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西

（辽宁大学 艺术学院，辽宁 沈阳110136）

我们为什么要重读席勒的《美育书简》，抑或为什么要重读经典，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当我们把这种疑惑放置在当下社会文化的驳杂状态上，把这种提问的眼光投向人性的种种变异上，以及艺术的低俗化格调上的时候，就不难发现重读的意义是那么现实，又那么富有未来性。

一、席勒美育思想构建中对人性的分析

席勒的《美育书简》不仅在德国美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而且在世界美学史上也具有极高的地位。它被美学界视为“第一部美育的宣言书”，首倡美育思想，并主张美的艺术是人的性格高尚的工具，人性可以通过审美教育获得改造和提升。《美育书简》也是一本对美的本质进行探索的重要著述。他的“游戏冲动论”对于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的“审美生存”的意义极为深刻。他不但对康德哲学做出了辨析和继承，也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积合理内核。对于这样一部经典，我们完全有必要重读、重解，并把它视为理直气壮进行美育教育、审美生存的一种理论基石。

席勒的美育思想从康德哲学出发，但他对康德哲学还是存有很多异议的。比如，他认为人的心理功能是一个有机整体，反对康德提出的主观化“美”的观念。他认为，“美”是事物自身的规定，是使我们能见出自由的表现方式。在《美育书简》中，席勒不仅批判地吸纳了康德的哲学思想，还吸收了费希特关于主体与对象（自我与非我）相互作用的思想，提出了两种基本冲动的理论。由费希特的“纯粹自我”和“经验自我”生发了“人格”与“状态”（自我及其规定性）两个概念，并由此导出了人是具有实在性和形式性的两种基本要求的观点。人的实在性即人的自在性，可以理解为天性、本性，而人的形式性则可以理解为理性、人的内在精神的外化。这就为他阐发用审美、美育完善人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首先对人性进行了分析。首先指向后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现代化，其直接产物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所构成的“美”与“非美”的二律背反。“美”在此时变成人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富足、文明与舒适；而“非美”则是指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低俗、焦虑。席勒指出艺术是人的“性格高尚化”的工具。一方面，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非此方式人类就不能取得进步”；另一方面，席勒又批判了所谓现代性所导致的人性分裂和艺术低俗的弊端。

席勒把人性置于社会状况中去加以分析。他朦胧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来的劳动异化现象，但他没有能从经济基础上去寻找原因，而是从精神领域去寻找异化的根源。在《美育书简·第六封信》中他认为“正是教养本身给现代人性造成了这种创伤。只要一方面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更明晰的思维使科学更明确地划分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国家的越来越复杂的机构使等级和职业更严格的区分成为必然，那么人的本性的内在纽带也就断裂了，致命的冲突使人性的和谐力量分割开来。直观的知性和思辨的知性现在敌对地占据着各自不同的领地，互相猜忌的守卫着各自的领域。人们的活动局限在某一个领域，这样人们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一个支配者，他往往把人的剩余的素质压制了下去。不是这一边旺盛的想象力毁坏了知性辛勤得来的果实，就是那一边抽象精神熄灭了那种温暖过我们心灵并点燃过想象力的火焰”[1]50。席勒的这段话的关键词是“分裂”。他把人置于社会严密的分工和国家机器的掌控中对人性的“支配”，分析知性的直观性与思辨性对人性的割裂。

席勒的《美育书简》对美的本质进行了理论探索，提出了著名的“游戏冲动”论。席勒认为人有两种冲动，一种是感性冲动，一种是形式冲动。前者产生于人的自然存在或感性本质；后者产生于人的绝对存在或理性本质。两种冲动集结在人的身上形成一种相反的力量，推动人们把内在的东西外化，把现实的东西规律化。他认为美育可以培养完美的人性和全面发展的人。他明确指出，美可以成为一种手段，使人由素材达到形式，由感觉达到规律，由有限存在达到无限存在。他把人对于外观的喜悦、对装饰与游戏的爱好看作人摆脱动物状态而达到人性的一种标志。席勒把美的规律看成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人的精神的自由，并把“美的国度”视为最高境界。这对于后来的马克思影响很大。

