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玺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清末社会动荡，暗杀风潮兴盛，晚清政府逐渐丧失作为统治阶层的统治力。这就导致晚清时期的社会活动往往会超出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而正是这些不在政府控制范围内的暗杀活动，给本就动荡不安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和极其恶劣的影响。史学界对于晚清暗杀风潮研究往往多注重于革命党人对晚清政府官员的暗杀活动，而疏忽或少有提及晚清政府作为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地位和权利而对诸如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等反抗者们的暗杀活动。纵览诸多事例，晚清政府的暗杀活动其特点呈现为中央到地方的双重暗杀及悬赏的频繁与飙升。晚清政府的暗杀活动给当时社会带来无辜的伤亡和极其恶劣的影响，在中国史上实属罕见，清廷之式微可见一斑。

孙中山的广州起义之前，清政府鲜有重金悬赏和暗杀之事，除叛国外的死刑皆由地方上报至中央，经批准后方可执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于死刑的重视。晚清政府的暗杀活动多为镇压革命党等反抗者，故选取孙中山革命活动之始的1895年广州起义为时间起点。至此晚清政府开始对孙中山等人进行不断的悬赏缉拿和暗杀，这也引起了革命党人的反扑和康梁等人的效仿。清帝逊位后虽有宗社党的诸多暗杀活动但其性质早已改变，不再作为统治阶层的镇压的手段，而多是为复辟和报复而进行暗杀活动，所以并没有纳入研究范围。故笔者最终决定选取1895年10月广州起义至1912年2月清帝逊位期间晚清政府的暗杀活动作为研究对象。

一、花样繁多的暗杀方式

(一)首开暗杀风潮的悬赏暗杀

戊戌政变后不久，上谕即对康梁二人予以“秘密缉拿”，许以“破格之赏”，且“如有证据设法致死，亦必从优给赏”。[1]4454时隔两月，再发上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只需呈验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赏。”[1]4470巨额的赏金无疑刺激着一批又一批的“无赖小民，及贪利洋人，既已预备药弹匕首以待。”[2]67社会风气竟已致此，晚清政府的暗杀活动“功不可没”。丰厚的悬赏不仅刺激着好利之徒帮助晚清政府进行暗杀活动，而且也直接促使了晚清社会暗杀风潮的滋生蔓延。当是时，伴随着俄国“虚无党”相关事迹的传入，这给予革命党人极大的启迪。且中国自古就以“侠义”精神为重，所以当时的革命党人多将两者相结合，意图尝试以暗杀为武器来帮助实现革命的事业。于是清末便涌现出一批批以暗杀为己任的革命党人，他们前赴后继寄革命胜利的希望于暗杀之中，而其中最过著名的便是如史坚如、吴樾、徐锡麟等一批英勇无畏的革命烈士。革命党的暗杀活动始于史坚如，这毫无疑问。然而真正始开清末暗杀风潮者，并非革命党人史坚如，乃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自身是也。早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晚清政府便发布悬赏缉拿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除缉捕孙中山花红银一千元外，杨衢云、陈少白等十多人则花红银一百至两百不等。[3]231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预备弹药匕首以待”，被悬赏者往往为躲避暗杀而选择自匿行踪或远遁海外以求自保。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晚清政府在广州起义后对于孙中山等人的“花红”缉捕逐渐开启了社会的暗杀风气，清末暗杀风潮至此方始。或许清政府从未想到，正是由于这种赏花红式的“买”凶暗杀的行为，不仅造成了晚清暗杀风潮的兴起，也迫使清末革命党人作出对满清政府的疯狂暗杀行为。

(二)国家层面的外交引渡

晚清政府虽然式微，但作为皇权专制政府，帝王之言居于法律之上。清政府镇压那些威胁它统治地位的反抗者们能够不需理由地给予极刑。清季宪政虽然曾尝试司法独立，但为时已晚。故戊戌政变后对于康有为的罪名“十日之间，罪名三变。信口捏造，任意指诬。”[4]225以及对于戊戌六君子可以做到“夫不讯鞫而杀人”和“伪诏命毋庸讯鞫，即缚市曹处斩矣。”[4]225乃至杖毙沈荩而“满政府固未尝有一纸死罪宣刑书以告我国民也。”[3]308实际上，往往真正对晚清政府的统治地位具有威胁的人员多早已流亡海外，晚清政府鞭长莫及。因此清政府也曾多次试图通过国家层面的外交手段来达到引渡回国后暗中杀害的目的。然而伴随着清朝晚期一次次战争的失败，清政府在西方各国面前已经毫无话语权。晚清政府多次的对外交涉多以失败而告终，据不完全统计如下：[5]111，122，126，577，590，611，658

