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强

油画《铁海棠花开—武汉加油，我们在一起》，作者：欧阳萩。

为什么关于疫情的文艺作品，质量普遍很差？

一个非常浅显的问题，背后暴露出很大差距。灾难面前，文艺何为？为什么会出现“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这样的观点？我们当然要高喊“武汉加油”，同时，类似“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呐喊，同样极具力量。

我们需要鼓舞，也需要反思;需要奋不顾身，也需要以人为本。灾难面前，我们高昂起不怕牺牲的头颅，也为一次次流血伤心痛哭。我们记得那些伟大的诗词，也记得一些独立思考的个体，《鼠疫》引发的思索，至今仍在叩问人们。

文艺是现实的镜子，有正面，也有反面。镜子，正面照亮世界，反面收集世界的黑暗。镜子的两面，与人类共存。

杜甫以及他的同道们所创造的大量诗篇，早已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这些天，文艺时不时被提起。

2月12日的《长江日报》，刊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一看标题就知内容，作为本次疫情最危重的武汉的市委机关报，这样的评论员文章，简直丢人现眼，也让人寒心。

这样的文章，既寒了捐赠者的心，也是对传统诗词的侮辱。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是日本驰援武汉的物资上写的话。据《东征传》记载，公元八世纪，日本长屋亲王曾在赠送大唐的千件袈裟上，绣上十六字偈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

不仅如此，日本舞鹤驰援大连的物资上同样有两句诗：“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出自王昌龄的《送柴侍御》：“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在日本驰援湖北的物资上，还提到了《诗经》里的名句：“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这些诗句，有的我们熟悉，有的似曾相识，但都源自绵延不绝的传统文化。在援华物资上写上这样的诗句，其目的不就是温暖身处抗击疫情中的中国人吗？当你有困难，别人雪中送炭，你说对方说话不好听，太有文化了，不如直白一点好。

照这个逻辑，遭逢安史之乱的杜甫，是不是不应该写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而应该振臂高呼“大唐加油”？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何不直接喊一句“大宋雄起”？

历次灾难所产生的优秀文艺作品，并非简单的“有病呻吟”，那种痛彻心扉的悲天悯人，无法被时间丢弃，时至今日，杜甫以及他的同道们所创造的大量诗篇，早已融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不仅痛彻心扉的诗句具有持续的生命力，那些温暖人心的作品，同样美好，如“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有些期待是人类共有的，有些文化是自我修养与传统的结合。“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另一种说法是“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

唐朝元和六年的一个夜晚，40岁的白居易伫立窗前，外面下起了雨，他想起一个姑娘，写下一首《夜雨》，前八句如下：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

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

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

疫情笼罩下的国人，有几个不怀有这样的情感？白居易写于一千多年前的诗，我们早已不在乎这是不是一首情诗，它让我们想起了远方的亲人，想起了无数和我们一样的国人，想起了挂念并祝福的战士、医生。

价值判断、责任与人性的底线

当然，毋庸置疑，与那些优秀的诗篇不同，灾难来临之时，大量所谓的“灾难文艺”，确实拉低了所谓“文艺”的下线。

自称“中国烟枪体散打诗人”的陈衍强，以一首《仰望天空》“名冠全國”。

2月2日，这首诗发布于网络。由于该诗涉嫌侮辱正在遭受疫情折磨的湖北同胞，引发猛烈批评。这首带有明显地域歧视的诗，是作者自以为狡黠的“小淘气”，自得其乐而又无知。当然，再读几首这位诗人的其他作品，也不难发现，这是他一贯的风格，若上纲上线到人性低劣的程度，也不一定恰当。其实，类似这样的作品，在疫情蔓延的当下，是普遍存在且“艺术水准还说得过去”的。

这些天，铺天盖地的所谓“新冠体”诗歌让人措手不及，就提振士气而言，它们连口号也不如，缺乏情感和艺术的加持，很难想象能对当下有任何裨益。陈衍强背后，有一批艺术庸才，他们或以表面的“歌功颂德”为艺术标准，或以偏狭的人生观起家，实则是背道而驰，让一篇篇所谓的作品成为笑柄。

