内实现我国现代化的中心任务，确定了“五五”期间发展国民经济的奋斗目标是：“到1985年，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56]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经济发展新方针，开始改变过去急于求成的现代化模式。1979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修改《十年规划纲要》，并决定在实际工作中停止执行。

以高指标、新跃进特征的现代化虽然满足了“文革”结束以来大力发展经济的需求，但延续了以往赶超型现代化的缺点。第一，继续突出强调发展重工业，重工业发展过快，基本建设安排过大，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1976-1978年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55.8%上升到56.9%，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由30.4%下降到27.8%），积累与消费比例极其不协调（1976、1977、1978年的積累率分别达到30.9%、32.3%、36.5%），1978年成为建国以来除“大跃进”时期以外积累率最高的年份。第二，提出了一些严重脱离实际的奋斗目标，如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十年内搞十来个大庆，十来个鞍钢、兴建120个大型项目等等。“这样宏大的建设规模和增长速度，不论从资源、财力、技术力量和建设周期来说，都是不能实现的。”[12]4261978年3月20日，国家计委、国家建委下达“78亿计划”，即《197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实际协议金额达到78亿元之多。1978年7月至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更表示十年要引进价值高达800亿美元的技术和设备。“这种引进规模大大超过了中国经济的承担和消化能力”[11]428。第三，虽然重工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轻工业、交通、城市等的建设与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十分落后”[57]。劳动就业问题十分突出，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第四，仍然采用习以为常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不能完好地解决经济增长的另外两个体制条件，即资源配置和激励机制问题”[21]4。

七、实现以解决温饱，改善民生为中心的小康（1979-2002）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启新的现代化征程。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正式阐述了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即“小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本世纪末达到一千美元。承认要达到这个水平“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58]。实现小康最核心的是把发展的高速度和高指标降下来，优先解决温饱问题和民生问题，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讲究经济效益，稳中求进。1982年11月，《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初步确定：1981-200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1983-1987年，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4%，重工业产值递增3%，轻工业产值递增5%。“六五”计划“是在调整中稳步发展的计划，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计划，是使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的计划。”[59]12月10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确认，1981-2000年经济建设目标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60]。“七五”期间（1986-1990）的任务定为：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体制的基础，继续改善人民生活等。指导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包括：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61]。1991-2000年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年均增长6%。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1%，其中工业总产值6.8%，农业总产值3.5%。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主要任务是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并逐步走向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八五”期间（1991-1995）现代化的任务是：经济适度增长，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及其配套改革，加强精神文明建设[62]。“九五”期间（1996-2000）目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任务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取得成效等[63]。

小康之路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解决农民温饱问题入手，从农村改革起步，从农业现代化开始，工业现代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开始良性互动，可以说，“没有农村改革，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64]第二，以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优先，注重民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现代化，把现代化视为“最大的政治”[65]，经济改革先行且主导，“以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为辅。”[66]第三，摸着石头过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以渐进性改革与发展为基本方法，“逐项的、部分的、增量的改革，并且常常是实验性的。”[67]走真正的自主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第四，以市场化取向为经济改革和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小康之路“最主要的动力来自经济体制转型：即资源配置市场化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改革。”[57]91第五，改变大起大落，不注重经济综合平衡的发展理念，强调财政收支平衡、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第六，改变过去只注重工业化的经济现代化理念，提出产业结构合理化新理念，注重发展农业和服务业，特别是开始把教育与科技列为需要重点加强的战略发展领域，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论断与科教兴国战略。

小康之路取得巨大的成效，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也实现总体小康。“最突出地表现为民生的普遍改善”，“不仅实现了世界上最快速的经济增长，最大程度地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也实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扶贫、减贫。”[68]“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载入史册。”[69]

实现小康目标取代高指标、新跃进的现代化的原因是：第一，以重工业优先、单一工业化、忽视农业与服务业为特征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已经破产、社会濒临溃败”，新的工业化道路“迫不得已地提出和实施”[70]。第二，以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为根本制度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造成“信息成本过大和微观激励扭曲”[15]70，“导致技术进步缓慢，经济管理落后，经济效益低下，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71]第三，以追求高指标、高速度为特征的传统经济现代化，由于长期经济效益低下，导致“与原来起点大致相同的亚洲‘四小龙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27]111改变经济现代化的方式在所难免。

