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磊

中国明星海外发展的重点在好莱坞，兼顾其他地区。由于文化差异和社会阶层属性的不同，每一个试图闯荡好莱坞的明星都历经了艰辛的道路，“自李小龙在1970年代的短暂辉煌之后，好莱坞并没有严肃地尝试推广亚洲演员。美国发行商认为主流的北美观众对外国电影和文化仍有很强烈的抵触情绪。”[1]即使像成龙这种在亚洲具有广泛知名度的明星，在美国早期的推广也是失败的。而这些在20世纪就已经开始寻求海外生存的明星也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90年代至今，明星出国、移民现象逐渐增多。随着中国第五代电影的出现、香港电影的繁荣，中国电影明星有了更多的海外发展机会。比如美国创新精英文化经纪公司（Creative Artists Agency）先后签约了成龙、李连杰、余男等明星[2]。也许很多人会问：在1990年至今30年的时间里，中国电影明星在以好莱坞为主拍摄的电影中，都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角色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呈现有何意义？中国电影明星海外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何在？本文以成龙、李连杰、甄子丹、周润发、巩俐、章子怡、杨紫琼、白灵、邬君梅、陈冲、张曼玉等明星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这一系列问题。

一、男性明星角色塑造的特性

1.异同并存的功夫角色

随着中国的功夫电影在西方广泛流行，功夫、武术成为中国男性明星在好莱坞立足的重要武器。无论是真会功夫的李连杰、成龙、甄子丹、赵文卓，还是努力和功夫沾边的周润发、吴亦凡，男明星一旦开启海外发展的阀门，都被定义为与功夫产生关联。真功夫明星明显会有更顺当的好莱坞发展之路，但真功夫角色的塑造以及对功夫本身的呈现，在相似之中仍有较大差异。

成龙的功夫中透着喜剧色彩，他的功夫角色并不十分严肃、残酷，能够让观众感受到愉悦。成龙会以警察、保安等角色示人，这些角色以天然的正义感贴近观众。所以，国际视野下的成龙，将功夫打入普通人的生活，制造融入现实的感受。李连杰是经常被用来和成龙相提并论的武术巨星。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变成了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在内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票房保障，更不用提它对全世界范围内武术迷们的重要意义。正是这点特别之处，使得李连杰成为亚洲的武术巨星，也是李连杰保障了新武侠电影的流行。[3]李连杰和成龙的功夫是不太一样的，“他的作品从功夫过渡到剑术”[4]。实际上，国外学者对成龙和李连杰功夫差异的研究，是基于二人国内外的作品而言。整体上看，成龙手持刀、剑塑造的角色明显要少于李连杰。但若仅在国际视野下辨识，则发现李连杰和成龙功夫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手持武器，而重点是功夫形象和观众感受的差异。李连杰国际视野下的角色形象，多数为杀手、黑帮类角色，偶然出现的警察角色，也一以贯之地具有凶残、冷酷、坚毅的性格特点。即使是富有正义感的角色，也被压抑的暗黑氛围牵制，并使得这种正义感带有非常压抑的基调。所以，李连杰的功夫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远的。但二人在功夫角色上的明显差异，使得同为功夫巅峰的中国明星，都能够在各自的角色领域良好发展。但除此之外的真功夫男明星，多数没有形成自己的功夫风格，得到国际范围内的认可。比如甄子丹作为塑造海外角色相对较多的功夫明星之一，他的角色多数为配角，且和李连杰的硬功夫相似度较高，缺乏被欧美观众广泛接受的特点。而试图以功夫戏路立足海外的其他男明星，如周润发，则产生明显的不适感。虽然其持剑打斗的形象随着影片《卧虎藏龙》（2000）的成功走遍全球，而“影片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电影和文化事件，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外语电影”[5]，并赢得了奥斯卡的诸多殊荣，但周润发的武侠角色形象显然没有能够征服西方观众。而《卧虎藏龙》也只能归属于华语电影。周润发参演的海外电影中，功夫并非其唯一性的角色指向，也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2.成龙一己之力的角色呈现