在美育思想建构上，席勒提出培养人的全面发展的完美人性的审美目的。这本身就具有打破长期以来固有的英国资产阶级美学观囹圄的超越性。席勒在《美育书简》中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审美国度”的理想境界。在他看来，比起“力的国度”“伦理的国度”“审美的国度”则是最美妙、最和谐、最高尚的理想王国。如何才能抵达这一王国，那就是要进行审美教育，以此改造有缺陷的、分裂的人性，人必须通过审美状态才能从单纯的感性状态上升到理性和道德的状态。席勒认为教育有多种形式的分别：有促进健康的教育，有促进认识的教育，还有促进鉴赏力和美的教育。审美是抵达自由实现人性完美的前提条件。“这不仅关系到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而且更关系到这个时代的实际需要。我们为了在经验中解决政治问题，就必须通过美育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1]39尽管在今天看来席勒把美育的功能提得过高，但是，在席勒的时代这种高度重视美育功能，甚至于相信政治问题也可以通过美育途径来解决的思想乃是一种偏激的深刻。

当然，席勒虽然意识到美育对于人类全面发展的意义，但他并没有提出更为成熟的答案。相比照而言，我们在阅读马克思《手稿》时则能够获取更为清晰的、深刻的思想启迪，因为马克思更进一步阐发了劳动异化以及克服异化的途径，构建了更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这不仅是时代的影响，也是哲学家、思想家个人的差异。

二、席勒美育思想对于现实教育实践的影响

经典之所以不失为经典，除了经典内蕴的思想本身的意义，还在于它那超越时空对现实问题的烛照力。立足本民族的思想发展历程，观照当下的社会文化、艺术状况，重读《美育书简》，使我们深切的意识到美育不仅是一种理想，同时也是一种现实的需要和可能。

首先，回顾历史，中国的美育思想古已有之。所谓“先王之乐”“六艺之教”即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据考证，在我国最早提出“美育”一词的是汉末魏初的“建安七子”之一徐干所著《中论》一书《艺论》篇，其中就有：“美育群才，其犹人之于艺乎？”徐干在该文中发挥了儒家“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古训，强调德性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礼乐之本”，同时礼乐也是修行德性的枝叶，是“事成德也”[2]。康德曾说“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亦可在儒家伦理美学中找到共鸣——孔子以赞许曾点“风乎舞雩”审美境界的态度，从而指点出理想的人生境界；以《诗》、礼、乐的审美教育来切磋琢磨如玉君子，从而指点出理想的人格典范；以重建礼乐规范的审美标准来恢复周制，从而指点出理想的社会模式……[3]

而意境也是中国美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在艺术创造、欣赏和批评中常常把“意境”作为衡量艺术美的一个标准。它是客观景物经过艺术家思想感情的熔铸，凭借艺术家的技巧创造出来的一种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美的境界。意境说早在唐代已经诞生，而它的思想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老子美学[4]。

这就是说，不仅西方美学思想体系中有美育思想和思想家，在我们民族思想的宝库中也存有渊源深厚的美育思想资源。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美育思想和美育教育已自成体系。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把美育作为问题加以阐述的思想家；而蔡元培则被誉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美育一词引入和学科建设的“第一人”，他的《哲学总论》（1901），最早传播西方美学思想中的“美育”概念，并把美育与德育、智育并列为一个学科。此后，梁启超、鲁迅，以及朱光潜、宗白华、蒋孔阳等都为美育思想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历史贡献。因此，我们说美育思想不仅是西方美学的重要构成，也是中国民族文化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美育的地位、意义已成人类的共识。

从实践层面来看，美育不仅是古希腊人、中国的先王所看重的，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在倡导和实践美育思想，并成为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人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和途径。仅就当下而言，全民大唱红歌、发送红色短信、观赏红色影视剧等都属于先进文化建设工程的组成部分，也都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也是提升国民素质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至上、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思潮侵蚀着人们的灵魂，导致物质与精神价值失衡，人性堕落，人心浮躁，道德缺陷。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艺术观念的多样化也是正常的、必要的。但是，如果认为艺术仅仅是一种赚钱的工具，拒斥艺术的美育功能，一味地强调感官刺激，制造种种俗物、快餐，这与经典美学家的思想、与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和人性境界的提升都是背道而驰的。所有这些都为美育教育提供了非常充分的现实依据。所以，美育教育不仅是理论意义上的，更是实践意义上的需要。

