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湘云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创作精力旺盛,著作数量众多,写作手法多变,作品主题宏阔。这位文坛“常青树”一生中写就了50多部作品,内容涉及种族矛盾、两性关系、文化焦虑、精神危机、政治斗争、科学困境等,几乎将20世纪人类社会所有的焦点问题都悉数囊括。她的成名作《野草在歌唱》发表于1950年,甫一问世便“向世界展示了非洲文学在新问题的发掘上具有‘空前的实验性’”[1],体现了莱辛在空间书写方面的大胆尝试和独具匠心。作者将故事场景设置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通过对故乡、农庄以及荒野等不同空间意象的精心架构与描述,深刻诠释了小说女主人公玛丽·特纳与父、与夫及与仆伦理关系的混乱、伦理身份的迷失及其对伦理禁忌的僭越等命题,凸显了当时社会语境中穷苦白人女性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和生存危机。

莱辛对于作品中的空间有着自觉的关注。她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回到了儿童观看和感知事物的方式。每一个人、每一栋建筑、每辆巴士、每条街道都在冲击我的感官,而我以儿童般的单纯的思维承受着它们的震撼。一切都被放大了,变得格外明亮、格外黑暗、刺鼻和喧闹。”[2]这段心声剖白体现了作家对空间意象的敏锐捕捉以及对空间强大表征力量的切身体会。她意识到物性空间不仅是故事情节铺展和人物性格塑造的场所,更是勾勒社会图谱、编织伦理经纬的绝佳载体。在以往关于《野草在歌唱》的研究中,空间这一概念屡有提及,却从未被放置在伦理的维度中予以考量。这些文章一般聚焦于两性、种族、叙事以及主人公身份建构等方面,多从空间视角展开批评,但鲜有学者结合伦理道德指涉和抵达人物的现实生存以及灵魂情感。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从空间与伦理的关系入手,探讨小说中不同空间所折射的伦理内涵。

一、 故土·父亲:乱伦之梦

故乡是一种空间概念,构成了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童年记忆,是社会家庭伦理建构的原初基础。书中女主角玛丽出生于一个贫穷压抑的穷苦白人家庭,父亲酗酒且冷漠,母亲对此怨恨而无奈,这对幼年的玛丽投下了影响其一生的阴影。当故土这一空间“总是充满不幸的往事、漂浮着痛苦的记忆的时候,它往往也会成为腐蚀心灵、囚禁梦想、扭曲性格的枷锁”[3]268。

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在那个年代,对于每一个南非人而言,故乡特有的粗陋小铺子已经成了童年记忆的一部分。玛丽的童年充满着悲伤和失望,店铺则承载着她对父亲的厌恶和憎恨。她将这种往往挨着铁路且“布满红色灰尘”的商店与无能的酒鬼父亲划上等号。在她的印象中,那里“通常是一所所矮矮的平房……在一个波纹铁皮的屋顶下排列着杂货店、肉铺和酒店,木头柜台都高高的,漆成了黑色……店里混杂着一股特别的气味——有油漆的气味、宰杀牲口的后院晒干了的血污气味和碱性很重的黄肥皂的气味”[4]23。从环境、外观甚至到气味,店铺引发了幼年玛丽无尽的反感,她对这个空间毫无一般孩童对于类似地方的好奇与留恋,感觉“不过是一片丑陋的房子”[4]23。

广场则是另一个与南非人的故乡记忆密不可分的特定区域。在这个地域广袤的国度,作为一个开放空间和公共场所,广场象征着权威以及统治力。它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及政治隐喻使其往往与国家、父权和父亲相关联。在玛丽看来,故乡广场上“酷热的太阳”让人心烦气躁,上面总是躺着“像叮在一块肉上的苍蝇那么多的狗”[4]24。肮脏炎热、无处藏身的广场隐喻了她对父亲、故土以及国家的厌恶心理,“提起这个国家就叫她烦恼,好像要强迫她回想一件她不愿意想起的事”[4]195,她时刻想要摆脱和逃离。与其说少年玛丽想要逃离故土,不如说她希望摆脱父亲。非正常的父女相处模式让少女感到窒息和彷徨。于是,广场这一空间场域便承载了女主人公的挣扎和苦恼,是其伦理焦虑的心理投射。

