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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出离愤怒?

2020-02-20 04:37:05 《齐鲁周刊》 2020年3期

由卫娟

新冠肺炎爆发以来,武汉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除了对疫情的关注,一些武汉官员的各种操作令人神共愤。宅在家里的全国人民对新冠肺炎的涉及官员进行了事无巨细的云监督,武汉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水平被民众围观、剖析。它的昏招频出,体现了城市管理传统落后的思维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之间的矛盾,也体现了传统落后的机制与算法时代、高铁速度下公共危机之间的不匹配。

一城之失让全国禁足、让社会停摆。舆情汹涌下,武汉进退失据,一批官员被问责、被免职,应勇、王忠林的临危赴任,是朝野上下对武汉政治生态的集中投票。

隐瞒疫情在先,对吹哨人训诫在后。人民网用三个“大胆”评论武汉官方的不作为:信息披露不够及时准确,“大胆”放任病人出行,“大胆”放任疫情源头营业,“大胆”让关键易感人群不戴口罩以免引发公众恐慌。在全国驰援武汉时,红会在物资分配上又引发全国的口诛笔伐;宣布入户排查率达到98.6%,却遭网友实名打脸。

疫情依然严峻,武汉媒体却急着为官员唱赞歌。一问三不知的唐主任,被报道半个多月顾不上回家;《长江日报》不忙着报道疫情,却对友邦“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文明感挑刺;“疫”流而上,武汉市民频频发帖求救,武汉媒体却在要求给市长暖暖心。在浠水因落实疫情防控工作主体责任不力而被问责时,有干部却在忙着写一首诗,赞美领导“眼里的血丝已织成了迎春的花卉”、领导眼袋下的“黑晕”看得“石碾流泪,林风儿销魂”。

这场疫情,是一面照妖镜,也是一块试金石。我们看到了所谓专家、所谓官员的不作为,也看到一线医生、普通市民的担当。网民的愤怒,是对武汉疫情系列责任人的不满,往更深层里看,却是对自身不安全感的爆发。

在这场疫情中,每个人都是武汉人。在泪目、支援的同时,人们禁不住要问一声:如果这场疫情發生在身边,我们的李文亮会遭遇什么?我们是不是敢做李文亮?我们的专家会忙着写论文还是发警报?我们的地方政府是忙着开两会还是启动紧急状态?红会会如何运转?媒体会如何报道?医院会有怎样的收治能力?我们会不会求告无门一床难求?

毫无疑问,这场大考,武汉烤煳了。但武汉暴露的问题绝不是武汉独有的。2019年10月18日-27日,武汉军运会的胜利举办,“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的中国形象”。2019年12月3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提出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思路。全国2个省、4个市区作了大会交流发言,武汉市作为其中唯一一个省会城市发言交流,“武汉经验”获全国推广!

就像一场大雨让光鲜亮丽的城市现了形一样,这场疫情也让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典型的“武汉经验”成为一个笑话。如果这样的典型也无法让一个公共卫生机制顺利启动的话,其他非典型城市又当如何?有多少官员敢说自己绝不会步其后尘?人类的悲欢其实并不相通,感同身受也很奢侈,但唇亡齿寒总是真的,反躬自身确是必要的。武汉是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在捐钱捐物捐干部论人论事论机制之余自省。否则,“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一篇《抗疫一个月,我们已经重复了11个非典时期的错误》,历数了我们哀而不鉴的明证:吃野味、假口罩、歧视疫区人、违法挖路、抢购板蓝根(双黄连),返城外地人太难了……

病毒在进化,社会机体也要不断完善。这次疫情后,官场风气若不能为之一变,社会机制若不能因之优化,国民性若不能由此进化,哀之又哀,怒而再怒,又有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