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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长中的“他者”到“自我”实现
——论《无声告白》中的伦理叙事

2020-02-10迟秋雅

关键词:无声告白莉迪亚汉娜

迟秋雅

(金陵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69)

“80后”华裔女作家伍绮诗凭借其处女作《无声告白》一举夺得2014年亚马逊最佳图书奖,其作品又于2015年5月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前十名,堪称欧美华裔文学界的一匹黑马。小说以悬疑倒叙的方式从大女儿莉迪亚的失踪入手,一点点揭开这个华裔混血家庭的秘密,以细腻的手笔刻画了每个家庭成员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下追寻身份和认同的艰辛历程。

该书的线索人物,也就是主人公莉迪亚,作为家庭中的大女儿,父母的掌上明珠,完美地遗传了母亲的蓝眼睛和父亲的黑头发。父母深信莉迪亚一定能实现他们无法实现的梦想,而沉重的爱与寄托却让她不堪重负,迷失自我,成了一个“木偶人”,最后绝望自杀。内斯作为家中的长子,虽然成绩优秀却始终得不到父母的关注,在学校也性格孤僻,与妹妹同病相怜,一心渴望逃离压抑的家庭,成为宇航员去太空探索是他一直以来最大的梦想。汉娜作为家中存在感最低的孩子已经习惯了安静地待在角落里小心翼翼地观察家人。毕业于哈佛,身为终身教授的父亲詹姆斯·李,貌似功成名就,实则一直处于社会边缘,他纠结于半生社交空白的孤独感,将“与他人一样”看成是头等大事,并将这种愿望急切地投射到大女儿身上。美裔白人母亲玛丽琳一直梦想着“与众不同”,渴望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摆脱与母亲一样做家庭主妇的命运,却最终只能屈从于现实。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伤痛,挣扎于他人眼中的自己。正如这本书的中文名字“无声告白”一样,每个人都心藏秘密,却无法直视自我,只有真正面对自己的内心,作出自我的选择,才能实现真实的自我,终结悲剧。

一、背景与原因——身份的困惑和疏离

认同何种文化,对于美国华裔而言,是自我身份界定最重要的方面,它几乎对所有美国裔人都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1]201。小说中的父亲詹姆斯“虽然出生在美国本土,也没有去过别的国家,但他从不觉得自己属于这里”[1]41。他不认识中文,甚至在五年级的时候怕说英文有口音,便不再和父母说中文。他从小到大成绩优异,但没有真正的朋友,在别人眼中他就是一个“中国佬”。“他的父亲是顶着假名来到加州的,假装是多年前移民过来的一位邻居的儿子。美国虽被称为 ‘大熔炉’,但是国会却害怕熔炉里的东西变得太黄,所以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只允许那些已经来美国的华人的子女入境。”[2]41所以,即使在美国土生土长,甚至从未去过中国,他也从未感觉自己真正融入了美国。因为父亲做校工的缘故,詹姆斯幸运地获得了“劳埃德学院入学考试”的机会,并成为该校第一位东方学生。“在劳埃德待的十二年里,从来没觉得这里是自己的家。”[2]45在哈佛读了七年书,他“鬼使神差地研究起了最典型的美国文化课题——牛仔”[2]45。正是这种归属感的缺失使得他竭尽全力想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再也不用惴惴不安担心有人将他撵走。

小说中詹姆斯最初爱上妻子玛丽琳的原因就是“因为她能够完美地融入人群”[2]39,“她不过是个漂亮白皙的平凡女孩而已,缺乏明显特色”[2]38-39。他的一生都在追求身份的归属,他几乎没有朋友,只有几个熟人,从不参加运动会或者任何舞会,希望“中国人”的独特身份不那么突出,渴望融入人群。正是因为自己切身感受到这种疏离感和孤独感,使得他对孩子们的“交朋友”和“社交生活”格外在意,寄予厚望,尤其是最受瞩目的大女儿莉迪亚。正是这种“局外人”的身份危机使父亲专制地将这种爱的期许强压到孩子们的身上,造成了家庭中亲子关系的疏离,成为悲剧发生的诱因之一。

