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国华，吴兆雪

（1.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金华 321013；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了中华民族的新生与伟大复兴，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新的活力与吸引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创新找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第二次理论创新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两次理论创新都与农村密切相关，与中国革命、建设、发展改革紧密相连，其面临的时代背景、解决的主要矛盾、形成的主要理论都值得深入分析，为今后助力乡村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尤其是“农村包围城市”和“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展示了关于农村地区土地、人才、资源、治理结构等全方位的理论创新。

一、目标定位：从革命根据地到美丽家园

20世纪前20年的中国积贫积弱，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胸怀壮志，试图以武装革命建立人民政权；21世纪前20年的中国日渐强盛，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更加从容，正在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是，两个世纪的关键节点，其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即对时代的判断、回应和希冀，给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一个清晰的目标定位。

（一）对时代的判断：时代主题是什么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日渐加速滑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深渊，国家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深渊，保皇派、改良派、复辟派、实业救国派、革命派等纷纷形成救国主张，传统农民革命王朝更替、洋务派的技术救国、改良派的政治救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救国等救亡图存梦想相继湮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振兴中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案即社会主义道路。在漫长的探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用于分析中国形势、研究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并在党的二大上明确了最高纲领（共产主义纲领）与最低纲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初步完成了对时代的判断：时代主题是“革命与战争”。在“城市中心论”实践受挫后，“农村包围城市”获得了实践良机，并成功建立起八大革命根据地。1936年12月，毛泽东公开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详细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四大特点，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战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时代的判断彻底完成和正式成熟[1]。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陡变趋严，面对全球经济复苏困局、局部地区政治动荡、零星军事冲突不断，中国实现了经济中高速增长，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发展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为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对实现中国梦作出了系统性谋划，准确地提出了对时代的判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营造乡村振兴新局势，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延伸农业产业链，加速推进建设美丽家园。

从20世纪到21世纪，时代主题由“革命与战争”到“和平与发展”，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胸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智慧，始终能够紧紧围绕中国问题，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以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清晰地完成了对时代主题的判断。

（二）对时代的回应：党应该怎么办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理论水平有限，革命力量薄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同具有革命意愿的中国国民党结成革命联盟即第一次国共合作。然而，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国民党在尚未完成事实上的国家统一甚至未完成形式上的国家统一之时，就迫不及待地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悍然制造白色恐怖，捕杀共产党人、清洗左派。革命力量的分裂与倒退，迫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对时代的回应，中山舰事件的妥协，以及“左”倾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左”倾教条主义等连续三次“左”倾错误要求共产党人认真回答中国共产党应该怎么办的问题。1930年1月，毛泽东针对党内出现的盲动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潮，明确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客观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科学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进一步确认了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的思路[2]。1938年11月毛泽东发表的《战争和战略问题》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对时代的回应，明确了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意义[3]。

党的十八大以来，后金融危机时期蔓延着逆全球化思潮，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弥漫着反全球化思维，全球产业转型升级倒逼创新驱动加速取代土地、资源、人力、资本要素驱动经济增长模式，深化改革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实现了第二大经济体稳健增长。但是，伴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需求、环保生态文明、区域发展、收入分配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矛盾，尤其是城乡不均衡问题、东中西部差距问题严重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2016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农业供给侧改革思路助推“三农”建设，基本明确了改革路线图，初步作出了党对乡村发展的行动方案回应。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工作任务和历史使命，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为国家发展战略，正式回应了中国共产党应该怎么办。

不管形势和前景如何，中国共产党始终与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勇于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回应时代疑问，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勇气面对世界共产主义高潮与低潮，面对“左”倾与右倾错误，找到适合中国发展的特色革命道路、特色改革道路、特色发展道路，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运用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尤其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以及对实践方案的完善。

（三）对时代的希冀：党的目标是什么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制定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提出了民主革命实现国家独立，逐渐转向社会主义的目标。不论是国共第一次合作，还是国民党叛变革命；不论是革命根据地的扩大，还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论是“逼蒋抗日”，还是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始终初心不改，终于在城市转向农村的探索实践中找到了依靠力量，从革命根据地到红色政权，从农村政权到定都北京，实现了“消除内乱、国内和平、完全独立、民主政权”的最低纲领。