当然，作品质量有优劣，这本无可厚非。但基本的价值判断需要守护，文学所承担的责任需要厘清，甚至，需要对人性的底线进行艺术的判断。

灾难来临，诗歌往往以其短小、富有感召力等原因，能迅速成为抚慰灵魂的艺术形式。也有很多人写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比如十二年前的汶川地震，朵渔一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精准地把握了地震带来的恐慌，以及我们面对地震时的各种情绪，至今仍能持续带给我们震撼。在那场浩大的诗歌运动中，这首诗使大量庸诗成为笑话，并提升了诗歌的品质，使一个文体不至于彻底沦落为笑柄。

诗最好写，也最难写。艺术的各个门类是相互制衡的，面对灾难，轻轻写下的作品，来源于感动或悲伤，来源于作者的艺术修养，也是人性的集中展现。

荷尔德林在《面包和葡萄酒》中问道：“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海德格尔由此写下《诗人何为》，他说：“也许世界黑夜现在正趋向其夜半。也许世界时代现在正成为完全的贫困时代。”诸神退出之后，诗人作为酒神的神圣祭司，在黑夜里走遍大地，传播光明、自由、爱与信仰，“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

神圣从何而来？就像朵渔所说，灾难来临，写诗当然是“轻浮的”。诗人们发现，一首诗的作用，抵不上一棵青菜，一副口罩，不如短视频里那些感动的瞬间。文艺措手不及，有点被边缘化的征兆。但艺术有艺术的位置，它指向一种救赎，对自我灵魂和时代的反思，它提供一种精神力量，挖掘普遍情感背后的价值取向。

霍俊明在《“要有光”：非常时期的抒情诗人——关于“抗疫思潮”的思虑和提醒》中说：“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年高达几十万首的‘抗震诗歌能留下来的有几首呢？ 无论是日常生活流还是巨大事件的历史时刻，无论是奥斯维辛之时还是奥斯维辛之后，任何一个时间都给诗人设置了难题。这一难题或挑战，既是社会学层面的又是诗学层面的。”

加缪小说《鼠疫》。

每个人所呈现的人性光辉，就是一部部《史记》

关键时刻，有些人让自己以及自己的职业蒙羞。有些人本想只做普通人，却活成了英雄，比如李文亮医生。

比如作家方方。

武汉封城，方方开始写封城日记：

我相信，口罩并不缺货，缺的是怎么才能到市民手上。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李文亮在我们的泪水中离开了。

封城的第二十一天。有点恍惚感。我们居然被封这么久了？我们还能在群里说笑？还能相互调侃？还能从容地盘点自己吃了些什么？我们真是很厉害。

……

方方笔下零散的文字，比太多长篇大论的文章，比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来得更直接，更直抵人心。

灾难面前，可以看到人心，看到力量。

武漢另一位作家池莉，1997年写过一部中篇小说《霍乱之乱》。小说开头写道：

“霍乱发生的那一天没有一点预兆。天气非常闷热，闪电在遥远的云层里跳动，有走暴的迹象。在我们这个城市，夏天走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23年后，武汉真的发生了疫情。

回忆当初创作《霍乱之乱》，池莉表示，这部小说是写于1997年5月21日，发表于1997年第6期《大家》杂志。“这是来自于我个人专业、工作经历的小说，我曾经做了三年的流行病防治医生。当我不得不离开卫生防疫专业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把自己的担忧写成一部小说。人类可以忽视流行病，但是流行病不会忽视人类。我们欺骗自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同样身处武汉的诗人张执浩说：“每一位写作者面对时代的反应方式是不一样的，譬如海明威是显性的，而卡夫卡是隐匿的，你不能用一种伟大反对另外一种伟大。一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把好多当代诗人都吓傻了，蛮搞笑的。写不写诗什么时候变成问题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内心的怯懦在作祟，真正的困境是你有没有能力摆脱合唱腔，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个人的精神局限在起作用，你是选择做一个嗜毒食尸者，还是选择做一个与病毒抗争、共存，最后赢回人之为人的尊严的人。”

湖北作协主席李修文在一篇口述文章中说：“灾难文学的唯一伦理，就是反思灾难。……在这样一场灾难中，如何保障人的尊严、人之为人的根本，已经成为每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文字会产生爱，看你如何去组合这些碎片。

一座城可以封闭，用什么方式去记录，去启迪，决定权在作家手中，对作品判断的决定权在读者手中。

每个人所呈现的人性光辉，就是一部部《史记》。筛选、记录、反思、升华，正是当下时代的《史记》的产生过程。

伟大的灾难文艺也可站到人类思想与艺术的巅峰

济南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窦洪涛说：“文学、绘画、网络、影视，无数的文艺作品在我们身边不停地活跃着，我想好的文艺作品，除了一种美的呈现，更可贵的是能给人带来更深的爱、更深的思考、更能震撼人的心灵，并且从而悟道。”

