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璐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生产高度发达。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变局，加之国内外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传统的农业生产日趋衰退，为了扭转农业发展的颓势，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革新农业生产的法令和举措。

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设立商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对商部进行改组并成立农工商部，光绪三十三年底(1907年)，农工商部刊刻颁行了《奏定农会简明章程》二十三条，详细阐明了农会的宗旨、组织、会员条件及任务，此后，农会于各地次第设立。朱英认为，“清末农会虽由清朝谕允饬令成立，但它并非官办机构，而是民间社团，只不过是某些方面受到清朝农工商部和地方官府的监督和限制”。[1]此后于宣统二年“由南洋第一次劝业研究会发起，成立了全国农务联合会，机构的成立，标志着近代农会组织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

一、机构设置

四川全省农务分会的设置情况，据宣统二年(1910年)《商务官报》记载“各厅州县报：设农务分会者九十有九，别就乡场建立分所者二十有一”[3]19-22；而在《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964-1911》一书中，对于四川省的统计更为精详“四川一省，在1910年时农会基本普及，计有农务总会一处，农务分会114处，农务分所711处，计826处。农务分会会员1955人，农务分所成员1691人，计3646人”[4]578，认为清朝末年农会是与商会并驾齐驱的重要组织，农会对于地区农业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四川县域农会发展的研究，以南部县为研究对象，有助于了解清末四川农业的发展和治理情况。

南部县“县属山多田少，地瘠民贫，井灶林立，他无大宗出产，自烟土绝种，民间顿失大利，财用日益匮乏闾阎更形困苦，非经营农业难期补救。”因此，地方上成立农务分会、农务分所以促进本地农业的发展，以兴要政。

(一) 成立时间与处所

南部县农务分会源于农务局，光绪三十四年三月间，南部县知县史九龙“于儒学所内设立农务局，由知县担任局长，综理一切，移请训导王嘉桢兼充董事，襄理局务。四路各场则就三百七十余保，划为东西南北中五乡，乡分五区，共二十五区；每区就原有之保，各设保董；联保为区，区设区董；合区为乡，乡设乡董。各就各地选委素识公正民充当，饬令按区组成分社”[5]。宣统元年后，经知县请绅筹议，将原设学署农务局裁撤，将农会移设试验场侧上公祠内，各乡公社改为农公分所，并且投票选定训导王嘉桢充当会长，一切事宜仍由知县任夺。宣统元年四川劝业道衙门下发札文，批准了南部县改立农务分会的请求。由此南部县的农务分会正式成立。

(二)南部县农务分会简章

南部县农务分会成立后，对农务分会应行试办的事务应有明确规定，集绅筹议，宣统三年三月初四日，仿照农工商部，拟定南部县农务分会简章，共八章二十七条，包括定名、宗旨、分所、经费等。

首先，定名为南部县农务分会，各区分所定名为南部县某区某场农务分所。关于农务分会与各部门的往来程式，有一定的规范，“凡农务分会对于本省或他省督抚司道均用呈府，府厅州县用牍呈，对于农务分会，总会用牒，分会与分会均用移”[6]，农务分会与各级政府机构来往程式有了一定的标准，程序更加规范。

其次，规定了农会的主要任务。南部县农务分会主要根据《奏定农会简明章程二十三条》的大概办法来制定办事规则，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详细调查南部县县属地方农田水利屯垦森林渔业畜牧树艺蚕桑的情况及有无改良之处；第二类为兴设农事半日学堂和农事试验场，农事半日学堂南部县因款项不足还未筹设，农事试验场为西门外公地，并且在龙王祠设立演说会场，招集附近农民讲授农学大意、演说新政，裨益地方教化风俗；第三类为奖励开明农学创制农具，改良农产，编绎农书确有效验者，并且由分会呈明地方官转报总会核转给奖。除此之外，南部县农务分会还有承担一项任务，凡乡民关于农务事件可赴分所理息，或有委曲本会得呈请地方官秉公伸诉，惟不得藉端把持干预农务各事。南部县农务分会的宗旨主要是组织农业一部分之事，期推行尽善，不背定章，规定了农务分会要办理与农业相关的事务，农会也具有“开通智识，改良种植，联合社会”之功效。

