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多勇

《礼记》云：“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

一

1

我跟我父亲坐在家门口说话。我坐在板凳上，他蹲在门槛上。我手上端一只杯子喝水，他手上卷一根烟叶抽烟。我话少，他话多。

我父亲说，今年我虚岁七十三了。老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个至。

此话的意思，七十三、八十四是人的命坎，是生命的大限，一般人活不过这两个岁数。

我父亲说，过一阵我请木匠把自个的寿材打起来。

十年前他就准备好打寿材的木料。

我父亲说，木匠我找好一个，苏家老圩子的。怕就怕棺材钉不好买，过两天我赶集看一看。

棺材钉用得稀少，不容易找到打棺材钉的铁匠铺在哪里。

我父亲说，寿材打齐那一天，我打电话喊你回来家一趟，你陪木匠喝一顿酒，算是做小辈的礼数。

我不得不说话，我不得不表态。我说，好！你打电话我回家一趟。

我父亲丢下烟袋，慢吞吞地站起身，一勾一勾地往房屋走廊东头去。棺材木料堆在那里，上面有两层盖布，内一层是黑色的油布，外一层是白色的塑料布。

我父亲向我招一招手说，你过来！

我朝房屋走廊东头走过去。棺材木料愣头愣脑地堆在那里，奇形怪状地一大堆。

我父亲说，掀开来吹一吹风，透一透气。

我两手迟疑，不想去碰棺材木料。我父亲两手不迟疑，伸手一把揪住盖布，“哗啦”一声很响地掀开一处拐角，露出张牙舞爪的一窝树根。是五棵柏树，每一棵都有三尺半那么粗，掐头去尾剖开来，正好打一口拾圆棺材。拾圆棺材最讲究、最体面。我父亲活一生，好像最终就是冲着这种讲究和体面而去的。我父亲闪开站一边。我只好接着掀棺材木料的盖布。

我问，全掀开？

我父亲说，全掀开！

“哗啦——，哗啦——”，我使劲地一下一下掀开盖布。五棵棺材木料居心叵测地全部暴露出来。一股风猛劲地踅过，木料上的陈年灰尘活起，劈头盖脸地扑上来。“咳、咳、咳”，我和我父亲同时被灰尘呛得咳起来。

或许木料原本只是普通的木料，一旦被派上不同的用场，其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一根木料用在房梁上跟用在棺材上，其结果能一样吗？五棵木料堆在那里，我总觉得它们虎视眈眈地积蓄着一股邪恶的力量。我父亲要去招惹它们，请木匠把它们打成一口寿材。将来有一天，我父亲死去，就装在这口棺材里埋葬下土。而后历经百年千年，我父亲的一把老骨头，与棺材木一起慢慢地沤烂，慢慢地腐朽。

我问我父亲，你近期看没看棺材地？

我父亲操心他的寿材，我提醒他的棺材地。没有棺材地，他死后葬哪里。我操心他的棺材地，是担心他哪一天真的猝不及防地倒下。年岁一天一天大，身子骨一天一天朽，像是一截枯木头。风一吹，倒下了。雨一淋，倒下了。风不吹，雨不淋，自个也会倒下去。

我父亲说，不急。

都急着打棺材了，怎么会不急着看棺材地呢？这种话我不能说出口。

我父亲说，到时候有地点睡。

我父亲说的倒是一句实话，就算他活着不买棺材地，他死后我跟二弟也得替他买棺材地。

我说，你最好跟我母亲葬在同一块地里，赶明我们来家上坟方便。

我父亲迟疑一下说，那块地不适合。

我赶忙问，怎么不适合？

我父亲说，我领你去看一看。

看一看就看一看。我父亲先走出院子，我随后跟出院子。

我母亲死后葬在我家西边三百米远的一块地里。地主是小东庄的一户李姓人家。煤矿扒煤，原先的大河湾村塌陷，整体搬迁至这里，除了划拨的宅基地，四周都是人家村子的土地。大河湾村死人只能埋在人家村子的地盘里。我母亲睡的那块地埋着两座坟，一座是我母亲的，一座是地主家二哥的。地主家二哥的一座坟在南边，我母亲的一座坟在北边。地主家二哥的南边有一棺地。我父亲领我直接去看这一棺地。春天雨水充沛，天上不下雨，这里依旧有蓄积的雨水顺着田埂往下渗漏。

我父亲问，你看這里能埋棺材吗？

这里水汽是大了点。

我说，那就埋在我母亲前面。

前面是一片空场地，不愁埋不下一口棺材。

我父亲伸手指一指不远处的一户人家说，人家打过招呼，不让我埋你娘前面。

我问，你埋哪里跟他家有什么关系呀？

我父亲说，冲着人家房门。

我跟我父亲走下田埂，往我母亲坟前去。地里长麦子，绿油油地拔节、抽穗、扬花。有几棵野腊菜瘦叽叽地长在麦棵里，开着瘦叽叽的碎黄花。真的很奇怪，我母亲的坟不冲着这户人家房门，往我母亲前面走几步，就冲着这户人家房门了。

我说，往南挪一挪？

我父亲说，不是又埋潮地里。

整块地东高西洼，往南挪一挪，不可能埋地主家二哥的坟前，再往南挪一挪，保不准田埂上的雨水又会渗过来。

我说，那你就另选一块地吧。

我父亲依旧说，不急！

后来我知道，我父亲说埋在我母亲面前冲着人家房门是托词，其根本原因是他不想埋在我母亲前面，或者说不想跟我母亲埋在同一块地里。

2

那一年我母亲死，我父亲带我一块去这户李姓人家的门上。当家人瘦高个头，村人喊他李大个子。我身穿白布孝服，不能进人家门。我和我父亲远远地站在人家的大门外面。论辈分，李大个子比我父亲长一辈。我父亲先喊他一声表叔，而后向他说明来意。

李大个子说话敞亮，说葬我家侄媳妇我有什么话好说的，你看上我家哪一块地就葬在哪一块地里。这里丘陵地带，一律岗子地，高低不平，错落无序，很难有超过半亩的一块平整地。每户人家零零散散地都有好多块地。事先我父亲找村里的风水先生看好一块地。我父亲说，我家出门正西的那一块地。李大个子说，那你就把我家侄媳妇葬在那一块地里吧。

我赶紧跪下磕头，答谢李大个子。路上我父亲交代我说，李大个子一允口，你就跪下磕头。你一跪下磕头，李大个子就不好收回话。我是长子，磕头谢礼是我的职责。那几天，上门吊孝的村人，不分男女，不论长幼，我都得一一磕头答谢。我母亲死，我跪破了膝盖皮，我跪疼了膝盖骨。

我父亲问，一棺地好多钱？李大个子说，你多少给一点钱，赶明不管这块地落在谁家手里，我都会说一句话。我父亲再一次问，你说一个钱数，我现在就点钱。李大个子说，你给五百块钱。我父亲口袋里揣着钱，掏出来一张一张数给李大个子。

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五百块钱是大钱。回头我父亲跟我说，我想数一千块钱给李大个子的。我问，五百块钱一棺地，你干吗给他一千块钱呀？我父亲说，买两棺地，连我自个的一棺地一块买下来。我问，那你干吗不买呢？我父亲说，不急！缓一缓我再去买。

我父亲跟我母亲是同一年生人。我母亲死那一年，虚岁六十一。我父亲说“不急”，或许他觉得刚过六十岁就买棺材地早了点，或许他觉得人活着就买棺材地不吉利，或许还有其他什么原因。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我父亲安葬下我母亲，就忘记操心自个的棺材地。中间隔一年，李大个子的二哥从外地迁坟过来，不声不响地埋在我母亲的南边。左为上，右为下，我母亲的南边埋上坟，我父亲与我母亲合葬在一起就变得不可能。我母亲南边的南边有一棺地，我赶紧催我父亲去找李大个子买下来。就算将来我父亲不能跟我母亲合葬在一起，他俩葬在同一块庄稼地里，我们上坟依旧方便不少。我父亲回答我的依旧是那么一句老话——不急！

我父亲这一次说“不急”，是脸面上不急，心里头着急。空闲下来，他独自一人上我母亲的那一块地里转悠好多趟。我母亲睡在这块地的东北角，北边没有我父亲的地方。就算有我父亲的地方，睡在我母亲下手，也不适合。我父亲转悠好多趟，勘查的重点是我母亲南边的南边那一棺地。我父亲晴天来这里，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倒是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只是觉得将来他与我母亲中间隔着李大个子的二哥，心里有些别扭。就像自家的院子里，猛然地来了一个陌生男人，而且这个陌生男人来了就是一个赖着不走的人。最关键的一点是李大个子的二哥活着时，我父亲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一个脾气温和的人，还是一个脾气暴烈的人。更不知道李大个子的二哥怎样死掉的，是生病死掉的，还是不得好死死掉的。我父亲想去小东庄问一问。怎么开这个口呢？只好暂时作罢，心里就不想睡这块地。不想睡这块地，将来就不能跟我母亲埋一起。不能跟我母亲埋一起，怎么向几个孩子交代呢？我父亲左右犯难，想找一个能说服我们的理由。

有一天下雷暴雨，“哗啦啦”一阵子下得急。我父亲扛一把铁锨赶紧往我母亲那里去。我父亲是去那里看一看上坡下来的雨水会不会冲我母亲的坟。我母亲的东边是一块慢坡地，雨水一大就不走常规渠道，直接漫过田埂，冲我母亲的坟。往日下大雨，我父亲都要扛一把铁锨过来理一理雨水。这一次，我父亲查看得全面，不光看我母亲的坟，顺脚往南走几步，去我母亲南边的南边那一棺地，上上下下仔细地瞅一遍。这一看就看出大问题，雨水一大，往下流淌不说，天停下雨，这里雨水淤积都停不下来。原因是田埂走到这里，形成一个陡坡，有大半个人那么高。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陡坡，上面浸润土里的雨水，会慢慢地、持久地往下渗漏。天上下一场雨，这里能渗漏好多天。我父亲想，要是将来睡这里，一副棺材就慢慢地沤去吧。