成龙是近年来电影明星中海外发展最为成功的一位。成龙的角色塑造，也是最容易为华人观众和西方社会接受的。他也是鲜有涉及黑帮、杀手、间谍等角色的男星。“成龙电影迎合了西方中产阶级的消费风格。”[6]成龙的角色以喜剧功夫见长，从早期的《红番区》（1994）到近期的《英伦对决》（2017），每一个角色都绕不开中国功夫的明星招牌。而成龙也是继李小龙之后，将中国功夫在海外电影中高调弘扬的一位明星。由于李小龙出生于美国，成长于香港，容易在中美两国文化中找到平衡点。而他从师叶问学习“咏春拳”、在西雅图开馆授徒、参加国际武术比赛以及在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攻读戏剧与哲学的经历，使得“他的功夫和角色里能够渗入中国传统武学的哲学思想，能够技道兼备。而成龙的功夫和角色是跨文化实践中自我东方化的结果……滑稽喜剧的娱乐消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与立场。”[7]无论如何，成龙用他的功夫角色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成龙真正引起西方市场反应的，是在欧裔美国人主宰下的亚裔主角。”[8]所以，“在抓住机遇在美国文化背景下成为明星之前，成龙首先需要把自己打造成香港明星。这样做的原因是打造一个银幕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和香港人认可的道德特征、行为相一致。这是包容了传统中国价值观特征和西方现代性特征于一体的文化融合，包括消費主义、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9]因而，成龙成功建构的亚裔主角，大多数是身怀绝技的小人物，比如司机或普通警察。即使是饰演特工角色，也是“特工奶爸”的定位，如《邻家特工》（2010）;或者特种兵，但融入到非洲部落的生活中去，如《我是谁》（1998）。角色的平凡使得角色本身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不让观众产生距离感、陌生感。并且，成龙的角色具有天生的正义感，常常为朋友、国家拔刀相助。善良、正义、勇敢、诚实等积极的正面价值和能量的呈现是成龙亚裔角色中一以贯之的，而这正是能被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共同接受的关键所在。当然，成龙在早期角色的塑造中，仍旧是过于模式化，缺乏细腻的情感。但这一点在《英伦对决》中饰演的老父亲身上，明显得到了改善。所以，成龙的角色实际上是用喜剧功夫包装着价值观被普遍认可的华人身份;成龙的功夫是嬉闹的，也是用于助人为乐的。这作为成龙在以好莱坞为主的海外电影发展中所建构的角色呈现，其价值和意义更能够成为华人明星中的一枝独秀。也正因为此，成龙是本文研究涉及的明星中唯一能够以正能量角色为主、正面弘扬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演员。而由这个层面带来的中国功夫的海外弘扬，在价值意义上并不输于李小龙的哲学思想。

3.较多的负面角色呈现

“尽管媒体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亚洲男性在西方影视作品中的表现，仍旧是有偏颇的。”[10]杀手、黑社会、帮派等角色经常出现在成龙以外的男明星身上，这也不缺乏由于“北美市场过于专注李小龙与成龙，对其他类型和明星完全忽视。在缺乏观影记忆的情况下，周润发、李连杰、甄子丹等人进入好莱坞发展时，均备感艰难且后继乏力。”[11]李连杰经常性的角色是边缘人物，比如《狼犬丹尼》（2005）里饰演白人收养的孤儿，其母亲正是被养父杀害;《游侠》（2007）里饰演正义的警员，却是惨遭灭门并毁容的角色，为了给妻儿报仇，做了杀手卧底;《致命罗密欧》（2000）里饰演黑帮老大的儿子，越狱寻找杀害弟弟的凶手等。尽管李连杰在一些电影中的角色是正面的，但多数被赋予负面的情感体验。《狼犬丹尼》里，角色本身是无辜的受害者，但作为杀人机器时的表现，是如恶狗般凶残的。《游侠》里的正义角色是没有正能量的，复仇的意识控制了人物的性格呈现，使得李连杰在这个角色里也较为冷酷、凶残。《致命罗密欧》中角色始终被笼罩在黑社会阴影之下，也难以给观众更多的积极能量。在西方人眼中，李连杰是一个“非常冷漠的演员”。[12]这是银幕角色的凶残给观众的印象。周润发的角色则比较多样化，既有黑帮老大、国王，也有抗日小队长、西藏僧人等。多样化角色塑造是周润发海外发展中的亮点。然而，周润发的这一点优势并没有最优化。《谍海风云》（2010）里的黑帮老大是个配角，缺乏性格呈现;《黄石的孩子》（2008）里的抗日小队长也是个配角;《七龙珠》（2009）里饰演的疯癫的武功大师，也是个配角;《安娜与国王》（1999）里饰演的国王，应该可以认作主角了，但其实这部电影重点讲的仍旧是白人女教师。所以，周润发大部分的电影中，都是作为白人演员的配角形象而存在。并且由于题材涉及如二战、东方神秘等一些内容，故而被设置成华人角色。而这一点上，也只有成龙和李连杰两位明星，能够对角色塑造产生些许控制力。此外，周润发饰演的角色，也多数为负面的形象，或者是被西化并曲解的东方神秘下的角色呈现。然而，周润发的这种讨好式的角色塑造并没有让他的好莱坞之旅走向辉煌。

