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彪 孙可远 赵宝宝 李晗

摘 要：在創新驱动战略背景下，探索何种创新驱动路径更有效，对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提出企业 “六位一体”创新驱动要素体系模型（人力资本、资金来源、技术获取、政策激励、研发合作以及国际化程度），并从线性驱动和协同交互驱动两个维度探索了各个创新驱动路径的差异。对河北省274家高新技术企业2013—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外部资金来源对企业创新的驱动作用强于其他路径，其次是技术获取路径，而研发合作和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的创新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消极效应。人力资本驱动路径与技术获取、激励政策以及国际化水平路径之间发挥了较好的正向协同效应，而资金来源与政策激励以及国际化程度之间的协同作用未能很好的发挥出来。

关键词：“六位一体”;创新驱动;协同效应;创新绩效

中图分类号：F 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12（2020）01-0001-11

The “Six-in-one” Innovation Driving Factor and

Path Synergy of Enterprises

LI Zi-biao，SUN Ke-yuan，ZHAO Bao-bao，LI H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nterprises to explore which innovation-driven path is more effective for them to maintain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he “six-in-one” innovation driving factor system model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human capital， external source funds， technology acquisition， incentive policy， R&D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is proposed， and the two aspects of linear driving effect and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driving effect are explored. The panel data of 274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Hebei province from 2013 to 2017 were empirically tested and the results were found：External source funds play a stronger role in driving innovation than other paths， followed by technology acquisition paths， while R&D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The human capital-driven path has played a good positive synergy effect with technology acquisition， incentive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horizontal paths，while the synergy between external funding and incentives and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has not been well developed.

Key words：“six in one”; innovation-driven; synergistic effec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0 引言创新驱动作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目标[1]，它的提出突出了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己经进入了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这一战略落实的有力抓手无疑是对我国产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高新技术企业。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可持续发展路径，是实现高新技术企业创新驱动的必经之路。虽然当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是创新驱动的整体研究体系仍不健全。当下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发展路径不甚清晰，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机制也非十分明确，企业创新效果达不到国家和社会的需求，以致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动力不足、机制不畅，进而影响和阻碍了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进程。

鉴于此，研究梳理并提出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驱动的要素体系和创新驱动路径。基于以往研究基础，将创新驱动影响要素归纳为6个方面，即“人力资本特性、企业资金来源、技术获取途径、政府政策激励、研发合作模式以及国际化程度”，并提出高新技术企业的“六位一体”创新驱动模型。其次，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多种要素彼此间有明显差异却又共同交互发挥作用，因此，这种多主体协同交互驱动的研究已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又一重点，但长期被忽视。究竟哪种创新路径驱动效应最佳？哪几种创新路径之间发挥了较好的协同效应？这对于探索和构建有效的创新发展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文中将“六位一体”创新驱动路径纳入统一框架，探究多种创新驱动路径对高新技术企业产生的驱动效应差异，从线性驱动效应和协同交互驱动效应两个维度展开“六位一体”各创新驱动路径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驱动效应的实证研究，以期为企业进行创新范式转型探索独特和有效的多样化创新路径提供有效指导。

1 “六位一体”提出的理论基础国内有关从创新驱动要素角度对创新驱动动力进行研究的文献大部分都没有明确提出“创新驱动要素体系”，而且大多数只叙及到部分的影响要素，因此研究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创新驱动主题在科学文献中的研究情况进行归纳，结合pathfinder算法绘制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在CSSCI数据库中选取1995—2019年的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在 Project界面进行相关设置 Threshold=3，Font size=5，Note size=30，展现出我国对创新驱动影响要素研究的主题聚类情况，按照聚类大小和研究的相关度，结合TF*IDF算法抽取的标识词，探索基本的研究主题（如图1）。