我父亲心里一亮，庆幸自个早早地看出来，这是一棺渗水地。我父亲原本就不想埋这里，一下子找见一个充足的理由。

剩下来，只有葬在我母亲前面。按理说，我父亲埋在我母亲前面，也是不错的选择。一方面我母亲前面是一整块地，可前可后，可南可北，选择的空间很大;另一方面我父亲葬在我母亲前面，轻而易举地避开李大个子的二哥。我父亲葬在我母亲前面，与李大个子的二哥就如同邻居一般，对脾气就走动走动，不对脾气就关门各过各的日子。我父亲经常来我母亲坟上，不是没想过我母亲前面的这么一大块地方。有一次，我父亲背上两只手，朝着我母亲前面的地中央走过去。猛一眼看上去，这块地是平整的。仔细地看上去，这块地是倾斜的，东高西低，越往前走地势越低洼。我父亲走到地中央转过身，我母亲的坟高高在上，悬在头顶上。就是这个时候，我父亲有了彻底放弃跟我母亲葬在同一块地里的想法。

我父亲跟我母亲一块生活几十年，什么时候，什么事上，我母亲当过我父亲的家？什么时候，什么事上，我母亲说话搁在我父亲上面？我母亲的坟比我父亲的高，就意味着我父亲说话要抬头看着我母亲，就意味着我父亲做事逃脱不了我母亲居高临下的监视，就意味着我父亲在我母亲前面要一副低声下气的样子。这样一种格局与事实，我父亲接受不了。我父亲彻底放弃跟我母亲葬在同一块地里，就等于他要重新选择另外一块庄稼地。

3

这一天，我父亲赶一趟集，找到打棺材钉的铁匠铺，买上棺材钉，又拐一趟苏家老圩子，找苏木匠约定好日子，打寿材就如箭在弦了。打寿材的头一项活，是下木料。五棵柏树要抬上车，拉进电锯房里，按照棺材的尺寸下出来。临到日子，苏木匠如约早早地过来，我父亲花钱从村里雇一辆拖拉机，雇两个壮年村人，“吭哧吭哧”，把五棵柏树一棵一棵抬進车斗里。苏木匠、我父亲、两个壮年村人，又一起跟车去电锯房。柏树像铁木一样沉重，一棵有三百斤。两个壮年村人不跟去，我父亲怕到电锯房，人手少抬不动。五棵柏树，顺利地装上车，顺利地拉到电锯房。不想锯头一棵柏树就出现故障。柏树推上电锯平台，先要把树根锯下来。“咔嚓”一声尖叫，圆盘锯卡在树根里，挣掉一大块。柏树木质硬，树根更硬。电锯房的人跟我父亲说，你得多出一百块钱加工费。电锯房的人想把损坏电锯的钱加在我父亲头上。我父亲不讨价还价，却乐呵呵地说，我出我出。电锯房的人更换了一副直径小、钢板厚的圆盘锯。

傍晚时分，我父亲往我家打电话，说早上苏木匠过来打寿材了，说他去电锯房多出一百块钱加工费。为一个什么道理呢？柏树硬，弄坏人家的一副圆盘锯。柏树硬说明什么呢？说明柏树名贵稀少。电锯房的人说，锯柏树他是头一回。苏木匠说，打柏树寿材他是头一回。

我问，六七天时间差不多了吧？

我父亲说，哪来这么快，少说要十天。

我问，怎么这么慢？

我父亲说，苏木匠锯木料不使电锯，刨木料不使电刨，钻眼不使电钻，都使老工具。

我问，他是有电锯、电刨、电钻不使，还是原本手上就没买这些工具？

我问住我父亲。我父亲说他不清楚。依照我的想法，打寿材是粗活，不需要精雕细刻，电锯房下好木料，打眼组装，不算一件难心活。或许苏木匠使不惯新工具，或许苏木匠年岁大干不动活，慢两天就慢两天吧。

我跟我父亲说，哪一天打好寿材，哪一天你打电话我回去。

我父亲说一声，好！

时下村里没人自个打寿材了。人死，咽气。家人派人派车去棺材铺，量力而行地买一口棺材拉回家。有钱的人家，多花一些钱，买厚实一点的;缺钱的人家，少花一些钱，买消薄一点的。那一年我母亲死，我四叔和四婶子当家，派他们家的两个儿子开车去棺材铺，捡最厚实的拾圆棺材买一口拉回头。杉木打制的，木料粗壮，棵棵使的是树心。或许正因为我母亲睡上这么一口棺材，我父亲才萌生自个买树木、自个打寿材的想法。

说来算巧合，蒙城县的一处路边上，就堆放着一堆柏树棺材料。五棵柏树是从一所学校的院子里拔出来的。柏树占地方，拔出来盖新楼。学校早年是村里的土地庙，算一算五棵柏树少说长有五十年。那时候，我父亲开一辆四轮拖拉机，见天去蒙城县贩煤做生意。有一天，我父亲就自作主张买下五棵柏树。生活中，我父亲一向自作主张惯了，做事从来不跟我和二弟商量，就算做错事都不后悔。这一年是我母亲死后第二年，赶我知道这件事，五棵柏树已安静地堆放在我家房屋走廊的顶东头。

我父亲说，我买棺木的钱，不要你跟二毛出。

我父亲说，赶明我打寿材的钱，不要你跟二毛出。

我父亲说，哪一天我看好棺材地买下来，花钱还是不要你跟二毛出。

二毛是二弟的小名。我父亲心想买棺木、打寿材、买墓地都不要你们两个儿子花钱，你们兄弟俩也就没了说话的权利。

我父亲说起自个的百年大业，主次有序，混而不乱。说过棺材木，说打寿材。说过打寿材，说棺材地。说过棺材地，说妆老衣。妆老衣，就是寿衣。

我父亲说，赶明我死都不用你跟二毛花钱买妆老衣了。

我父亲说，大袍子我有，棉帽子我有，你说我差什么？大不了买一条蓝布裤子，买一双蓝布鞋。

我父亲说的棉帽子我知道，是一顶蓝色的火车头帽子。那一年，他买回家一顶新帽子，没戴几下子。我父亲说的大袍子我知道，是一件蓝布面、狗皮大衣。那两年冬天寒冷，我父亲开拖拉机做生意，这件狗皮大衣穿身上，遮风御寒，起了大作用。我父亲喜欢他的这顶棉帽子，喜欢他的这件狗皮大衣，跟我说过好多遍，这两样子要穿身上带走。

我跟我父亲说，我听说皮子的东西带不走。

我父親说，这个我不管，能带走我带走，不能带走我也带走。

不管我父亲承认不承认，在棺材上，他在心里暗暗地跟我母亲较劲。棺材不能比我母亲的差，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买木料，亲自打寿材。所以我父亲在后事的准备工作上才显得这么固执与执着。

一转脸十天半个月过去，我父亲的寿材打齐没有？我父亲没往我家打电话。我在家里反倒坐不住，抽空自个跑回去。我父亲的寿材打好，放置在原先堆木料的地方。也就是说，五棵柏树顺利地打出一口白亮亮的棺材。多余出来的零碎木材，堆放在院子的拐角处，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柏树味道。

我问，你不是说打好寿材要给我打电话吗？

我父亲说，我陪苏木匠喝过了一顿酒。

我说，你不是说我做小辈的要有礼数，你陪他喝酒与我陪他喝酒不一样。

我父亲说，那两天忙，我忘记这茬事。

我父亲跟我说谎话，其中肯定有过节。

我们这里人家，把木匠分成三种：直木匠、圆木匠、斜木匠。打家具的叫直木匠，讲究面平棱直。箍木桶木盆的叫圆木匠，讲究光滑圆润。打棺材的叫斜木匠，棺材的帮是斜的，棺材的盖是斜的，棺木与棺木之间的茬口是斜的。苏木匠早年是一个圆木匠，木桶木盆被淘汰，转去棺材铺打棺材。后来嫌打棺材名声不好听，又转做其他行。相隔几十年，孩子大，老婆死，苏木匠单身一个人过生活，我父亲托人找到他头上，算是重操旧业吧。毕竟荒废几十年不干活，一堆旧工具不凑手不说，打棺材的技艺也忘一个差不多。打棺材的场地就在我家的院子里，我父亲一心一意地看守苏木匠打棺材，苏木匠一边打棺材一边回想忘却的技艺，一副神态就显得三心二意，手上干活就显得迟缓而犹豫。苏木匠打一口棺材，拿多少手工钱，是事先说定的，跟快与慢无关。猛一听手工钱不少，可要跟五棵柏树的价钱相比，就是小钱了。苏木匠手上迟疑缓慢，是怕打坏我父亲的一口寿材。苏木匠三天两头丢下手上活，说家里有事回去看一看。实际上，苏木匠哪里都不去，专门去棺材铺，测量棺材的尺寸，揣摩棺材的技艺。我父亲看出苏木匠不专心，却不知道苏木匠为何不专心。一连几趟，苏木匠急匆匆地回家，又急匆匆地回头。

我父亲说，你家里有事，手上活就停几天。

苏木匠说，我回家看一看就回头。

我父亲问，家里有什么事？

苏木匠说，小事，上不得说出口。

我父亲知道苏木匠隐瞒事，却不知道他隐瞒什么事。

寿材打齐那一天，我父亲要打电话跟我说，被苏木匠拦住。苏木匠说他不想喝酒，不用答谢。苏木匠说这话是心虚，不想让我当他面看寿材。我父亲每天在跟前，没看出寿材有什么毛病，万一我看出来怎么办。苏木匠说他不想喝酒，是想躲避我，是想打齐寿材，拿到手工钱，赶快离开。

我父亲说，我去端两个菜，拿一瓶酒，我陪你喝一顿酒？

村里有小饭馆，端菜方便。村里有杂货店，拿酒方便。

苏木匠迟疑一下说，好！

寿材打齐这一天，我父亲陪苏木匠喝了一顿酒。我父亲不胜酒力，两杯酒喝下肚，就脸红脖子粗，像戏台上的红脸关公。苏木匠能喝酒，一瓶酒喝下大半瓶，头脑依旧清醒。

苏木匠说，我这一生最累的一件木匠活，就是打你的这一口寿材。

我父亲说，你要是带一个徒弟做帮手，就不会上上下下忙你一个人。

苏木匠说，不是我的身子累，是我的心累。

苏木匠说的这句话，我父亲没听懂。喝罢一场酒，苏木匠拿上手工钱就走了。我父亲两眼望着白亮亮的一口棺材，心满意足地笑了。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一口寿材，就算我父亲七十三岁命坎过不去，也算有了自个想要的归属之所。