陈林侠论述道：“李小龙神话提示我们，这种理论阐释既可以表现在人物、情节的故事内容中，也可以表现在电影之外的现实层面，直接用哲学话语阐释自身的武学思想显得弥足珍贵。”[13]其实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以功夫作为电影的主打未尝不可，但在功夫之外，仍需要立得住的内涵。这个内涵就包括了李小龙式的哲学阐释、成龙式的亲民阐释等。因而，负面角色之下，也未尝不能走出具有震撼力的人物，但这依然有待更多的中国明星参与国际化发展，并有待中西方文化地位、经济地位的互相包容。

二、女性明星角色塑造的特性

1.扁平的角色塑造

中国女明星的海外发展境况明显弱于男明星。“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面孔仍然存在扁平化的困境。”[14]比如汤唯在《骇客交锋》（2015）里饰演调查黑客的特工类人物，拥有东方的面孔，但角色缺乏鲜明性格特征;章子怡在《科洛弗悖论》（2018）饰演一名科学家，但也是毫无个性的配角;杨紫琼在《木乃伊3：龙帝之墓》（2008）里饰演女巫，极尽能事地展现东方元素和功夫，但角色依然流于平淡。多数中国女明星在以好莱坞为主的海外发展过程中，都遭遇配角的待遇或者是饰演缺乏性格呈现的角色。好莱坞给予外来华人演员和本土华裔演员的待遇是近乎一样的，后者略微凄惨。章子怡、巩俐、杨紫琼等属于前者。尽管“杨紫琼凭借东方女性特有的坚韧阴柔，以武打明星形象进军好莱坞”[15]，但也未能避免大量饰演扁平配角的命运。巩俐和章子怡借助于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奠定了世界性地位，呈现出独特的东方女性色彩，但在真正意义上向国际化拓展过程中，依旧是饰演一定量的缺乏性格的配角人物。唯有《艺伎回忆录》（2005）能够被看作是外来华人演员在好莱坞最具有丰满性格特色的一部电影。但章子怡和杨紫琼分别在《科洛弗悖论》（2018）、《太阳浩劫》（2007）里饰演的科学家形象，却是值得肯定的。虽然这两个形象也具有扁平化特征，但具有高知的正面形象，是华人女明星较少参演的，也是华人演员整体形象上的缺失。而本土华裔演员如邬君梅、陈冲、白灵等的境遇也十分惨淡。邬君梅在接受访谈时说：“在美国拍戏，除了过语言关，更要去适应美国社会生活和好莱坞拍片的方式方法。”[16]邬君梅、陈冲、白灵等是在20世纪末留学、移民美国的一批中国演员，但身份的改变并没有完全消融文化差异、改善社会地位。邬君梅和陈冲在美国拍摄的电影多数票房冷清，且扁平化的配角较多。比如邬君梅、陈冲均参演的电影《天与地》，1993年由著名导演奥列弗·斯通执导，二人都只有些许镜头，近乎龙套角色。2005年邬君梅在电影《中国先生》里饰演中国普通餐馆老板的妹妹，也是一个没有立体感的角色。陈冲在《白色蛙》（2012）、《最后的舞者》（2009）等影片中饰演的母亲角色，也都是缺乏特点的配角。白灵的角色塑造就更显得扁平、单一，并十分暴露。

