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暑假，荧屏上别了《少年派》，迎来《小欢喜》。同一题材类型，同是戏骨坐镇，观众没有看倦，口碑更胜一筹，这主要得益于“感同身受”。决战高考的慌张神色似曾相识，火光四溅的对峙时刻如鲠在喉，不堪其重的父母之爱如芒在背。“感同身受”至严丝合缝，然后呢？《小欢喜》虽然在“应考”类型剧中拔得头筹，但是对“类型”的探索与突围才刚刚起步。

一、“类型”的逆行：非典型家庭的典型焦虑

剧程刚过半，《小欢喜》就同《欢乐颂》《都挺好》一起，被网友评为国剧“三大标题党”。原因很简单：《欢乐颂》不够欢乐，《都挺好》不够圆满，《小欢喜》不够欢喜。观众怀着看《向往的生活》的心情唤醒屏幕，结果海清哭完陶虹哭，陶虹哭完观众哭，乔英子一路哭到了有护栏的后海湾，而那小小的、缥缈的“欢喜”，依然没有出场。

剧中几位主要人物“集集难过集集哭”，“哭”出来的却不是悲伤，而是焦虑。悲伤有一种临场感，粘连着血肉，悲到恸时挫骨扬灰。焦虑则类似于某种“空转”的状态，月亏求盈，抽刀断水水更流，源源不绝。

打量《小欢喜》里的三个家庭，一时间难以探清焦虑的源泉。三户人家都是北京户口，房车双全。乔英子一家之中，父亲是“乔总”，母亲是金牌教辅老师，名下房产若干套;季杨杨一家，父亲是区长，母亲是市天文馆主任，舅舅开着竞赛级别的车行;方一凡一家在三个家庭中条件垫底，父母都是公司中层，不稳定因素最多，可还是在城市北边拥有一套两百平左右的房子，也负担得起每月一万二的学区房租金。三个家庭的生活水平显然都在“中产”以上，遇事滑坡，也远没到为衣食发愁的地步。无怪乎自电视剧开播以来，网络上对这几个家庭实际经济状况的讨论就不绝于耳，观众快要“入戏”之时便随手点开自家的“花呗”，冷水浇头，在线陪哭的热情也减损大半。

但这样令普罗大众望尘莫及的三家人，竟将螺旋式上升的焦虑演绎得入木三分。

观众一面唏嘘自己尚未有替剧中人焦愁的“资格”，一面又惊叹这溢出屏幕的焦虑是如此真实，甚至“过于真实”。这个时代的观众终于和这个时代的作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不得不承认：生活实感压缩了历史尺度，也胀破了虚构的胞衣，现实比文学更具想象力，而捕捉、凝练、穿透现实的方式已经悄然改变。

由非典型环境培育典型情节、塑造典型人物，精准传达出能够引起“共振”的典型情绪，不仅是对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典型观”的倒置，而且是对“诗比历史更真实”的哲人之思进行了叩动时代心弦的改写。检视当下流行的电视剧集，尤其是鲜少顾念社会效应的网剧，大抵所处时代“镂空”，历史虽未被完全架空却徒有其表，然而情节真实、情绪真实，融情至眼角发梢，所以纵使背景虚无也未见“悬浮”，反将观众的感官抓得更紧、贴得更实。考虑到网剧乃至很多“上星”播出的电视剧，都由类型小说改编而成，出现此种情形也就不足为异，而类型小说与新媒体“10W+”的营销模式异曲同工。

有论者在一片赞誉声中敏锐指出，《小欢喜》深谙“爆款文”的造型艺术，是“大数据的产物”。《小欢喜》不输出故事，它量贩的是一个个极有可能冲击“10W+”的精彩选题：“北京CBD五套房子，为什么还过不好这一生？”“广告人职业发展之路，助理成为自己上司也要撑下去”“35岁离开法律圈的人，现在都去哪儿了？”“癌症阴影下的中产家庭”，等等。

第一眼看到这些标题，焦虑吗？焦虑。且这种焦虑正以一种“逆行”的方式没过头顶，让人分不清究竟是我们身体里的焦虑被作者高明地提取出来，还是作者的妙笔生花制造了这场扑面而来的焦虑。

