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世勤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广东 广州 510403)

《驯悍记》是威廉·莎士比亚早期的喜剧作品，讲述了彼德鲁乔在父权制婚姻中驯服“悍妇”凯瑟丽娜的故事。《驯悍记》一直以来都深受学界与观众的关注，但因其驯服女性的叙事，评论界颇有争议，特别是女性主义评论。萨拉·维尔纳认为《驯悍记》“因其厌女症而臭名昭著”[1]。《驯悍记》的戏剧冲突本质上表征为一系列父权社会场域内涉及婚姻的权力博弈，而这些权力博弈的实质又是父权社会文化中二元化的性别建构对个体的实施过程。在缔结婚姻关系的叙事中，博弈本身表征的是父权社会男性的权力博弈。剧中女性，包括“悍妇”凯瑟丽娜，仅仅只是男性权力博弈的标的物，被物化为男性权力指向的客体。在家庭场域内的婚姻叙事中，男性个体利用父权社会赋予的特权，在与女性对女性个体性别建构的博弈中始终处于绝对的权力地位，通过对女性个体实施话语霸权与身体规训，迫使抗争的女性个体屈服，建构符合父权社会文化规训的女性形象，从而掌控了女性个体的属权。

1 父权与择婿的博弈

《驯悍记》戏剧冲突的核心其实是两位女性角色凯瑟丽娜和比恩卡的婚姻问题。凯瑟丽娜和比恩卡均为帕度亚的富翁巴普提斯塔的女儿。作为女性个体，凯瑟丽娜和比恩卡的性别形象建构大相径庭。姐姐凯瑟丽娜生性跋扈、脾气暴躁、喜怒无常，为人行事相对粗俗，喜欢使用暴力，被称为“泼妇”；而妹妹比恩卡的性情则顺从、温柔、讨人喜欢。微观父权家庭场域内凯瑟丽娜与比恩卡的性别形象建构是父权社会对女性的二元性别形象宏观建构的具身化表现。在西方父权社会文化中，女性往往被期待能具有“顺从”“美丽”“无私”等性别形象特征[2]。具有这些性别形象特征的女性被奉为西方父权社会的理想女性，是父权男性视觉内的“家庭天使”。《驯悍记》中的比恩卡表现得极为顺从：“爸爸，我一切都听您的主张，我可以在家里看看书，玩玩乐器解闷。”她是巴普提斯塔家庭场域内的“天使”，是“一个贤淑的姑娘”[3]。在剧中，她是男性博弈中的完美标的物，受到了剧中男性人物的追捧，追求者众多。与“家庭天使”相反，西方父权社会中不具备父权理想性别形象特征的女性则往往受到场域的排斥与规训，被唾弃为“复杂、自私、具有威胁性、危险的‘妖女’”[4]。《驯悍记》凯瑟丽娜“泼妇”的性别形象建构也使其遭遇到众人的唾弃，被称为“魔鬼”“母夜叉”“活阎罗”，连亲生父亲巴普提斯塔都大骂：“你这个恶鬼一样的贱人[3]。”由于在帕度亚“悍声四播”，因此无人敢上门提亲。当巴普提斯塔老爷希望霍坦西奥或葛莱米奥能向凯瑟丽娜求婚时，霍坦西奥认为：“无论哪个臭男人都会给您吓走的[3]。”葛莱米奥则直言：“找个魔鬼给她[3]。”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从传统说来，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5]。”而父权社会女性的婚姻通常是由父亲决定的，因为父亲“被认为是由自然与上帝任命的家庭首领”[6]。凯瑟丽娜和比恩卡的命运都掌握在父亲巴普提斯塔的手中。她们必须按照父亲制定的规则来缔结婚姻，比如必须凯瑟丽娜先出嫁，比恩卡才能出嫁。虽然女性个体在《驯悍记》中也进行了抗争，在父亲与其他男性的婚姻博弈中凯瑟丽娜被要求离场时，她争辩：“难道我就得听人家安排时间，仿佛我自己连要什么不要什么都并不知道吗[3]？”然而，抗争是徒劳的。在父权社会场域里，女性对自身命运没有决定性话语权。