多数女明星参演黑帮、特工、杀手等角色，试图凭借中国功夫的世界影响力，实现自身角色塑造上的国际化。然而，女明星们对这类角色的驾驭显得略微尴尬，唯有真功夫女星们如杨紫琼、甄子菁等稍有成绩，但从整体上来说，这类角色也是流于扁平化的。

2.夹带具有中国文化特色或民俗色彩的小人物塑造

张曼玉是近些年女明星中，海外角色塑造最为成功的一位。她凭借着电影《清洁》（2004）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奖。张曼玉和其他女明星的戏路不太一样，重点在欧洲发展，人物塑造多为普通人或者是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小人物。比如《清洁》里饰演一个有毒瘾的母亲，她是一位过气歌手的妻子，自己仍有着歌星梦。这个角色明显含有以法国为主的欧洲普通老百姓的身影。《功夫大王》（1999）里饰演一位在唐人街做针灸的华人，这也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普通华人的缩影。而给角色添置的针灸技艺，则是欧洲观众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知。普通人或者小人物形象在张曼玉之外的其他女明星饰演的角色中亦能寻觅到踪迹。比如陈冲多次饰演的母亲角色，邬君梅饰演的中国普通公安，刘亦菲饰演的普通中国妇女，杨紫琼饰演的沙滩小卖部店主、村镇上的生意人等。但张曼玉的小人物角色塑造是现实主义的，其他演员如杨紫琼，多数在影片题材的界定上，就已经和现实主义撇清了关系。如此小人物形象的塑造，就不再具有关怀现实的精神体验。而在好莱坞奇观化视觉呈现的要求之下，这种远离黑帮、功夫之类的角色，容易和民俗色彩挂钩。电影《红高粱》在1997年摘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电影金熊奖，影片中展示的虚构的中国民俗震撼了西方视野。“巩俐饰演的‘我奶奶颠覆了西方观众对中国女人形象的原有想象。”[17]巩俐的这个角色是足够立体的，伪民俗只是电影中的框架。并且，电影是以中国人的视角去构建文本和角色，这就和西方人想象中的异域神秘又有了差别。所以，杨紫琼在《遥远的北方》（2007）饰演了一位在北极圈过着原始生活的母亲，白灵在《霍比特人時代》（2012）饰演的部落原始人，这些都没有在民俗色彩的文本环境中拔起角色的高度。而这种基于构想的异域神秘的角色呈现，也未必有利于中国女明星在海外发展。

3.负面形象的角色塑造

“西方社会对华人女性存在着刻板印象，电影中的华人女性角色往往被定位为妓女、性奴等身份。如邬君梅曾在奥利弗·斯通的影片面试中应聘过妓女的角色。”[18]以白灵为代表的华裔明星在角色塑造上，负面形象多于正面形象。比如其在影片《爱情牧场》（2010）里饰演妓女;在《基因世代》（2008）中饰演冷酷的职业杀手;在《的士速递3》（2003）中饰演伪装成记者的杀手也是负面角色。白灵饰演的角色多艳情，言谈、穿着等方面给观众不好的印象。而“白灵在好莱坞的明星形象又与走光、暴露、偷窃、性绯闻、精神问题相关”[19]。白灵、陈冲、邬君梅等明星，在留美之前都在国内获得了良好声誉，并为其演艺生涯开拓了基础。比如陈冲凭借电影《小花》（1980）获得第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以及南斯拉夫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白灵主演的电影《月月》（1986）也成为她早期国产电影中的精品。而白灵“从清纯到放荡、神经质的明星形象的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好莱坞华裔女星形象构建空间的狭小。”[20]

三、明星海外发展对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意义和价值

基于对中国电影明星海外角色塑造的研究，并进一步解决其对中国电影及文化海外传播的意义和价值，本研究兼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以欧美非华人群体为目标，随机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60份。在回收问卷中，男性占比30.77%，女性占比69.23%，并提出两个假设：

