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应华

自20世纪90年代音乐人类学引入中国音乐理论学界以来，好友熊晓辉教授便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颗令人瞩目的璀璨之星。音乐人类学脱胎于人类学，是一门基于田野调查，进而进行“民族志”写作的学科。西方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深刻影响到音乐人类学的学术理路，其“业余民族志”调查的音响资料成为早期西方比较音乐学世界音响研究和世界乐器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马林诺夫斯基确定的“科学民族志”调查与书写范式推动着“民族音乐学”的创生及其田野调查准则的形成；格尔兹的解释主义人类学掀起了实验民族志的写作浪潮和研究范式。在中国，众多出生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学者、音乐学者立足文化本土，开始进行“家门口”的人类学调查和研究，在音乐学领域，晓辉教授可以称为其中笔耕不辍、最为多产的一位学者。

人类学界将“家门口”的人类学调查与研究称之为“家乡人类学”，是解释人类学对于研究对象进行“深描”的一种本土学者化（抑或称之为中国化）处理，即从格尔兹主张的对远方他者文化的“深描”转向到中国人类学者对于本土本我文化的“深描”。依照王铭铭的观点，家乡可以看成是人类学学者的“故乡”，故乡即他者。毛伟对家乡人类学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学理反思，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困惑：（1）他者何在？（2）如何把握参与观察的参与度？ （3）我的“书写”，谁的“声音”？对此，晓辉教授的策略是“跳出家乡‘说’家乡”。

跳出家乡“说”家乡的前提是对于家乡的熟知与理解。晓辉教授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湘西凤凰县，从小就浸染在湘西本土文化的血脉中。作为一个音乐人类学者，他首先是一如王铭铭所言：立足家乡予以“自白”。对于毛伟等学者的考问，晓辉教授的策略是将家乡转换成“故乡”，变熟为生，以一个人类学学者的视角“非位”地审视“故乡”。

对于湘西少数民族音乐而言，晓辉教授有着灵与肉一般的体验，用人类学的方法论来看，实则是50余年的“居住式体验”。晓辉教授的出生在一个外来的汉族干部家庭，对于湘西本土文化而言，他其实是一位“文化他者”。但是，上世纪“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向边疆学习”的民族政策，不仅推动了湘西民族文化研究热潮，同时也激发了晓辉教授热爱民族文化、研习民族音乐的幼小心灵。晓辉教授曾多次与笔者谈起他儿时的湘西少数民族音乐“调查”与“体验”：在上学的时候，来自凤凰各乡镇的苗族民间音乐汇演，成了他的精神大餐；中学时期，他便离开县城，与儿时玩伴、中学同学来到阿拉、腊尔山等苗族村寨游玩，学习了苗剧、苗鼓、苗舞、苗歌、苗族唢呐等。之后，晓辉教授的足迹逐渐扩大到整个湘西的龙山、永顺、古丈、保靖、花垣、吉首、泸溪、凤凰等县市，以及怀化麻阳、沅陵、辰溪、通道、芷江、新晃，贵州铜仁松桃、沿河、思南、德江、印江、江口、玉屏、万山，重庆酉阳、黔江、秀山，湖北恩施、来凤等地区，长年累月，孜孜不倦，以湘西为中心，辐射到整个武陵山区，对生于斯的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包括汉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及其历史文化流变、民俗文化价值进行了全身心的体验，使得晓辉教授似乎从一个湘西“遗传基因”的“他者”转变成一个湘西“文化基因”的“本我”。

正是这样一种“居住式体验”，让晓辉教授的湘西民族音乐书写仿佛总是写着“他者”，说着“自己”，体现出最具人类学“局内人体验参与”学理意义的“深描”，如他对土家族土司音乐文化的调查研究及其系列文论的书写，即是这样一种“居住式体验”的结果：

