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菁菁, 罗 佳

(1.合肥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2.合肥学院 基础教学与实训中心,安徽 合肥 230601)

D.H.劳伦斯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位文艺通才,其作品涉及小说、戏剧、散文、随笔、书信等诸多领域。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劳伦斯敏锐地察觉到现代英国社会中陈腐道德习俗及工业文明对人的戕害,因而以创作来引导读者对社会、伦理及人类未来进行思考。作为其长篇小说处女作和压卷作,1911年问世的《白孔雀》和 1928年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脉相承地展示了劳伦斯对拯救社会和人性的探索,抒发了他对两性关系和谐和人类自然本性回归的热切期望。两部作品在背景、情节和人物形象等方面有很多相似性,但作品中人物经历与结局又存在典型差别,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目前,国内外有关劳伦斯及这两部小说的研究成果颇丰。国外学者大多是对作家及其作品展开整体研究:Jeffrey Meyers从劳伦斯的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婚姻状况等方面阐释其复杂的小说创作心理[1];Fiona Becket全面分析了劳伦斯小说中的现代主义特征[2];John Worthen提出劳伦斯一直以局外人的身份生活在社会边缘,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小说中表达了自己对孤独的接纳和对工业社会彻底的抵制[3]。国内学者过去对劳伦斯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作品主题、艺术表现形式与技巧、精神分析批评和原型批评等方面[4],近年来有了更加多元化的发展。庄文泉从生态批评角度分析了《白孔雀》,阐释了作家的生态思想及其形成原因[5];蒋家国探讨了《白孔雀》中回归自然和生命本体的婚恋伦理观[6];钟鸣通过分析《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斗争与转换,批判性地解析了劳伦斯的性伦理观[7];黄金德则从世界主义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表现出的对公正人际关系的渴望及对赖以生存的家园的人文关怀[8]。

国内学界已开始重视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分析劳伦斯作品,但目前鲜有关于这两部小说的比较分析。聂珍钊等人创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主张从文学伦理学视角看待文本中展示的不同生活和社会现象,解析伦理选择的动机和过程,揭示不同伦理选择带来的道德启示,以期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9]5-7。笔者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入手，研究两部小说之间的联系和差异,解析《白孔雀》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自然文明与工业文明相对峙的伦理环境,比较主人公在伦理困境中的不同选择和结局展示出的幻灭与希望,阐述作者推崇的自然人性伦理观，揭示其对现今社会的伦理启示。

一、 伦理环境:自然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对立

20世纪初的英国正是工业兴盛时期,飞速发展的工业文明带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劳伦斯敏锐地察觉到工业入侵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小说中创设了自然文明与工业文明相冲突的伦理环境。在《白孔雀》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两部小说中,劳伦斯一面描绘恬静怡然、生机勃勃的乡村世界,一面展示污染严重、死气沉沉的工业世界,以表现自然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格格不入。

《白孔雀》开篇便展现了万物复苏的春日美景。主人公居住在宁静的幽冥湖谷,周围鸟语花香,溪水潺潺流过,“小小的湖岸上一株株绣线菊亭亭玉立,花苞即将绽放。远端岸上的柳树已在吐翠”[10]16。拉蒂在一个夏日午后借助自然景物向乔治诉说,“榛子树丛在我们周围洒下绿色的果实,忍冬倾身赠给我们香气缭绕。你听,这只小蜜蜂,它也在风琴的伴奏下欢唱”[10]308-309。在此情此景中,人与动植物和谐共生,在树林中表露真实情感,感受自然的美好。劳伦斯也用细腻的笔触展示了秋冬景色,如“山林间幽蓝的迷雾”[10]84,秋日里“金灿灿、暖洋洋”[10]85的田野,以及冬天里“银色和珍珠灰色的高大树木”[10]132。不同于《白孔雀》里如画的四季自然风光描绘,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重点描述了主人公住宅附近的树林中的春夏景象。劳伦斯这样描写林中小屋周围的景色,“榛树下报春花怒放,小径上紫罗兰斑斑点点。一只小雏鸡儿在鸡笼前淘气地蹦跳”[11]127，林中动植物蓬勃生长。这一幅生机盎然的画卷不仅呈现出优美的自然景色,也象征着女主人公康妮生命力的复苏。劳伦斯在描写康妮去林中找男主人公梅勒斯时有这样一段文字：“初夏时节,遍地黄蕊,黄的绚烂。风信子墨绿似海……耧斗菜紫蓝色的花苞舒展了。”[11]187劳伦斯通过对欣欣向荣景物的描写表达了人物欢欣雀跃的心境,情景交融,为二人的美好爱情埋下了伏笔。

