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松

（天津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2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他认为，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分配理论及分配制度关系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社会稳定，因此在社会制度层面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关于分配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继承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集成。因此，深入研究新发展理念与习近平关于分配的重要论述之间的内在逻辑十分必要。

一、创新分配体制，谋求分配体制与时俱进

（一）马克思关于按劳分配的论述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分配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由于其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在经济、道德、精神等各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所脱胎的旧社会的某些痕迹。人和人之间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这种权利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每一个生产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1］这种按劳分配原则体现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无产阶级要求，区别于剥削阶级不劳而获的分配制度。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后，生产力快速增长，集体财富充分涌流，社会分配就能实现以个体需求为标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所阐释的共产主义社会分配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还具有更为鲜明的方法论意义。他深刻地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两个重要的分配原则，澄清了困惑在人们头脑中的关于分配问题的理论认识。他灵活地将唯物辩证法具体运用到对未来社会发展阶段和分配理论的研究中去，指出了未来社会发展是分阶段的，而分配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方法论上破除了孤立、片面、静止地看问题的藩篱，成为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实际问题的光辉典范。

（二）我国分配体制的突破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建立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伴随着这一经济体制的形成，全社会逐步形成了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匹配的单一按劳分配制度。这一分配制度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全民所有制的工资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工分制。但由于完全将市场排除在收入体系之外，政府的职能行为边界覆盖了整个生产、分配全过程，政府越过生产主体，对庞杂繁重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细致入微的计划管理，而个体收入又与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脱钩，严重地削弱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得生产效率长期低水平徘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农村普遍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国有企业改革纵深推进。社会实践打破了原有的单一收入分配制度，个体劳动收入、企业债券收入、利息收入、经营收入等形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党的理论积极回应社会实践。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是按劳分配以外的其他分配方式首次作为分配原则载入党的正式文件，为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宣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从“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党的文件表述充分反映了其他分配方式从备受争议到合情合理、从补充地位到融为一体、从可有可无到不可或缺的巨大变化。其他分配方式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作用和意义已经得到高度认可。

党的十四大明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构成剥削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的资本、技术、管理等被提上了合理合法参与社会分配的重要议题上来。1997 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对此作出了及时回应，第一次提出了“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充分肯定了非劳动要素参与分配的重要性和合法性。2002 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十六大明确了按要素参与分配所遵循的原则为以贡献为标准，从而将“按贡献”分配原则列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使得按要素分配从确立原则阶段向建立健全制度阶段迈进，社会主义分配方式呈现出丰富化、时代化、民族化的意趣。

（三）创新发展丰富了可供分配的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2］157创新领域涵盖理论、制度、科技和文化等方方面面，共同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一国若能在创新上先声夺人，也必然能在引领社会发展方面独占鳌头。

分配制度、体制机制不仅体现着社会制度的性质和社会发展水平，而且也是社会发展的间接驱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3］。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都强调了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2019年11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收入分配制度做出了新的重大论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本次会议上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分配理论一次重要的飞跃。新中国成立以来，按劳分配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虽然一直处于不断深化调整中，但却在实践中证明了自身的有效性，保障了社会的分配正义，释放并激发了生产要素的活力，有效地调动了不同阶层经营和投资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更大发展。

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理应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如今，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然而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是困扰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由粗放型发展转为集约型发展提质增效的“第一动力”，是解决经济结构问题的主要途径。我们党历来重视科技进步和创新，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战略”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充分体现了我国在科技创新事业中的探索。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必须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4］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不断释放，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推动了工业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工业互联网等一系列新产品、新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了扫码支付、刷脸支付、网约车出行、在线教育等一系列生活消费模式的变迁，创造了丰富的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科技创新对收入分配方式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几乎所有成功的科技创新都是由企业、科研院校和高校共同研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强调指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包括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探索对创新人才实行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措施，让他们各得其所。”［5］只有构建合理的科技创新合作收益分配机制，才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维持长久持续的科技创新能力。