基于聚类结果，微观层面，我国创新驱动影响要素大致分为以下6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本特性。对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组织来说，积累的人力资本在推动企业创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众多学者对知识型人力资本这个话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他们对其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解依然有限。Kach等[5]通过205家中小型高科技制造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高级别（如工程师和科学家）和低级别（如技术人员）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新产品的改进和开发。研发团队的多样性是组织追求的策略，因为它为企业提供了更高的认知能力。很多学者研究人力资本特征和企业的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James [6]通过研究发现，企业人力资本的教育水平与创新绩效呈正相关;Wu等[7]利用了台湾700家企业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企业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企业新产品数量;此外还有学者研究发现只有人力资本学历水平越高越有助于创新[8]。二是资金结构特点。资金结构指的是企业的所有资本中，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相互占比关系。张军华[9]实证研究了高新技术中小企业资本结构、资产结构与企业绩效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偏好于内源融资。周艳菊等人[10]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和资本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R&D经费投入和专利申请量与资本结构负相关，R&D人员投入和专利授权量与资本结构正相关。此外，龙勇等人[11]阐述了风险资本可以通过优化企业治理机构、监督企业投资行为等增值服务，进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曾萍等人[12]发现，因社会资本的类型不同，企业创新受到其影响程度也不同，大小依次为业务社会资本、制度社会资本、技术社会资本。三是技术获取方式。技术获取可大致分为内部技术获取和外部技术获取。在外部技术获取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方面，冯锋[13]利用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研究了国内技术采购、国外技术引进以及三资企业的科技活动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结论发现，国内技术采购和三资企业的科技活动可以有效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专利产出，而国外技术引进对提高创新效率具有重要影響。李武威[14]以我国大中型高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R&D投入和非R&D投入对我国高技术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受到技术改造、技术引进以及消化吸收的积极影响。此外，一些学者将内部和外部技术来源放在同一研究框架中进行分析，刘焕鹏等[15]运用我国 28个省市区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创新绩效受到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强烈的正向影响，且自主研发比技术引进产生的影响更强。四是政府激励政策。政府激励政策是国家为实现某些目标而采取的政策工具。国内外的许多研究表明，政策在创新绩效中的作用不容忽视[16]。Ernst[17]等人研究了尼日利亚地区的制造业，并指出该国的能源政策对企业的创新活动的影响显著。杨德林[18]通过研究发现，企业与高校合作研究的资助政策可以帮助增加技术成果的溢出效应，并提高行业技术水平。Wanzenbck等人[19]指出政府对特定技术产品给予优惠政策的做法可以帮助增加相关专利的使用。五是合作研发模式。合作研发模式是至少有两个独立的组织，用于实现长期战略目标，共享成果、获得资源，与其他企业、政府机构、中介机构、研究机构或高等教育机构等组织进行的联合创新行为。杨梅英[20]等人根据不同的研发合作对象，将科技创新研发投入合作分为横向，纵向和社会3种类别。学者姚潇颖[21]按合作对象，将产学研合作模式细分为产-学合作、产-研合作，同时指出按合作方式可分为技术转让、联合研发、咨询服务、人才培养、非正式交流、设备共享和其他。企业与产业和非产业伙伴的合作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驱动力已被广泛接受[22-23]。合作可以刺激创新，因为它允许访问外部资源和知识，而这可能是企业内部所缺乏的[24]。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新的科学技术产生越来越快，企业单单依靠自身内部研发难以实现创新需要的知识变革，需要增强与其他主体的研发合作，最大化实现企业创新产出。六是国际化程度。国际化程度是指国际市场参与企业国际化进程的程度[25]。企业的国际化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促使下日益得到理论界的重视。海本禄[26]等人证实，国际化程度在调节企业创新和绩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越高，其创新收益越高。李梅[27]、吴航[28]分别从国际研发及国际市场机会多样性的角度分析国际化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多学者则基于企业性质[29-30]、制度环境[31]等情境因素考虑国际化程度与创新绩效间的正向关系。然而也有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肖鹏[32]发现创新绩效受到国际化广度的正向影响，而受到国际化深度的负向影响。综上所知，有关企业创新驱动要素的研究主要关注单个要素和多个要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尚缺乏各要素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更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对这些要素进行归纳与分类。基于此，文中从系统的角度将创新驱动影响要素归纳为6个方面，即“人力资本特性、企业资金来源、技术获取途径、政府激励政策、研发合作模式以及国际化程度”，并从微观层面上提出高新技术企业的“六位一体”创新驱动模型（如图2），同时从线性驱动效应和协同交互驱动效应2个方面探索“六位一体”多主体协同交互驱动路径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驱动效应的差异化影响。

2 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2.1 线性驱动模型构建创新驱动是构建知识生产函数，将新的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重新配置引入到生产系统。考虑到知识溢出对创新绩效影响，Griliches[33]将创新产出作为研发投入的函数，即知识生产函数，其基本假设表示为