的确，《小欢喜》从题材、布景、情节、台词，到切入方式、预设的代入视角，都有着高度类型化的痕迹，几个关键的情节点，如舒压、抗癌、失业、艺考、二胎、“塑料闺蜜情”，也都是排行榜上烫手的热词，又有《小别离》这样的高口碑“前史”打底，剑指人民群众情绪的“最大公约数”。

运用“大数据”思路整合信息、拓展文艺创作、适当的类型化处理对提升创作的涵括力确有助益，“共情”的叙述策略在热播剧中屡试不爽。可若以此为本，以此为纲，就是舍本逐末，会使靠情绪堆砌起来的逼真感觉，囚困在彼此隔绝的“独幕剧”中，耗散殆尽。

在《小欢喜》中，高考是统领一切的大“他者”：高考是诸般焦虑的源头，同时，也是家庭矛盾的“灭火器”，让许多繁难的问题有了簡单化的出口。宋倩、乔卫东再嫌隙重重、水火不容，为了不影响女儿高考，也得干戈暂止。无论是童文洁、宋倩、刘静，还是方圆、乔卫东、季胜利，他们首先都得扮演好那个忧心忡忡的“中国式家长”，然后才能是处于芜杂社会关系网络具体位置上焦灼的个人，是公司的员工、补习学校的老师，是司机、老板和领导。刘静患病和方圆失业，在剧中也仅以“结果”的形式呈现，匆匆完成了他们“考验”或变相“激励”的使命。

类型小说的创作模式在《小欢喜》中体现为：总体克制局部、类型推演个别、抽象反哺具体、情绪覆盖情节，剧情很流畅，情绪很饱满，冲突很激烈，但人物面向较为单一，冲突和解的前提也比较理想化。 质言之，剧中父辈的焦虑，缘自“后改革”时期既得红利者的“感激”与“恐惧”。他们的成功大多得益于高考，高考既承载着他们对鱼跃龙门的“感激”，也蓄积着他们对坠落凡尘的“恐惧”。这种“感激”与“恐惧”交融的错杂心情，有增无减地转化为他们对下一代前程的焦虑。

但即便是如焦虑这般紧凑的情绪，也该由生活之中朴实流出，再朴实地归还生活。

观众是真的对剧中焦虑“感同身受”，还是被某种急切地想要被理解、被认同、被高高举过头顶的焦虑所捕获呢？

二、“类型”的乏力：浓缩的“现形”与跳跃的“变形”

《小欢喜》共49集，据笔者统计，其中有“潸然泪下”情节的，就超过20集。这暗合了剧组自带背景音效的宣传词：“父母的爱，让你掩面而泣。”

《小欢喜》情感基调上的“跑题”，包括“小欢喜”这样审慎的命名方式，反而放大了其主题的摇摆：《小欢喜》是“高考现形记”还是“高考变形计”？《小欢喜》侧重批判还是侧重建设？《小欢喜》旨在探讨高考制度的合理性？探讨家庭关系的理想生态？还是探讨极限境遇中亲子关系的变化以及父母子女的相互扶持与成长？

从《小欢喜》所呈现的最终形态来看，无论“现形记”还是“变形计”，它都未能透底，间接的“现形”催生出有限的“变形”，隔靴搔痒，散落的皮屑留在密闭的长靴里。

《小欢喜》的强势语境是高考，但紧张而漫长的高三生活却从未在其间真正现身。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与高考有关的便于记忆和指认的标签：誓师大会、家长会、心理咨询讲座，晚自习、补习班、学区房，开学分班考试、期中考试、期末摸底考试，全班排名、全校排名、全区排名。观众一眼认出这是自己曾经度过的高中生活，并迫不及待地为它添补上记忆的枝叶，而那些未能入选的不够触目的部分，无从激起情感波澜的沉默的暗角，却被寻机捉巧的叙述网格轻易过滤掉了。