寿材打齐十年，我父亲方察觉棺材打小了，死后睡不下。棺材小，不是小在外面，是小在里边。苏木匠只顾上棺材外面的尺寸，没顾上棺材里边的尺寸。我父亲气鼓鼓地去苏家老圩子找苏木匠。苏木匠五年前就一命呜呼了。我问我父亲，那寿材怎么办？我父亲说，我问过别的木匠，哪天我去买一棵柏树，棺材底上帮一绺子。我问，去哪里买柏树？我父亲说，还是去蒙城县。

二

1

我父亲七十三岁那一年没有死，小病小灾倒是有两回。说小病小灾，要是往大处发展，一样能要我父亲的命。

这一日后半夜五更天的样子，我父亲迷迷糊糊地听见两头牛在院子里不安分地叫起来，“哞——，哞——”。半夜牛怎么会叫？牛叫，显然醒着。牛醒，显然不正常。院子里搭一间牛棚，牛棚里拴两头黄牛。我父亲“扑棱”一下惊醒过来，慌乱地起床披衣。屁股坐在床框上，两手扯一件褂子往身上披。就是这时候，冷不防地，我父亲一头扑下床。床头靠墙竖两根米把长的钢筋，不偏不移地戳在右脸上。右脸戳破一个豁口子，“哗啦啦”地流血。我父亲顾不上脸破，抹拉抹拉脸上血，爬起身开门就往院子里跑。两扇大铁门严实地关着。四下不见异样的东西。我父亲松下一口气，赶紧地去牛棚查看牛。两头牛睁开圆溜溜的牛眼，站在牛棚里不睡觉。我父亲走上前去问两头牛，你俩怎么不睡觉？

我父亲知道问话是白问。两头牛只会“哞哞”地叫，不会说人话。要想查清两头牛不睡觉的原因，还得自个去琢磨。

牛棚低矮，我父亲头一缩钻进去，站在牛的方位上，站在牛的立场上，转过身往院子里看。这一看，我父亲看明白。这一看，我父亲心里一冷战。两头牛盯着地方是房屋走廊，是放置棺材的地方。一轮明月朗照在半空，一抹月光慢慢地偏移过来，刺眼地照在白亮亮的棺材上。棺材打齐，一直敞口放在那里。就是这口白亮亮的棺材，在牛的眼里变成异物，惊扰得两头牛半夜不睡觉。我父亲赶紧走进走廊，扯布盖住白亮亮的棺材。我父亲走回牛棚，跟两头牛说，这是我的寿材，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两头牛停下“哞”叫，睁着泪汪汪的牛眼，盯着我父亲，盯着我父亲血呼啦啦的一张脸。猛然一下子，我父亲试觉脸上的伤口火烧火燎一般地疼痛起来。我父亲心里生发一阵寒冷，知道死神在一步一步逼近。我父親走出牛棚，站在院子里，心里慌乱，表面镇静，他想天亮后赶快去医院处理自个的一张脸。脸上裂着肉，流着血，不去医院怎么办？

天亮日出，我父亲先喂饱两头牛，而后去找我四叔家的二儿子老虎。他想要老虎陪他一块去医院包扎脸。老虎一看我父亲，自然大吃一惊。我父亲脸肿嘴歪，面容走样，猛一看都不像我父亲了。

老虎急忙问，三大爷，你的脸怎么啦？

我父亲说，早上喂牛草，牛抵的。

老虎说，牛抵人？赶紧卖掉！

我父亲嫁祸在牛身上，是不想跟老虎多做解释。五更天起床摔一跤怎么说？不偏不移地一头撞在钢筋上怎么说？

老虎说，我俩赶紧去医院！

我父亲问，去哪家医院？

老虎说，市二院。

市二院是大医院，打针缝针放心一些。

我父亲点头说，我俩现在就去市二院。

市二院离我家有二十里路远。我父亲割牛草有一辆电动三轮车，老虎开车，我父亲坐车，半小时到市二院。半路上，我父亲想起我，要老虎给我打电话。老虎说，先听医生怎么说，要不要住院？老虎带我父亲排队、挂号、交钱、去外科门诊室。医生查验我父亲的伤口说，缝合上伤口，打一针破伤风针，不用住院。我父亲说，不住院就好，住院我的两头牛丢在家里怎么办？老虎说，不喂牛，你的脸还不会烂成这样呢。我父亲冲老虎苦笑一下子，有话憋在心里没有说出来——我的烂脸跟两头牛不相干。

老虎带我父亲临回家，打电话跟我说这件事，我急急地往家赶。家里大门紧锁，我父亲不在家。我去老虎家找我父亲，老虎说他割牛草去了。我父亲从医院回家坚持去割牛草，是想摆脱死的恐惧与威胁，是想告诫自个只有不怕死，死才能离开你。

十点半钟的样子，我父亲割牛草回头。半张脸包裹上纱布，显得更加地歪斜肿胀。我问，脸上缝几针？我父亲说，五六针。我问，疼不疼？我父亲说，打麻药针时不疼，现在疼。缝合打麻药，药劲早过去。我问，哪头牛抵的？我父亲实话说，不是牛抵的。我父亲平常接触牛十分小心。上牛草，手里拿一根半截棍，先把两头牛赶离牛槽，再上牛草。饮牛水，依旧是老样子，手里拿一根半截棍，不让两头牛挨近身。我父亲领我进屋里，说他五更天怎样急急忙忙地起床，坐在床框的什么地方，跌在床前的什么地方，钢筋怎样戳在脸上，一招一式向我演示一遍。我跟我父亲说，下回起床慢一点，起床猛，头上的血供不上，不就头晕了。我跟我父亲说，起床先喝一碗温乎水，稀释一下血管里的血，候血管里的血通畅了，再干活。

我跟我父亲说的这番话，是医学，是养生。我父亲不可能从这些角度去理解。

我父亲说，我命大！

我问，这话怎么说？

我父亲说，你想想呀，我要是一头跌死掉呢？

接下来我父亲跟我说，村里谁谁谁半夜起床一头跌地上，跌一个半身不遂，活活不成，死死不掉。又说村里谁谁谁半夜起床一头跌地上，天亮家人看见，身子骨都凉透了。

我问，你有没有想过，要是钢筋戳在你的右眼上呢？

我父亲“咯噔”一声不说话了。或许他真没想过这种事，现在想起来后怕了。在我父亲的想象中，钢筋一下戳在右眼上，流出血，去医院。医生说，你的右眼保不住。我父亲不由自主地打出一个寒战。瞎眼像一口黑黢黢的无底洞，是一口比死更可怕的无底洞。

我父亲想一想说，听你这样一说，是我命好，不是我命大。

两个月后，我父亲两眼生出白内障。四个月后，我父亲开刀摘除右眼里的白内障。钢筋戳右脸与右眼开刀摘除白内障，它们之间会有关联吗？我父亲认为有，前者是预言和警示。十年后，我父亲的右眼瞎掉了。

2

死躲开一回，还会有另一回。不过七十三岁，都不能说过了七十三岁命坎。我父亲加紧准备他的寿材。寿材打齐，就像楼房的毛坯房一样，不收拾，不装修，不能入住。怎样拾掇寿材呢？最起码要拿腻子灰抹一抹棺木的缝隙吧，最起码要刷两遍桐油吧。腻子灰渍住棺木缝隙，再前前后后刷上两遍桐油，一口白亮亮的棺材变成一口黄灿灿的棺材，才像一口棺材的样子，才能安心地睡进去埋土里。

干这两样活，我父亲不用花钱雇人，自个就会干。

早年，我们家买过一条木船做生意。木船破，要维修，一样地要腻子灰抹船木的缝隙，一样地要往船身上刷两遍桐油。真要说起来，维修一条破木船，比拾掇一口棺材，费事多了。维修一条破木船，前后大致分四步，比拾掇一口棺材多两步。第一步，手拿一块砂石，打磨掉船木表面的腐朽木质。第二步，手持一把凿子，剔除船木缝隙里的腐朽木质。第三步，手持一块腻子灰，填实船木的缝隙。怎样填实呢？一手持凿子，一手举锤子，一点一点把腻子灰“挤压”进船木的缝隙里。第四步，里里外外刷两遍桐油。前两步在河水里，后两步在河岸上。那一年正赶暑假天，我跟二弟每天泡在水里，一边凫水玩，一边手拿砂石打磨船木表面的腐朽木质。晴天水暖，雨天水凉，下雨天我跟二弟在河水里连续泡了三天，我发烧了，二弟发烧了。我父亲喊十几个村人，绳子捆上木船，杠子撬上木船，“哼哧哼哧”，把木船移上河岸。船底朝上，船舱朝下，翻扣在两垛土墙上。木船在河里显得小，上岸显得大，像一只巨人的鞋子，翻晒在河岸上。维修船，改造船，前前后后忙了整整一个月。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土地分到一家一户第二年，我父亲刚过五十岁，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领着家人使船贩煤炭，领着家人使船捞河沙。贩煤炭沿涡河去涡阳县那一边，捞河沙在村子的码头就近卖。那是我们家的上升期，吃饱饭，穿暖衣，口袋里多少有些活便钱。中间相隔两年，我父亲卖掉木船，掏空家里的积蓄买了一辆四轮拖拉机。使船做生意，跑水路，走的是一条传统农耕路线。开拖拉机做生意，跑公路，走的是一条现代化路线。开拖拉机做生意，速度比使船快，挣钱比使船多，我们家很快排上村里的头一排。前后大概有七八年时间，我们家一直维持在鼎盛期。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家开始慢慢地走下坡路。走下坡路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我母亲和小妹的死，二是二弟和二弟媳妇懒不干活，三是我和妻子在城里混得差。

我母親和小妹的死，买棺材、买墓地、办丧事，花掉一大笔钱不说，更主要的是我父亲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与无常，过日子的一股心劲松懈下来。要是那个时候，二弟和二弟媳妇能够从我父亲手上把拖拉机接过去，把做生意的门路接过去，或许我们家不会走下坡路，或者说不会这么快走下坡路。偏生地二弟不想干重活，害怕开拖拉机，厌恶做生意。要说二弟懒，跟二弟媳妇一比，还算一个勤快人。二弟媳妇不想下地干活，二弟就得下地干活。二弟媳妇不想烧锅做饭，二弟就得烧锅做饭。家里的几亩地总不能荒在那里不种吧？睁眼一天三顿饭总不能不烧不吃吧？我父亲开拖拉机做生意，支撑到六十五岁那一年，实在开不动拖拉机了，停下做生意。开不动拖拉机，不是拖拉机加大油门，跑不动路，是说我父亲装车装不动，卸车卸不动。

