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伟

(苏州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 苏州 215000)

蔡元培主张教育救国，投身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事业，曾担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校长以及多所学校校董，为近代中国建立了完善的教育体制，为促进大学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学识渊博，治校有方。在任北大校长期间，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理念使北大从一个旧时代的官僚养成所转变为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蔡元培在晚清到民国“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洞明世事，准确地预言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发展走向，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倡导新风，引领时代的发展，做出了一个革命者、教育家的选择。

1 预言维新变法必败，毅然反清，教育救国

蔡元培早年接受的是传统的四书五经教育，科举入仕。1892年中进士后任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为翰林院编修。他对维新人士，尤其是谭嗣同的一些做法有些推崇。当时维新变法主要人物杨锐等蒙光绪帝恩宠，地位显赫，曾试图拉拢他参与维新变法。他不为所动，因为他敏锐地看到帝后之争，维新人士虽有光绪皇帝支持，但是急于求成，政治上并不成熟。维新派虽然锐意改革，但由于守旧分子的阻挠，成效并不显著。人们陈旧的思想观念也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根除。有一次，蔡元培看到几位年轻气盛的维新人士在办公室里彼此通条子，不称西太后，而称老淫妇，于是认定他们态度轻率，成事不足[1]。尽管内心同情维新运动，但他不参与维新，并预言维新变法必然失败。

蔡元培后来自述道：“戊戌，与友人合设一东文学社，学读和文书。是时，康梁新用事，拜康门者踵相接。孑民与梁卓如君有乙丑同年关系，而于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谭复生君。然是时梁、谭皆在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纳交……然八月间，康党失败，而孑民即于九月间请假出京，乡人因以康党疑之，亦不与辩也。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2]33,34。”

在慈禧太后的干预下，维新变法举步维艰，维新人士妄想借助袁世凯的力量进行政变，结果被告密，维新派主要人物或被杀害，或遭通缉。维新变法仅仅持续一百多天，就几乎被全盘推翻。蔡元培认为，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在于缺乏民众基础，欲救国必先作育人才。变法失败他毅然弃职离京，回到家乡绍兴出任中西学堂监督，走上教育救国之路。这时的蔡元培开始广泛接触西学，逐步从一个科举入仕为清廷效力的官员转变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革命者。蒋梦麟回忆彼时的蔡元培：“蔡先生年轻时锋芒毕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宴，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不够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推动维新。我蔡元培就不这样，除非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3]86。”

2 反对袁氏独裁专制，倡导共和

民国肇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在袁世凯逼迫清廷退位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举荐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要求袁世凯遵守共和，到南京赴任并恪守中华民国约法。但是袁世凯迟迟不到南京赴任，而是在北京就任。1912年夏，袁世凯就任不久，力图攫取一切大权于一身，倒行逆施。蔡元培愤然与同盟会时任司法总长的王宠惠、时任农林总长的宋教仁、时任工商总长的王正廷一同退出内阁，称不愿做伴食之内阁阁员。”这就是著名的“四总长辞职事件”。为加强个人集权，袁世凯悍然解散国会，破坏临时约法，解除革命党人所掌握的军权，从而引发二次革命。在1913年7月19日，蔡元培致电袁世凯劝其辞职，以平天下激昂之情：“北京大总统钧鉴：赣事既起，东南诸省以此响应，皆声言只对公一人。培等以为无论胜负，然倡和非止数辈，发动非止一隅，则国民之表见，已为中外所喻……且为公仆者，受国民反对，例当引避，而以是非付诸后日。流天下之学，以争公仆，历史所无，知公必不出此。望公宣布辞职，以塞扰攘[4]。

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在海外游学，曾收到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的致意邀约，希望他能够回国，共赴时局。蔡元培1915年4月6日在给好友吴稚辉的信中，再次表明态度：“弟与袁世凯绝交，至分明。在彼亦不过笑弟为一迂儒，未必至于意中，袁克定则弟与之并未一面，亦未通一字……袁克定曾托人转达致意，袁世凯总统非常器重李石曾、汪精卫及蔡元培，对于三公前退位之电，亦甚相谅，深愿归国共襄时局，即不欲亦可面商云云[5]238,239。”

