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周敦颐与程颢、程颐皆位列“北宋五子”之中，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开创者。二程在年少时曾问学于周敦颐，可是，二程与周敦颐的师承关系却是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范立舟指出：“有关二程是否受学于周敦颐的问题，在北宋时期就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连二程的弟子们在南宋初期还各执一词。”[1]现代学者对该问题也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周程之间并不存在师承关系，如邓广铭认为“二程决非周敦颐的学业的传人”[2]，陈植锷也反对周程授受说，指出“朱熹所创‘周程授受’新说之出于私意而非公论”[3]。有些学者则持完全相左的看法，如杨柱才指出“周程授受之说决非朱子个人之私见，而是历史形成之公认”[4]，周建刚也认为“‘周程授受’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不容否定”[5]。周程之间的师承关系涉及理学的产生以及儒家道统传承等重要学术议题，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

一、交游纪事

二程早年迁徙频繁，学无常师。二程出生于黄州黄陂，当时他们的父亲程珦任黄陂县尉。在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之前，程珦历经黄州黄陂县尉、吉州庐陵县尉、润州观察支使、知虔州兴国县事、南安军通判、知龚州事、知徐州沛县事、监在京西染院、知凤州事等差遣，大约每三年迁徙一次[6]。二程早年随父亲四处奔波，因而学无常师。庆历六年（1046年），程珦调任南安军通判，此时周敦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程珦与周敦颐相与为友，二程有了向周敦颐问学的机会。此时程颢十五岁，程颐十四岁，周敦颐三十岁。该年冬天，周敦颐调往郴州任郴县县令。因此，二程与周敦颐共同在南安军的时间不足一年。此后二程与周敦颐是否还有学术往来，值得探讨。

（一）随学郴县

二程是否随周敦颐往郴县问学，学者们有不同看法。姚名达认为二程随周敦颐到了郴州，庆历七年（1047年），二程仍然跟随周敦颐学习[7]。卢连章认为二程师事周敦颐不足一年[8]。杨柱才认为：“从时间上说，二程师事周敦颐在庆历六年至八年，其中庆历六年较集中。”[9]彭达池认为：“二程随师往郴求学之不误。从行踪看，二程与周敦颐郴州别后，没有直接从学的机缘。但周敦颐对二程的影响则多处可见。”[10]庆历六年，二程从学于周敦颐，已成公论。二程是否前往郴县求学，还需要澄清。

二程确实曾经前往郴县求学，本文仅举一例说明。程颐曰：“尝见李初平问周茂叔云：‘某欲读书，如何？’茂叔曰：‘公老矣，无及也。待某只说与公。’初平遂听说话，二年乃觉悟。”[11]程颐曾见过李初平向周敦颐问学，并见证了李初平两年后的觉悟。李初平何许人也？《宋元学案》载：“李初平，失其字。庆历六年，元公（周敦颐）令郴，先生为郡守，知元公为高贤，不以属吏遇之……先生叹曰：‘某欲读书，如何？’元公曰：‘公老，无及矣！请为公言之。’先生遂悉心听教，二年而有得。”[12]当周敦颐于庆历六年调任郴县县令时，李初平为郴州郡守，而程颐见过李初平向周敦颐问学，并见证了他两年后的觉悟，说明二程不仅跟随周敦颐来到郴县，还与他继续保持了不少于两年的交往。南安军治所位于今江西省大庾县，与湖南郴县相距仅一百多公里，为二程往来问学创造了便利条件。皇祐二年（1050年），周敦颐调任郴州桂阳令，程珦调往龚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周、程交往告一段落。