Y=F（R&Dinput）

（1）除了研发投入（K），Jaffe[34]还将人员投入因素（L）加入影响创新产出的投入要素中，并将知识生产函数改进如下

Y=f（K，L）

（2）

文中扩展了Griliches，Jaffe函数模型，将人力资本、资金来源、技术获取、激励政策、研发合作以及国际化水平引入创新驱动函数，并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将创新驱动线性模型的生产函数设定为

Yit=a×HRDα1it×ESFα2it×IET

α3it×GIPα4it×CRDα5it×

DOIα6it

×AGEα7it×SIZα8it×

INTα9it×εit

（3）其中：i为企业;t为年份;a为常数;αi（i=1，2，…，9）为弹性系数;

εit

为随机误差项;Y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驱动绩效;HRD为人力资本;ESF为外部来源资金;IET为内外部技术获取;GIP为政府激励政策;CRD為合作研发;DOI为国际化程度;AGE为企业年龄;SIZ为企业规模;INT为研发强度。基于已有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的年龄、规模以及企业的研发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由此，基于模型3，系统对其线性驱动模型分解细化分析

（4）

其中：β为常数，其他变量和符号同式（3）。考虑控制因素和时滞影响

（5）其中：β为常数;t-1为第t期的滞后，由于创新驱动相关资本投入与溢出是一个运行和消化吸收的系统过程，因此还需要考虑设置相关变量的滞后项。创新驱动投入要素发挥作用的时滞影响通常为一年[35]。

2.2 协同交互驱动模型构建以上模型在重点考虑创新驱动“六位一体”各要素驱动路径的同时，使用多元滞后模型，进行综合对比分析。此外，考虑到高新技术企业各创新驱动路径之间的交互协同影响，加入“六位一体”各驱动要素两两相互的乘积，代表单一创新驱动路径的间接影响以及多个创新路径的协同作用

（10）

2.3 方法选择在估计方法上，相比横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面板数据既能有效弥补遗漏指标数据缺陷，亦可以运用科学系统的模型检验避免模型设定偏差，进而使研究更为稳健与可靠;其次，为增强估计稳健有效性，研究加入时滞影响进行对比，系统的分解细化分析，以确保模型在经济意义和计量方法上稳健有效。基于此，选择F检验用来确定是选择混合OLS还是固定效应。F检验统计量在统计上呈现显著，说明固定效应模型回归优于混合横截面模型。在此基础上用Hausman检验判断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同时，为了避免估计过程中的伪回归，进行单位根检验来测试数据的平稳性，结果表明数据是平稳的，从而保证了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当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时，横截面异方差性与序列自相关是最常遇到的问题，为了消除这种影响，在回归时选用截面加权的方式，PSCE面板校正标准误的估计方法再次进行估计。最后，重新测度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来确定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2.4 样本及变量选择以政府科技部门认可的河北省274家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2013—2017年《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统计报表》中的相关统计数据为研究变量，数据源自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采用的是已验收数据。在选择初始样本数据后，剔除了具有严重缺失相关数据的样本，最后共获得了五年期间274家有效样本数据。数据处理与实证分析均使用Eviews 9.0完成。新产品销售收入和专利申请量通常用于反映企业的创新绩效[36]，同时考虑到专利申请和专利保护的缺点[37]，选择可以有效反映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活动收益和商业价值的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创新绩效的指标。人力资本（HRD），选取国际上通用的、用于比较科技人力资源投入的R&D人员全时当量指标来表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力情况[38]。外部来源资金（ESF），高新技术企业外部来源资金变量选择企业实收资本、债务资本、财政补贴、风险资本这四项指标之和。内外部技术获取（IET），高新技术企业内外部技术获取变量选用内部自主研发支出、委托外部单位开展研发活动支出与国内外技术引进、购买以及消化吸收费用之和。政府政策激励（GIP），文中政府通过政策激励企业创新变量采取政府对企业每年的各项税收减免额和直接补贴额度之和表示。合作研发度（CRD），高新技术企业和外单位的合作变量采用企业每年委托高等学校、研究机构、政府以及其他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经费支出之和测量。国际化程度（DOI），高新技术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变量采用企业每年的新产品总出口额度测量[39]。除了以上因素外，企业年龄（AGE）、研发强度（INT）以及企业规模（SIZ）也是影响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计算“2018-企业注册年份”得到企业年龄，选用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来代表企业规模，以及用产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占其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来表示研发强度[35]。3 计量结果