1915年，袁世凯筹备登基称帝，吴稚晖给蔡元培的信中谈及此事，让他和李石曾一起说服驻法大使胡惟德联合各国公使一起反对。但是胡惟德却认为称帝传闻乃是日本人造谣，李石曾对此也是半信半疑。蔡元培却明确指出，袁世凯并不是真心拥戴共和，对他不要抱有任何幻想，终有一天他会复辟帝制、唯我独尊：“帝制复活之说，八月十三日弟接吴蜀奇巴黎函，北京之英文时报，有牵涉国体之议论，嘱弟及石曾先生运动法报反对，并运动胡惟德联合各国公使电争。石曾先生谓帝制之实已经具备，而袁氏必欲居其名，反对者又以其攫名为一大事，是接近于宗教之迷信。然袁既有此迷信，恐不免实现……重改国体，虽见于报纸，乃系壶峤邦人捏造，欲以乱我人心。以鄙意度之，必无此事，项城手腕尚不至愚钝若此……石曾先生谓之迷信，胡惟德则谓之愚钝，未知彼果因迷信而至于愚钝否也[5]257，258。”

不久袁世凯在杨度等人的拥戴下悍然改制称帝，国号洪宪。改号称帝是袁世凯一生最大的污点。他逆流而动，最终落得众叛亲离，身败名裂，各地纷纷独立。他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取消帝制。

蔡元培不仅洞察袁世凯称帝野心，还对袁世凯之后的乱政危局做出了精准判断。当时传闻袁世凯死后会传位给儿子。蔡元培却认为，袁世凯之后不会是他儿子继位，他在位时凭借武力维持局面，他去世后可能会出现混乱，收拾残局的将是另外一位强权人物。在复吴稚晖函中，他提出：“先生谓杨度等殆以利用袁克定谓唐太宗、明治天皇、威廉大帝，故发此异想。此自积极一方面推之。其消极方面亦有一种理由，大约袁世凯之得为总统，全凭武力，且凭其武力以摧残一切法制。有此榜样，其死后，凡武力相等而觊觎总统者，必将皆凭武力以相竞，一切金匮石室等法制，何足以制之。故欲及袁世凯生存尚能控制若辈之时，定世袭之制，其所谓共和易以起衅者，实指冯国璋、段祺瑞辈言之，而非为孙、黄发也[5]264，265。”

袁世凯去世后，其子无缘承继权力巅峰，而中国从此陷入强人政治、北洋军阀统治的时代。

3 倡导社会新风尚，推动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思想观念，其实在清末民初已被提出。清末民初注重文化教育革新的知识分子，正是十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包括吴稚晖、蔡元培、杨昌济、吴虞等人。这些人都受过很好的传统教育，甚至得过功名，但是他们同时也学习了西学，可以说学贯中西。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们开始探索从思想文化领域改造中国，他们是学者、教育者，也是革命者，正是他们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源流[6]。

早在1900年，蔡元培就提出《夫妻公约》，他一改大男子主义做派，开始思考女权问题，并主动改善了和原配夫人的关系。原配去世后，为他说媒续弦的媒婆很多，他却提出了惊世骇俗的五项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纷至沓来的媒婆闻讯退避三舍。这五项条件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之所以显得惊世骇俗，是因为封建时代的旧道德要求女性缠足、女性在家从父，嫁人从夫，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对自己的命运并没有自主权，哪有离婚、改嫁的道理？男性纳妾则是正常的社会现象。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发轫有各种说法，或曰发轫于1917年，或曰最早可追溯至1915年《青年杂志》的刊印，其实蔡元培提倡新风尚、新道德都更早。1912年，他和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等人为避免革命同志沾惹官场习气或官场争斗，提倡清静恬淡的美德：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还有不吸烟、不食肉、不饮酒、不做官吏、不做议员等。他们还组织成立了社会改良会，由唐绍仪发起，主要是对于家庭市乡、礼仪习尚、慈善迷信等方面，或应排斥，或应改良、增设都有所罗列，计有五十余条。同人签名发起共三十三人，蔡元培居首[2]84，85。

在反对旧文化、旧道德的同时，他移风易俗，倡导新风追求新文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倡民主、科学精神。在1915年6月复任鸿隽函中，他极力倡导科学：“欲救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弟等绝对赞同。伏读科学杂志例言，有不涉及宗教一条。又杂志发端，揭一以科学与宗教宣战之伽利略为模范，想见诸君子所提倡者，诚纯粹之科学也……今得诸君子脱离宗教之科学杂志以树之的，庶有输科学之真诠，而屏宗教之阑入，此尤弟等所助为张目者也。弟等在此，常以促进教育、改良社会之责任互相策勉，去年曾有发行学风杂志之举措，其内容即以科学美术为中坚。第一期属草甫竣，而欧战发端，迄今尚未付诸印刷[5]249，250。”