面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它。”[4]在农业哺育工业、农业支援工业和工业反哺农业等发展历程之后，补齐农村短板，促进农民增收，加速农业升级，实现乡村振兴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挑战，也是必须面对的奋斗目标。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彰显了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强决心，展现了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的发展导向。

党的十九大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历史就是一部党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是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

从革命根据地到美丽家园，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的目标定位；从“农村包围城市”到“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现实选择。隐藏在目标定位和现实选择背后的逻辑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密切相关。

二、实践举措：从星星之火到乡村振兴战略

十月革命的“城市中心论”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影响深远，直到1927年党的实践依然将目光集中在城市，聚焦在工人阶级，城市暴动和武装夺取大城市连续失败的客观现实迫使中国共产党将目光转向农村，转向解决农村问题，转向农村政权，实现了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转变。改革开放后，建立健全完整的工业体系、转型科技工业、适应智能工业体系等，从“工业1.0”到“工业4.0”成为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第一导向，而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哺育工业、支持工业等，一直处于相对较慢的发展进度，乡村振兴战略将农村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第一梯队，体现了党中央对农村发展战略的调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

（一）对战略的调整：如何才能实现发展

高放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城市中心转向农村中心阶段（1921年至1929年）、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初步阶段（1930年至1937年）、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成熟阶段（1937年至1947年）和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完善阶段（1947年至1949年）[5]，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发展历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实践失败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进行反思，从战略上进行调整。理论的反思相对较缓慢，但是行动稍微迟缓就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败后的残余部队在湖南长沙文家市会合，毛泽东分析局部斗争形势与国内革命形势，在前委会议上极力主张转向农村薄弱地区、暂时放弃进攻大城市，初步形成了革命战略调整的想法。1928年10月，毛泽东系统分析了国内政治环境，分析了革命失败原因，总结了红色政权割据的有利局面，初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6]。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红色政权的思想[7]。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彻底完成了战略调整。

改革开放初期，建立健全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追赶世界发展大趋势的第一任务，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释放了农村活力，但整体战略上依然是农业支持工业。2000年左右即跨世纪时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追赶“工业2.0”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方向；县域经济已经代替乡镇经济，整体战略依然是农业支持工业。2008年左右，世界金融危机倒逼全球产业链转型升级，追赶“工业3.0”成为“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的战略选择，新农村建设加速了农村发展，但未能遏制城乡差距，亦未能阻滞乡村人力、资源、财富向城市和城镇集聚的态势。2018年，“工业4.0”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初步具备未来竞争的战略布局，而“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洼地，成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问题；党中央高瞻远瞩将乡村振兴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彻底完成了战略调整。农村户籍（人口）、土地、资金等要素的有序释放，将迎来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人才集聚、乡风文明和生态改善。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解决现实问题的最终选择。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精髓同中国客观现状紧密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问题，以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实现对战略的调整。

（二）对实践的完善：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败，毛泽东对比行军路线优劣势后在前敌委员会上力主结合实际改变原定部署，避免进攻大城市，主动占领敌控薄弱山区。10月份，秋收起义余部顺利转移到井冈山地区，经过发动群众和主动进攻成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起革命根据地。革命队伍被迫转向农村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一次实践完善，当时的主要目标是生存。各地共产党组织相继建立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1927年5月至1935年11月）、湘赣革命根据地（1927年11月至1931年11月）、赣南革命根据地（1927年12月至1931年11月）、闽西革命根据地（1928年8月至1931年11月）、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928年7月至1931年11月）、赣东北革命根据地（1928年5月至1931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27年11月至1931年11月）、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28年3月至1931年11月）、广东琼崖革命根据地（1927年11月至1931年11月）、广西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29年12月至1931年11月）等，部分革命根据地开始组建地方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建立农村政权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二次实践完善，表明中国共产党立足广大农村地区的坚定决心和坚强能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际，红色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直到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会师红一方面军，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西北革命根据地开始探索农村政权“三三制”改革，陕甘宁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探索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全国性政权，实现了第三次实践完善。