剧中常能见到童文洁在苦口婆心地兜售她的“经验之谈”：“高考是你人生最关键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打赢了你一生受益，打不赢你终生遗憾啊。”咏叹调般的高考动员令，没能让方一凡幡然醒悟，倒是把瞪圆眼睛、竭力做出“嗔怒”表情的海清（童文洁扮演者）推远，意外为剧集收获了反讽的喜剧效果。童文洁的滔滔不绝，宋倩的耳提面命，共同显现着父辈一成不变的高考经验，置入今日在想象力和感召力上的贫乏，这与新世纪以来，高考“唯一合法性”的失落与分流密切相关。比如艺考一定程度上就能缓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焦虑，但它高昂的培训费用，又为别样路径的准入环节，设置了不低的门槛。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真的有一套替代性方案，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舒解来自高考的强压，甚至不在于能否欢喜、顺畅地在万众翘首的高考之战中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位置，而在于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挑战与历史机遇下将高考视为一场非赢不可的“战役”，是否能以一种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参与到这场不得不打的“战役”中来，除高考以外的其他人才选拔途径，需要具备什么特殊条件或需要付出怎样等额的代价，当我们在反复述说“优秀的高考成绩是美好人生的敲门砖”的时候，是否把这个仍然蕴含着无数不确定性的理想起点，偷偷置换成了与“远大前程”无缝对接的一劳永逸的终点呢？

《小欢喜》在“现形”上浓缩精巧，却避重就轻;在“变形”上频生枝节，而不得要领。相比于“现形”的限度与“变形”的程度，它更在乎的是情绪调动的精度与效能。

随着天文馆事件、“秘密基地”泄露事件、期中考成绩下滑危机、冬令营报考风波等几场大的争执过去，一直到英子跳海千钧一发的时刻，宋倩、乔英子这对母女的所知、所想、所求，始终处于一种“错位”的状态。后来英子被诊断为中度抑郁，急转直下的剧情强行中止了两条“平行线”各行其是的走向，这才使得最后几集出现了二人冰释前嫌的温馨画面。

不妨对二人的某次争吵作更加细致的话语分析。

争吵展开的背景：乔英子不堪重负，逃学前往父亲另筑的“秘密基地”;李老师家访，揭破英子谎言;宋倩突袭“基地”，撞见前夫现女友正在喝她给英子熬的燕窝，环察四周后愤然捣毁“基地”，转身离开。以下一幕出现在英子慌忙追回家之后。

宋：你爸给你弄的一个秘密基地可好玩儿了是吧？不上学可好玩儿了吧？是不是？你这么骗你妈可好玩儿了是吧？

英：我知道错了，妈。

宋：你知道错了，你错哪儿了？

英：我不该骗你，我不该不去上学。

宋：你是不是对妈妈有意见啊？

英：（用力摇头）

宋：有意见说啊，太让妈妈失望了！妈妈是不是哪儿什么让你做得不舒服了觉得？是妈妈让你不舒服了，对吧？

英：（拼命摇头）

宋：你对妈妈再有意见也不是让你逃课、让你说谎的理由，你知道吗？……你对得起你们老师吗？你不说对得起妈妈，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英：妈妈，我错了，我就是压力大。

宋：你压力大，妈妈压力不大呀！

……

这一幕才刚进行到一半，基本的话语逻辑已然明晰。

宋倩咄咄逼人，一个设问句接着一个设问句，每一次句法让渡都将矛头指向他者，每一个问句后面都早有“标答”，根本没给英子从容陈述的余地，尽管英子频繁用肢体抗议，也无济于事。而英子呢，所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妈，我知道错了”，这句话近似哀求，却是求事态终止，并非希望交流继续进行。

宋倩在盛怒之下（不知是台本如此还是扮演者陶虹乘兴发挥）说出了一句语序颠倒的话：“妈妈/是不是/哪儿/什么/让你/做得/不舒服了/觉得？”这依然是一个设问句：首先，宋倩认定女儿对她有成见;其次，“哪儿”“什么”，同义词反复，坐实了“成见”的存在;而到评判自己“做得”怎么样的时候，宋倩又不自觉退后，把责任和愧疚一股脑儿抛给对方，这在语法上体现为动词的后移;末尾的“觉得”，单独倒装，格外显眼，仿佛在宣告：“别挣扎了，你就是这么觉得的。”