《白孔雀》创作于20世纪初,工业文明大肆入侵前的英国乡村本是一片宁静、悠然的景象。然而,随着采矿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土地上充斥着煤炭工业带来的喧嚣。起初，拉蒂等人居住的乡村距离矿区较远,“远处煤矿上传来起重机节奏凛然的轰鸣”[10]74。渐渐地，他们散步时就能看到一排排背靠矿坑的房子,“到处都被煤灰染得黑乎乎、脏兮兮的”[10]261。采矿由远及近地摧毁了湖谷的静谧,最后他们居住的林边苑也难逃其害。劳伦斯对此展开了渐进式叙述,抨击工业文明造成居住环境的破败，揭示其对自然文明的践踏,导致拉蒂和乔治等人失去家园。《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写于20世纪20年代末,相比20年前,英国采矿业发展势头更猛。因此，小说伊始就展示了一个工业污染严重的世界。康妮和克利福德居住的拉格比庄园周围是一片矿区,放眼望去皆是煤矿烟囱里喷出的煤烟,听到的是“矿井上筛煤机的哐当声、卷扬机的噗噗声、火车转轨的咯噔声和矿车嘶哑的汽笛声”,空气中也弥漫着“地下冒出的杂味:硫磺、煤炭、铁或酸性物质”[11]11。劳伦斯详尽地描述了工业带来的各种嘈杂噪音和难闻气味,表明其不仅打破大自然的静谧,更摧毁了人类心灵的安宁。

劳伦斯在《白孔雀》中先大段描写了清新的自然美景,用春夏的花草树木象征湖谷边的年轻人,他们青春焕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之后再展示工业污染慢慢渗透到他们居住的乡村,此时劳伦斯用秋冬幽暗的树林和迷雾等意象表达主人公身份难以定位的苦恼和对未来的迷茫；最终拉蒂和乔治纷纷离开幽冥湖谷去往城市,但他们已在工业环境中失去自然本性,只能在困顿无望的生活中苟延残喘。而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先侧重描述了一个丑陋无比的充斥着煤炭和钢铁污染的世界,但他并没有传递绝望的情绪,而是着力在废墟般的恶劣空间中呈现一处既宁静又充满生气的树林。劳伦斯用绚丽的色彩和生动的意象赞美春夏美景,通过描述林中郁郁葱葱的树木、盛开的鲜花和生机勃勃的小鸡,意在传递黑色煤炭世界中的生机和希望。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对作品的理解和剖析必须要解读其所属的伦理环境,从历史的视角对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各种社会和生活现象进行客观的伦理分析、归纳和总结[12]。可见,劳伦斯在两部小说中都构建了自然文明与工业文明相对立的伦理环境,但传达的思想却不相同。《白孔雀》中的自然美景遭到工业污染,主人公也在工业文明中迷失本性,选择堕落;而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尽管工业入侵已无孔不入,但主人公仍能找到一方净土,感受大自然的美好并对生活充满希望。这也反映出劳伦斯在多年亲历工业文明的影响后仍然坚守对自然文明的热爱,并相信人类可以从大自然中获得力量以迎接未来。

二、 人物的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

在两部小说中,主人公的身份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热爱自然却在两性关系中遭遇挫折的女主人公拉蒂和康妮,如同大自然之子的男性角色乔治、安纳布和梅勒斯,工业文明代言人来思力和查泰莱。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在两性关系和生存意义的探索中遭遇伦理困境,并在自然本心与世俗观念之间作出了不同的伦理选择,因而拥有了不同的结局。