不仅仅是身为华裔的詹姆斯,其实整个家庭都笼罩在“局外人”的身份悲剧中。妻子玛丽琳最初爱上詹姆斯的原因是他的“与众不同”,而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这种跨越族裔的婚姻在某些州甚至是非法的,得不到法律的认可。玛丽琳的母亲在婚礼当天的态度使得母女俩在之后近八年的时间没说过话,直至母亲去世。而儿子内斯和女儿莉迪亚作为当地学校仅有的两位东方学生,在学校里非常显眼,大多数时光都是在“独处”,内斯甚至受到校园霸凌,他们是其他人眼中的“异类”。虽然从身份上来说詹姆斯一家人都是地道出生在美国的美国人,他们甚至连一句汉语也不会说,但是那些差异的标志——头发、肤色——从一开始就支持着种族歧视的话语,突出了主流群体的不同和优越感[3]。

二、“他者”形象的建构

不用“自我”解读“他者”,而是由“他者”的“面容”来规训“自我”,这是与边缘群体“面对面”的真义[4]。在小说《无声告白》中,华裔美国人詹姆斯身上有着抹不去的中国印记:黑色的头发,深色眼睛,并不高大的身材,在哪里都是一个“显眼”的存在。为了更好地融入人群,读书时他给自己起草了一份“美国文化学习计划”,甚至因为害怕说英语会有口音,他不再和父母说中文[2]49。他一直担心妻子会看到那个卑微、弱小的自己,所以一直没有说出自己的家庭和成长经历,内心深藏着这个秘密,既想回报妻子的信任,又担心自己的形象轰塌,无形之间在夫妻间形成了巨大的隔阂。小说中的父亲一直用“自我”来想象着“他者”之形象,当在现实中遭到来自于“他者”的嘲弄和讽刺时,就本能地选择沉默和回避,而内心的伤痛却让他固执地纠结于子女的人际交往问题,殷切地希望他们不要重蹈他的覆辙。当父亲看到儿子在游泳池边迟疑着不愿意下水时,“儿子的羞怯和迟疑激怒了他,他心目中的那个自信的年轻人一下子缩小成紧张的小男孩,瘦弱、矮小、像个驼背一样畏畏缩缩”[2]86-87。他仿佛透过儿子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所以只能粗暴地逼着儿子跳入泳池,和别的孩子一起游泳嬉戏,结果儿子却遭到其他孩子的戏耍和孤立。父子关系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原本想拉近亲子关系的活动以失败告终。“他者”叙事表明,自我只有放弃“唯我”,倾听“他者”,才能使其存在得以真实显现[4]。小说中的华裔父亲詹姆斯一直生活在惶恐和期待中,这两种情绪反复纠结,而这种“唯我”的心态使得他放弃倾听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心声,选择性地忽视了儿女人际交往的窘境,固执地认为只要多鼓励,多读人际交往的书,他们一定会拥有很多朋友,不必像他幼时那么孤独。他选择性地忽视了妻子心中曾经的职业梦想,自卑地认为妻子的离开或许是受够了和他这样“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单纯地归结为族裔问题,造成了危机重重的紧张家庭关系,直到大女儿莉迪亚的死将这一伤疤揭开,家庭中每个成员才开始倾听“他者”,开始真正走进彼此的内心。

小说中的妻子玛丽琳在学生时代成绩一直出类拔萃,从小梦想着成为医生,她在物理、化学这些女孩不擅长的领域用最优异的成绩让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她一直想要“与众不同”,拒绝像她母亲像当时美国社会无数家庭中的女性那样,忙于家务,以娴熟的家政技能而自豪。她竭尽全力想摆脱母亲对她的期许,拥有自己骄傲的事业,而不是嫁个“出色的哈佛男人”。但大学毕业前一年的怀孕彻底打乱了她的计划,接踵而来的孩子让她只能搁置梦想,阴差阳错地走上了母亲曾为她设计的人生轨迹。她迫切地想要逃避这一切,拒绝成为那个“他者”,于是狠下心来,离家出走。虽然又一次因为意外怀孕而不得不回归家庭,但这一次她彻底认清了事实。当发现她所期待的“自我”全无可能实现时,就开始寄希望于将梦想投射到最心爱的宝贝女儿莉迪亚身上。这种执着、全身心、无时无刻地爱让莉迪亚窒息。而莉迪亚为了让母亲高兴,她压抑自我,背负沉重的枷锁,努力成为母亲眼中最优秀、乖巧的女儿。为了母亲意识中那个虚幻的“他者”形象,她放弃了自我意识,并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点——获得“自我的存在”。海德格尔对人类生存的阐释,就是将生存设想为一种绽出,并由此认为,它唯一的可能是作为一种朝向终点的绽出[5]。小说中的长女莉迪亚不堪忍受沉重的“他者”期待,选择死亡终结痛苦,却在濒临死亡之际获得了做“自我”的勇气,绽出自我存在的意义,存在性与生命的有限性悲剧地合二为一。