二、不断协调分配失衡，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目标

（一）马克思关于共同富裕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求利益的革命运动，其目的是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满足全社会所有个体对共同富裕的追求，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以剥削雇佣劳动为运行特征的社会经济制度。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私有制，无偿占有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导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尖锐对立。私有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和罪恶的源头。消灭私有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础。只有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占有，才能进一步保证社会产品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最终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概括起来就是：消灭私有制。

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是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准备物质条件。马克思认为，劳动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都至关重要，一旦停止，任何民族都不能逃脱灭亡的宿命。这充分说明了劳动的重要性：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源泉。只有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调动其积极性和能动性，人民才能通过劳动不断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6］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物质财富丰富了，才能进行有效的社会分配。

马克思追求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消灭、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之上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进行社会公平分配的前提条件，而共同富裕是未来社会的目标价值之一。

（二）分配失衡的主要表现

十九大报告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不平衡问题仍十分突出。这种不平衡表现在多方面，如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同群体居民收入的不平衡等等。不平衡在收入分配方面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部分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居民之间的分配失衡。40多年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其中居民之间收入失衡就是其中最为显著的问题之一。《福布斯》公布的2018 年全球亿万富豪榜，中国共有476 人上榜，15人进入全球亿万豪富榜前100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还存在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贫富差距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到2018年底，按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1660万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3月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今后两年脱贫攻坚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城乡之间的分配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然而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没有根本扭转。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9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510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686 元，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2。到2019 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342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78元，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7。我国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不仅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而且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增长也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城乡之间的分配失衡当前仍有扩大的趋势。

地区之间的分配失衡。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依靠优越地理位置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88年，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第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依靠地理优势和政策倾斜应该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使这个当时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能够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另一大局是当沿海地区较为充分发展后，国家经济实力也达到一定发展水平，要顾全大局地帮助和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迅速发展起来，拉开了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其中高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水平的十个省份中，仅有内蒙古为中西部省份，其余均为东部省份。京沪更是首次跨越了6万元的门槛，遥遥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地区之间分配失衡问题十分明显。

（三）协调发展下的精准扶贫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2］161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协调各种分配不平衡问题，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不同行业收入协调发展等。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这是我们党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是我国贫困治理的指导性思想，他认为扶贫工作要做到“六个精准”，实施“五个一批”，系统回答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核心问题。精准扶贫总体要求中的“六个精准”是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是精准扶贫的靶向目标。“五个一批”是分类实施的基本思路和实现途径，是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四个问题”是核心环节和重点关切。三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统一于精准扶贫的伟大方略之中。精准扶贫不仅是一项惠民工程，还是一次利益再分配，目的是改变落后地区的贫困面貌，协调居民分配不平衡、城乡分配不平衡和地区分配不平衡。精准扶贫就是要历史性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基础上，进一步部署了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彰显了在脱贫道路上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坚强决心。

三、坚持生产中的绿色理念，向“绿水青山”要“金山银山”

（一）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的论述

马克思向来批判离开社会生产单纯聚焦社会分配的研究路径，指出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庸俗的社会主义者只会在分配领域兜圈子，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分配的真正内涵。他认为，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应该把分配与生产紧密联系起来研究。

马克思指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一个系统体系，其中各种要素环环相扣、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组成了社会生产的有机体。生产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处于支配地位，决定着其他的方面和环节。相应的交换和消费是不起支配作用的要素，分配形式不过是生产形式的一种表现而已。“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7］生产关系尤其所有制关系决定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占有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研究生产关系是理顺分配关系的前提，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研究分配关系，必然会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

（二）从“绿水青山”中发掘“金山银山”