首先是对于土家族土司音乐表演个案的体验式描述，包括《土家族土司歌曲的语言学阐述——一种文化人类学解读》《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制度下的“三棒鼓”研究》 《土家族土司铜铃舞的民间演绎与祭祀阈限》《土家族土司铜铃舞的祭祀阈限与空间阐释》等文论。在这里，晓辉教授往往采用人类学的共时性个案体验研究法，对研究对象所呈现出来的“what”予以详细描述，并将之放置到语言学、民俗表演理论等视域下去追问它的为什么。如在《土家族土司歌曲的语言学阐述——一种文化人类学解读》一文中，晓辉教授从语言学的视角描述了土家族土司音乐的语言建构，包括歌曲的语言类型和歌曲的语言特点。前者重点描述了语音与语序、声调与音节、虚词与重叠等歌唱语言类型，后者则描述了其歌曲语言方面有关长短自由、即兴创作、修辞多样等特点。在此基础上，文章进入到土家族土司歌曲的语义学层面，进一步对这一类歌曲的语义表达、词曲关系、衬词衬腔进行了阐释与分析。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语音学、语义学层面的深描，依照音乐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方法。熟悉研究对象的语言是一个人类学者进入田野的最为关键的基本功，更何况还要对其进行语音、语义研究。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晓辉教授对于湘西土家族音乐的长期体验。

其次是对于土家族土司音乐制度的文化体验，包括《土家族图腾与土家族土司音乐互文性阐述》 《土家族土司制度与土司音乐文化》 《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音乐制度考释》 《清代雍乾年间湘西官庙祭祀音乐与巫觋乐人制度研究》等文论。对此，晓辉教授往往采用人类学的历时性文献研究法和口述调查法，将土家族音乐文化放置到历史文化语境中，置于土家族土司制度的视域下予以考量，阐释了土家族音乐文化与土家族土司制度之间的互文性关联。如在《明清时期土家族土司音乐制度考释》一文中，他提出，土家族土司音乐制度是封建王朝在土家族地区实施的一种民族文化政策，是土司对土民的一种文化管理措施。就方法论而言，其基本的方法策略是：先通过田野的深度调查和体验，弄清楚土司制度之前、土司制度兴起之后以及土司制度衰亡之后的民间音乐种类，然后再将之放置到土司制度的体系中予以解读，最终得出相关结论。他在文中写道：“明清时期的土司音乐制度较为完善，它包括了土家族土司巫术与占卜音乐、土司部族战争音乐、土司消灾禳解音乐，同时还包括土司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时的祭祀音乐，形成一套完整的宗教、民俗、军事仪式音乐制度。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对土家族土司音乐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土家族土司统治时期所反映土家族人生活的民俗音乐、仪式音乐与典型的土司祭祀音乐等，都突出体现了土司音乐受到政治的影响、宗教的渗透和经济发展的促进”。

再次是通过微观个案到中观制度的深度调查，再进入到宏观的族际关系分析，《清代改土归流时期汉文化对土家族音乐活动的影响》 《清代改土归流时期土家族与汉族音乐文化的交流》的叙事与书写即是如此。如《清代改土归流时期土家族与汉族音乐文化的交流》一文中，晓辉教授讨论了改土归流以后，土家族的传统音乐一方面在依然传承，一方面发生了变异，具体包括新民歌出现及其与竹枝词的结合、土家族对外来戏曲的认同和接受、土家族原生型音乐在汉族地区传播、“兴办学堂”对汉族与土家族音乐交流的贡献、土家族人对汉族音乐的欣赏、土家族音乐与汉、苗等多民族音乐的融合与互动、汉族音乐对土家族音乐发展的促进等。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晓辉教授对于湘西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性存在、整体性交融、区域性共建的深度田野体验。

跳出湘西“说”湘西的关键在于“跳出”，这也是一位家乡人类学者必备的学术品质，也就是说，家乡人类学首先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类学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晓辉教授就是音乐人类学研究中为数不多的佼佼者。2008年，晓辉教授出版了《音乐人类学论纲》一书，这是与管建华教授《音乐人类学导引》（2006年）几乎同时出版的音乐人类学理论著作。在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中文版（2010年）还未出版前，这一专著成了国人了解国外音乐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前沿著述之一。