我父亲停下做生意，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家坐吃山空又几年。村人的男人外出打工，二弟不外出打工。村里的女人外出打工，二弟媳妇不外出打工。他们一家四口子人就指望慢慢地掏空我父亲手上的那一点积蓄。他们一家四口子人的油盐花销，要我父亲出钱。两个孩子上学，要我父亲出钱。我父亲一天一天年岁大，口袋一天一天往下瘪，二弟和二弟媳妇在家实在待不下去，先是二弟去浙江金华打工，后是二弟媳妇跟随去浙江金华打工。二弟去金华打工剩不下钱，不往家里寄。二弟媳妇跟随去金华打工依旧剩不下钱，不往家里寄。我父亲带两个孩子在家里一天一天把日子往后熬。那个时候，二弟跟前的两个孩子住校上初中，星期五下午回家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问我父亲要下一周的生活费。十有八九，我父亲口袋空掏不出来钱。我父亲口袋空掏不出来钱，不能跟两个孩子说口袋空掏不出来钱，只能说我去旁人家磨一磨。磨一磨，就是借钱。我父亲去邻居家磨一个三十五十块钱回家，才能打发两个孩子去学校，才能把下一周的日子熬下去。

再简单地说一说我那个时候的情况。我跟妻子在一家陶瓷厂工作，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企业“砸三铁”那个时候起，工资就不能正常发放，先是拖一拖，后是减一减，再是停下来。就在陶瓷厂摇摇欲坠快要倒闭的时候，我调入市文联工作。市文联是清水衙门，工资倒是能按时开，却少得只够吃饭，只够闺女上学交学费。居家过日子总不能一直租房子住吧？花钱买一套两室一厅的商品房，扒出一个债窟窿，慢慢地一年一年去填补吧。我跟老家的原则是，我没钱贴补他们，我也不问他们要。按理说，我是家里的长子，我有责任和义务支撑那个家。可我没有那个能力，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关系上。我像一个过河的泥菩萨，自个都顾不上自个了。

整个家“哗啦”一下跌进了谷底里。谷底里的最低谷，就是我父亲七十三岁命坎这一年。

这一天，我父亲赶集买回拾掇寿材的材料——桐油和腻子灰，还有刷子、錾子、锤子，需要的工具。有了腻子灰，我父亲一手拿錾子，一手拿锤子，一点一点把腻子灰塞进棺木的缝隙里。塞上腻子灰的棺材，严严实实，不透风，不透亮，抬下河就是一条船。要说塞腻子灰耗时磨人是细活，刷桐油就算粗活了。一天刷一遍，三天刷两遍。我父亲一口气忙上六七天，一口棺材黄灿灿的，真像一只等待下水的木船。或者说真像一只巨大的说不出名堂的油炸食品。

这天晚上，我父亲拾掇好寿材，突发奇想地想睡一睡。我父亲想，这是我的寿材，我应该活着时，试一试躺在棺材里的滋味。按照风俗习惯，活人的寿材上盖是翻过来的，下面压着一块大红布。棺材里密不透风，睡一个活人会闷死。我父亲要睡就只能睡在棺材的上盖上。我父亲想好计策，就等天黑下来。白天睡在棺材的上盖上，万一被村人看见怎么说？村人不说这个老头活够了找死吗？

天色渐渐地黯淡，月色渐渐地明朗。上一回，月光在下半夜照在棺材上。这一回，月光在上半夜照在棺材上。我父亲想起上一回的牛叫声。牛叫的原因，是牛看见月光里的棺材。我父亲想，这一回我得先跟两头牛把话说清楚。我父亲去牛棚，跟两头牛说，我为什么现在不把寿材盖上油布呢？那是过一会我要在上盖上睡一觉。那是我的寿材我都不害怕，你们兩头牛干吗要惊慌乱叫呢？我想问一问你们两头牛，是不是担心我死了没有人喂你们牛草了，没有人饮你们牛水了。真要这样子的话，你们就是两头通人性的牛。说一句心里话，你们在我家算是享福的，我自个不吃不喝都要割牛草喂你们，都要端饮牛水饮你们。要是哪一天我睡着醒不来，谁会像我一样伺候你们呀？我父亲说着说着流出了眼泪，不是为了牛，是为了自个，是为了自个越来越短的生命。

我父亲躺在棺材的上盖上，躺在一片月光里。两头牛站在牛棚里，牛眼大睁地盯着我父亲，盯着我父亲睡觉的棺材。这一回两头牛没有哞叫，像是听懂了我父亲说的话。

3

这一天，我妻子回家看我父亲。看一看我父亲脸上拆线的情况。缝得怎么样？长得怎么样？我妻子回家跟我回家不一样。我回家不能代表我妻子，我妻子回家却能代表我。这在别人家不好理解，在我们家不能理解也得理解。

我妻子回去一趟要带两样吃的。一样是红烧肉，一样是牛奶。牛奶是本地产的鲜奶，塑料袋包装，二十四袋一箱。提一箱回家，我父亲一天喝一袋，够喝好多天。我妻子跟我父亲说，年老需要补钙，需要喝牛奶。我父亲最初不相信，不喜欢喝牛奶，不知道喝与不喝的区别在哪里。一箱牛奶提回家，我父亲不能扔在那里不喝吧。喝着喝着，我父亲喝习惯了。喝着喝着，我父亲知道喝牛奶的好处了。我父亲跟我说，喝牛奶两条腿有劲，不喝牛奶两条腿没劲。我父亲在家走路，能试着腿上有力气。我父亲外出割草，能试着腿上有力气。我妻子提一箱牛奶回家，我父亲喝完了，自个去商店里接着买。我父亲从一个不喜欢喝奶的人，渐渐地变成一个离不开牛奶的人。

我妻子带回去的红烧肉，是用五花肉烧出来的。要小火慢慢地炖上两个半小时。肥肉炖化了，瘦肉炖软了。红烧肉不炖到一定程度，我妻子提回家，我父亲不敢往嘴里塞。原因是他嘴里剩下来的几颗牙，没有一颗顶用的。吃东西，嚼不烂是一回事，更要命的是牙齿一碰硬东西，会钻心地疼痛。我妻子烧红烧肉，要提前一天做准备。早上上街买五花肉，晚上吃罢饭慢慢地炖锅里，一边看电视，一边看着炖。睡觉前关火盛出来，隔天早上同一箱鲜牛奶，一块提回家。

我妻子生在城市里，长在城市里，嫁入农村婆家，好长时间不适应。我妻子嫁给我，就是我们家的大儿子媳妇;是我们家的大儿子媳妇，就要承担一个做大儿子媳妇的责任和义务。家里遇见大事小事，我父母喜欢跑上我家门跟我妻子说一说，想让他们家的大儿子媳妇知道，想听一听他们家的大儿子媳妇的意见。家里买一辆拖拉机，我父亲跑过来说一说。我妻子警觉地问我，是不是家里想让我们出钱，要不他们买拖拉机跟我们说干什么呀？在妻子的心里，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是有分别的。可在我父母的心里，他们是我们，我们是他们，是没有分别的。我父亲问我母亲说，我怎么觉得我家大儿子媳妇离皮离肉的？我母亲回答我父亲说，过些年她老靠老靠就好了。我父亲说，那你要多敲打敲打她。我母亲说，是要多敲打敲打她。

在一个家庭里，女人的作用至关重要。不说别人家，单说我们家。从表面上看，我们家的大事小事都是我父亲当家。可仔细地想一想，我们家的所有关键处，都是我母亲当家。比如说，大姐的婚事，二弟的婚事。那一年，我小学毕业上初中，赶上淮河发大水，淹没了大河湾。9月份开学，我要去毕家岗上初中，三块钱学费家里拿不出来，耽搁一个月没去报名上课。其他同学不上初中，在家玩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我想上初中，整天蔫头耷脑的像生病。我母亲问，你真想念书？我点一点头。我母亲说，那我明天去你姥姥家拿钱。隔一天，我母亲去姥姥家一趟拿回五块钱。再隔一天，我背书包去毕家岗报到上初中。四十余年过去，我依旧记得我个头小，分配在教室最后一排，上课看见老师的脑袋晃来晃去的，老师讲课的内容一句也听不懂。

只可惜我母亲死得太早，没来得及“敲打”好她家的大儿子媳妇，也没来得及“敲打” 好她家的二儿子媳妇。我母亲一死，我们家的“女人位置”没人去顶替。一个家的“女人位置”空缺下来，自然而然地就乱了，自然而然地走向下坡路。家里遇见什么大事小事，我父亲依旧跑我家跟我妻子说一说。我母亲活着时，我父亲来我家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我母亲会交代他。我母亲不在了，我父亲来我家说话就失去准线，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样说。结果家务事越说越乱，家庭矛盾越说越多。俗话说，会说话的两头瞒，不会说话的两头传。我父亲就属于不会说话的那一种人。

这一回，我父亲又犯了不会说话的老毛病。原本我妻子提一锅红烧肉、提一箱鲜牛奶去看他是一件好事。我父亲脸上拆线、伤疤愈合、一场小灾小难过去也是一件好事。我父亲突然地一转弯子说，那天五更天不是他自个跌下来的。我妻子警觉地问，不是你从床上跌下来，还能是别人从床上跌下来？

我父亲说，有人从背后推搡了我一把。

我妻子问，是谁？

我父亲说，你说还能有谁？

我父亲睡觉的一张床铺在西屋里。我父亲跟我妻子说话就坐在床面前。我父亲说话一脸神秘的样子，我妻子却吓得脸色煞白。房屋里都闹鬼了，我妻子怎么能在房屋里坐得住？家里都闹鬼了，我妻子怎么能留在家里吃一顿饭？我妻子赶紧地回头，一肚子气地跟我说，你说这个老头子什么话不好说，单说家里闹鬼这种事？他怎么不去想一想，一个家都闹鬼了，还能有一个什么好？

不必追究我父亲说话的真伪，只能说我父亲在七十三岁那一年，面对日益迫近的死亡，心理上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形罢了。