父母的房屋对儿时的玛丽也毫无温情和眷恋可言,不过是一座“风吹得倒的小屋子,那屋子就像架在台阶上的小木箱似的”[4]26。贫困的家境不是她想要离开的唯一原因,父母成天争吵不停、关系紧张压抑是另外一个重要动因。因此“玛丽每逢想起‘家’,就会记起那所像鸽子笼似的木头小屋,火车一经过,房子就震动……在父母家,毫无安定可言”[4]31。当然,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会发现玛丽之所以渴望从父母的居所出走、逃离故土的真正原因是她对父亲的极端厌恶与憎恨。因为在“家”这样一个特有空间里,玛丽遭遇了令人恶心、有悖人伦的经历。她梦见父亲将年幼的自己拽进怀里,他用毛茸茸的大手强行把她的头按在膝盖上,一股腥臭的气味迎面袭来。在此,作家对小说的空间元素与人物之间的伦理冲突进行了浑然一体的描摹。梦境中发生在家中的与父亲的性游戏场景,实际上体现了女主人公埋藏于心底的焦虑与恐惧。她可怜不幸的母亲,同时她又害怕自己重蹈她的覆辙,与丑陋无能的丈夫争吵一辈子。在梦中,这种混乱的恋母情节投射到了父亲身上,发展成了父女在卧室这一幽闭空间内的乱伦噩梦。作者将玛丽在伦理道德大网中的乏力、无助和迷惘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如伊娃·亨特(Eva Hunter)所言,有关于家的“梦境显示她无力让自己摆脱痛苦并免受惩罚,因为一直以来她所接受的教导就是抵抗无用——女人是软弱无能的,至少在与男性关系上是如此”[5]148。

就作家的空间叙事手法而言,小说中人物所体现出来的伦理意味与其所在空间不无关系。故事的空间设置可以从伦理的角度加以阐释,特定的空间描述揭示了角色的伦理处境。玛丽对故乡的店铺、广场和父母房屋的嫌弃和憎恨恰恰反映了她对父亲的厌恶与仇恨,显示了这对父女关系的恶劣和家庭秩序的崩塌。父亲不但不能成为女儿坚强的依靠和温暖的港湾,反而给女儿造成深重的心理创伤,令玛丽相信自己的存在是卑微而不体面的,男人是肮脏可怕的。因此,成年后的玛丽敏感脆弱，严重缺乏自信,总是认为别人的“童年即使艰难困苦,也不会像她的童年那样下贱”[4]131。莱辛对玛丽与父亲之间亲情缺失、人伦扭曲的伦理现象做出了这样的总结:“在她的现实生活中,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似乎跟她没有什么关系。”[4]91

童年的成长环境使得玛丽感到压抑和恐惧,父女伦常关系遭到毁灭,于是十六岁时,她离开家去了城里,希望在新的空间中构建自己的伦理身份,开启全新的人生。在数年时间里,她从不与父亲通信联系,认为这样做是为母亲生前所受的苦难复仇。通过这样的方式,玛丽以为清算了与父亲之间的恩怨。然而她并不清楚,畸形的父女关系为她日后悲惨的命运埋下了隐患。

二、 农庄·丈夫:迷失之痛

玛丽在城里找了一份秘书的工作,简单稳定，薪水可观。城市这一空间似乎成了玛丽的乐园,为她提供了独立自主的条件和获得认可的环境,是她物质和精神双重的避难所。

然而，她还是意识到一种微妙而强大的压力向自己慢慢袭来。有一天,玛丽偶然间听到朋友背后的议论,说自己是个性情古怪的老姑娘,这让她伤心又气恼。她终于恍然大悟,城市对她而言根本不是什么乐土,因为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形式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容器”[6]11。空间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和媒介,“市郊化和都市延伸成为妇女边缘化……的物质象征,她们被蓄意孤立起来”[6]140。不管是郊区还是都市,并没有给像玛丽一样渴望独立的女子提供足以安身立命的空间,相反充满了病态和敌意。小镇女孩玛丽出逃到城市,这样的空间位移实质上是一种伦理选择。她从以血缘为纽带的故乡孤身闯荡到以利益为基础的都市,其所熟悉的伦理价值体系受到了冲击,其所期待的伦理王国被证明不过是个乌托邦。城里人看似体面友好,实则虚伪冷漠。“那些在屋旁拦起篱栅花园并在花园里栽满了英国花的人”[4]37,并不会真正接纳像她这样一个出身底层的孤苦女孩。玛丽不仅得不到认同,更无法构建其主体身份。在个人梦想破灭之际,玛丽不得不又一次选择逃离。而她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物色一个丈夫”[4]35,把自己嫁出去。