（二）书信往来

郴县别后，周、程有无再次见面？缺乏史料，难以考证。但周、程之间还保持着联络。文载：“（程珦）在虔时，常假倅南安军，一狱掾周惇实，年甚少，不为守所知。公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果为学知道者，因与为友；及为郎官，故事当举代，每迁授，辄一荐之。”[13]在南安军时，程珦赏识周敦颐并相与为友，后来他为郎官时对周敦颐屡屡提携。宋朝制度，郎官应向朝廷举荐官员。“宋尚书省各部司郎中和员外郎，总称郎官。”[14]程珦约于仁宗嘉祐初年（1049年）“迁尚书虞部员外郎，知凤州事”，后来依次升为司门员外郎、库部员外郎、水部郎中、司门郎中，约于熙宁初年（1068年）“知汉州事，迁库部郎中”[15]。自嘉祐至熙宁初的十余年中，程珦六次升迁为不同品阶的郎官，每次升迁都会向朝廷举荐周敦颐。可见，在郴县别后的数十年里，程家对周敦颐的仕途状况非常了解，因此，周、程之间还保持着联络。

周敦颐与二程的信件未能留传，但通过史料可以考证他们之间有书信往来。南宋人度正记载：“往时，晦庵先生书正所藏伊川手状有曰濂溪事迹，计其族姻闾里间必有存者。后书又曰：濂溪文字更曾访问得否……顷自嘉定还成都，寓居二程祠堂之右塾，偶得此纸（周敦颐所作《贺傅伯成手谒》）及明道、伊川书各一。”[16]度正是朱熹的弟子。朱熹写信给度正，说他所藏的程颐手状中有周敦颐的事迹，并推断二程宗族处必有周的书信，因此让度正前去访寻。后来朱熹又写信敦促此事。在朱熹的敦促下，度正来到二程祠堂，并且在此发现周敦颐所作《贺傅伯成手谒》。通过这则材料可以看出周、程之间的书信往来关系。手状，是士人谒见时的名帖、谒刺。朱熹所说的程颐手状中的“濂溪事迹”，正是周敦颐给程颐写信之事。周敦颐通过书信引荐程颐谒见某人，故程颐才会在手状中提到周的信件。因此，朱熹在读了程颐手状后，才会派弟子到二程宗族处访寻书信。通过度正和朱熹的论述，可得出周敦颐曾给程颐写信的结论。此外，在二程祠堂中发现的《贺傅伯成手谒》作于嘉祐六年（1061年），距二程初次问学周敦颐时已过了十五年之久，这也能够说明在郴县分别之后，周、程之间还保持着联络。

综上，二程于庆历六年（1046年）从学周敦颐于南安军。该年冬，周敦颐调任郴县，二程在此后数年前来郴县问学。皇祐二年（1050年），周敦颐调任桂阳，程珦前往龚州赴任，周、程之间的交往才告一段落。郴县别后，周、程有无再次见面，尚且缺乏史料论证。但是，此后数十年间，程家对周敦颐的情况十分了解，并多次向朝廷举荐他。结合朱熹关于程颐手状的论述以及度正在二程祠堂发现周敦颐墨迹的史实，本文认为郴县别后周、程之间还保持着书信联络。

二、著述传承

周敦颐最重要的著作是《通书》和《太极图说》，他曾将此二书传授给二程，使此二书通过程门而传布于世。周敦颐在北宋声名不显，其著作并未引起时人的重视，有研究者指出周敦颐生前并没有整理自己的著作，死后其著作也没有得到及时编次[17]。直到绍兴六年（1136年），朱震向高宗进献《汉上易传》，指出“修（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18]，此后，周的著作才引起广泛关注。最早较完整地梳理周敦颐著作及流布情况的是南宋祁宽，他撰述《通书后跋》，云：“《通书》即其（周敦颐）所著也。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宽初得于高，后得于朱。又后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传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旧本于其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错三十有六字，疑则阙之……绍兴甲子春正月，武当祁宽谨题。”[19]此跋作于绍兴甲子年，即绍兴十四年（1144年）。祁宽指出周敦颐著作的版本来源有三：一是程门侯师圣，传高元举、朱子发（朱震）；二是程门尹和靖；三是周氏家藏。祁宽先后得到这三个版本，并作了校正，只改了36个字，可见程门本与家藏本差别不大。程门本和家藏本的最大区别在于：家藏本无《太极图》，而程门本有《太极图》附于后。潘兴嗣在给周敦颐写的墓志中曾指出：“（周敦颐）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20]此墓志作于熙宁六年（1073年）。鉴于早在熙宁六年，潘兴嗣就指出周著有《太极图》藏于家，因此，程门本的《太极图》也源于周氏，而不是程门添作。周氏著作仅见于程门和周氏家藏，并且程门本比家藏本更完整且先传播于世，所以，周氏必然将其著述传给了程门。