三

1

这天一大早，我父亲专门来我家一趟。一般情况下，我父亲不会来我家，一来在家喂两头牛抽不出空，二来坐车转车上我家一趟不容易。要是我父亲丢下两头牛、克服路途困难来我家一趟，肯定要说一件什么重大事，肯定打电话说这件事说不清。我和我妻子都在家。我妻子招呼我父亲说，来我家这么早，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快说来我们听一听。我父亲说，我先喝一口水，润一润嗓子眼，喘一喘气。

这一趟，我父亲专门说墓地的事。

我父亲说，我在家看上一块地。

我妻子问，离老奶奶远不远？

我父亲说，隔上三块地。

我妻子說，离老奶奶不远就好。

我父亲说，那块地差不多有半亩多。

我妻子说，不管地多大，你快一点买下来吧。

我父亲说过，他买墓地不要我跟二弟出钱。价钱是多是少，我妻子不去问，我也不去问。

我父亲说，我想来跟你们商议商议，看要买几棺地。

我妻子听不明白话，问我父亲说，什么要买几棺地。

我父亲说，你跟大毛将来不回去？

大毛是我小名。我妻子一下听明白了。

我妻子说，我们才多大岁数呀，就考虑这种事。

我父亲说，早考虑好，村子周边的地越来越贵。

我妻子说，你考虑你的事，我们的事我们将来自个考虑。

我父亲说，你跟大毛在家商议商议，过两天回去给我回话。

我父亲两眼看着我，指望我说一句话，我却一句话不能说。我妻子忌讳说这种事，当她面我说什么话都不适合。人生就这样，不到一定年岁，有些话就是不能说。比如说，那个人人都要有的死。再比如说，那个人人都需要的最终安放地。我父亲到了不忌讳说这种事的年岁，我跟我妻子还没有到。我不说话，我妻子说。

我妻子说，就算我们到了那一天，都不会回去。

我妻子“咔嚓”一下掐断我父亲的想法。

我父亲迟迟疑疑地说，算我白跑一趟没说这件事。

不能说我父亲瞎操心，更不能说我父亲操心得没道理。说来说去，根本原因是我家只有一个闺女。一个闺女长大，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我跟我妻子将来的归属，我父亲就操心。我跟我妻子将来的归属，要是指靠不上闺女，就只能指望二弟家的儿子。二弟家的儿子，我跟我妻子将来的归属，能指靠上吗？我父亲一厢情愿地要我们先买好归属地，将来的将来跟他在一起，二弟家的儿子就没有不过问我们的道理了。你不能说，我父亲想的是旧道理，说的是旧道理。我能举出一大堆闺女儿子都一样的实例，我父亲能举出一大堆闺女儿子不一样的实例。我父亲说，山王集谁谁谁跟前有两个闺女，死后两个闺女推来推去不知道把老子在哪里安葬，是两个侄子去把骨灰盒抱回头安葬的。两个侄子对他好，是因为他活着时，对两个侄子好。

山王集离我家不远。我父亲说的山王集谁谁谁，我父亲认识，我不认识。这个人在外地城市工作，死后回老家安葬。

我父亲说，从前在村里教书的纪淑宝你该认识吧？她老子跟前就她这么一个闺女，死后想回老家安葬，纪淑宝风里雨里往老家跑了好几趟，就是找不着一棺地。为一个什么道理呢？还不是她老子活着时，对家里侄男侄女不好，死后没人愿意伸头，纪淑宝一个闺女家，去哪里找得到一棺地？

纪淑宝是我的小学老师，在城里长大，嫁给大河湾村的陈玉霞做老婆。陈玉霞和纪淑宝是高中同学，陈玉霞算回乡知青，纪淑宝算下放知青。我上小学的时候，他俩都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后来，他俩先后考上公办教师，双双调回城里的一所学校。

我问，纪淑宝父亲最后埋在哪里？

我父亲说，小东庄。

我问，陈玉霞回家来找的地？

我父亲说，不是陈玉霞回家来找地，我也不知道这件事。

我说，一把骨灰葬哪里不一样。

我父亲说，人死后总要有一个安稳的落脚地。

我问，公墓里不一样？

我父亲说，那地方乱糟糟的算什么？

我父亲没见过公墓，听村里老人说那地方拥挤嘈杂，像乱坟岗子一样。我父亲跟我说起公墓的事，时常感慨说，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不管你发多大的财，死后要是没有一棺敞敞亮亮的地，不是枉活一生一世了？

我说，纪淑宝找不着地，陈玉霞找着地，不是一样吗？

我父亲说，怎么会一样？纪淑宝的老子想回家没回成。

我父亲向我列举上述实例，是操心我和我妻子将来的归属，更是操心他的孙子、二弟家小亮的前程。那个时候，煤矿效益好，村里有人在那里上班，一个月开好几千工资。我父亲眼红，跟我说，看能不能把小亮安插在那里上班。我父亲说小亮的事，我不能不当成一回事。我找熟人问情况，人家说不是大学毕业，去煤矿只有下井扒煤一条路。小亮去下井扒煤，我父亲不会同意，二弟跟二弟媳妇一样不会同意。我回话说，你现在还是多操心小亮学习的事吧，连一所大学都考不上，你说去煤矿不下井扒煤，还能干什么？我父亲不死心，说你再找人样一样。样一样，就是试一试。我父亲说话的指向，我明白。煤矿肯定有不下井扒煤的岗位，坐这些岗位上的人不一定都是大学生。我跟我父亲说实话，我找不着这么强硬的社会关系，我没有能力把小亮安插在不是下井扒煤的岗位上。

我父亲跟我们说事，常常会不欢而散。这一回，我父亲坐在我家客厅沙发上，前后不足半个小时，就气哼哼地回头了。我父亲生气，我妻子更生气。我妻子问我，你说这个老子，一大早跑我们家说墓地的事，你说他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是不是真的大限快到了？

2

我父亲不糊涂。我明白我父亲的真实用意。我父亲的真实用意是想买一块家坟地。将来是我父亲的归属地，是我和我妻子的归属地，也是二弟和二弟媳妇的归属地。将来的将来，不管时代怎样变化，不管人情怎样淡漠，一家人在一起相互间总会有一个照应，后代人想来看一看，棚一棚坟，烧一烧纸，总会有诸多的便利处。这件事，我跟我妻子不去考虑，二弟和二弟媳妇不去考虑，我父亲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去考虑。

早年间，我们家有一块家坟地。我们家的家坟地在岗上。爹爹（爷爷）奶奶埋那里，大爹爹（爷爷）大奶奶埋那里，三爹爹（爷爷）三奶奶埋那里，七七八八埋了不少坟在那里。早年间，我们家祖辈种地，有岗地，有湾地。岗地高，淮河发大水一般淹不着。湾地洼，在一片大河湾里，四周是水，十年十淹。祖辈人活着时，家住岗地上。这里有淮河一溜十八岗，曹姓人家的聚集地叫曹家岗，段姓人家的聚集地叫段家岗，赵姓人家的聚集地叫赵家岗。民谣曰：“天黑点灯，照（赵）家岗;无儿无女，断（段）家岗;晒不干的潮（曹）家岗。”祖辈人活着时，种岗地怕旱，种湾地怕涝。天旱，岗地收成浅;天涝，湾地一粒收不着。一般年成里，种湾地，一年收一季麦子。收罢麦子，种上秋庄稼，天上雨水稍微下一下，淮河水就会发起来，一浪一浪往前推，就把庄稼吞没了。早年间，大河湾没垒堤壩，淮河水涨起来就往庄稼地里溜达，一年进进出出好几趟，像是清闲无事走亲戚。大河湾南边的一条汊河叫大河，北边的一条汊河叫小河。小河上有一座石桥，祖辈人下湾地做庄稼，来来往往就从这座石桥上经过。不愿来来往往地跑路，就在自家地头搭一间草庵子，缩在里边遮风挡雨，方便做庄稼。曹家人搭草庵子的地方，叫曹家庵台子。曹家人的地头走出来一条南北窄路，叫曹小路。曹家人的地头走出来一条南北宽路，叫曹大路。小河上的一座石桥是公有的。清代此地属顺河坊，此桥就叫顺河桥。

到我父亲这一辈子人，一共兄弟四人。时代变更，岗上，湾里，分属两个行政区域。大爷家，二大爷家，留在岗上。我家，四叔家，落在湾里。此时，大河湾垒上堤坝，打上庄台，盖上房屋，形成一个行政村。人民公社年代，南坝北坝住上十个生产队人家。此时，岗上的家坟地不再属于我们家。家坟平整出土地，南一半盖上房屋，住上人家;北一半撒上种子，长出庄稼。小时候，我父亲带我上岗上坟，就在这里的一条路边上，象征性地烧一烧纸，磕一磕头。我父亲一边伸手比画一边跟我说，爹爹（爷爷）奶奶的两座坟在哪里，大爹爹（爷爷）大奶奶的两座坟在哪里，三爹爹（爷爷）三奶奶的两座坟在哪里。每一座坟的方位，或前或后，或左或右，都一清二楚地刻在我父亲的头脑里。我父亲最后指点一片麦地说，这里同一天埋下我们家的七条壮汉。我问，怎么一回事？我父亲说，跟人家打架死掉的。

是家族与家族之间结仇，动枪动刀地在野外拼杀。是夜，曹家男人在野地里睡觉，遭对方偷袭，一次死七条壮汉。死七条壮汉，留七个寡妇，毁七户或更多户家庭。我父亲说，自从我们家打那一架，我们家的人丁就衰败不旺兴了。单说我父亲这一辈，大爷家一个男孩两个女孩;二大爷家一个女孩，从门下过继一个男孩;四叔家三个男孩一个女孩;我们家两个男孩两个女孩。再往下一辈，大爷家两个孙子，四叔家三个孙子，我父亲就小亮一个孙子。一个家族像一棵枯萎的大树，树枝树叶慢慢地稀落下来。

我们家的男人性格大致分两类。一类脾气暴躁，俗称炮仗性子，一点就着，不服输，不服软，敢与强硬的人拼一个鱼死网破。我大爷和我父亲就属于这么一类人，一辈子暗里吃不少亏，明里谁都不能站在他的上风头。一类是蔫性子，表面上温善，骨子里倔强，像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四叔和二弟就属于这么一类人，见人笑眯眯的，处世为人却很难与人沟通和交往。我是两类性格兼而有之，有温善的一面，有暴躁的一面。我在城市里混迹几十年，时时刻刻告诫自己要做一只夹着尾巴的羊。