席勒的美育思想理论是一种人生美学，通过美育手段造就人性全面发展的自由之人。实践也一再告诉我们美育不仅是需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只要你确立和确信美育观念及其功能，“一切皆有可能”。目前，高等院校实施的“通识教育”“美育教育”课程，已经初见成效，可见文化普及、审美教育在青少年心理、性格、人生成长历程中的益处。就电影艺术这一艺术形式而言，在实施美育教育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效力。它的直观性、时效性、蒙太奇语言独特性等特征，能够直达青少年的心灵深处，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法国电影《牧牛班的春天》等，都形象生动地演绎了美育（在影片中主要是音乐教育）对于“问题孩子”的巨大影响力和创造力。据统计，在电影《音乐之声》中大约有20 多首乐曲，而且这些乐曲大多是首创。其中，有修女合唱的《赞颂我主》《晨祷》《玛利亚》，修道院院长唱的《攀越群山》等；有丽莎和劳夫唱的《即将十七岁》；玛丽亚和孩子们唱的《哆来咪》《孤独的牧羊人》；玛丽亚和上校唱的《有些好事》；孩子们和上校唱的《音乐之声》；上校和丽莎唱的《雪绒花》；孩子们唱的《晚安，再见》，以及《婚礼进行曲》等。其中，《攀越群山》竟在多种场合反复唱起。《哆来咪》《孤独的牧羊人》《雪绒花》等歌曲已经成为全球金曲，传遍了世界各地。主人公玛利亚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以第12 任家教的身份来到斯特拉普上校家。面对上校家的极难调教的七个孩子，玛利亚发挥自己能歌善舞的特长，很快就赢得了孩子们的好感。一曲《哆来咪》让孩子们找回了生活的乐趣；木偶剧《孤独的牧羊人》使孩子们沉浸在欢乐中。歌舞音乐是沟通心灵的和声、最美的语言。玛利亚最终不仅成为孩子们喜欢的家教，最终也成为他们亲爱的继母。

同样，《牧牛班的春天》不仅让观众确信美育可以改变“问题青少年”的性格缺陷，而且还能够医治他们心灵的创伤，转变他们的人生态度，调整他们与父母、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培养他们应对人生更大考验的心理素质。在这部影片中，有一群被动接受“教养”的青少年，有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截然不同的教育效果。教养院里的孩子无疑都被定性化了，他们似乎是一群被认为“无可救药”的坏孩子。而且，他们或者是孤儿，或者是被强行送来的家庭包袱，或者是因为有劣迹而来接受管教的。总之，他们都是一群需要按照公众能够接受和认可的道德标准重新驯化，以成为“新人”的人。但是，以什么心态对待他们，以何种方法和途径重塑他们，在这个教养院里却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理念和方法的斗争，最终效果也可想而知。院长坚信并一直实施的是“暴力教育”，因为他认定这些孩子缺少的是严管，暴力可以使他们驯服。他就是按照这样的观念和方式，怀疑新来的孩子偷了他的钱，并且亲自动手打了那个孩子。最终，那个孩子不但没有被改造好，还一把火烧掉了教养院。新来的老师却不接受院长的管教理念，他以一种关爱的、平等的心态对待孩子们，特别是年龄最小的孤儿。他不怕孩子们对他的种种挑衅和恶作剧，坚持用音乐教育来打动孩子们的心灵，发掘每个孩子的天赋，让他们喜欢音乐，并能因材施教，让孩子们发挥自己的音乐特长。如是，把孩子们都自然地聚集在乐神的周围，使他们对生活、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由“问题孩子”变成了好孩子、乖孩子。上述电影真实的反映了美育教育在人的成长、特别是青少年成长中的意义。“音乐之声”“牧牛班的春天”等完全可以看作是“审美王国”的代名词。这样的实例，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

当然，在多媒体时代，商业利益驱动，媒体大战，各种媒体上充斥着色情与暴力，低俗、庸俗、媚俗的现象从负面给了青少年以性灵的伤害，性格的扭曲，人性的沦丧。这些现象必须引起影视创编人员和媒体人的关注和警惕，如何用积极的思想导向、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为青少年提供有益和有趣的精神食粮，是一个时代的课题，也是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良知。严峻的现实使我们意识到美育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美育既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和审美教育接受主体、与外在的影响和冲击相关联。药家鑫，一个被誉为“钢琴王子”的高雅艺术殿堂的学子，竟然为了免除个人事后可能遭遇的麻烦，而断然置另一个人的生命于死地。这种艺术教育与人性的残酷相悖的例子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思考。究竟是美育教育出了问题，还是整个社会价值观在个体生命中负面的总爆发？

席勒认为，“只要审美的趣味占主导地位、美的王国在扩大，任何优先和独占权都不被容忍。”“个人的欲望必须放弃它的自私自利，只吸引感官的那种愉快的魅力之网撒向精神领域。”[1]146审美卸下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身体的强制或是道德的强制，只有审美的趣味才能够给社会带来和谐，因为它把和谐建立在个人的心中。一切其他形式的观念都使人分裂，因为它们或者单独地从人的存在的感性部分或者单独地以人的精神部分为基础，只有美的观念才使人成为一个整体。只有纯洁的心才相信纯洁的意志，只有美才能使全世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