让玛丽没有料到的是,从城市出逃嫁到农场的自己依旧未能获得幸福,她与农场主丈夫迪克·特纳匆忙而草率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玛丽在新的环境里经历了更为复杂和痛苦的伦理体验。正如段义孚所言,“人类的空间感反映人的感受和精神能力”[7],对某一具体空间形式的喜爱、亲近、厌恶或恐惧往往体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和情感指向。当玛丽初次踏上丈夫农庄的土地时,“只觉得树林间吐出了一股阴冷之气”, “这个闷气的小房间,这光秃秃的砖头地面,这油腻的灯,都不是她所想象的”[4]45。玛丽原以为所谓接近自然的生活,就是像从前在城里一样，到了周末跟着大群青年人出去野餐,在树荫底下听一下午手提留声机播放的美国舞曲。可眼前的一切让她产生了巨大落差,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她突然开始明白嫁到农场的意义——自己的到来“点缀了这所空无一物的小屋”[4]46。从此刻开始,玛丽悲哀地成为房屋的一个装饰物,是男人的附属品。这样的处境使玛丽在情感和伦理的坐标系中极易迷失。女性作为男权社会的下层生产者,负责给处于上层的男性提供性服务、做家务以及生育后代,因而无法摆脱“可有可无的客体属性”[8]。

玛丽对这个新环境失望至极,但一看到迪克脸上那羞怯而恳求的神色,她就心生怜惜,从此也就对他丧失了依赖和崇拜,认为他缺乏理想丈夫应有的气概。玛丽对懦弱胆怯的丈夫既怜悯又蔑视的纠结情感主要表征为她对“床”这一特殊私密空间的体验。本应凝聚新婚夫妇甜蜜记忆的婚床却从新婚之夜起就让玛丽感觉别扭,她对它毫无好感。这就意味着“空间”除了外化为物理或地理的处所,也能成为表征心理或伦理的场域。它“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是实在的又是隐喻的,是社会生活的媒质又是它的产物”[6]57。在此,“床”这一空间构造成为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符号和代码,透过这个缩微空间,人们可以窥见玛丽的心理状态。“看见了床,玛丽就觉得不自在,因为她想起了夜晚和迪克的身体接触……她想到这点就觉得讨厌。”[4]139他们之间完全没有新婚夫妻应有的热烈疯狂,反倒非常别扭和格格不入。在这里,“床”成为人类身体的延伸,身体的空间性不仅仅是一种位置的空间性,更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伦理的空间性。心理的抗拒引发身体的排斥,最终导致对相应空间以及该空间所表征的人与行为的冷漠与抵触。

玛丽指望婚姻能为她带来安定和富足的生活,避免成为母亲那样可怜的怨妇,可是现实又一次深深打击了她。迪克不仅怯懦无能,生性保守固执,而且对农场经营毫无章法。他一次次异想天开的投资换来的是一次次的血本无归,夫妻俩的日子越过越困顿、窘迫。“窗帘都破了,一扇窗玻璃也破了,糊上了纸;另一扇窗户裂了缝,还没有修补;整个房间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破烂和狼狈的景象。”[4]171面对这样窘迫的生活状况,玛丽陷入了无尽的失望,整个人变得心灰意冷、虚弱沉沦。丈夫的碌碌无为让玛丽压抑痛苦、烦躁不堪。每天呆在家中,就觉得“这座铁皮屋顶的小屋子简直像火炉一般,空气好像凝结成了一层层粘乎乎的固体”[4]180。这里的一切让她感到窒息和绝望。这种与丈夫的疏离以及对婚姻的失望昭示了女主人公欲摆脱过往生活所做努力的彻底失败。