3.1 线性创新驱动估计结果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F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结果都表明要选择固定效应，因此得到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模型1与模型2.为了避免固定效应回归中存在异方差和组内相关等问题，进一步采用截面加权的方式，PSCE面板校正标准误的估计方法进行更为有效的固定效应估计，得到模型1′和模型2′.模型1、2以及1′、2′对同一个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符号基本相同，显著性逐渐改善但性质基本不变，估计结果是有效和稳健的。

模型1′中，人力资本呈现出不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外部来源资金的影响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内外部技术获取和激励政策的影响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研发合作和国际化水平影响系数为负，呈现出微弱的负向作用。模型2′中，人力资本（滞后一期）、外部来源资金（滞后一期）、内外部技术获取（滞后一期）和激励政策（滞后一期）呈现微弱的正向效应，研发合作（滞后一期）以及国际化水平（滞后一期）保持微弱的负向作用。由于多元滞后模型2′的模型拟合度最佳，表明研发与非研发的资金、人力等方面投入的溢出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基于模型2′，可以认为当前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创新结构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情况，企业通过外部来源资金、内外部技术获取上对创新驱动绩效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和激励政策对创新驱动绩效产生了微弱的正向影响，而研发合作和国际化水平与创新驱动绩效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因此要引起充足重视和利用。

3.2 协同交互驱动估计结果由表2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和外部来源资金之间的交互项系数为负，并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构成未能与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发挥正向的协同作用（模型1′），而人力资本在内外部技术获取、激励政策和国际化水平的交互项系数在10%水平下显著为正，呈现出强劲的正向效应（模型2′;模型3′;模型5′），但是人力资本和研发合作的交互项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4′）。

外部来源资金在内外部技术获取与激励政策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呈现不显著的正向效应（模型6′;模型7′），而外部来源资金和研发合作的交互项系数为负（模型8′），并显著，说明企业的外部资金来源与企业委托外单位进行研发的合作之间未能对企业的创新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相反，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效应，在表3的模型9′中，外部来源资金和国际化水平的交互项系数仍然为负，呈现微弱的负向效应。最后，在模型10′中，内外部技术获取和激励政策之间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1%，显示出强烈的积极影响;模型11′中，内外部技术获取和研发合作交互项系数仍然为负，呈现不显著的负向效应，模型12′、13′、14′和15′中，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并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

以上估计结果说明了现阶段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外部来源资金、技术获取、政府政策激励以及研发合作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的协同驱动效应呈现出一定程度或微弱的负向作用。多元化、高效率的创新驱动路径正向协同效应尚未得到充分体现，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多重要素在现阶段没有起到很好的共同促进作用，反而彼此之间抑制了企业的创新，这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其原因。

3.3 稳健性检验为了确保估计结果有效可靠，进一步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用高新技术企业新产品产值替代原来的新产品销售额指标，重新验证“六位一体”各创新驱动路径对企业创新驱动效应的影响。由表4和表5可知，以人力资本结构、外部来源资金、技术获取、政府政策激励以及研发合作与企业国际化程度六种变量进行分析，重新估计的各模型结果与前文相比，各变量影响系数的符号、数值及显著性都未发生较大的改变，总的估计结果基本呈现一致，表明了研究回归结果稳健。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线性驱动效应结果分析高新技术企业现阶段创新驱动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负向效应。从整体上看，企业的外部来源资金和内外部技术获取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投入相对严重不足，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整体偏弱，同时，模型估计中也出现了人力资本及政府激励政策路径对于创新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这需要引起企业足够的重视和利用。外部来源资金及内外部技术获取对企业创新驱动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为企业外部资金来源直接促进了企业的研发资金的投入，这种驱动效应要比引入科技人才、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等，具有更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企业内部技术获取与外部技术合作具有一定的互补性。首先，企业内部研发投入越高，越能够评估和吸收外部环境中的新知识，并将外部知识与现有技术知识及时起来联合，为新产品和新市场带来机遇。其次，企业越好地理解技术发展趋势、未来市场机遇，就越能够认识到外部知识的价值，并把它运用到创新活动中。而国际化程度却表现出显著微弱的负向作用，可能是由于企业在和国际接轨，接触到的是海外先进技术及知识未能很好的消化吸收转化为自身的创新能力，此外企业可能需要加大对具有海外经验人员的引进，因为这些科技人员本身就已经掌握着某些海外先进的技术以及知识，能够快速提高企业的消化吸收的转化能力。