1917年，蔡元培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陈独秀到北京大学就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就任后又邀请胡适、钱玄同等，一起在北京大学以《新青年》为主阵地，积极宣传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迅速从上海转到北京。蔡元培对新文学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白话肯定是大趋势，文言虽好，贴近大众才有生命力，甚至因此而与桐城派林纾发生过争执。蔡元培倡导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他唯才是举，一改过去北大官僚养成所的官僚习气，竭力推动新道德、新风尚。率先在高校招收女学生，开男女同校先河。与胡适、陈独秀等人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引领者。

他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前进的道路。蔡先生的兼容并包历史证明，为新的、革命的东西开辟道路，因为陈独秀当了文科学长之后，又引进许多进步教授，并把《青年杂志》搬到北京大学更名为《新青年》，成立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编辑团队，积极宣传和传播新思想、新道德和新风尚。此后毛泽东、邓中夏等人也沿着蔡先生所开辟的道路来到北大，正是在这一批人等带领下，革命的、进步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终于导致五四运动的全面爆发[7]。

4 保护五四爱国学生，然而并不主张激烈形式

五四运动爆发后，许多爱国学生被捕。他呼吁社会各界积极营救，并挺身而出保护学生。但是他并不主张通过游行示威、闹学潮这样激烈的方式。迫于压力，他三次提出辞职，既是为了保护学生，也是自愧无法约束学生，更是为了保持北大学术自由的传统。五四运动声势浩大最终亲日官员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蔡元培却辞职离开了北大，临行留言：“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他说，自己从来无意鼓励学生运动，但是学生们出于爱国热情而示威游行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大，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所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学生运动过于频繁和激烈会使学生不能安心学术，甚至发展到不受管束的地步。这就是他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运动，太歪曲事实了[3]123，124。

五四运动取得胜利之后，一些学生醉心于游行示威的威力。如果他们所提的要求学校或当局无法满足，他们就罢课闹事，向学校予取予求，很少考虑对学校的义务，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3]291。北大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要求学生必须缴纳讲义费，数百名学生闻风而动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校长赶到现场，要求学生必须服从规则。可是学生们当作耳旁风，以至于蔡校长气愤得要与有胆的学生决斗，这就是全国所知的“北大讲义风潮”。

5 在不同历史转折时期，因时制宜提出有洞见的倡导

预言者，即先贤，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代人的迫害，蔡元培也不例外。

戊戌变法时期，他预言维新变法失败，与维新人士道不同不相为谋，毅然走上教育救国之路，并坚持革命才是救国唯一希望。他组织光复会，参加同盟会，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度受到清廷的通缉，他从一个清廷的翰林转变为与朝廷对立的革命者。袁世凯统治时推行独裁专制、镇压革命、抛弃共和，蔡元培虽然居于教育总长的位置但是并不见容于专制统治，被迫离职。他反对袁氏所推行的尊孔读经和一系列倒行逆施，拒绝出仕，敦促袁世凯辞职以谢天下。在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与林纾为代表的旧派文人进行新旧文化之争，倡导新风尚。在五四运动时期，为了保护学生，他积极组织营救。同时对于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自感无力控制局面，先后多次向当局提出辞呈。鲁迅称赞洞明世事准确预言世事者为先贤，先贤虽然值得敬仰，但是在当时却每为当事者所不容，甚至受到迫害[8]。

蔡元培在历史转折时期洞明世事、倡导新风。虽然他文质彬彬儒家做派，但是他是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维新变法后与清廷决裂，二次革命时期反对袁世凯，新文化运动时期与旧派文人口诛笔伐，五四运动时期为保护学生与各方势力周旋斗争。顾孟馀在回忆蔡元培时，这样赞扬：“先生生于中国有史以来世变最亟之时代，其所接触之人物，所闻见之世故，所观摩之学术流派，类别繁复，因之其思想亦最少受时地之限，而能够融会贯通[9]。”

蔡元培洞察时事发展变化的动向，在认清历史潮流的同时，兼容并蓄以开放进取之心倡导新风，做出符合时代潮流的抉择。他不愧是那个时代囊括大典、廓清时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