改革开放至今，农村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产业结构改革阶段（1978年至1984年）、市场化改革阶段（1985年至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改革阶段（1992年至2002年）、社会主义新农村阶段（2002年至2017年）和乡村振兴阶段（2017年至今）。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实现破冰，土地两权适度分离，广大农民获得了自主权，主要粮食作物产量开始连续增长。1985年以后，城市综合体制改革尤其是以深圳特区为代表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提速扩容，农村政策也以市场化为导向，乡镇经济开始激发活力，乡镇企业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驱动力量。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党的十四大上得以确立，城市化战略成为国家宏观发展的优先倾向，城乡二元格局加速分化，农村政策围绕市场经济调整但基本上处于外围，供给输出各类市场要素。2002年以后，为了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入发展快车道，城镇化战略获得发展良机，“三农”问题连续多年成为中央“一号文件”关注的重点问题，农村经济社会制度设计成为国家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正式提出，为了弥补农村这一“短板”，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中央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务院从人才、产业、要素、文明等多方面设计战略规划，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不断完善理论的最佳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和“乡村振兴战略”紧紧联系中国农村的客观现实，聚焦生存发展，关注民生幸福，紧紧依靠农民，深深扎根农村，持续发展农业，在实践中调整和完善政策，以更好地推动农村发展。

（三）对理论的发展：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经历了转向农村、立足农村、走向全国的实践和理论探索阶段，1927年9月至192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偏远山区、农村地区完全适应并生存下来。毛泽东将农村革命斗争实践总结成为《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率先提出红色政权的思路[8]；随后，在向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重申在偏远山区、农村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深远影响，深入分析了革命形势与中国社会客观现实，阐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观点[9]。1935年10月，长征部队抵达甘陕地区，中央政府随后迁到延安。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明确了将“工农共和国”更改成“人民共和国”，结合国内国际形势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驳斥了对党影响重大的“左”倾关门主义，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次会议不但强调了红色政权立足广大农村地区，更初步谋划了共同抗日延伸至全国的策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彻底夯实了基础。1937年8月，洛川会议提出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直到1949年3月，西柏坡会议对迎接中国革命胜利作了周密部署，准备进驻北京。

1978年11月，小岗村十余户农民尝试土地分开承包，开启了家庭联产承包[10]；1982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性质。1985年以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全面确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市场化趋向进一步加速。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导向。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全面启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三农”迎来发展契机。此前，国务院刚刚通过《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确立市场导向、重调农业结构、旨在高效农业。1998年10月，“三农”发展重要标志《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通过，系统回顾农村改革历程经验，谋划了新世纪发展目标。“三农”转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阶段。2005年10月，《“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建议》对“三农”发展提出五大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快速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阶段。同年12月，农业税条例废止，千百年来农业税收进入历史档案。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维度要求，随后详细规划了2020年至2050年的长远发展目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础上统筹谋划未来发展。

理论源于实践，但理论又指导着未来发展方向，农村发展既是一个实践探索问题，也是一个理论研究问题，归根结底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精髓发现农村问题、分析农村问题、解决农村问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力量。

三、经验成果：从群众路线到民族复兴中国梦

在“农村包围城市”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其核心是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并提出了民族复兴梦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实践总结。

（一）人民群众的力量：依靠力量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重点依靠工人阶级力量，但限于时代背景和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现实，工人阶级数量和力量均尚未能够完全承担革命任务。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首开先河，将目光转向农民运动，毛泽东初步提出了农村大革命的巨大力量[11]。1933年10月，《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已经在实践中明确了革命主要依靠力量，并形成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法，把农村人群大致归类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有地工人，团结了绝大多数[12]。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全国党代会上提出掌握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团结一切抗日团体，发展和巩固敌后根据地和政权。在解放战争中，陈毅认为“淮海战役之结局是广大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13]，一句话说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真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总结，即依靠人民、团结人民。