表 晚清政府以外交手段引渡驱逐孙中山统计

(三)引渡无果后的诱囚

在多次外交无果，尤以英国直接拒绝的情况下，晚清政府便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手段来达到暗杀的目的。1896年孙中山流亡英国时，两广总督谭钟麟便派邓廷铿诱使孙中山进入清驻英大使馆囚禁，并且试图秘密将其运回国杀害。[6]34孙中山倘若被秘密运送回国内则必死无疑。此等秘密诱拐后回国行刑，又与暗杀何异？所幸在朋友的帮助、伦敦舆论的压力及英国政府的干涉下，孙中山得以获释。此事影响尤为巨大，晚清政府不仅没有将孙中山成功引渡回国秘密处死，反而随着英国媒体的曝光，至此以后“孙文”之名愈发响。往后谈及革命必定以孙中山为第一人。

(四)借刀杀人

除上文所说的暗杀手段，晚清政府也曾尝试过借刀杀人的方法去暗杀康有为。1899年至1900年，李鸿章曾一度派遣刘学询与革命党人交涉，想要借刀杀人。希望孙中山能够暗杀康有为等人，甚至愿意上报朝廷赦免他们的罪行，后不了了之。[5]233一方面，从晚清政府角度看来，此时的孙中山所产生的威胁对于康梁等人来说是没有可比性的，所以晚清政府试图借孙中山杀康有为；另一方面，这件事却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毫无底线的政府，为了能够铲除康梁等人不惜借助于昔日曾诱囚和暗杀过的孙中山。晚清政府疲于镇压反抗者们的活动，似乎已经到了非得假借他人之手而无法自己独立完成的窘迫地步了。

晚清政府日薄西山，唯有依靠悬赏暗杀、诱囚和借刀杀人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统治。如此腐朽无能的政府又有何能力在列强面前不卑躬屈膝？清政府灭亡不远矣。

二、暗杀活动的特点

(一)晚清中央到地方的双重暗杀

清末中央政权衰落，地方势力崛起，地方具有相当的自治权。故满清政府的暗杀活动呈现出中央与地方的双重暗杀的态势，但二者之间虽有区别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中央的暗杀多借助于发布上谕去悬赏暗杀和密令地方官员缉拿等形式来实现。就如清政府曾发布上谕派遣刘学询等赴外洋内地考察，实则秘密缉拿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5]198缉捕之后势必处死，这就是典型的中央密令地方缉拿暗杀。时至1908年，孙中山多次在国内发动起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却使得清政府愈发重视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也愈发急不可耐地想要除掉孙中山这个心腹大患。故有报道清政府直接买凶杀人之新闻。据《中兴日报》报道：“清廷购人刺杀孙文，从北京派密探与两广总督派遣人员协同行事”[5]638。此事乃是中央与地方合作共同组织对孙中山的暗杀活动。虽不知真假几何，但联系晚清政府最后十年的暗杀活动，可以推测不会完全是空穴来风，而是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晚清地方的暗杀活动也多与中央政府的暗杀活动紧密联系。自立军起义后，光绪的硃批中就有记载“著即会商沿江沿海各督抚，将此项会匪，饬属一体查拿，尽法惩治，务绝根株”[3]268。于是地方上如湖南巡抚俞廉三“臣业将在逃首要匪犯姓名详开清单，悬立重赏”[1]4559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若能妥办拿获萧子云、沈克諴，每名赏银两千元……”接连设重金悬赏以配合中央的缉拿要求。地方上的某些官员更为直接，多次秘密奏请中央行暗杀之活动。如孙中山流亡英国，伦敦蒙难获释后。两江总督谭钟麟与广东巡抚就曾密电总理衙门“孙逆尚在英都，龚使自能设法解粵甚好，否则重赏博浪沙壮士，不必令生还也”。[7]78作为“孙中山伦敦蒙难事件”的主要谋划者谭钟麟就已经明确表示如果难以活捉，便要求买凶杀人不留活口。无独有偶，再如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就奏请清政府暗杀孙中山“……康梁避迹，必依孙文，此人不除，中华无安枕之日”[8]480。虽然他错误认为康有为等乃是孙中山的党羽，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上密奏欲行暗杀的事实。如此看来，暗杀已成为晚清政府对于力所不能及的反抗者们最好的镇压方法，并且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已经默认了这一做法。虽此之前，地方上都是以上奏或悬赏的形式而与中央相呼应形成双重暗杀之行为，但杨衢云一案却实属中央悬赏和地方官员直接“买”凶双重暗杀相结合之实例。