情况越变越糟糕,玛丽在无望痛苦的婚姻漩涡中垂死挣扎。夫妻起初还会争吵,可是随着玛丽日益了解丈夫的性格缺陷,日益看清他们婚姻的本质,她连和丈夫吵架的欲望都丧失了。玛丽的精神状态日渐失常,从麻木走向抑郁,从抑郁走向狂躁,从狂躁走向崩溃。她梦见自己“被关在一所黑魆魆的小屋子里,四面的墙壁向她合拢来,屋顶向下面压。她好似陷在一个陷阱中,焦急不安却又无倚无助……地板宛如黑色的深渊一般”[4]201。值得关注的是,在莱辛写作的空间话语体系中,房子总是代表身体本身[5]156。罗伯兹更是进一步指出，书中破烂不堪的宅邸和玛丽虚弱疲惫的身体是一切文化中女性憎恶的恐怖之物[9]。在此,家宅变得面目可憎,不仅实施了对女主人公身体的仪式性戕害,同时也凸显了她精神世界的全面崩溃以及伦理身份的迷失。农庄上的房子、婚床、窗户以及铁皮屋顶等空间意象的整合与叠加催生了富有张力的文学想象,引导读者把一种特定的空间意象与人物的生存状况和伦理困境结合起来,“从而对之产生一种具象的、实体般的、风雨不蚀的记忆”[3]261。

三、 荒野·仆人:僭越之殇

在结婚以前,玛丽从未以主人的身份跟土人打过交道。与每一位南非白人女性一样,从童年时起,玛丽就被母亲灌输黑人懒散消极、喜欢小偷小摸的观念。她被禁止跟黑人说话,也从不敢单独外出,因为害怕这些土人会对自己做出什么肮脏危险的事情来。黑人居住的矿工院在她看来就是令人反感的不祥之地,“好似从天空中伸下了一只巨大的黑手,抓起了一把木棍和草”[4]102,随意丢弃在地面上就形成了这些粗陋不堪的小棚子。环境脏乱，苍蝇横飞,到处都是腐烂的垃圾。由于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黑祸”(black peril)[10]之畏,玛丽极其讨厌土人,对要与他们打交道深恶痛绝,对他们的居住空间充满了厌恶与蔑视。

黑人摩西的出现完全改变了玛丽的生活。他个子高大,身材魁梧,会说白人禁止土人使用的语言——英语。玛丽第一次见到他,就因对方不那么恭顺的态度冒犯了自己的“殖民者权威”(colonists’ authority)[11]而朝他脸上狠抽了一鞭。看到摩西脸上流血的瞬间,玛丽有了一丝征服的兴奋。然而事后回想,玛丽突然感到后怕,甚至发起抖来。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空间具有身体和权力两个维度,意识形态会通过身体实践铭刻到人们的身体当中。“姿势系统体现意识形态,并将其与实践联系起来……姿势系统将空间表象与表征空间联系起来。”[12]玛丽对自己扬鞭抽打被殖民者的惯用实践方式感到惴惴不安,因为空间通过身体被感知、体验和生产,权力空间和身体空间互相渗透和关联。作为一位内心善良、柔弱穷苦的白人女子,玛丽并没有理直气壮地认为白人天然可以奴役这些黑人,反而对“白人性”(whiteness)所具有的种族优越感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她依然隐隐畏惧于土人身上所蕴藏的力量,担心遭到他们的反抗和报复。

这种对土人嫌弃、厌恶和害怕的混杂心理随着玛丽和迪克感情的恶化而朝着一个意外的方向发展了。然而,这个方向偏离了南非白人的伦理道德体系,跨越了种族隔离的界限,最终将玛丽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从无意间窥见摩西洗澡开始,玛丽渐渐对这个土人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她被这个黑人强健的体魄和与众不同的思想吸引住了,因而内心不断挣扎、纠结。她眼睁睁看着自己徒劳地与一股隐形的力量斗争,感觉丈夫迪克的身影日渐模糊,而摩西身上的雄性吸引力越来越强烈。迪克大病一场,农场的存亡面临考验,在玛丽焦头烂额之际,摩西体贴入微地照顾他们,为女主人排忧解难,展现了非同一般的见识和能力。在这里，莱辛的空间描述非常精彩, “呈现了一种独特的空间表意系统,蕴涵着人的精神活力、意识与情感”[13]。玛丽没有一刻不意识到摩西的空间存在,根本无法遏制自己对黑人的渴望:“他在屋子周围忙着,或是静静地站在屋后的墙边晒太阳。”[4]149土人身上神秘的诱惑力让玛丽感到不安和屈辱。作者精妙地使用多重空间叙述来凸显玛丽心中对自身逾越伦理界限的纠结与恐惧。最终,处于生活困境和情感漩涡中的玛丽背叛了丈夫,投向了土人的怀抱。这样的伦理错位深刻地揭露了种族隔离制度下贫苦白人女性不幸而无奈的情感抉择。