改革开放是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国策，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以设立深圳特区为标志的政策性开放阶段、以融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的制度性开放阶段、以设立上海自由贸易区为标志的发展性开放阶段和以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标志的全球治理阶段。改革开放前期，大力引进外资、人才、技术、管理经验，推动完善“工业1.0”，加速转向“工业2.0”，而农村也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中迸发出巨大能量。随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全面深化改革带来了制度红利，城市和农村的深度开放尤其是城市高速发展直接带动“工业3.0”深度国际化。而当前，中国原始创新日益增多，已经具备“工业4.0”国际竞争力。工业发展简史浓缩了中国城乡发展变化，其中不管是制度、资本、土地，还是国际化、科学技术，最大的力量依然是全体国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千百年来国家治乱的经验总结，群众路线是数十年来党兴衰磨难的经验成果；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但主客体完全不同，内在关系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了近代以来的宏图大愿，成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各族人民努力奋斗的历史使命和美好愿望。

（二）农村的广阔天地：文化根基

农村始终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广阔天地，其中记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见证着国学的文化传承。在中华大地上变化的只是时代重心的转化和关注点的转移，农村或走在历史台前或走在幕后，依然是广阔天地，是文化根基。

中国共产党早期借鉴十月革命经验，革命重心倾向于聚焦城市，同广大农村地区割裂开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现实割裂开来，不但没有取得政权，没有根据地，甚至没有足够的革命力量。但是转向农村地区之后，先进的指导思想同革命群众结合，在广阔的天地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弘扬了千年传统积淀，创建了红色革命根据地，构建了人民政权，直到创立新中国。由城市到农村，由农村到城市，中国共产党得到的不仅仅是国家政权，不仅仅是人心向背，更是五千年文化根基延续，是近百年多难民族复兴起点。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发展改革中心迅速从农村移往城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主要偏向工业文明、科技文明和知识文明的理论总结，但自党的十二大至党的十九大，党代会报告中始终关注农村发展、农业振兴、农民致富，甚至于2004年以来连续多年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问题。在推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解放了生产力，建立了工业文明，同时也出现了乡镇经济、县域经济、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发展高潮；在精神文明方面，不但及时传播前沿科学技术，宣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同时大力支持弘扬传统文化，复兴地方特色文化。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全面铺开以来，特色小镇、文化礼堂、乡村祠堂等独具乡村特色的标志被深度挖掘，大力推广，让农村再次成为全面发展的一个增长极，一个保留乡愁记忆和文化根基的精神家园[14]。

（三）中国的客观现实：千年变局

从19世纪、20世纪到21世纪，中国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破羸弱到独立自主，从改革开放到民族复兴，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一变局同中国历史上的兴衰周期完全不同，由于列强的介入，中国的发展被迫纳入世界局势之中。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西方列强以战争形式带入世界政治局势，成为被瓜分和殖民的对象。中国共产党正是挽救国家危亡的探索力量之一，面对的客观现实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这与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面对的客观现实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开展革命运动，这与历史上的变法、革命、改革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由城市转向农村，由农村政权转向全国政权，这与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完全不同。而这一切不同都源于按照中国的客观现实，寻找客观规律，解决现实问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启动改革开放，这与中国革命、改造、建设的经验完全不同，适应当时中国发展改革需要和客观现实，中国进入政策性开放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速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版图和贸易网络的速度，开始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中国正式进入制度性开放阶段。2013年，中国正式设立上海自由贸易区，此后连续设立天津、广东、福建、辽宁、浙江等自由贸易区，开创了发展性开放阶段。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进入全球治理阶段，将深刻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以上阶段的发展力量将在时间上继起、空间上连续，延续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而这一切将迎来一个新的千年变局，这一变局与东亚封贡体系完全不同，与维也纳体系（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完全不同，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20世纪2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不同，与雅尔塔体系（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完全不同，与多极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至今）不同，中国为世界贡献的是一个和平发展的蓝图，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方案，是一个平等互利的方案，越来越多的国家聚焦中国道路，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