杨衢云自1895年广州起义后便遭到清政府的悬赏。时至庚子八月，惠州起义，连战俱捷。杨衢云“在外面天天对着朋友自逞功能，说这件事是他办的，他便是主脑”[3]73。如此一来，外人多真的认为杨衢云就是惠州起义的领袖了。于是南海县县令裴景福派人到港见衢云提和议三事。杨衢云电报孙中山后被孙中山所拒绝，于是此事作罢。但杨衢云为革命领袖一事在外人看来更加确信。直到后来革命军败退，将领多匿居香港，清吏乃集矢于衢云。[9]16且先前史坚如谋划暗杀粤督德寿不成，“但是德寿他们还不甘心，必要迫究主谋，以为这件事既系与惠州之事同出一源，则主谋必尚有其人，非划尽根株不可”[3]73。故“粤督德寿悬赏三万金购杨首级”，而“杨慨曰：男儿死则死矣，何避为。”[9]16始终不肯避之，最后未能幸免于难为杀手所杀，葬于香港。经此一案，国内震动极大，以至于后有传闻清政府买凶暗杀孙中山时，《中兴日报》便直接以《第二杨衢云又将出》为题报道此事。[10]

杨衢云一案，前有中央发布的悬赏缉拿，后有地方粤督德寿为泄私愤之重金买凶暗杀。二者构成双重暗杀之罗网，从而完成了对杨衢云的暗杀。表面上，地方与中央遥相呼应，构成双重暗杀之罗网，对反抗者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其实质表现出的是中央皇权的衰败，地方权力的不断膨胀。地方官员可以如同中央一般绕开法律的约束而直接买凶杀人以泄私愤。故武昌首义后，晚清政权的土崩瓦解于此已经可以略见端倪。

(二)频繁而又飙升的悬赏暗杀

在外交无果、诱囚和借刀杀人皆无成效的情况下，清政府只能通过最简单直接的悬赏去刺激好利之徒进行暗杀，从而实现对反抗者们的镇压。正因如此，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晚清政府的暗杀活动便呈现出悬赏频繁而又飙升的特点。当是时，清政府对于缉拿康、梁和孙等人的上谕和地方告示可谓多如牛毛，其中的悬赏亦是一路高涨。戊戌政变后的清政府就连发两道上谕缉捕康有为和梁启超，“赏银十万两”、无论生死“一体给赏”。此后更是多次提及康梁二人，希望予以缉捕处刑。在此影响下，据康有为后人记载，康有为就先后在1900年7月和1910年12月先后遭到两次暗杀。[11]81，150对于康梁二人的赏金之丰厚实属罕见，而相比之下清政府刚开始对于孙中山却不是那么的重视。1895年广州起义后，广东当局悬赏花红银一千元缉拿孙中山，悬赏一百至二百元缉拿杨衢云、陈少白等十四人。[3]231萍浏醴起义后，从鄂督张之洞悬赏缉党札文中就可以看出，对于涉及起义的会党成员的悬赏已经涨至五百至一千两。[3]490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徐的刺杀活动不过一日便以失败告终，而藩臬各司对于徐锡麟的悬赏就已经“悬赏至三千金，顷之又加至七千金。”[12]42时至1908年，经过孙中山所谋划的一系列的起义之后，清政府方才逐渐明白孙中山对于满清的统治威胁远大于康、梁二人，所以清政府愈发迫切地想要除掉孙中山。于是清政府晓谕全国，高额悬赏拿获孙中山，再加二十万金。[13]127而对于其他革命党人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黄兴，五千两；胡汉民，四千元；汪精卫……谭人凤各二千元”[14]。短短十多年间，悬赏频发，一路飙升。铺天盖地的悬赏给革命党人的活动予以极大的阻碍，而这种悬赏在后期更是演变为明码标价的暗杀：“如有土人斩获革党首级一颗，赏银八元；夺枪一支，赏银六元。”[15]