1. 明星海外形象的塑造和欧美观众对部分中华文化价值观的认知成正相关;

2.功夫片和功夫明星依旧是中国电影海外发展的主要方向。

问卷中，欧美观众对华人明星的认知度分布差异较大，其中成龙的认知度达100%，而陈冲的认知度仅有31.82%。在认知基础上做明星海外形象和中华文化价值观匹配测试，给出成龙、李连杰、周润发、章子怡、杨紫琼、陈冲、张曼玉7位明星，与强忍耐力、友善、保守的思想和行为、工作努力、孝顺5种不同的价值观，利用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得到相关数据（下表）：

以上数据表明，被测试明星的海外形象和五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并呈现出0.01水平的显著性，因而说明这7位明星形象和每种价值观之间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假设1成立。

在对代表中华文化的选项设计中，给出陶瓷、饺子、宣纸、功夫、影戏、熊猫、微信等选项，功夫成为熊猫、饺子之后非食品类认知度最高的，达73.08%。而即使是从不看中国电影的欧美观众，对成龙的认可度也有28.57%，而喜爱中国电影的观众则100%喜爱成龙，同时这部分观众对李连杰、杨紫琼和甄子丹的喜爱度分别达66.67%、66.67%和33.33%。这说明，功夫明星已经在海外市场中树立了牢固的民众基础。功夫既作为中华文化的一种招牌，也作为中国电影独特的类型，拥有了坚实的海外市场。因此，假设2成立。

尽管一些明星参演了较多的负面角色，但本研究中给出的少许中华文化价值观依然能够通过研究样本得到观众的认可。这就说明，电影明星的海外发展是有益于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的。当然，具有正能量和积极价值观的角色呈现会更有助于中国电影和文化的发扬光大。而由李小龙、成龙带出国门的功夫片，得益于中国电影几十年的发展，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但李小龙神话已成历史，成龙、李连杰们也已渐老，中国电影不能只靠这几位明星撑起海外市场。所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明星以多元化方式谋求海外发展，功夫片或许是一条主干道，但并不唯一。

〔本论文得到2018江苏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境外研修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丁 磊：江苏城市职业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访问学者，从事电影文化研究。

注释：

[1][9]Steve Fore：Jackie Chan and the Cultural Dynamics of Global Entertainment，Sheldon Hsiao-peng Lu，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7，p98，p84.

[2]张尧：《CAA旗下包括成龙等艺人》，搜狐娱乐2016年8月2日版，http：//yule.sohu.com。

[3]Sabrina Qiong Yu， Jet Li and the new wuxia cinema in the 1990s， Chinese Masculinity and Transnational Film Stardom，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2，p46.

[4][12]Mary Farquhar， Jet Li：‘Wushu Masterin Sport and Film， Louise Edwards， Elaine Jeffreys， Celebrity in China，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0，p222，p67.

[5]Fran Martin， The China Simulacrum： Genre， Feminism，and Pan-Chinese Cultural Politics in 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Chris Berry，Feii Lu，Island on the Edge——Taiwan New Cinema and After，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p156.

[6][10]Murali Balaji，Beyond Jackie Chan，Ronald L. Jackson， Murali Balaji， Global Masculinities and Manhood，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1，p77，p24.

[7][11][13]陈林侠：《香港电影竞争力的反思与重建——以北美外语片市场为样本（1980-2017）》，《中州学刊》2018年第1期。

[8]〔美〕袁书：《美国语境中的功夫片解读：从李小龙到成龙》，徐建生译，《世界电影》2005年第1期。

[14][18][19][20]陈晓云、缪贝：《当代中国电影明星的国际化之路》，《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15]MIND编：《杨紫琼：从马来西亚打进好莱坞》，《当代电视》2000年第7期。

[16]张弓：《世界影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邬君梅访谈》，《當代电视》2004年第11期。

[17]陈晓伟：《明星符号与国家形象的建构》，《东岳论丛》2012年第1期。

（责任编辑 胡海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