周氏著作流传于程门，史料确凿。可是，周敦颐是否曾将其著述传给二程兄弟？学术界还存有疑问。理由有二：其一，有史料记载周氏著作的重要来源侯师圣曾拜访过周敦颐，因此，周敦颐的著作可能未经二程兄弟而直接传给侯师圣。其二，二程兄弟从学于周敦颐时，周只有三十岁，著述尚未写成。本文认为以上两条怀疑理由皆不足以成立，下文将一一辩驳。

先辩其一。辩驳侯师圣曾拜访过周敦颐。有史料记载侯师圣曾拜访过周敦颐，清代张伯行编《周子全书》载：“侯师圣初从伊川，未悟，乃策杖访濂溪。濂溪曰：‘吾老矣，说不可不详。’留之对榻夜谈。越三日，自谓所得，如见天之广大。乃之洛。伊川亦讶其不凡，曰：‘非从濂溪来耶？’见谢氏《性学渊源》”[21]。

这则材料记载了侯师圣向周敦颐问学的事迹，张伯行备注此条出自谢氏《性学渊源》。谢氏，即南宋谢谔，《宋史》载：“谢谔字昌国，临江郡新喻人……绍兴二十七年，中进士第……上尝问曰：‘闻卿与郭雍游，雍学问甚好，岂曾见程颐乎？’谔奏：‘雍父忠孝尝事颐，雍盖得其传于父。’上遂封雍为颐正先生……初居县南之竹坡，名其燕坐曰艮斋，人称艮斋先生。周必大荐士，及谔姓名，孝宗曰：‘是谓艮斋者耶？朕见其《性学渊源》五卷而得之’云。”[22]谢谔是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进士，著有《性学渊源》五卷。谢谔师从郭雍，郭雍之父郭忠孝曾经师事程颐[23]。因此，谢谔可谓程门后学。鉴于谢谔与程门的传承关系，谢氏此说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明代冯从吾《关学编》吸收了此说，载：“（侯师圣）尝访周濂溪，濂溪留之，对榻夜谈，越三日乃还，自谓有得，如见天之广大。伊川惊异其不凡曰：‘非从濂溪来耶！’”[24]清代张伯行编《周子全书》也吸收了此说。近年出版的《周敦颐集》也将此说收录其中[25]。学者杨柱才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这条史料，指出：“据此，侯氏有可能从濂溪处取得《太极图》，二程亦由此得以知《太极图》。”[26]

朱熹对该史料提出过怀疑，但论证并不充分。朱熹指出：“濂溪卒于熙宁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间尚在。其题上蔡谢公手帖犹云，‘显道虽与予为同门友，然视予为后生’，则其年辈不与濂溪相接明矣。且其言自谓‘有得如见天之广大’者，亦与侯子平日之言不相似。凡若此类，学者详之。”[27]朱熹认为周敦颐与侯师圣年龄不相接。周敦颐于熙宁六年（1073年）去世，而侯师圣于靖康（1126—1127年）、建炎（1127—1130年）之间尚在，说明二人年龄相差较大。谢良佐生于皇祐二年（1050年），视侯师圣为后生，说明侯师圣比谢良佐还年轻。朱熹还认为“有得如见天之广大”不似侯师圣平日的语言风格。朱熹对该史料的怀疑非常有见地，但是其辩驳并不充分。假如侯师圣只比谢良佐小几岁，那么他的年龄并非与周敦颐不相接，而是具有在年轻时拜访周敦颐的可能性。因此，经朱熹辩驳后，这条史料仍然广为流布。