女性在个体婚姻博弈中的地位通过《驯悍记》第一幕第一场的话轮机制可以窥见一斑。这一场的话轮主题是婚姻博弈的提出，几乎全是由男性主导。凯瑟丽娜的父亲巴普斯提塔提出了凯瑟丽娜和比恩卡的婚姻作为男性博弈的展开规则，并发出博弈参与邀请：“两位先生……你们两位中间倘有哪一位喜欢凯瑟丽娜，那么你们两位都是熟人，我也很敬重你们，我一定答应你们向她求婚[3]。”但巴普提斯塔的博弈参与邀请随即被两位参与者拒绝：“求婚？哼，还不如送她上囚车[3]。”巴普提斯塔对凯瑟丽娜的抗争也没有回应：“爸爸，你是不是要让我给这两个臭男人取笑[3]？”在两个参与者表示只对比恩卡感兴趣后，巴普提斯塔坚决要按自身意志来确定两个女儿的命运。男性参与者霍坦西奥与葛莱米奥为了开展以比恩卡作为标的物的博弈，对凯瑟丽娜的婚姻进行了合谋，谋划为凯瑟丽娜的婚姻找一个博弈参与者：“可是世上尽有胃口好的人，看在金钱面上，会把她当做活菩萨一样迎了去[3]。”他们只有邀请人完成凯瑟丽娜的婚姻博弈，才能参与到对比恩卡的婚姻博弈中。他们的合谋完全是不顾及作为女性个体的凯瑟丽娜的个人意愿与选择。《驯悍记》第一场的话轮表明关于凯瑟丽娜婚姻博弈的叙事实质上是男性博弈规则制定者与参与者之间为了展开博弈的权力合谋。

马格丽特·金认为西方父权社会文化里“婚姻是一种商品交易”[7]。《驯悍记》中，女性婚姻博弈的展开主要是在第二幕第一场。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个体的婚姻博弈中，情感，特别是女性个体的情感体验都是缺席的，正如葛莱米奥在剧中所言：“女人的爱也不是大不了的事[3]”。在父权社会里，“对于婚姻来说，经济动机才是根本性的，在任何时代、任何文明阶段都如此”[8]。这两场婚姻博弈都涉及到金钱，对利益的考量被放到了首要位置。在凯瑟丽娜的婚姻博弈，一方面，作为博弈的唯一参与者，彼德鲁乔自然而然地赢得了博弈；另一方面，作为博弈标的物的凯瑟丽娜并非是父权社会文化理想女性形象建构，在男性的眼里是有严重瑕疵的“滞货”[3]。因此，与博弈规则制定者巴普提斯塔的谈判时，彼德鲁乔掌握了主动权，他直接提出：“现在我要请您告诉我，要是我得到了令爱的垂青，您愿意拨给她怎样一份嫁妆[3]。”这里，博弈制定者与参与者更多关注的是嫁妆，即博弈制定者能给参与者带来的利益。而在比恩卡的婚姻博弈，巴普提斯塔与博弈参与者的权力地位发生了反转。因为参与者众多，主动权回到了博弈规则制定者的手中：“我们必须根据实际的条件判定谁是锦标的得主。你们两人中谁能够答应给我的女儿更重的聘礼，谁就可以得到我的比恩卡的爱[3]。”这里，男性博弈制定者更多关注的是聘礼，即参与者能给制定者带来的利益。在这一场戏里，女性婚姻被表征为男性间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巴普提斯塔甚至都自称：“我现在就像一个商人[3]。”而在金钱交易之外，女性个体的情感、意愿与选择被完全忽视，她们没有能参与到自身的婚姻博弈中，只能任由博弈规则制定者来安排。而在女性缺席的婚姻博弈中，博弈的制定者与参与者彻底地将女性物化为与金钱对等的商品，女性彻底沦为只有男性参与的婚姻博弈的标的物。