在白人世界里,女性是被严禁与家中的黑人男仆产生暧昧关系的,这是严重的伦理禁忌僭越,“等于同野兽发生关系一样”[4]200。对摩西产生的“强烈的矛盾情感”[14]让玛丽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与煎熬之中,内心无比焦灼。终于有一天,新来的白人助手托尼撞见了她与摩西暧昧的场景,惊恐的玛丽立刻恢复了白人立场,当着托尼的面呵斥摩西并赶走了他。摩西对情人的突然翻脸深感愤怒,他那哀怨恶毒的眼神令玛丽心惊胆战。玛丽意识到可怕的末日终将来临,摩西会回来向她复仇,于是就想亲手结束这分裂混乱的一切。此刻她对摩西既内疚又恐惧,“只觉得四周的树林都在向这座房屋逼近”[4]193。最终,她决定要迎接情人的报仇,主动奔向死亡和毁灭。电闪雷鸣之际,玛丽看见了摩西,于是她抱愧而又平静地迎向了土人高高举起的复仇之刀,其脑海中最后浮现的念头是,“灌木丛也向她报仇了……树木像野兽一般冲过来”[4]202。列斐伏尔认为“一切都集中在空间问题中”[15]。在作家的笔下,非洲的荒野成为自然之子摩西的化身,构筑了一个奇特的复仇空间。

有意思的是,小说标题《野草在歌唱》来自于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TheWasteLand)。莱辛借用非洲的荒野这一重要的空间意象发出这样的追问:非洲荒野和欧洲文明到底哪一个更有力量?为什么玛丽既害怕荒野又情不自禁被它所吸引?在这里,莱辛通过对“荒野”这一典型空间环境的描绘，极富感染力地刻画了玛丽对黑人既憎恶害怕又病态依恋的分裂心理。这种撕裂的畸恋造成了她伦理立场的错位及其对伦理界线的逾越,最终她被非洲辽阔的旷野和广袤的森林无情吞噬。可见,对小说中人物及活动相关空间环境的设置其实是莱辛“(在多种选择中)精心选择的结果”[6]57,为的是凸显整部小说中一条清晰的“伦理线”[16]。

空间是人类一切世界观和实践活动所定义及建构的场所,既承担社会功能,也具有伦理向度。正如有的学者所言,“空间是深刻理解当代社会伦理状态的重要维度”[17]。人在空间里最能呈现其生存的状貌与意义,故而从空间角度来观察人的生活与环境,是理解人的最好方法。因此,空间环境能够立体呈现人物形象并深刻表征伦理命题。《野草在歌唱》无疑是多丽丝·莱辛对自己的故乡南罗德西亚的一次“充满激情和震撼力”的空间书写[18],她向广大读者细腻、精准地描绘了当时南非社会真实的家庭、婚姻和种族的伦理图谱。女主人公玛丽看似游离于故土、农庄以及荒野等不同的物性空间外,实质上则是深陷于家庭、婚姻以及种族等抽象空间的伦理泥沼而无法自拔。随着具体空间意象的一一呈现,玛丽所遭遇的父女关系有失伦常、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以及主仆关系错位扭曲这一连串伦理问题得到了有力体现,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玛丽主体构建失败及其伦理世界坍塌的全过程。应该说,小说中空间意象的巧妙运用推动了故事进程，渲染了氛围，凸显了人物心理,具有很强的伦理向度。莱辛对于不同空间意象的准确刻画和娴熟运用引领读者走近故事，贴近人物,促使读者深刻感受和思考其处境和命运。这种独特的空间书写“具有强大的修辞力量”[19],为揭示南非贫苦白人女性的伦理困境和生存悲剧提供了生动的阐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