不可否认的是，频繁而又飙升的悬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反抗者们的活动，但更多的是将一个日薄西山的晚清政府展现在世人面前。悬赏愈发频繁，赏银愈发丰厚，却愈发难以掩饰晚清政府背后的衰败。晚清政府无法依赖于正常的国家层面手段来实现对政权的稳定，而是通过花样繁多的暗杀手段来镇压反抗者们。然而这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徒劳无益罢了。甚至这些暗杀手段不仅对维护晚清政府的统治没有卓有成效的帮助，反而更多的是逼迫革命党人效仿此等暗杀行为，并最终给社会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三、暗杀风潮的影响

政府，社会风气之引领者，其行为乃国民之表率。腐朽的晚清政府不仅没能做到表率的作用，而且在首开暗杀之风潮后，又通过逐步攀升的悬赏和为人所不齿的诱囚和借刀杀人的方式，助生滋养愈发无法控制的暗杀风潮。在如此丰厚的悬赏引诱下，难免会有品德败坏者铤而走险，做出滥杀无辜的行为。其中，尤以洪全福案最为代表。

洪全福，洪秀全之族侄。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加入洪门会党，后在兴中会成员李纪堂等人鼓动下于1902年发动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为粤督德寿悬赏“生获赏两万元，管守备，死致赏一万元，管千总。”[12]124恰逢“有吴六者，向居广州河南鸡鸭滘，状貌与全福逼肖，年事亦相伯仲。”[3]318故而“有张佐庭者，本粤省缉捕管带李家焯部下，思利用吴之貌似全福，诱伊至香港杀却，以骗取粤吏赏金”[3]318。

这是一件性质极为恶劣的，由晚清政府官员纵容部下滥杀无辜者，从而骗取赏银的案件。洪全福案性质恶劣之处在于行凶者并非一般的好利之徒，而是粤省缉捕管带的部下。军队士兵竟为赏银做出此等丧尽天良的滥杀无辜的行为！尤为令人注意的是在杨衢云一案中，刺杀杨衢云的四人分别是建锐炮营管带和三个营勇，事成以后逃往李家焯营内领赏银和五品功牌。暗杀风气影响之深远竟已渗入晚清军队内部，促使士兵参与暗杀活动以获取悬赏。更进一步者暗杀无辜以骗取赏银，此等行为令人发指！呜呼哀哉，军队窳败竟已至此，社会之风气又能如何？清朝之覆灭不远矣。

四、结语

清末，无论是康、梁等人的维新变法还是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都触及了满清权贵的统治地位。在晚清政府对这些反抗者们重金悬赏的同时，也直接促使了晚清暗杀风潮的兴起。迫于清政府的暗杀活动，反抗者们多自匿行踪并流亡海外。鞭长莫及的清政府也曾通过悬赏、引渡、诱囚和借刀杀人方式去实现对反抗者们的残酷镇压，然而这些花样繁多的暗杀手段背后展现的却是一个日薄西山的晚清政府。暗杀不仅没有使晚清政府完成对反抗者的镇压，而且也没有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和维护手中的权利。相反，这倒逼迫革命党人变本加厉地使用暗杀来推进他们的革命事业，给晚清社会蒙上一层阴霾。晚清政府的暗杀活动向我们展现的不仅仅是皇权的分散与地方势力的崛起，似乎也已经预示了晚清政府分崩离析的结局。最终晚清暗杀风潮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晚清政府的灭亡已成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