然而，侯师圣不可能见过周敦颐。侯师圣何许人也？《伊洛渊源录》载：“侯师圣，名仲良，河东人，二先生舅氏华阴先生无可之孙。”[28]侯师圣是二程之舅侯可的孙子。侯可卒于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程颢为之写了墓志，曰：“先生姓侯氏，名可，字无可……元丰己未季夏，先生以疾终于家，享年七十有三……二子：曰孚、曰淳。三孙，尚幼。”[29]元丰二年（1079年）侯可去世，此时他的三个孙子年龄尚幼。郑玄注：“子幼，谓年十五以下。”（《仪礼注·丧服》）按照古代礼法的称谓，元丰二年（1079年），侯可的三个孙子皆不足十五岁。那么熙宁六年（1073年）周敦颐去世时，侯可的三个孙子皆不到九岁。不到九岁的孩子，从学于程颐未悟又不远千里“策杖访濂溪”，能有多大的可能性？本文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朱熹对这条史料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侯师圣不可能见过周敦颐。当代学者杨柱才所谓“侯氏有可能从濂溪处取得《太极图》，二程亦由此得以知《太极图》”[30]的观点不成立。本文得出结论：二程处的周氏著作直接源自周敦颐的传授，而非经由他人。

次辩其二。辩驳二程从学时，周敦颐因年轻而未写成著作，故未传授。有学者认为二程从学于周敦颐时，周只有三十岁，其著述尚未写成。周敦颐写作《通书》和《太极图说》的时间已经无法考证。但是，无论周敦颐何时完成此二书，他都有机会将此二书传授给二程。

周敦颐学术思想定型较早。二十一岁至二十三岁期间，他在润州守丧，读书于丹徒鹤林寺。在这个时候，他就小有名气，度正编《濂溪先生年谱》载：“是岁居润，读书鹤林寺。时范文正公、胡文恭公诸名士与之游，独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怀刺谒先生，足三及门而不得见。”[31]周敦颐在二十多岁时，就与范仲淹、胡宿等名士交游。王安石年少，也慕名来访。可见，周敦颐在年轻时就具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具有在三十岁时就完成学术著述的可能。退而言之，即使周敦颐在郴县时尚未完成学术著作，那么他也有机会在后来将著述传授给二程。前文已经指出，郴县别后，周、程之间并非不再联系，而是保持着书信联络。因此，在以后的岁月里，周敦颐还可以通过书信形式将著述寄给二程。

周氏著述的传播过程，可以说明二程对周敦颐学术的传承与认可。周敦颐将著述传给二程，二程又将其传给弟子，使周氏著述得以传布。二程既是周氏著述的继承者，又是周氏著述的传播者。他们将周氏著述传给门人，这说明他们认可周敦颐的著作，重视周氏学术传承。

三、易学因承

周敦颐将著述传给二程的同时，也把他对易学的研究方法与心得传授给他们，并对他们产生重要影响。虽然二程后来没有恪守师说，但他们后来的学术思想仍与周敦颐的易学有密切关系。

在从学周敦颐之前，二程为了进士及第而读书，对易学研究不多。《宋史》载：“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32]在二程备考之时，《周易》并非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因此二程对其研究理应不多。周敦颐从宇宙本体角度对《周易》进行解读，提出宇宙生成论，并以“诚”沟通天、人关系，令二程耳目一新，使他们对易学产生了学习兴趣。周敦颐乃北宋易学大师，受周敦颐指点之后，年轻的二程在易学方面也有所成就。当他们只有二十多岁时，就令张载发出“今见二程至，深明《易》道，吾不及也，可往师之”[33]的感慨，就让胡瑗“大惊”，并且“即延见，处以学职”[34]。二程能令张载折服，能让胡瑗大惊，这一切都源于他们的易学造诣，而他们年轻时的易学造诣正源于周敦颐的传授。清代学者陆世仪指出：“明道自言：‘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定性书》即周子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之旨。至伊川，则《颜子所好何学论》‘惟人得其秀而最灵’，皆周子《太极图》之言也，岂得云不本于周子？”[35]陆世仪指出二程年轻时所作的《定性书》《颜子所好何学论》等都与周敦颐的《太极图》有关，陆的观点有道理。