(一) 拉蒂和康妮的矛盾与选择

拉蒂和康妮都出身于中产阶级,有良好的教养,热爱自然,感情丰富。然而在选择追求物质充裕还是精神充足、遵从内心还是旧俗时,她们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白孔雀》中的拉蒂外貌可人,活力充沛,热爱唱歌、跳舞和赏画。她的婚姻观是既追求物质的富足,又渴望精神的充裕,因此她一直在代表自然文明的乔治和代表工业文明的来思力之间摇摆不定,陷入两难选择。尽管她已和出身中产阶级的来思力约会,但并不喜欢他的自负和客套。乔治的活力、粗犷和率真令拉蒂无可抵抗地倾心于他。劳伦斯用细腻的笔触刻画出拉蒂与乔治的两情相悦,“一时目眩神驰”,“血管中注满了炽热搏动的电流”,“唇间露出意乱神迷的微笑”[10]44,此时拉蒂听从内心的呼唤,自然流露出的情感压倒了世俗的考虑。但之后她匆匆答应来思力的求婚,放弃了出身普通的农民乔治。订婚后,拉蒂仍左右不定,一边与来思力保持情侣关系,一边却默许乔治和自己暧昧,甚至接受他的吻。而乔治因她的撩拨而来求爱时,她又向后退却,说出“所有人都对你有所期待,你不得不按大家的意思来做,没有办法抗御”[10]176的话。婚后的拉蒂与来思力形同陌路,她仍想与乔治保持精神出轨的关系。遭到乔治拒绝的她愈加忧郁,对一切失去了兴趣,“眼里些微透露出幻灭的神情”[10]401。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以“脸色红润,身体健壮,精力过人”[11]3的面貌出场的康妮出身艺术之家,自幼见多识广,从容自信,富有大自然的活力,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她与贵族出身的克利福德新婚不久,丈夫便因受伤导致下半身瘫痪。尽管在生理上已无夫妻之实,但康妮仍尽心照顾他。当丈夫提出让她找个男人生孩子时,康妮的伦理观被彻底颠覆。她想要逃离一潭死水般的生活,于是常去树林中散步寻找慰藉。在这里,她遇见看守梅勒斯,一次无意看见对方洗浴的景象深深震撼了她,让她意识到在不幸婚姻中自己身体的枯萎和衰老,进而激发起她的反抗意识。之后,她与梅勒斯在林中尽情释放性本能。在后续的相处中,她发现与梅勒斯不仅有性的和谐,也有情感共鸣,如热爱大自然和动物、厌恶工业文明等。最终她决定与丈夫离婚,选择梅勒斯成为自己的伴侣。

拉蒂与康妮的出身、性格和婚姻中的不幸都很相似,但她俩在伦理困境中的不同选择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局。拉蒂起初拥有美好的自然天性,也品尝到了爱情的美好,但她最终屈从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世俗观,以金钱和地位来选择伴侣,为物质条件等非理性意志所操控,不敢听从自然情感和理性意志的召唤,注定造就其不幸的婚姻。与拉蒂相反,康妮一开始是不幸的。长久的无性婚姻和乏味生活,以及丈夫身上的沉沉暮气令她几近崩溃,逐渐消瘦。但她敢于抗争,听从本心的召唤,决意走出一潭死水的婚姻。尽管她的自由意志一度压倒理性意志,但她也极力约束自己的出轨行为,几次克制冲动不去找梅勒斯。在一次灵肉和谐结合后,康妮有了为梅勒斯生孩子的想法,“为一个让自己爱得心肝寸断、子宫绽放的男人怀孩子!这让她感到脱胎换骨了”[11]152。孩子是伦理秩序内的生命,这说明康妮的理性意志开始苏醒,对梅勒斯的激情转为爱情,开始计划与他的未来。拉蒂的不幸婚姻是自己选择的,但康妮却在已成事实的不幸婚姻中积极寻找出路。在《白孔雀》最后,拉蒂仍然陷于困境,失去往日的活力而变得死气沉沉,一方面诉说婚姻的荒芜,另一方面又不敢冲破物质和世俗的桎梏,全然失去自我。而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末尾,康妮怀上梅勒斯的孩子,决定跟他结婚并走向新生活。她丝毫不留恋男爵夫人的名号,而是勇敢冲破阶级束缚,维护自然本性并勇于选择所爱的人。

拉蒂的悲剧体现了劳伦斯对工业文明的批判,也表明彼时的他尚未能在自然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中找到出路。相较于拉蒂的懦弱与徘徊不定,康妮在伦理困境中的选择是果决、勇敢和理智的,她既没有放弃自然本性，也拥有理性意志，在接受伦理约束的同时对生活怀揣美好的期待。

(二) 乔治、安纳布和梅勒斯的困境与抗争

《白孔雀》中的乔治和安纳布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梅勒斯都是劳伦斯笔下的自然文明之子。由于工业文明的侵害,他们在困境中作出各自的伦理选择,其不同的结局说明劳伦斯对两性关系、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态度由悲观转向乐观。