4.2 协同交互驱动作用结果分析高新技术企业“六位一体”创新驱动路径之间的协同驱动效应呈现出不显著或微弱的负向效应，多元化有效创新路径的正向协同效应尚未得到充分体现。具体来说是人力资本与外部来源资金之间的协同、外部资金来源于合作研发之间的协同以及合作研发与国际化水平之间的协同效应表现出显著的微弱的负向效应。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理论上来说，是因为企业的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之间的冲突作用决定的，企业在进行战略选择时，往往顾此失彼，协调好资金与人员之间的关系很困难，企业在加大研发投入时，往往难以抉择到底是加大资金投入还是人员投入。此外，部分企业存在的过度依赖外部合作可能会损害企业进行自主研发的积极性，而外部来源资金也受到企业创新合作方的信誉、能力水平等方面的影响，这导致了外部来源资金和合作研发的协同驱动效应的替代效应。同時，一些企业也可能反复交叉选择外部来源资金和合作研发，多次引进，机制不当，成本增加，这些都降低了多元化创新途径的正向协同溢出影响。研发合作为企业提供了丰富的外部知识接收源，有利于企业获取新知识，对内部知识进行快速更迭。有着强交互密度紧特点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不但能够促进合作双方的“信任”与“忠诚”增加，减少合作关系的内部冲突与损害，降低知识外部转移过程当中的不确定性，它还可以帮助企业节省寻找新合作对象和建立关系的时间和成本。但是，有些企业可能过度依赖外部合作和境外技术获取，这可能会损害行业对自主研发的热情，研发合作与国际化水平之间的协同作用取代了内部研发的协同驱动力。

5 结语

1）线性驱动方面，外部来源资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驱动效应要比其他驱动路径更强，其次是技术获取路径，而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合作模式和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的创新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消极影响。

2）协同交互驱动方面，企業人力资本驱动路径同技术获取路径、政府政策激励以及国际化程度的驱动路径之间发挥出了较好的正向协同效应，更有利于企业的创新活动;而人力资本驱动与外部资金来源、外部资金来源与政府激励政策以及国际化程度之间的协同作用未能很好的发挥出来，表现出了负向协同效应。对企业的启示：①人力资本方面，应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引导员工在职学习，并为海外留学归国人力资本建立完备的创新环境，扩大企业技术合作网络，增强专业人力资本环境的异质性，鼓励员工进行知识分享;②来源资金方面，企业应积极引入风险资本，合理进行债务融资，对于政府资金做到专款专用并保持较低的财务杠杆区间;③对于技术来源，高新技术企业要合理配置科技创新资源，建立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互动创新机制，强化消化吸收力度;④创新激励政策方面，政府应丰富高新技术企业减税、免税等事后补贴政策形式，增加对企业创新人才支出的税收优惠政策和研发资金投入监管，同时，也应该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企业申请研发补贴和减税做到一视同仁;⑤研发合作方面，高新技术企业应积极进行国际化研发合作，与科研机构的研发合作，踊跃参与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加强技术知识的管理，并合理配置内、外部研发资源;⑥国际化发展角度，高新技术企业应加大力度积极引进境外专家，同时要重视海外人才与本土员工的融合问题，使研发机构靠近国际技术领先区域，加强海外机构在东道国的嵌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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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强）

收稿日期：

2019-08-29

基金項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高新技术企业‘六位一体创新驱动要素体系与路径模式”（18FGL010）;天津市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型企业创新绩效评价研究”（17ZLZXZF00210）;河北省科技计划项目“科技创新数据库建设与资源配置研究”（17450318D）;河北省研究生创新资助项目“新科技革命下生物医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识别与培育”（CXZZBS2019044）;河北省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研究”（19457678D）

作者简介：

李子彪（1979-），男，河北邯郸人，教授，主要从事技术创新与创业管理方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