后来，二程并没有恪守师说，而是构建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但是他们的学术思想仍与周敦颐的易学有关。《伊川易传》是程颐的代表作，周敦颐的阴阳动静思想在该书中有所体现。《太极图说》载：“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行顺布，四时行焉。”周敦颐认为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与静可相互转化。程颐对此有所吸收，指出：“动静相因，动则有静，静则有动。”[36]程颐也认为动和静可以相互转化，动能生静，静能生动。又说：“道者，一阴一阳也。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动静相因而成变化。”[37]程颐在此再次指出动与静可相互转化的道理，并将动静与阴阳联系起来，这显然是受到了周敦颐的影响。当然，程颐并没有完全继承周敦颐的易学，而是对周的学说有扬弃地继承。《伊川易传》重义理而轻象数，而周氏《太极图说》则象数与义理并重，这是二者的重要不同。总体来说，《伊川易传》对周敦颐的继承是很鲜明的，如朱伯崑所说：“程氏（程颐）易学同周敦颐的学说有着批判地继承关系。”[38]

程颢没有易学专著传世，但他的学术思想与周敦颐的易学传承也有关系。程颢对周敦颐的宇宙论有所吸收。《太极图说》载：“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周敦颐认为阴阳二气交感而化生万物，并认为人得气禀之秀而最灵。程颢说：“天地阴阳之变，便如二扇磨，升降盈亏刚柔，初未尝停息，阳常盈，阴常亏，故便不齐。譬如磨既行，齿都不齐，既不齐，便生出万变。”[39]程颢也将阴阳二气作为生成万物的物质基础，认为阴阳升降而生成万物。程颢又说：“人生禀五行之秀气，头圆足方以肖天地。”[40]程颢指出人得五行之秀气，与周敦颐所谓“人得气禀之秀而最灵”如出一辙。和周敦颐一样，程颢也将气禀之不同作为人和自然万物的重要区别。当然，程颢也没有完全继承周敦颐的学说，而是对周氏学说进行了创新性发展。作为“道学宗主”，周敦颐为理学奠定了基本理论框架，但毕竟草创未精。譬如周敦颐的宇宙生成论和道德论两分而缺乏统一性，“无极”和“诚”之间缺乏内在联系，而程颢则提出“天理”概念将宇宙论和道德论贯通起来，从而建构了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

综上，二程年轻时的易学造诣得益于周敦颐的传授，后来他们构建的学术体系也与周敦颐的易学有关。周敦颐的易学对二程洛学乃至于整个宋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如林忠军所说：“宋代二程兄弟、张载、朱熹等大易学家，以义理治《易》，重视易理的社会性、实践性，以此而建立起的博大精深的理学体系，从而改变了易学研究的大方向，追根求源，当归功于周敦颐。”[41]

四、道学绍承

在遇到周敦颐之前，二程的学业以应对科举考试为主。从学于周敦颐之后，周将二程引入道学之门，使他们从科举考试之学转向道德性命之学，而道德性命之学正是二程生平学术的主旨。