小时候，我父亲带我上岗上坟，少不了要去看一看二大娘，少不了要去大爷家吃一顿晌午饭。二大爷死得早，我没见过。二大娘在堤坝上搭一间草庵子养一群羊。堤坝上下长满巴根草。巴根草味道甜，羊喜欢吃。二大娘的一群羊，自个去吃草，吃饱自个再回来。二大娘个头高，说话嗓门大，两只脚外八字，走路一拍地一拍地。二大娘见着我，总要亲热地抱一抱我。二大娘蹲下身，两胳膊箍住我屁股，一抱就抱起来了。二大娘的胸口热乎乎的，有一股好闻的羊膻味。

大爷家紧挨集。我父亲领我先上集，豆芽豆腐买两样菜，再去大爷家。大爷家日子紧巴，不如我们家。我父亲要是不买菜，晌午只能吃咸腊菜。大妈是童养媳，进曹家门早。我父亲喊大妈姐姐，不喊大嫂子。大妈心慈面善，见到我，不抱我，扒东扒西地找零食。零食少，有我的，没有堂哥堂妹的。我吃零食，堂哥堂妹一边吸溜口水一边轱辘眼睛站在一旁看。我大爷跟我父亲长得像，脾气像，区别在于我父亲好说话，我大爷是一只闷葫芦。我大爷的一只右胳膊残疾，端在胸前，像是有一根无形的绳子吊在脖子上。日本鬼子入侵那一年寒冬，我大爷白天使木船在淮河里打鱼，晚上按照日本鬼子的要求，把木船停靠在老牛坟下面。老牛坟是淮河边上的一处高岗地，其上盖炮楼，架机枪，昼夜监视淮河里的动静。半夜里，风浪大起来，木船挣脱铁锚，顺风逐浪漂动开来。日本鬼子喊话，我大爷睡在船舱里听不见。日本鬼子开枪，枪子穿透船帮，打断我大爷的右胳膊。那些年，一只断胳膊成了我大爷的光荣与象征，他经常去四周村庄参加诉苦大会，控诉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我大爷是一只闷葫芦，自个说不好话，别人替他说话。我大爷说，那些年我去哪个庄子都是要有这么两样子待遇，一样子是一包纸烟，留我一个人在大会上慢慢地抽，一样子是散大会后管我一顿酒，理当地少不下一碗肉……吃罢晌午饭，我父亲领我回家。走半天，玩半天，肚子一饱就犯困。一路上我父亲背我走，一颠一簸的，一摇一晃的，什么时候到家的，我都不知道。一觉醒，天黑透，我躺在自家的被窝里。

一晃悠几十年过去，至今回忆那些消散远去的血脉亲情，依旧是那么清晰可见，依旧是那么温暖动人。

3

我要回一趟家。我要专门跟我父亲说一说家坟地的事。不是要成全他的想法，是要破除他的想法。我父亲的想法现实吗？可能吗？不要说花钱买人家的土地，就算是自家的土地，谁能保证几十年时代不变更，谁能保证几十年土地不易主。早年我们家岗上的那块家坟地，就是最好的例证。我父亲这一辈子人，一个接一个先后死去，一个接一个分散埋葬。二大爷埋在一处水塘边，二大娘埋在水塘边的不远处。水塘边是一片土岗地，光秃秃的，凄凉凉的。大妈埋在自家的菜地里，大爷埋在自家的菜地里。菜地在村庄西南角，偏僻，荒凉，好像天生的一处老坟地。四婶葬小东庄，四叔葬小东庄，他俩葬一起。我父亲不管哪一天死，跟我母亲合葬不可能，孤孤零零地单葬成定局。俗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孙的事就让儿孙去操心吧。我会跟我父亲说，你只要操心你自个的事，你只要操心你自个的一棺地。

这一趟回老家，我不急着进家门。我要村子四周看一看。不看庄稼地里干活的村人，不看庄稼地里庄稼的长势，要看庄稼地里长出来的坟墓。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大河湾垒上庄台、盖上房屋、住上人家、形成村庄，那个时候大河湾村是一个年轻的村庄，村里的老人少，村里的死人少。人死，葬在岗上的多，留在湾里的少。在我的记忆里，村庄前前后后，稀稀落落地不见几座坟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大河湾村整体搬迁至此，村庄里的老人一年比一年死得多，四周地里的坟墓就一年比一年葬得多。举目四望，这里一座坟墓，那里一座坟墓，凌凌乱乱的，到处是坟墓。有近的，与房屋隔上一条路。有远的，葬在五台泵。五台泵在村东四里远。也就是说，村庄方圆四里地之内，睡满了大河湾村的死人。要是死人在那边依旧形成一个村庄的话，可以设想一下，不要一百年时间，那个村庄的规模要比真实的大河湾村庞大許多，那个村庄里的人数要比真实的大河湾村庞大许多。这是一个嘈杂喧嚣的村庄，又是一个寂静无声的村庄。

想到此处，我心里一凛。这是大河湾村的另一种现实。一种别人不愿深思细想的现实。猛然地，我决定回家不再跟我父亲说家坟地的事。人活着，面对的是现实，不是虚无。过日子，过的是今生，不是来世。不管我父亲怎样去理解这些事，我不能跟着我父亲的思路走，我不能被我父亲的想法绕进去。我要找一找现实中的话题，我要跟我父亲说一说现实中的人和事。

回到家，见到我父亲。我没想到要说的话题，我父亲倒是一句递一句说起来。我父亲说，今天我要跟你说一说盖楼房。我们家盖楼房不是新话题。这些年，我父亲做梦都想扒倒现有的四间瓦房，把楼房昂首挺胸地盖起来。只有楼房昂首挺胸地盖起来，我父亲才能昂首挺胸地走出门。左邻右舍家家盖楼房，我们家的四间瓦房沉在洼地里，我父亲走出门看见别人家的楼房，压得连头都抬不起来，堵得连气都喘不顺当。每一年，我父亲在我面前都要把盖楼房的事唠叨好多遍。依照我们家的现有经济状况，盖楼房有可能吗？我父亲不这样看问题，他兴冲冲地跟我说，现在盖楼房花不了好多现钱。

我父亲拨拉手指头，跟我算上一笔账，说盖楼房的砖头可以赊账，说盖楼房的水泥可以赊账，说盖楼房的沙子可以赊账，说盖楼房的钢筋掉价便宜不少，说盖楼房的手工费付一部分，赊一部分，算来算去，盖楼房真不要拿好多现钱。

那个时候，是我们家的经济低谷，也是国内的经济低谷。砖厂的砖头卖不掉，水泥厂的水泥卖不掉。沙子堆在码头上，淮河水一涨就冲进淮河里。钢筋降价，瓦工歇业。村里有人家赊账盖楼房，我父亲心跳手痒跃跃欲试。我不赞同赊账盖楼房。我这样说话，有公心，也有私心。赊账盖楼房，说不要好多现钱，总要十万八万块钱吧。十万八万块钱，我父亲口袋里有吗？我父亲口袋里没有，指望二弟能拿出来多少钱？剩下的肯定要我拿。我父亲说过要盖两层楼房，我跟二弟一家一层。十万八万块钱，我跟二弟各拿一半，得要四五万块钱。不是说我拿不出来钱，是说我愿意拿，我妻子愿意拿吗？往深远里稍微想一想，我父亲赊账盖楼房，不只是拿几万块现钱这么一件事。赊账怎么还？我父亲还多少？我跟二弟各要还多少？万一我父亲半路上倒下头，盖半拉的楼房怎么办？一堆欠账我跟二弟怎么还？到时候，我跟二弟不吵架，难保我妻子跟二弟媳妇不吵架。

我说，挨一挨盖楼房吧？

我父亲问，挨到什么时候呢？

我说，挨到你手里有盖楼房的钱。

我父亲说，我不把家里的楼房盖起来，死都闭不上眼。

这一回，我父亲不直接说盖楼房，问我赶明退休回不回家住？我说，我回不回家住，跟盖楼房有什么关系呢？我父亲说，你回家住，是一样打算，你不回家住，是一样打算。我说，那你说出来我听一听。我父亲说，要是你退休回家住，盖楼房就你跟二毛两家盖，盖楼房的钱就你跟二毛两家出;要是你退休不回家住，盖楼房就二毛一家盖，盖楼房的钱就二毛一家出。

我听明白话，我父亲这是逼着我拿钱盖楼房。要是我拿钱，就拥有楼房的居住权;要是我不拿钱，就放弃楼房的居住权。我心里难受，不是拥有或放弃楼房居住权的事，我是家里的长子，不管楼房哪一天盖，不管楼房怎么盖，有我的楼房都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我父亲却要变成一件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父亲的用心良苦，可谓不择手段了。

离开我父亲，我已经想好。我回家不能跟我妻子说这件事。我要压一压、等一等、想一想。我现在不能把矛盾激化，只能冷处理。

大河湾村离毕家岗公交站，大约五里路，我一步一步远离，心里一步一步揪痛。像是我父亲无形地在我的心上划拉出一道口子，流出血，撒上盐。就算家里有我的楼房，我能回得去吗？就算家里有我的墓地，我能回得去吗？或许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故乡就是一个虚无的存在了。想一想，不是这样吗？谁能回得去。活着，肉体回不去。死了，灵魂回不去。

四

1

第二次小灾小难，在我父亲七十三岁这一年夏天里。一连好多天，我父亲的眼前都是雾气弥漫的，割草看不清，喂牛看不清，不停地擦，不停地搌，弥漫的雾气就是消散不去。我父亲觉得自个像是站在一场大雨过后的水塘边，早上或晚上，雾气浓厚一些，太阳一出一照，雾气消薄一些。我父亲明白眼睛里生了翳子，村里有不少老人都这样，生了翳子的眼睛模模糊糊地看不清东西。我父亲知道生了翳子的眼睛怎么治，村里有老人去医院找医生开一刀，割除翳子就好了。

这一天，我父亲去了一趟镇卫生院。医生说，你这是眼睛里长白内障。我父亲说，我们村人叫长翳子。医生说，我给你开两瓶眼药水回家滴一滴。我父亲说，我要找医生开刀，割掉翳子。医生说，你现在的白内障不够厚，要长一长才能割。我父亲听懂话，跟医生说，那我回家候一候，候翳子熟一熟再来找医生割。