最后，关于农务分会的经费的来源。规定经费收入以旧有农务局入款作为开办费，及常年费有不足者，随时由地方官设法补助，不得苛派农民。但是在实际运行中，经费的主要来源还有另外三种：1.会员和会友缴纳的会费；2.提取瘟祖会在县城内的棉花秤秤资以作农务经费；3.提取谷王会会款以助农务事，因谷王会底金较多，且支出较少，以谷王会的会底作为分会分所会底但是只准用息，不准动本。规定经费支出一概从省，并且每年将收支款项呈现查核，并且张贴，收支款项公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机构和民众的监督，有利于减少人员贪污问题。

二、人员构成

(一)农务分会会长

有关职员的选举和事务方面，规定设立会长一员管理本会一切事务，会长由各董事投票选举，参加会议的董事要超过半数以昭慎重，农务分会暂行通章第五条内载会长、董事暂以二年充任满嗣，后奉部覆改作一年任满。[7]清朝末年，南部县农务分会会长及应办事务如下表1所示。

表1 南部县农务分会会长及事务表

从南部县农务分会会长的社会身份来看，会长更具专业化。第一任会长由儒学训导兼任，为知县委任，办理水利和种植各项事务，评价其办事极为认真负责。但是由于是训导分任，与设会之初的想法不符，应由绅举会长，训导也可常到会参与和指导。第二任会长为王懋槐，同时也是南部县劝业员。对于办理南部县农务、工务、商务、矿务等方面，较为勤勉。尤其对于办理农务方面，对于推广南部县植桑养蚕，棉业发展等方面，起了极大的作用。第三任会长为李在公，南部县定水寺人，为省城农事讲习所毕业生。对于农业知识和科学种植以及养殖有一定的了解，对于改良农业生产方式和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有一定的帮助。

(二) 农务分会董事

《农务分会简章》规定，董事二十员赞助本会一切事宜由各会员公举，须有部章第五条之资格，主要是：“一、创办农业卓著成效者，或研究农学能发明新理者；二、在该地方富有田业为一方巨擘者；三、或该地方土著，或游宦流寓该地方已届五年，熟谙情形，年在三旬以外者；四、其人声望为该处士民推重居多数者，平昔顾全公益勇于为义者”。

南部县农务分会董事由各会员公举，农务分会的董事为20人，由各会员公举产生，各区分所的董事3、4员不等，同任分所一切事宜，每年每年二月二十八日开大会一次，各会员届期齐集筹议本年应行应革事宜。凡富有田产农绅及经营农业，愿入会者皆名曰会员，以领有本会之会员券为据，每年有各纳会费钱一千文的义务，享有提议事件、各项特别利益、选举及被选举会长、董事之权。除会员之外，还有会友，发给会友券，义务与权力和会员相当，但是没有选举和被选举会长董事的权力，所以会友比会员资格稍差。由于会长和董事的选举要求是富有田业财产、熟悉本地情形绅农、以及研究农学能发明新理者，所以普通农民是游离于农会组织之外的。

三、机构运转

南部县设农会，以水利、种植二者为入手办法，谓得其要义。

(一)管理水利事项

讲求水利为发达农业之先声，川东北各山多田亢，亦有因溪流涧水滨江枕河之区，修筑陂塘以时收灌溉之力，而为亢旱之补。[10]就水利一科，宣统元年，“调查各区现已开成新塘八百余口，富春驿、建兴场所开之各塘为最，均甚宽深，每塘可灌田一二百亩，而富春驿之塘，巡检蒋荫楠现亲自督工，其余大小不等；已开未成者尚有三百余处；新修石堰土堰已成二千二百余处，以新镇霸之大堰为最；修淘新旧井眼，已成二千余口。”[11]调查县域内的水利的发展情况，并且酌定塘堰井眼章程。但在宣统三年三月初四日关于整顿农事的呈文中，调查发现，水利森林不知修理保护等情况。可能在当时，人们对于利于农事的水利工程的修建，在政府的监督之下以及惠及自身的情况之下，比较积极；但是对于水利的修理和保护等，人们还缺乏对其的维护意识