在十四五岁之前，二程的学业以准备科举考试为主。北宋承袭唐代科举制，但又作出了两项重要改革。其一，录取人数剧增。唐代科举考试“录取人数很少，通常在十余人……宋太宗朝后，平均在三百人以上”[42]。其二，“唐代新进士、明经不授官，只取得入仕资格，尚需待吏部试；而宋代进士、诸科举人，一经登科即释褐授官”[43]。鉴于录取人数增多，且考中即授官，北宋读书人踊跃参加科举考试。二程的家族中就有人考中过进士，其族伯父程琳“大中祥符四年登进士第……历御史中丞，三司使。仕至镇安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44]。二程的外祖父侯道济也通过了科举考试，“以儒学中科第”[45]。受时代背景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二程也志在考取功名。

从学于周敦颐之后，周让二程思考孔、颜乐处，使他们从科举考试之学转向道德性命之学。张载称“其兄弟从十四五时，便脱然欲学圣人”[46]。程颐曰：“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47]从学于周敦颐之后，二程“遂厌科举之业”，并有“求道之志”。“求道之志”具体何指？载：“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48]周敦颐让二程学做圣人，思考孔子、颜回所乐何事。又载：“从汝南周茂叔问学，穷性命之理，率性会道，体道成德，出处孔、孟，从容不勉。”[49]从学周敦颐之后，二程开始思考道德性命之学。又载：“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50]“吾与点也”出自《论语·先进》，孔子让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点等弟子各言其志向，子路、冉有、公西华等人皆有为政之志，曾点则志于“浴乎沂，风乎舞雩”，得到了孔子的赞同。“吾与点也”与“孔颜乐处”意义相近，都是修身养性的境界，是圣贤才具有的气象。在周敦颐的影响下，二程的学习志向发生了很大转变，从过去的追逐科名转向为思考道德性命之学。

二程对周敦颐的继承有所不同。大致来说，程颢对周敦颐的继承较多，程颐则相对少一些。周敦颐以“孔颜乐处”指引二程兄弟为学，强调“乐”字，注重内心境界。程颢能够终生坚守周敦颐所指明的为学方向，追求“恭而安”，既注重外在言行，又追求内心境界。程颐则不然，与周敦颐、程颢相较，他更重视言行规范，强调“克己复礼”。鉴于二程之间的差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认为他们分别开启了心学与理学两大派。在冯友兰之前，清人郑杲也指出二程之间的不同，并比较了他们与周敦颐的传承关系，曰：“又统观明道之言，与其教人之法，合于濂溪者，十八九也……伊川讲学教人，视濂溪、明道有变矣，则以别有得于安定，与其性格不同故也……然则论濂溪之源流分合者，当曰明道传濂溪之学，微有所损益；伊川兼承濂溪、安定之学，而各有损益，成其为伊川者也。”[51]郑杲指出二程对周敦颐的学术继承有所不同，认为程颢之学与周敦颐关系较密，合于周者十有八九，而程颐之学与周敦颐关系较远。此说可供参考。

五、结语

自南安军相别之后，二程又到郴县向周敦颐问学，前后从学数年之久。数年的从学时间，足以构成事实上的师生关系。二程年少时跟随父母四处迁徙，因而学无常师。周敦颐或许不是二程年少时唯一的老师，但一定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一位。在二程年少时的老师当中，周敦颐是后来被他们唯一提及并反复提及的一位。从周敦颐的角度而言，他将著述传给二程兄弟，说明他对二程寄予厚望，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学术传人。然而，以上只能说明周、程之间存在“师生”关系，还不能说明他们之间存在“师承”关系。师生关系强调老师对学生的传授，师承关系强调学生对老师的继承。决定周、程之间是否存在师承关系的关键，在于二程是否对周敦颐的学术有所继承。

本文认为周、程之间的师承关系是能够确立的。周敦颐为二程指明了道德性命之学的治学方向，并奠定了他们二人的易学基础。虽然二程在后来没有恪守师说，而是构建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但是纵观二程生平学术，并没有超出周敦颐所开立的学术规模。即使程颐受周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他的学术也没有脱离周敦颐所指引的道学方向，他的易学造诣也建立在周氏学说的基础之上。因此，周、程之间的师承关系是确凿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