按照马克思的研究思路，我们有必要把生产和分配联系起来一起考察。分析习近平关于分配的重要论述，有必要把其关于生产的相关论述联系起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完整准确地理解习近平关于分配的重要论述。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前提，分好“蛋糕”是做大“蛋糕”的有效措施。做大“蛋糕”指的就是搞好生产，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分好“蛋糕”就是搞好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常态”。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时指出，“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理念。”一直以来，为了迅速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和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我国有些地区过度消耗资源环境，以牺牲环境换取GDP增长，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当前，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问题严峻，已经成为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瓶颈，实现生产发展转型，实行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不二选择。

2005 年，习近平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就是旨在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的“两山理论”。其中“绿水青山”反映的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对于生态环境的追求，致力于建设美丽中国。“金山银山”指的是社会主义经济文明建设，致力于建设富强中国。两者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接续发展必须坚持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生态环境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2018年公布的《中国经济绿色发展报告2018》认为，中国经济仍未从根本上减轻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区域间绿色发展不平衡。从全国范围来看，绿色发展综合得分呈从东南沿海向西向北逐渐递减的态势。东南沿海地区和较为发达的大城市经济绿色发展的能力明显高于广大内陆和偏远地区，广大内陆地区依靠消耗环境资源实现经济粗放型发展的现状没有根本改观。可见，经济发展差距成为导致地区之间绿色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这说明我们离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仍有一段距离要走。

我国目前的“三农”问题还比较突出，城乡收入分配还不平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的“绿水青山”还没有转化为百姓致富的“金山银山”。为了更有效地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生产领域的变革，我们要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以创新驱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培养提高善于向绿水青山发掘金山银山的思维能力和实践水平。只要不断地拓展思路，保护好、发展好、利用好农村的生态优势，勇于并善于向“绿水青山”要“金山银山”，我们就一定能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

四、坚持分配的国际视野，回应国际不合理分配秩序

（一）马克思关于国际不合理分配的论述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趋势，科学地预测了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发展必然性。他认为，资本主义依靠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逐步地突破了世界各民族原始的封闭状态，使得各民族因自身环境所形成的独立的分工体系被彻底消灭了，人类联系日益紧密，世界历史最终形成。

资产阶级在其较短的统治时期内，所创造出的生产力超过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面貌。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工业革命带来交通工具的迅速改进。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迅速地把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迅猛发展的交通工具成为运输遥远地区的原料及销往世界各地产品的主要方式。世界市场的开拓，促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演进为世界性的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制造的低廉价格的商品突破了一切阻碍商品流通的限制。为了达到扩大商品销路的目的，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它们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不断培育出更为广大的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方式。“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8］

资产阶级在这个“创造”出来的世界历史中拥有主导权，自然成为最大受益者。资产阶级凭借机器大工业生产成为主要从事工业生产地区，而地球另外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地区。工业生产地区通过廉价商品和便利交通占领了国外的广大市场，使从事农业地区服务于工业地区，世界分工体系形成了。资产阶级把世界其他民族卷入世界历史体系后，通过不等价交换形成了工业生产区对农业生产区特有的剥削结构，完成了资产阶级民族对农民民族的统治，东方从属于了西方。

（二）开放发展与合作共赢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建立后主要依靠两个二分法运行，一个是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另一个是经济专业化的空间等级，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9］。“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是世界体系运行的动力。“不等价交换”使得新融入世界体系“商品链”的国家同时被边缘化在资本主义世界核心区之外，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无疑使建立在旧的国际分工、不等价交换、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基础上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更雪上加霜。“霸权治理或单边治理必然导致经济全球化更加成为资本全球化或美国全球化，具有不平衡性和不公平性的内在特征，不仅使原有的全球性问题得不到解决，还催生出一系列新的、更严重的全球性问题”［10］。站在百年未有的世界变局和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合作、共赢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对外政策的两个基本原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共生、共赢和共享的价值诉求，是实现全球分配正义的前提条件。世界各国和人民应该共同享有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成果，而不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我们看到，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相应地取得了一定发展，但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仍然是获利最多最大的，一直以来都处于价值链的顶端。这种发达与不发达的二元全球结构不仅没有任何缩小的趋势，而且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发达国家不断利用自己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各方面所占的优势，极力压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贫富鸿沟及传统与现代的鸿沟不断加深，严重违背了国际公平正义原则。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只有坚持对外开放的发展理念，才能够充分运用人类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发展壮大自己。对外开放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有之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也要求必须坚持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提高了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世界银行研究组的量化贸易模型结果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将使“发展中的东亚及太平洋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2.6%至3.9%。中国将始终如一地秉承开放理念，正如国务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和展望》中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一个国家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才能走出自我僵化封闭的状态，破茧成蝶，涅槃重生。共建“一带一路”就是以开放为导向，努力解决各国在发展中所面临的经济增长和平衡发展问题。“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实践过程中使参与各方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增强了各国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不断朝着构建命运自主、命运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前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11］