乔治本是一个粗犷自然且生机勃勃的农夫,他劳作时的健美身姿极富男性生命力,“这节奏分明的动作和健硕的身体透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魅力”[10]69。他乐于亲近树林与田野,感情丰富，反应敏捷，活力充沛。他的困境源于选择世俗婚姻的拉蒂对他的抛弃,以及工业文明对田地的剥夺。失去农场又遭遇感情挫败的乔治选择追求名利,认为金钱可以帮助自己挽回爱情,于是拒绝与家人去加拿大农村,而去城市做生意,“我会变得很有钱,这样我才能活得随心所欲”[10]268。在两性关系中,他在对拉蒂求爱无果后便与缺乏共同语言的梅格匆匆结婚,婚后过着无趣的生活,终日以酗酒逃避空虚,最终患上震颤性谵妄和肝硬化,身材佝偻,大腹便便。与乔治放弃自然文明而转向工业文明相反,安纳布正因为经历过工业文明的荼毒,才选择回归自然文明。安纳布本是一个牧师,家境富裕且曾在剑桥大学就读,在文明社会中有一席之地。他与出身贵族的克里斯塔贝尔小姐结婚,可对方只是将他当成一件私人物品,拒绝与他生孩子,继而与别人偷情。他厌倦了女人的虚伪和无情而选择离开,来到乡下成为一个猎场看守,终日与动物作伴。他的座右铭是“学会做好动物,正视你的动物本能”[10]213。尽管他维护了自己的自然本性,但他在面对两性关系困境时选择从逃离到冷漠相对,始终找不到恰当的解决办法。从小说中第二任妻子的境况和话语中得知,安纳布再次成立家庭只是为了生许多孩子,繁衍后代只是出于动物本能,他并没有给妻子和孩子温暖的爱。最终安纳布死于采石场的意外坍塌,没有逃过悲惨的结局。

梅勒斯可以被视为乔治和安纳布的结合体,但在思想和情感上是超越二人的劳伦斯式的理想人物。梅勒斯和乔治一样有健壮的体魄,又和安纳布一样接受过文明教化,在两性关系上曾遭遇挫败,憎恶工业文明,因而选择做林中的猎场看守。根植于大自然且富有生气的他唤醒了康妮的生命力,但一度又因认为她属于工业文明的贵族阶层而以冷漠态度面对她。康妮在相处中表现出的善良与不幸慢慢激发了他内心深藏的热情与爱。于是他们在林中演绎性与美的赞歌,再从生理的和谐走向情感的互通,但二人的已婚身份令他们陷入不伦关系的困境。梅勒斯选择让理性意志控制追求性爱的自由意志,向分居已久的妻子提出离婚,决定与康妮在双方恢复自由后再相聚并建立符合伦理道德的关系。小说最后,梅勒斯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们在一起能欢爱,也能贞洁相守。咱们会坚守着,为自己开辟通往聚首的路”[11]348-349。梅勒斯在困境中勇于面对现实,选择和康妮一起抗争工业社会里物质利益至上的世俗理念。

乔治最初得益于大自然,在田园生活中自得其乐,随遇而安,以开放的心灵接受新知识。然而当赖以生存的大自然遭到破坏时,他转而投靠工业文明却无所适从,最终失去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情感,沦为一具行尸走肉。安纳布则在困境中返璞归真,但他否定现代社会的一切,包括爱情和亲情。尽管安纳布远离城市、回归自然的选择体现出他的抗争意识,但他的死亡却说明，抛弃文明和情感的人如同动物世界里的一员,随时会死于各种意外,他的抗争是不堪一击的。不同于乔治对自然本性的放弃及安纳布对现代社会的全盘否定,梅勒斯在回归自然的同时并没有拒绝融于社会,也拥有正常的情感。他正视工业文明的弊端,一度放弃权势并隐居林中,精心照料各种动植物,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最后他选择在农场自食其力,承诺给所爱的女人和孩子稳定的生活,满怀信心畅想安宁和幸福的未来。劳伦斯在《白孔雀》中借乔治徒劳的抗争展示抛弃自然天性的人在工业世界里也会失去人性,再用安纳布意外死亡的结局揭示全然排斥现代文明的抗争注定是无用的。而在创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之时,劳伦斯在人性与文明的问题上已有成熟思考:自然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理智和谐的两性关系可以拯救人性。通过塑造英雄式人物梅勒斯,劳伦斯意在表明人类应该在保有自然本性的同时接受现代文明,将身体的欲望与理性的意志合二为一,从而获得光明的前景。