2 夫权与婚姻中的性别规训

在西方社会的父权文化传统中，女性个体“属于男人的财产，首先是她父亲的财产，然后是她丈夫的财产”[9]。虽然凯瑟丽娜抗拒，但婚后的她作为女性个体的属权已经转移到了彼德鲁乔的手上，是她丈夫财产中的一件物品。管教凯瑟丽娜的权力从父亲转交给丈夫。而由于凯瑟丽娜并没有改变“疯癫”悍妇的姿态，《驯悍记》的男性个体随即开始了与女性个体针对女性身体控制属权的博弈与规训。

婚姻博弈伊始，彼德鲁乔就具有先天优势。他有着父权社会赋予他的对凯瑟丽娜的绝对所有权，因为父权社会的女性“只不过是上帝给男人的财产，丈夫对妻子拥有绝对的权威”[10]。彼德鲁乔就是父权(夫权)理想男性性别形象建构的具身化个体。他为人直爽，虽粗鲁，但勇敢、强悍，而父权社会文化对男性性别形象建构总是与“坚强、独立、大胆、冒险、理性”等个体特征联系在一起[11]。剧中，他甚至被称赞为“赫拉克勒斯”，被类比为希腊神话里战胜猛兽的男性英雄[3]。作为男性父权性别形象的具身化个体，彼德鲁乔特别强调自身作为男性在生活场域里的排他性统治地位。同时，他为人市侩，唯利是图，对金钱极为看中。他一开始就标榜了自己的财富地位：“我袋里有的是钱，家里有的是财产，闲得没事，出来见见世面也好[3]。”而他娶妻的唯一标准就是钱：“那么既然我的求婚主要是为了钱，无论她怎样淫贱老丑、泼辣凶悍，我都一样欢迎[3]。”葛莱米奥警告他凯瑟丽娜的凶悍后，他使用了一系列物化的类比来形容他们大题小做：“难道我不曾听见过狮子的怒吼？难道我不曾听见过海上的狂风暴浪，像一头疯狂的巨熊一样咆哮[3]？”对他来说，凯瑟丽娜不过只是一头需要强悍的父权男性来驯服的野兽。

在两个人缔结婚姻前，彼德鲁乔全然无视凯瑟丽娜的反对，就有意识地通过话语霸权，强行将她建构为符合父权社会文化规训的女性性别形象：“我最娇美的凯德……我因为到处听人家称赞你的温柔贤德，传扬你的美貌娇姿[3]。”而他甚至全然不顾凯瑟丽娜的意愿，利用自己的话语霸权直接确定凯瑟丽娜的属权的转移，对她父亲宣布：“我们已经决定在星期日举行婚礼了[3]。”

有学者认为彼德鲁乔在剧中装束出格是“有意违背了社会习俗”[12]。但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在向众人展示自己排他性男性形象建构，因为在社会场域内“服饰是一种控制身体的工具”[13]。婚礼当天，他姗姗来迟，衣着破烂不堪，完全不符合社会约定俗成的着装标准，剧中男性人物特拉尼奥规劝道：“你穿得这样不成体统，怎么好见你的新娘？快到我的房间里，把我的衣服拣一件穿上吧[3]。”但彼德鲁乔严词拒绝：“谁要穿你的衣服？我就这样见她又有何妨[3]？”对服饰标准的拒绝是他向凯瑟丽娜与其他男性展示其作为霸权型男性主体的个体权力实践。他对自己的身体有绝对控制权，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装束，这不以凯瑟丽娜或其他父权男性意志为转移，他作为男性主体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