五、坚持共享发展理念，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一）马克思共享发展思想

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阐释过“共享”范畴，但就其文本内容而言，无论是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等概念的阐述，还是关于平等、自由和公正的价值追求中无不闪烁着共享的思想光芒。马克思的共享思想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批判基础上的。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内在固有矛盾。资本家通过私人占有生产资料，无偿地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主义表面公平分配的原则下面掩盖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不平等、非正义的现实关系。资本积累进一步加深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财富的鸿沟，财富越来越集中于资产阶级手中，贫困落后愚昧无知却在无产阶级中集聚。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必然会运用一切武器，尤其是运用国家机器管理镇压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无产阶级虽然在形式上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等一系列民主权利，但实质上资本主义所有民主制度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无产阶级处于实质的无权状态。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批判，指出了“两个必然”的客观规律。阐述了无产阶级消灭雇佣制度，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制度的历史使命。共享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必要条件，这里的共享不仅内在包含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还包括共同享受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首先，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共享。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劳动异化、工人被剥削压迫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政权，保证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然后将一切生产资料收归社会共同占有供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使用。其次，劳动成果的公平分配，共享社会财富。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的剥削性，制定了以劳动为衡量尺度的按劳分配。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保障人民享有各种政治权利。恩格斯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以维护公民的政治尊严。除此以外，全体社会公民还应共享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和生态领域等一切文明成果。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分配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12］。共享发展理念深刻阐释了“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和发展成果的分配”等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全民共享，突出的是共享主体，即人民性；全面共享，突出的是共享客体，即内容性；共建共享，突出的是共享路径，即条件性；渐进共享，突出的是共享进程，即现实性。共享发展理念揭示出人民在共同奋斗中逐步实现社会产品的共同享有。

共同富裕和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分配领域两个重要原则。共同富裕指的是社会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的状态，描述的是社会进步的文明程度。以人民为中心指的是社会的价值遵循，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描述的是社会进步的主体地位。换言之，以共同富裕为标识的社会文明进步是以人为目的的，而共同富裕服务的靶向是人民为中心的。离开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是冰冷的科技进步或是有产者等特权阶层的财富独占。离开了共同富裕为衡量标准的以人民为中心是虚假的、名义的中心，是人民的普遍贫困和被奴役。两者侧重点不同，以人民为中心侧重的是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贯穿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始终。而共同富裕侧重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目标追求，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4，社会主义建设还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

共享发展理念内在的要求是分配应当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为了人民，这是发展的方向和归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3］。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创造的所有财富都应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服务于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让人民群众获得切切实实的利益。人民既是改革的动力，又是改革的目的和归宿。只有依靠人民的支持，充分发挥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我们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否则我们最终将是一事无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要相信人民的首创精神，相信人民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时期，我们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党领导和团结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只有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为了取得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胜利，必须积极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弱势群体，只有坚持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脱贫致富一个不能落下，做好更多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合理分配社会财富，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才能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综上所述，当我们把习近平关于分配的重要论述纳入新发展理念视阈中来理解考察的时候，就会发现习近平关于分配的重要论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分配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生产与分配，国内与国际，公平与效率，目标与价值、继承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初步成为一个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并将在改革开放中进一步丰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