(三) 来思力和克利福德的空虚与缺失

来思力和克利福德是劳伦斯笔下的反面人物,他们是工业文明的代言人,出身于上层家庭,从事煤矿生意,对金钱和名利有着强烈的欲望。劳伦斯通过叙述二人在两性关系中的挫败及对物质和权力的盲目追逐,强烈抨击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毁灭。

《白孔雀》中拉蒂的丈夫来思力以文明绅士自居,总是“衣冠楚楚,做出一番了不得的派头”[10]30。他对拉蒂有掌控欲,却常为她的若近若离感到自尊受挫。他对拉蒂的追求主要基于她的美貌和出身,却不曾了解或在意她的内心世界。事实上，工业文明带给他的自负、狭隘和拉蒂生机勃勃的自然本性是不相容的。在拉蒂接受自己的求爱后他表露想法,“你整个都是我赢的,拉蒂。去他的灵魂,我想要的是温软的身体,不是什么祈祷”[10]123。除了缺乏精神共鸣,劳伦斯在小说中也用几处隐晦的语言表现二人在性方面的不和谐。来思力将拉蒂物化,将爱情等同于生意,只是想占有对方,尽显贪婪和虚伪的本性。《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克利福德·查泰莱爵士对女人的控制欲和漠视比来思力更胜一筹。他因伤导致下半身瘫痪,丧失了生殖和性能力,于是便以傲慢来掩饰自卑与空虚,在妻子康妮寸步不离的陪伴中寻找慰藉。但他对妻子十分冷漠,拒绝肢体接触,也不在意她的健康与情绪,甚至提出让康妮随便找个男人生孩子来继承自己的家产和爵位。他对康妮这种有违伦常的要求表明他不仅在躯体上是残缺的,在精神上也被工业文明异化,道德沦丧，自私无情。

在缺乏与妻子灵肉相融的伦理困境中,来思力和克利福德都转向争名夺利,以维护自己虚伪的本性和自尊。来思力开发煤矿,榨取高额利润,并投身政界,成为保守党要员,致力于维护工业文明。他与拉蒂的关系彻底疏离,对她的苦闷熟视无睹,“有时间就对她如珠似宝;可要是忙得无暇分身,就很自然地将她抛诸脑后了”[10]412。克利福德更是把名利视为唯一的人生乐趣。他起初热衷于写小说,便请评论家褒扬自己的作品以一举成名。名声大噪的他获得大笔金钱,又将目光投向煤矿生意,物欲和权力欲愈加膨胀。他拖着残躯一次次前往矿井,绞尽脑汁研究采煤技术,缩减劳动力,以获得最大盈利。他成为压榨矿工的统治阶层的代表,将自己与矿工的关系称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并称“他们是尼禄井下和地上干活的奴隶。我们需要拿起的,是鞭子。有史以来群氓们就是被统治的”[11]207-208。最后他拒绝康妮的离婚请求,并不是对她在感情上有所依恋,而是因为不允许她破坏已有的生活秩序和体面生活。他不仅被抹杀了自然天性,也抛弃了基本的伦理道德,在生理和精神上都是不完整的人。

正如劳伦斯所言,“极端机械化的社会导致现代人失去自我。机器是他们的上帝,主宰着他们的命运”[13]。来思力和克利福德对工业带来的污染与破坏视而不见,在困境中选择了工业文明并推崇其带来的物质满足。相较于来思力对劳工的压榨,克利福德更是不遗余力地损害工人利益,甚至将他们视为奴隶。在两性关系的处理上,来思力漠视拉蒂的生理和精神需求；克利福德不仅以同样的冷漠态度对待康妮,更对她提出彻底丧失伦理道德的要求。在小说尾声,来思力仍然与拉蒂维持形同虚设的夫妻关系,但克利福德的结局是彻底失去康妮。这说明，20年后的劳伦斯认为一个身体健康和精神充实的女性绝不会选择一个工业文明的奴隶作为伴侣。

在文学作品中,对伦理困境的应对与伦理选择有着密切联系。人物不同的伦理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不同的选择具有不同的伦理价值[9]267-268。《白孔雀》中的拉蒂和乔治等人在伦理困境中选择放弃自然本性,以不幸的结局收场;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和梅勒斯等人在自然人性与社会旧俗相冲突的困境中坚守本心,迎来充满希望的未来。反面角色来思力和克利福德执迷于物质享受,不仅身体逐渐退化,精神世界更是空虚匮乏。劳伦斯借用作品中人物不同的伦理选择和结局表达出对自然文明的推崇及对工业文明的否定,以及对两性关系和人性救赎等问题的思考。