(二)办理种植事务

关于农务分会种植一科，可从表2宣统三年南部县劝业分所调查农业界遵情形月报表中了解。

表2 农务分会遵办事宜表

南部县主要种植的经济作物有桑树和棉花等，在清末新政时期，随着农产品商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作物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政府也意识到要改变农业种植结构，整顿农事，促进农业的发展。清末进行棉花改良运动，光绪三十四年颁发的上谕：“著农工商部详细考查各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分别采择编集，图说并优定奖励种植章程，颁行各省”[12]。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南部县农务分会开会集议认为“县属一带气候温和适宜，土地肥瘠兼半，每岁民间所出皆属平常，无特别农产”[13]。认为棉花不及通州籽种之良，此外，在选种育种方面有不甚讲求，更谈不上推广优良品种。所以农务分会针对南部各类农作物和经济作物进行调查，了解情况，以期能够鼓励种植、提高产量。

农务分会对于五谷烟草木棉等播种及收获情况调查详细：宣统三年春季、夏季、秋季调查表，对于作物的耕地亩数、耕地较往年增减、播种额数、播种比较往年增减、收获时期、预算收获约数、收获实数、收获比较往年增减、因雨损伤若干、因旱损伤若干、因雹损伤若干、因风损伤若干、因虫损伤若干、因植物损伤若干等情况详细记录。例如在宣统三年秋季的调查表中，棉花耕地亩数18327亩；耕地较往年增4937亩；播种额数为146616斤；播种比较往年增减39496斤；收获时期为白露前后；预算收获约数1466160斤；收获实数1319540斤；收获比较往年增减355464斤；因旱损伤146616斤；因雹损伤、因雨损伤、因风损伤、因虫损伤、因植物损伤为无。[14]棉花的耕地亩数和播种额数在上升；每播种1斤棉花籽约可收获9斤棉花，亩产约为72斤/亩，因为受到气候影响如干旱天气，以及种植方法不够科学，导致产量不高。然而在同一年，南部县衙解送籽种事中记录丰年籽种一斤，可得花2、3斤不等，[15]对于棉花一斤籽种的收获数额记载差距较大，并且在同一年，《商务官报》所刊印的《棉业图说》中记载：“蜀地产棉北路以射洪遂阳，东路以简州资阳等县为多，棉种桃桃小绒短，成绩不佳，获利亦薄，以故种植者日少，其余各属种棉收获多不过十余万斤，少至二三千斤不等，销路不敷本境之用。”[16]可见南部县对于棉每斤籽种的产量、亩产、总产量等有一定程度上的夸大。

综上，通过对南部县农务分会简章的梳理，了解南部县农务分会的组织和运行情况、农务分会从事的农业活动，以及对于水利、种植二科所做的努力，使得水利和种植得到进一步发展，倡导了农学，开启了农智。但是因为选举的会长、董事多为在地方富有田业者以及富有田产的绅农，广大农民参与农会的日常事务较少，并且归并区段之后，会员人数减少，限制了农会的社会影响；同时农务分会在调查春夏秋季农作物及经济作物产量时，有一定程度上的虚夸，存在不实情况。

TheResearchofFarmersAssociationonCharactersattheEndofQingDynasty

LIU Lu

(

CollegeofHistoryandCulture，ChinaWestNormalUniversity，Nanchong637009，China)

Abstract:Dating back to 1980s， people have been sufficiently clarified the research of farmers association on characters， background， and management after the New Deal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re exists rarely research of farmers association of grass-root society in County level. If the process of farmers association is put into the venation of local development， it will be conducive for people to comprehend the fundamental operation and local governance of farmers association.

Keywords: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Nanbu County； farmers association； grass-root organiz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