我父亲手里拿上两瓶眼药水，欢欢喜喜地回来家。欢喜的原因，眼睛里生的确实是翳子，翳子不可怕，长一长，熟一熟，就能找医生割了它。依照我父亲的理解，翳子就像菜园地里的韭菜，不长到一定的时候，伸刀子割不着。割韭菜，总不能连韭菜根一块割掉吧。韭菜根是什么？是眼珠子。眼珠子哪能随便割。割坏眼珠子，就算剔除翳子，照样看不见东西。依照我父亲的理解，凡事都要有一个尺度，眼睛里长翳子，长太实，长太厚，就像是天空中覆盖上一层厚云彩，昏天暗地照样看不见东西。韭菜长一拃高，不老不嫩，正当时。我父亲不知道，眼睛里的翳子要长多厚正当时。我父亲想，我听医生的话，医生说什么时候割翳子，就什么时候割翳子。我父亲回家耐心地等候翳子一点一点长厚、一点一点长熟。等候翳子长到韭菜一拃高的那时候。

我父亲对失明的恐惧，来自村里的一个老头子。这个老头子姓王，名叫王明亮，他比我父亲大两岁，这一年刚好七十五岁。五年前，王明亮一双眼生翳子，去医院开刀摘除，还原一双清亮的好眼。一年半前，一双清亮的好眼又长出翳子，越来越模糊。王明亮去医院，准备再一次开刀摘除翳子，医生告诉他，再长出来的翳子，就没办法开刀了。怎么会没办法开刀呢？医生说出一大堆道理，王明亮一句也听不懂。王明亮回来家，两只眼慢慢地长满翳子，慢慢地黑暗下去。王明亮家里的活着，端吃端喝，倒屎倒尿，都是他家里的伺候。王明亮吃饱饭没事干，就坐在村路边上，扛脸冲着虚无的黑暗，看不见路人，认不出路人，只能听一听路人走路的声响。

我家不跟王明亮家住一块。时常，我父亲忙我父亲的，王明亮在路边上坐王明亮的。我父亲想不出跟王明亮有什么关联。现在我父亲的两只眼生翳子，跟五年前王明亮的两只眼一个样。一下子，我父亲就把自个跟王明亮关联起来。我父亲在路边上看见王明亮一回，心里就“咯噔咯噔”地疼痛一回。王明亮的两只眼能瞎，我父亲的两只眼就能瞎。王明亮瞎两只眼，有他家里的伺候。我父亲瞎两只眼，谁去伺候？我父亲知道，王明亮的两只眼开刀三年半瞎了，谁能保证他的两只眼开刀三年半不瞎？三年半时间，是长是短，谁都不敢保证。要是两年瞎了呢？要是一年瞎了呢？要是当时瞎了呢？我父亲越想越恐惧，不用王明亮告诉他眼瞎是怎样的，他闭上两只眼就知道黑漆漆的日子不好过。

这一天，我父亲朝王明亮走过去。我父亲不会去说自个眼里长翳子的事，更不会去说害怕割翳子眼瞎的事。我父亲像一个闲散无事可做的人，松松垮垮地走向王明亮。王明亮坐在一只马扎子上，转动两只耳朵，迎来送往每一个路人。有人走过来，至跟前迟迟疑疑地停下来，王明亮赶紧地问，哪一个？

我父亲说，是我，曹振林。

王明亮问，你怎么会有空闲来这里？

我父亲说，割牛草刚回家。

王明亮說，你胡扯，我闻见你身上一股子牛粪味道，你说你在牛棚里车牛粪还差不多。

王明亮没猜错。我父亲确实在家车牛粪，没去割牛草。

我父亲说，难倒你长出了狗鼻子？

王明亮说，我眼瞎，耳朵和鼻子就灵光。

我父亲问，你听我走路有什么不对劲？

王明亮说，你走路脚步沉，有心事。

我父亲不承认说，我在家天天割牛草喂牛有什么心事呀？

王明亮说，你有！你不想说！

人民公社年代，我们家属五队，王明亮家属六队，我父亲当五队队长，王明亮当六队队长，他俩为了各自生产队的利益，合作过，争执过，打过架，骂过娘，相互间了解和熟悉。

王明亮说，你往常不来我这里看我，今个天来这里看我，是不是你的眼睛出了什么毛病？

我父亲不能不说了。他说了自个的担心和害怕。我父亲说，我不怕花钱找医生开刀割翳子，我害怕割过翳子像你一样慢慢地眼瞎。

王明亮说，那要看你的命，别人割翳子不眼瞎，偏偏我割翳子眼瞎，不是命是什么？我劝你不要去医院开刀，由着翳子慢慢地长去吧。

我父亲问，由着翳子慢慢地长，迟早不是还眼瞎？

王明亮说，最起码省下一笔开刀钱吧？你想不出真正眼瞎是一个什么样子，就像沿着一根黑咕隆咚的烟囱一直往上爬，明明知道上面有天、有日、有月，你就是看不见一星星光亮。

2

我父亲去见王明亮一趟，担心和害怕不但没能消散，反倒更加地忧虑和恐惧。我父亲一整夜噩梦连连，梦见自个在一处空房子里不断地奔跑。房屋四周没有门，没有窗，没有一丝亮，只有一团黑。这注定是一次徒劳无益的奔跑，这注定是一次找不见光亮的奔跑，这注定是一次找不着出处的奔跑。我父亲奔跑得满头大汗，胸闷气短，最后两腿一软瘫倒在地上。像王明亮说的一样，眼睛看不见，耳朵和鼻子就灵光。我父亲躺在黑天黑地里，鼻子闻见一股烧黄表纸的味道，耳朵听见“嘤嘤嘤”的哭声。我父亲想一想，自个问自个说，难道我死了，这是躺在棺材里？从前我父亲做过死亡的梦，他躺在棺材里，世间是平静的，身子像一根羽毛一样轻，风一吹，棺材托着他一直往上飘，飘向一个繁花锦簇的地方，飘向一个祥云缭绕的世界。我父亲想一想，自个跟自个说，我这不是死，是眼瞎。

我父亲激灵一下醒过来。醒过来的我父亲从噩梦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眼瞎比死亡更可怕。俗话说，一死百了。瞎不如死。人一死，走进一个无牵无挂的世界。人一瞎，面对的是一个黑暗无边、麻烦无穷的世界。

这一天，我父亲去了一趟赖山集。那里有牛行，我父亲认识一个姓刘的牛行令。牛行令，就是牛行经纪人。每一年，我父亲春天买牛犊找他，冬天卖大牛找他。他知道哪家的牛犊好，指点我父亲一去就拉着。他知道一头大牛值好多钱，打眼看一看牛的膘肉，伸手拃一拃牛的尺寸，交付钱就牵走。我父亲不早不晚去找牛行令，是要趁眼睛看得见，为他的眼瞎做准备，为他长长的黑暗日子做准备。

牛行令问，老曹你今个天过来找我，是买牛是卖牛？

我父亲说，不买牛不卖牛。

牛行令说，不买牛，我不向你要钱;不卖牛，我不给你钱。

我父亲说，我来看一看牛行情。

牛行令说，不挨到年根，哪里有牛行情？

平时买牛卖牛的少，看不出牛行情。年根买牛卖牛的多，牛行情才出来。

我父亲走近牛行令，一只一只扒开自个的两只眼，对牛行令说，老刘你看我的两只眼都长出翳子，过一过要开刀，我一住院，谁在家喂两头牛。

牛行令说，说来说去，还是想找我卖牛。

我父亲说，过一过，催一催牛膘，卖给你。

牛行令说，不到年根，就怕给不上价钱。

我父亲说，我的两眼瞎不瞎都顾不上了，哪里还顾得上牛价钱？

这个姓刘的牛行令，我见过一面。见面的地点，在我家大门外面。那一年春天，我父亲从他手上买两头牛犊拉回家，钱不凑手，付一半欠一半。说好了，过月把给钱，牛行令上门要账。牛行令来我家不进我家门，我父亲拿钱出门点给他，一副偷偷摸摸的样子，像是有意躲闪我。我悄悄地问我父亲，是怎么一回事。我父亲说，不是躲闪你，是躲闪牛。我更加好奇地问，一个牛行令躲闪牛干什么？我父亲说，牛怕牛行令，不是牛行令怕牛。牛行令站在大门外面，两头牛拴在牛棚里面，相互看不见，两头牛却能闻见牛行令身上的一股凶杀气味，挣着牛缰绳在牛棚里转来转去，显出一副狂躁不安的样子。事后我父亲说，要是牛行令伸手摸一下牛，牛会吓得浑身发抖，三天不吃不喝。

紧接着，我父亲又去一趟镇卫生院。这一趟，我父亲不是看眼睛，是专门问眼睛。看眼睛，是找医生看一看眼睛里长翳子什么时候开刀。问眼睛，是找医生问一问眼睛开刀会不会瞎、会相隔多长时间瞎。这是两个普通的问题，却一下难住医生。医生说，这个话我不好说，凡是手术都要担风险，我只能说手术失败会瞎，手术不失败不代表你的眼睛永远不会瞎。我父亲听不懂医生的解释，也不想听医生的狗屁解释。我父亲问医生，要是我的眼瞎，谁来端吃端喝地伺候我？医生哭笑不得地回答说，你的家人伺候你，总不能我去伺候你。

眼瞎，谁来伺候？这是我父亲最焦虑的一件事。我父亲最焦虑的一件事，我知道后并不能消除他的焦虑。我只能说几句安慰话。我说，不是说开刀就那么容易眼瞎的，要是开刀都眼瞎，谁眼睛长翳子还去开刀呀？我说出来的安慰话比医生还显得虚软无力。