三、 劳伦斯的自然人性伦理观

作为工业文明摧残自然和人性的见证人,劳伦斯一直用创作来探索如何构建合乎人性的伦理观,提出“艺术的作用是载道,而非审美、博彩、消闲与怡情”[14]。这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念是相通的,即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伦理教诲。劳伦斯在作品中呼吁人类应回归自然本性和情感,释放生命本能,追求精神充裕,这也是他穷其一生推崇的自然人性伦理观[15]。

(一) 对自然文明的热爱

在劳伦斯的认知里,自然并非与人类文明对峙,也不是愚昧的原始状态,而是属于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与之相对立的是工业文明。他出生在英国中部的伊斯伍德,曾在散文和书信中多次提及儿时故乡的小溪、林地和田野,“在我眼里,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美丽至极的山乡”[16]。但随着工业的发展,那里的矿井越来越多。在满是尘土的煤矿与美丽山乡的交界处,他一直眷恋未受工业污染的故乡风光。直到生命尽头,他在异国他乡给友人写信时仍将伊斯伍德称为心灵的故乡,“我在那里从6岁住到18岁,走遍世界各地,任何别处的风景都无法与之相媲美”[17]。家乡的田园风景与矗立的矿井在劳伦斯的记忆中分别代表美好与丑陋,他承认自己正处在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交汇点上。因此，他的目光一直凝视着自然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纵览其作品,可看出他一直憎恶机械工业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性的摧残,向往诗情画意的田园生活及对人性的自由抒发。他在《白孔雀》中先浓墨重彩地描绘自然风光,再凸显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摧残,主人公们选择离开自然文明而投向工业文明,注定以身体的衰退和精神的萎靡收场。而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他先描述工业文明的丑陋,再勾勒出世外桃源般的林中美景,寓情于景,藉此赞美自然文明的力量。主人公选择远离工业文明,重归自然文明,怀揣憧憬迎接新生活,表明劳伦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考上从稚嫩走向成熟。

(二) 对人类自然本性和情感的尊重

劳伦斯始终关注工业社会里现代人的生存及未来。他对遭受工业文明迫害的男性深感惋惜,如来思力、乔治和克利福德;歌颂那些勇于回归自然文明且保有自然本性的男性,如安纳布和梅勒斯;也同情因陈腐旧俗束缚而压抑自我的女性,如拉蒂和康妮。通过在作品中描述男女之间的磨合、冲突及融合,他表达出对人自然本性和情感的尊重,渴望唤醒“人潜藏心底的血性意识,即对原始生命欲望和情感的渴求”[18]。 劳伦斯认为身体的本能是合理且自然的,这并非鼓励男女只听从生理本能的摆布,而是提倡人们应建立以爱情和婚姻为基础、以自由和尊重为前提的两性关系,因为“只有精神和肉体取得和谐,自然而然地彼此平衡,彼此尊重,生活才不是受罪”[19]。在创作《白孔雀》时,劳伦斯只是痛惜人类自然本性的丧失,但尚不知如何拯救人性,因此作品中主人公的结局是惨淡的。而他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给了康妮和梅勒斯一个圆满的结局,表明他已找到救赎之道:现代人只有坚守自然本性,遵守伦理道德,建立和谐两性关系,社会才能维持健康与平衡的发展。

四、 结语

劳伦斯终其一生都在思索人类应如何在自然文明与工业文明相冲突的环境中生存,从在创作中凸显主人公自然本性与社会世俗的对立,到让他们服从内心渴望并追求精神与生理的和谐,进而呼吁现代人应遵循自然人性伦理观。在《白孔雀》中,拉蒂和乔治等人作出违背本性的伦理选择,在扭曲的两性关系中过着空虚、乏味的生活,揭示出人类在自然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冲突中幻灭的前景。而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他塑造的主人公在自由意志和理性意志的交锋中作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实现两性关系的健康发展,表达出劳伦斯对人类文明和人性救赎怀有希望。他还在两部小说中分别刻画了反面角色,通过展示其羸弱的身体,自私、虚伪且荒芜的灵魂,痛斥那些沦为工业文明奴隶的现代人。尽管劳伦斯对工业文明的极端排斥有一定局限性,但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看,这种回归自然文明、追求本真的精神在20世纪初只注重工业发展却忽视精神文明的英国是有积极意义的,对现今社会也具有伦理教诲作用。不管科技如何发展,人类应始终尊重自然,不忘初心,与大自然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