八、以消除短板、五位一体为特征的全面小康道路（2002-2020）

进入21世纪，我们虽然实现总体小康，但小康社会还有待完善，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了2001-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如果说1981-2000年“小康社会”建设着重在于解决人民群众的从温饱到初步小康，大力发展家庭经营、多种经营、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体框架，通过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特别是基层自治制度的实施，最广泛地调动人民群众自主发展的积极性。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着重解决小康社会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完善的问题，精准扶贫，消灭绝对贫困，消除“三农”与生态的短板，小康建设覆盖的领域、人口、区域更加全面，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从两位一体的建设，发展为五位一体的建设，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更加完善，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进而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问题。二者的共同点都是把“三农”问题、民生问题、消除绝对贫困问题放在优先解决的位置上。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施了四个五年计划，极其强调树立科学发展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002年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我们提出一系列新的现代化理念：现代化必须以人为本、以人民利益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经济现代化的方向是经济结构与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与定型;文化现代化的方向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社会现代化的方向是社会结构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建立全民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生态现代化的方向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国际现代化的方向是倡議“一带一路”，走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的共同现代化之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期我们致力于以创新驱动和消费驱动为主导的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大力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推进和谐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树立“四个自信”，加强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特别是致力于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三农”问题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十五”期间（2001-2005）主要发展目标是：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居民收入持续增加，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等[72]。“十一五”期间（2006-2010）主要发展目标是：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城乡区域发展趋向协调，基本公共服务明显加强，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人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等[73]。“十二五”期间（2011-2015）主要发展目标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等[74]。最鲜明的特点是开始把科学发展作为主题，“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现代化建设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也是关键所在。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全面小康。”[75]“十三五”期间（2016-2020）确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主要发展目标是：创新驱动发展成效显著，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等[76]。特别是“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77]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于2020年实现，总结小康建设成功的原因，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走中国自己的路，树立道路自信，“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开放道路”[78]。就改革而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及与之相配套的各种制度，使得“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69]2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与成熟。推动中国经济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的扩展使个人和企业的选择权得到了一定的发挥空间”[70]1。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从辅助性作用、基础性作用，发展为决定性作用。就开放而言，中国走出的一条特色鲜明的道路就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以融入世界经济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79]。中国开放的道路越来越宽广。除了改革开放、中国道路、市场经济、制度创新这些关键性的因素外，高度重视科技与教育，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人才驱动、创新驱动、教育现代化这些新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战略，大量增加教育与科研经费的投入、让教育与科技领域充满活力也十分重要。

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经验。大体而言，主要有如下几个要点：第一，不可照搬照抄别国现代化的理论、模式、经验，“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得不到成功”[80]，必须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与人民群众的实际愿望和需求，汲取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智慧，实事求是，立足实践，勇于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第二，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民生问题置于现代化的重中之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要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第三，必须坚持市场化取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以创新驱动为动力，以经济全球化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平台，构建开放型的经济体系，以产业结构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现代化为中心，以信息化、知识化、绿色化为目标，大力发展教育与科技，推动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与生态文明转型;第四，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让思想和制度始终处于活跃和创新的地位。新中国七十年现代化探索，既是中国自己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辉煌成就，也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可以不断借鉴的成功模式，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也是可以深入探讨的知识财富。

注释：

①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中提出，“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74页。

②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中指出，“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60、1074页。

③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中认为，“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61页。

④李斌言：“刘少奇、毛泽东先后访苏归来后，大力提倡向苏联学习、向苏联专家学习。各部门负责人也纷纷督促中国同志向苏联专家学习。在国家领导层的大力倡导下，全国上上下下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1953年，随着新中国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更为重视学习苏联的问题。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说：‘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参见李斌：《“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运动纪实》，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2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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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The way of Chins'a modernization has been taken for seventy years， and has gone through eight important periods. Though the way of modernization has not always been smooth， and every historical period has its own different experience， the orientation of modernization remains the same. The future way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will be much smoother if we can draw lessons from past experiences.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of China's seventy-year modernization is the insistence on market orientation and on innov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the reliance on globalization， the aiming at knowledge and greenization， the focusing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attention to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the expansion of opening up， and the adherenece to the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China's way; Chinese experience; seventy years; evolution

責任编辑：任学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