婚宴时，凯瑟丽娜又企图与男性主体展开权力博弈，主张自身作为女性个体的独立意志:“我说不去就不去[3]。”彼德鲁乔利用父权社会赋予的男性权力，利用话语霸权，对凯瑟丽娜进行属权规训，宣布自身对凯瑟丽娜的所有权：“她是我的家私、我的财产；她是我的房屋、我的家具、我的田地、我的谷仓、我的马、我的牛、我的驴子，我的一切[3]。”将凯瑟丽娜从人类个体的地位降格到与他所持有的财产一样的物化客体地位，直接否决了凯瑟丽娜与其展开权力博弈的可能性。在完成男性对女性属权的主张后，他强行将凯瑟丽娜带离婚宴，带回其在维洛那的乡间住宅，将她从父亲的场域空间转移到自己主宰的场域空间内。

“在生活富足的西方世界，人们往往把身体看成是一个处在成为的过程中的实体，是一项应当致力于打造的规划，落实为个体自我认同的组成部分[14]。”在其所主宰的场域内，彼德鲁乔又继续利用自己的话语霸权，对凯瑟丽娜实施身体规训。彼德鲁乔实施的身体规训包括饮食、衣着与身体行为的控制等方面。利用话语霸权，他拒绝给凯瑟丽娜为自己身体做出决定的权力的机会。当仆人端上美食时，彼德鲁乔并没有从现实情况出发，而是以自己的意志来决定饮食是否合适凯瑟丽娜：“我对你说，凯德，它已经烧焦了；再说医生也曾经特别告诉我不要碰羊肉，因为吃下去有伤脾胃，会使人脾气暴躁的[3]。”这是从食物上来控制凯瑟丽娜。当凯瑟丽娜要休息时，他又以各种手段不让她安寝。“向她大讲节制的道理，嘴里不断骂人，弄得她坐立不安[3]。”当裁缝给凯瑟丽娜带来服饰时，他又百般挑剔，利用自己的话语霸权，将裁缝所缝制的服饰贬低为“乱七八糟”[3]，并且宣布这些衣服不合适凯瑟丽娜，进一步剥夺了凯瑟丽娜对身体外在装饰的控制权。凯瑟丽娜也试图保留个体的独立意志，反抗彼德鲁乔的话语霸权与身体规训。但在父权社会家庭场域内，财产的控制权属于作为丈夫的男性，作为丈夫的彼德鲁乔才是家庭的权力主体。当凯瑟丽娜企图说服仆人帮助她摆脱窘境时，仆人也不敢忤逆家庭内男性权力的具身化个体的意志。通过控制饮食与睡眠等，彼德鲁乔以自己的意志实现了对女性个体的从内到外全方位的身体规训，控制了凯瑟丽娜作为女性个体意志的具身存在，使她认识到女性个体抗争的不可能性，唯有屈从于男性，服从于男性意志，才能在社会场域内实现维持个体存在的可能。

《驯悍记》的最后，通过话语霸权与身体规训，彼德鲁乔使凯瑟丽娜彻底地屈服于男性意志：“随您叫它是什么名字吧，您叫它什么，凯瑟丽娜也叫它什么就是了[3]。”承认了男性对女性的主体权力：“你的丈夫就是你的主人、你的生命、你的所有者、你的头脑、你的君王[3]。”从而，凯瑟丽娜最终在与男性主体的权力博弈中败北，被迫认同了父权社会文化所推崇的“顺从”的理想女性性别形象建构，实现了从被人唾弃的“悍妇”到“家庭天使”的转变，从具有独立意志的女性个体降格为男性主体权力指向的女性客体。

3 结语

在莎士比亚的《驯悍记》中，“悍妇”凯瑟丽娜最后被男性父权规训，重新建构了具有父权社会文化理想女性气质的女性性别形象。对她的规训的实现是基于父权社会里作为男性权力表征的父亲对女性婚姻的控制权与作为男性主体的丈夫对包括妻子在内的所有家庭场域内事物的主体权力。“当然，莎士比亚不得不以他自己所处的社会框架之内来建构他在两性的交互与态度[15]。”但类似《驯悍记》中父权制婚姻的金钱博弈与对女性进行理想女性气质的身体规训的博弈实践在现实生活依然广泛存在，这也使得《驯悍记》具有了超越时空的现实意义，也正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能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