二十年前，时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主任韩作荣向窦洪涛约稿：互联网，足球，癌症。他选择了癌症。研究采访了半年，写成了近六万字的报告文学《人类：倾听癌症》，并以“特别推荐”发表在《人民文学》1998年第9期。

他记得韩作荣语重心长地说：任何一个作家都必须站在时代的潮头，不能以一己之私见非此即彼，艺术家不论以任何艺术形式反映生活现实不是重点，重点是现实背后的文化意义，现实的源头、逻辑以及这个逻辑之下的未来。要以共鸣化民成俗，这是一个作家的良心也是良知。

窦洪涛那时27岁，过去了二十多年，这部作品，现在还有人拿着给诸多的人分享。他们说，原因只有一点：数字过时了，但是逻辑永远都是警世的振聋发聩。

类似的还有作家阿来。

2019年，作家阿来出版了长篇小说《云中记》。

有人说，地震带来的创伤，永远不能治愈。《云中记》就是写汶川地震的，小说讲述了 2008 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 4年，村民们都迁移到安全地带安居乐业，生活也开始走上轨道，但阿巴祭司却要回到云中村，祭祀村里当时蒙难埋在地下的亡灵，他要超渡这些亡灵。在他几乎完成所有的祭祀仪式时，云中村遭遇地震余震引发的剧烈滑坡，整个村庄从此消逝。

地震之后的短时间内，出现了大量诗歌，堪称一场运动。阿来也想写，但无从下笔。他又写了几本书，和地震无关，却一直带着地震给他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不能用短暂的生命无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

直到201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阿来坐在书桌前，开始创作新的长篇小说。“此时，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在长长的嘶鸣中，阿来突然泪流满面，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十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重现。他关闭了写了一半的文稿，新建立一个文档，开始书写，一个注定要消失的人和村庄。他要用颂诗的方式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让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

《云中记》所呈现的灾难，早已不是现实的地震灾难，但又无处不现实，彰显生命的脆弱和力量的长久。

时间，多么好的苦药。但过去的教训不意味着成功吸取，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这些天，许多人在看加缪的《鼠疫》。

小说开头写道：四月十六日早晨，贝尔纳·里厄医生从他的诊所里走出来时，在楼梯口中间踢着一只死老鼠。当时他只是踢开了这只小动物，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就下楼了。但是当他走到了街上，突然想起这只老鼠死得不是地方，于是再走回来把这事告诉了看门人。

小说中的诸多细节，和现实中的这次疫情非常吻合。从不屑到怀疑、紧张、恐惧，直至愤怒，最后暴发，再归于平静，心理的变化能够从小说当中一步步感受到。

小說中有一句话：“鼠疫期间的恐怖日子并不显得像无休无止的残酷火焰，却像是没完没了的重重的踩踏，将它所经之处的一切都踩得粉碎。”

灾难来临，我们期待英雄;但最终，我们并不需要英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个普通的个体，在现实中活着，在人性的善恶间建立体系，各司其职，各得其所。

加缪说：“唯一的英雄主义是诚实。”

然而，诚实又是多么艰难。多少人在真话和假话之间无法取舍，最终无奈选择：说真话，不说假话，不意味着所有的真话都说，但起码不说假话。

《鼠疫》中的一个个主人公陷入不同程度的沉默。一个记者辞去了工作;一个官员一生都在重写小说的第一行;一个神父只在日记中吐露心声;里厄医生无法向上级说真话。

再回到文艺本身。

还是那个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抗疫文艺？

评论家汪政对世界文艺史上优秀的灾难文艺进行考察，得出了三个特点，可以作为此次抗疫文艺创作的参照：首先是强烈的现场意识;其次是自觉的超越意识，在发现与反思中建构人文精神;最后，优秀的灾难文艺总是能对灾难文艺本身的发展做出贡献。

汪政说：“唯有坚持艺术良心与艺术理想，椎心泣血，精益求精，才会创作出感天动地的优秀之作。正因为志存高远，伟大的灾难文艺常常因为其无可比拟的独特性超越其自身，站到了人类思想与艺术的巅峰。”

现在，或者将来，关于此次疫情的优秀作品一定会出现。关于教训和经验，一定会有新的诠释。

作家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