《音乐人类学论纲》首先讨论了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性质，这是任何一门学科理论著作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晓辉教授较为完整地界定了音乐人类学的学科身份、本质、语境、核心概念以及音乐人类学面临的困惑，从理论上建构了音乐人类学的学术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晓辉教授进一步勾勒了音乐人类学的方法论观念与具体方法，对于音乐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进行了深刻阐释，对音乐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进行了反思，从“音乐与人”的角度阐发了音乐人类学有别于传统民族志书写的观念，突出了音乐人类学以“反思”“反观”为核心的田野调查方法论。在这一著述中，晓辉教授还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西方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动态，重点介绍了梅里亚姆、内特尔等的音乐人类学理论，以及音乐人类学视域下的流行音乐研究和后现代文化思潮观念中的音乐文化研究。这一西方音乐人类学研究人物、学派以及研究焦点问题与后现代哲学视域的介绍，极大地拓展了中国音乐研究学人的视域，尤其是对于城市音乐人类学价值取向、范式、理论意义以及相关进展的介绍，突破了以往民族音乐学以“原始”“无文字”“少数族裔”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瓶颈，使得“一切人的音乐”进入学术界的视域和观念里。

晓辉教授的《音乐人类学论纲》还是中国音乐研究的一个指导性文本。他在中国音乐文化的语境中讨论了中国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范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多样性存在和多元化发展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关系问题；（2）中国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突显了文化传统到传统承续到文化创新的阶序性；（3）中国音乐文化的古老信仰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关系问题，突显了音乐人类学对于中国音乐文化内核的关注；（4）音乐人类学学科视野拓展与综合交叉的问题，讨论了音乐人类学视域下的音乐性质问题、音乐审美问题、音乐评论问题、音乐遗产问题、音乐文化的符号学意义、音乐文化的人文主义以及音乐文化的主体性观念等方面。这是以往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均未涉及的领域，引领了当下中国音乐理论研究的前潮。

“跳出”湘西，晓辉教授在音乐人类学的理论海洋里继续畅游。在这一时期，晓辉教授连续发表了大量有关音乐人类学理论思考的文论，如《音乐艺术与人类学——音乐人类学的学科身份与学科结构的历史嬗变》《走向音乐人类学的批评——城市音乐人类学价值取向、范式及其理论意义研究》《音乐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理论反思》《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音乐人类学美国学派研究》《音乐人类学视角下的音乐符号特征》《蓝调音乐对于美国音乐文化的美学价值刍议》《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音乐人类学的历史语境与理论祈求》《音乐人类学柏林学派研究》《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音乐人类学论纲〉自序》等。可以说，这些文论的研究与书写是上述专著《音乐人类学论纲》的进一步深化，这样一种深化研究过程和成果的产出，进一步明晰了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理论，对于国人的音乐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志书写来说，意义重大，在此不再赘述。

晓辉教授“跳出”湘西的音乐人类学学理研究，是为了回到湘西的民族音乐文化研究，这是音乐人类学理论“落地”的一个学者典范。爬梳晓辉教授有关音乐人类学的文论，一个重要的领域就是音乐人类学视域下的湘西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解读，如《土家族巫文化的人类学考察》《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内在机制及保护实践的反思》《土家族打溜子的隐喻叙事：一种音乐人类学解读》《苗族巴岱蚩尤戏的文化原境考察：一种文化人类学的湘西文本》《土家族民间舞蹈形象的文化人类学阐释》《土家族土司歌曲的语言学阐述——一种文化人类学解读》 《巴人神歌阐释——土家族歌乐“梯玛”考略》《从人类学的视野解读沈从文乡土文学》等。这里不厌其烦地抄录晓辉教授的相关研究，目的是与读者共享晓辉教授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观念。实际上，关于湘西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自上世纪“湖南民间音乐考察”开始就已经不断有学者展开调查，发表相关研究成果，但是相关研究从学理层面来看，鲜有从“湘西音乐与湘西人”的视域与观念予以思考。我以为，湘西音乐首先是湘西人的音乐，研究湘西音乐，离不开对湘西人的研究，抑或可以直接说，研究湘西音乐，即是研究生活在湘西那山、那水，那一方特定人文、历史环境中的人。

在我看来，跳出湘西“说”湘西，是晓辉教授真实的学术历程，也是晓辉教授学术成就的标志。晓辉教授之所以能够跳出湘西，是因为他沉醉在湘西。沉醉湘西，使得晓辉教授拥有了“家门口”人类学研究的丰富资源；沉醉湘西，使得晓辉教授升腾起跳出湘西的勇气和毅力。跳出湘西，使得晓辉教授自我建构起音乐人类学的学术素养，从而走向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的前沿语境；跳出湘西，亦使得晓辉教授得以“离开家乡”，将家乡转换成故乡，以一个学者的冷静与洞察力再次阅读家乡，“回到”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