我改说硬朗话。我说就算你开刀眼瞎，我和二弟轮流伺候你。你想跟二弟一家过，就去浙江金华那一边。你想跟我们一家过，就去我家。

我父亲说，就算你跟二毛愿意伺候我，我也不会去城里。

我说，你不去城里，我跟二毛哪里有空闲回家伺候你？

我父亲说，我留在家里自个伺候自个。

我父亲不愿进城，是怕死在城里。死在城里，就得进火葬场，要回家只能剩下一把骨灰。我父亲怕火葬，他要全尸睡进棺材里，他要安安稳稳地葬下土。

大河湾村跟其他村庄一样，前些年推行过火葬。有的村庄推行开，村人死火葬养成习惯。大河湾村没能推行开，依旧装棺材土葬。大河湾村推行不开，是大河湾村庄小、显得偏，推行与不推行，不影响大局。从我父亲的个人现状出发，我赞同他死后土葬。我父亲打好寿材，买好墓地，死后拉城里火葬，再回家装棺材埋土里，不是折腾浪费吗？再说，死亡对我父亲来说，原本就是一件恐惧的事，恐惧之中再加上一份对火葬的恐惧，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我尊重我父亲的土葬选择。我理解我父亲就算眼瞎，也决不进城的想法。

我父亲在家接着做眼瞎的准备工作。做些什么呢？比如说，摸索和丈量去村中心的一条路线。眼不瞎，去村中心简单。出大门走上一条东西村大路，往东走上一百米就到村中心。那里有杂货店、小饭馆。那里有临时集市，卖菜的，卖馍的，都会有。我父亲时常拄一根拐棍，一戳捣一戳捣，一小会就能到。现在我父亲去村中心，有意走得慢，有意闭上眼，有意数一数，去小饭馆走好多步，去杂货店走好多步，去卖馍的跟前走好多步，去卖菜的跟前走好多步。我父亲想，就算将来眼瞎，拄一根拐棍摸至村中心，买吃的，买喝的，都不会太难心。

难心的是做饭。我父亲做饭，用两套工具，一是电饭锅，一是大铁锅。我父亲烧开水用电饭锅，蒸米饭用电饭锅，加热剩菜剩饭用电饭锅。也就是说，我父亲做饭能不用大铁锅就不用大铁锅。我家锅灶用了几十年，老式烧柴的那一种。我父亲烧饮牛水用大铁锅，炒菜用大铁锅。要是不烧饮牛水、不炒菜，大铁锅晾在那里不会用。我父亲想，眼瞎就不会喂牛，就不会炒菜，就不会烧大铁锅。左邻右舍都改烧液化气，买液化气灶，买液化气罐，定期地更换液化气。液化气罐，就像一颗易燃易爆的炸弹。我父亲一个人在家，你敢让他去烧吗？

我父亲在家当紧的是摸熟电饭锅。加水、通电，是烧开水。加水、加米、通电，是煮干饭或稀饭。加水、放馍放菜、通电，是加热剩饭剩菜。过去我父亲做这些，放在眼里。现在我父亲做这些，要记在心里。我父亲一样一样地尝试，一样一样地记住。

除此，我父亲在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催牛膘。牛催膘，牛草拌麦麸子是一种办法。另一种办法是饮牛水拌豆腐渣。我父亲专门去一趟豆腐坊，买两袋豆腐渣拉回家。每一年，我父亲都用这么两种办法催牛膘。只不过往年腊月天催牛膘，这一年提前至夏天催牛膘。两头牛催上膘，我父亲两眼开刀之前才能卖出去。

我父亲一边喂牛一边跟牛说话。我跟你们两头牛说呀，我不知道你们两头牛将来愿不愿意托生人。有时候我想，将来托生牛好，不愁吃不愁喝，要是遇见我这样的喂牛人，吃的喝的端面前，就像服侍老丈人一样。有时候我想，将来还是托生人好，你看我有儿有孙，可以一辈子操不完心。不想操心呢？不想操心，人还有一个什么活头。人活着就是要受苦受累，就是要操心这一辈子再操心下一辈子。我跟你们两头牛说呀，我还没有活够，我家的楼房还没有盖起来，我家的孙子还没有工作，我想多活几年，看到我家的楼房盖起来，看到我的孙子领亲成家，再看到下一辈子人……

3

两个月过后，我父亲去医院摘除白内障。

我当家挑选的是矿二院。矿二院是我们家附近最好的医院。找一家相对好一点的医院，想确保我父亲的眼睛开刀不会出问题。我父亲害怕他的眼睛开刀瞎，我更害怕他的眼睛开刀瞎。要是我父亲眼睛失明过不好日子，我的日子肯定一样过不好。我父亲身体好，我能少问他的事。要是我父亲的眼睛出问题，我和二弟不问他的事，谁去问？我带我父亲去矿二院做检查，做咨询。检查的结果，我父亲除了白内障，其他方面倒是很正常。咨询的结果，我父亲得到两个意外的惊喜。

第一个惊喜，两只眼不用同时开刀。开一只，留一只，等一等，再开另一只。我父亲不相信地问，我们村的王明亮怎么两只眼一发子开刀？医生说，你要想两只眼一起开刀，我们不是不给你开。我父亲连忙说，我听大夫的话，开一只眼，留一只眼，過一过再开。开一只，留一只，就算开刀瞎一只眼，好赖还有一只模糊的眼。更重要的一点是，开刀就眼瞎的担心和恐惧暂时地离开了我父亲。

我父亲在我面前埋怨王明亮说，这个王明亮呀，我专门看他一趟，他都没跟我说两只眼不用一发子开刀。

我父亲想一想，偷笑一下说，大医院跟小医院不一样，王明亮去的是小医院，恐怕那里的医生不知道这样子开眼。

第二个惊喜，开刀不用住院。在矿二院开刀摘除白内障的都是煤矿老工人，他们住院的费用由煤矿承担，本人负担很少一部分。我父亲住院自费，花一分掏一分。医生跟我父亲说，像你这样自费的病人，完全可以不住院开刀。我不明白医生说的话，不住院怎么开刀呀？医生解释说，手术后第三天复查眼睛，三天内住院只是挂一挂消炎药水，家里要是有小诊所，每天按时挂消炎药水是一样的。我父亲慌忙说，我们村有小诊所，我不住院，我回家挂消炎药水。

我父亲执意不住院，跟第一个惊喜有关，跟住院花钱没关系。你想想呀，我父亲的两只眼不用同时开刀，两只眼同时瞎的可能性就没了。两只眼暂时没了瞎的可能性，两头牛还卖掉干什么呢？两头牛不卖，我父亲原本想住院要找一个人替代喂两天牛，要是眼睛开刀不住院，不是找人替代喂牛都不需要了吗？

我父亲跟我一起走出医院，有了两个意外惊喜，走起路来一身轻松。犹如不用开刀，两只眼里的白内障自主消散开一般。

这一天，我父亲右眼开了刀。矿二院离大姐家比我家近。我父亲手术后去大姐家吃一顿晌午饭，再去大姐家附近的小诊所挂消炎药水，晚上回到家。我父亲开过刀的一只右眼覆盖上一层纱布。医生交代我父亲说，回家少运动，怕就怕植入的人工晶体从眼眶里脱落下来。我交代我父亲说，回家少干活，没事就躺在床上睡一睡。我父亲回家能躺在床上睡觉吗？两头牛要喂牛草，两头牛要饮牛水，自个不吃不喝都要把两头牛伺候好。我四叔答应帮我父亲喂两天牛。别人喂牛哪有自个喂牛放心？饮牛水，家里剩下的有豆腐渣，搅拌匀溜端过去，两头牛大口大口地喝下肚。喂牛草，家里缺青草，喂干草。干草拌麦麸子，撒牛槽里，两头牛闻一闻，不喜欢吃。我父亲跟两头牛说，你们两头牛就知足吧，要不是我开刀留下一只眼，早两天就卖掉你们两头牛，说不定你们两头牛早被宰杀成一堆骨头一摊肉。

我父亲长年早睡早起，一觉睡醒，天色渐亮，躺在床上就睡不安。往日这个时候，我父亲会一骨碌爬起床，舒展一下胳膊腿，骑上三轮车去割牛草。这是手术后的第一个早上，他的任务就是躺在床上，两眼大睁睡大觉。不睡觉的睡觉，叫干睡觉。干睡觉，要心闲。心闲下来，躺在床上干睡觉，觉得是一种享受。我父亲一有心事，哪能闲下来一颗心？清早至半晌午这段时间，往日里我父亲最忙。要割牛草，要喂牛，要饮牛，要腾牛粪，没有自个烧早饭时间，没有自个烧开水时间，饿了去街上买着吃，渴了喝一饱自來水。这天早上我父亲躺在床上，腰酸了，背痛了，越躺越难受，干脆爬起床，早早地喂牛草，早早地饮牛水，早早地腾牛粪。腾牛粪，就是清除牛粪，垫上沙土，打扫牛棚。不到喂牛草时间，两头牛不习惯。不到腾牛粪时间，我父亲不习惯。我父亲停下手上活，一只模糊眼，一只黢黑眼，一齐盯上三轮车。我父亲一步一步朝三轮车走去，复原往日的生活习惯，骑上三轮车去割牛草。

第三天上午，我父亲去矿二院复查眼睛。我父亲从老家去医院，我从我家去医院。说好九点半，我俩在住院部门口见面。我父亲是一个急性子人，走路快，做事快。我九点到医院，我父亲早候在那里了。我父亲见面第一句话说，我的眼好了。我莫名其妙，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我父亲说，早上我去地里割牛草，我走上一溜高岗地，偷偷地掀开眼上的纱布，你猜怎么着，眼前一片瓦亮，庄稼看一个清亮亮的，房屋看一个清亮亮的，我抬眼一直往远处看呀看，一下看见了鸣锣山。鸣锣山在我家北面几十里路远。这么远的一座山，我父亲真能看得见？

我父亲说，山上的人，山上的树，我照样看一个清亮亮的。

补记：我父亲属羊，一九三一年生人。活过七十三岁命坎，他跟我说，我还有头活呢！你想呀，你娘和你小妹没活的阳寿不都加在我身上。我母亲六十一岁死，我小妹死不足二十岁。家人的阳寿可以像家产一样继承和享用吗？那一刻，我觉得我父亲过于贪生了。

转眼又过去十一年，我父亲再一次活过八十四岁命坎。八十五岁这一年，他如愿盖上家里的两层楼房。楼房是以二弟名义盖起来的，楼上楼下没有我的一间房屋。他的墓地没有买，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前前后后拖了二十多年。就像他的寿材一样，从买棺材木到打棺材，从打棺材到觉察棺材小，我父亲前后忙自个的寿材二十多年没有忙明白。我疑惑他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好像这样无限制地拖下去，他的生命就能无限制地长下去。

今年我父亲已经八十六岁了，依旧在家里喂着两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