对荧屏内外情绪的调度至此已达到极点。可无论是宋倩的“连环夺命”设问，还是英子“我知道，我认错，我就是”的缠绕辩解，都只是在不断地强调“自我”的感觉、确认“自我”的想法、凸显“自我”的信念。受蔽于现代个人中心主义的“自我”话语，其自动化繁殖、循环论证的过程，理论上不需要“他人”的参与，这才是母女俩交流持续受阻的真正原因，“变形”仪式中基于自我批判的个人成长，因为跳过了对“自我”的必要批判，而显得后续乏力。

三、“类型”的突破：在“别离”中成长

《小欢喜》虽然欢喜有限，主题上也存在进一步深掘的空间，但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的类型电视剧。

“人生就是一场场小别离和一场场小欢喜组成的，少了哪个都不会完整。”这是写在《小欢喜》宣传图片上的话。《小欢喜》作为《小别离》的姊妹篇，不仅在剧情上与后者多有互动，思想意蕴上也同其形成精美的互文。

《小别离》中的朵朵和小宇，通过出国留学，同竞争激烈的中考和焦虑万分的父母拉开了距离，正是那场远隔重洋的别离，以及为别离所付出的繁琐却真挚的努力，让他们得以迅速成长。《小欢喜》里也有“别离”，但不是可视的、具体的别离，有刘静罹患重症后对过去自己的反思与告别，也有英子期中考失利后在天文馆对宇宙的遥思。形形色色的别离，将他们与个人的苦楚和依恋一一拆开，在更宏阔的尺度下，“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小别离》里有一个“双向教育”的传统，父母教育子女，子女也启迪父母，二者共同成长。这个“传统”延续到《小欢喜》中，还有了新的发展——父母子女不仅互相教育，而且相互“看见”。方圆失业的事可以在饭桌碰杯之后平静宣布，文洁二胎的去留问题也可以走进卧室，同家中男孩有商有量，甚至刘静在抗癌的过程中也能与儿子坦诚相见。中途有一次孩子们的集体“叛逃”，几对父母隔着宾馆的落地玻璃，看子女们惟妙惟肖地模仿起自己平常的招牌行径，回去之后纷纷陷入沉思。

既然最高处的墙砖已经松动，可以“看见”的“别离”势不可挡，不妨将别离的步子，迈得再大一些。

《小欢喜》中接近尾声的一幕，它所传递的能量熟悉又陌生：除夕夜，三家人一起吃年夜饭，父母跟父母在一起，孩子和孩子在另一层楼的另一个房间，这一刻，那根在父母子女之间盘桓既久的隐形“脐带”终于被剪断，他们将各自开聊喜忧掺半的上一年。此种“别离式团圆”，在国产剧中相当少见，为所有嚷着“不想长大”“不愿變老”的“巨婴剧”，作出了榜样。

王源有一首歌，歌名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妨从中换掉“真正”，改为“世界上没有轻易的感同身受”。并非“感同身受”遥不可及，而是甘苦与共的奋斗目标，不能仅靠自我或对方的感触和想象去实现，也要靠脚步去丈量，还要靠行动去履践。

感同身受之后，是别离。

所以，在欣喜于《小欢喜》出色的“共情”能力之余，笔者更乐于看到剧中父母和子女的别离，看到“两代人”生活方式、情感经验、行事风格、理想诉求的别离，看到宋倩放弃对英子以爱为名的占有，看到乔英子戒除以梦想、自由为名的逃逸，看到父母子女告别对“树洞”的依赖，勇敢地同固执己见的“自我”痛彻分离。欢喜，就来自这别离，两者都是对未来平和的祝福。

【作者简介】余媛媛：教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影视文化及网络文艺研究。

注释：

[1]丹萍：《考不上常春藤算什么，〈小欢喜〉里的大焦虑，每种都能让你崩溃》，公众号“骚客文艺”，2019年8月26日。

（责任编辑 苏妮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