家中最小的女儿汉娜一直生活在姐姐的阴影下。父母亲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姐姐莉迪亚身上,而她总是习惯躲在桌子下面,或者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家人。年幼的汉娜敏锐地感受着家庭气氛的变化,洞察着周围的一切。是她发现了姐姐的小秘密,知道她根本不喜欢爸爸送的书,知道姐姐和杰克根本不是情侣,知道父母亲之间的裂痕,知道哥哥想离家的愿望。汉娜作为家庭中最小的孩子,她似一个旁观者,凝视着家人,因为年纪尚小,只能回应“他者”的呼吁,却不能对“他者”提出要求[4]。作者别具匠心地用汉娜的视角来观察家庭中微妙的变化,抛弃“唯我”的视角,通过“他者面容”的临显直面家庭中隐藏的创伤。

而姐姐莉迪亚则是家庭中的宠儿,父母将全部的关注力和爱毫无保留地给予了这个心目中的公主,詹姆斯和玛丽琳将自身未能实现的期待以华丽的外衣粗暴地套在这个精致的、瓷娃娃般的女儿身上。为了不辜负这沉重的爱,莉迪亚只能负重前行,不敢直面自我,在“他者”的面容下虚伪地生活着。“他们的关心像雪一样不断落到你的身上,最终把你压垮。”[2]260当得知唯一懂她的哥哥也要去哈佛上学而杰克又直白地拒绝她时,最后一根稻草压碎了全部的希望,死亡似乎成为了她唯一的解脱。莉迪亚的悲剧在于一直活在“他者”的阴影中,始终找不到真正的自己,“自我”和“他者”一直无法达到平衡。

三、伦理意识的觉醒

当家人从莉迪亚的死中清醒过来时,家庭状态终于从无序恢复如常,看似和原来一样,却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个人都开始真正倾听“他者”,了解彼此。长子内斯能够和父亲平静地相处,亲子关系得到了改善,幼女汉娜终于得到父母的关注,詹姆斯断绝了婚外恋回归家庭,妻子也从莉迪亚的死中恢复过来,彼此之间又回到了相爱的状态。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我们自己的陌生人》中指出,“他者”不是外在的人或物, 而是我们心理的一部分[6]。莉迪亚的悲剧是这个家庭抹不去的伤痛,而正是这个巨大的创伤揭开了“他者”的伪装,将真实的“自我”暴露在“他者”之下,唤醒了“自我意识”,肯定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父亲詹姆斯一生都活在“他者”的凝视之下,总是以白人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族裔身份,内心自卑。他顶着“纸儿子”的儿子身份,总怕别人觉得他是“冒名顶替”的骗子,是“瘦骨嶙峋的弃儿,吃剩饭长大,只会背诵课文和考试”[2]49。他拒绝父母在学校和他说话,从来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甚至在莉迪亚失踪后,警察来到家对他彬彬有礼地询问和安慰甚至让他觉得恼怒。当警察以“自杀”结案时,妻子愤怒地吼出“如果她是个白人女孩,他们就会调查下去”[2]199。这无意的一句话刺痛了詹姆斯的心。一直以来,他以为妻子和旁人不一样的:“她对不同人种一视同仁”[2]199。然而,“这证实了詹姆斯一直以来的恐惧:内心深处,她还是会给所有事物贴上标签”[2]199。他开始质疑他的婚姻,甚至觉得悲剧的源头就是这场跨族裔的婚姻,一切悲剧来源于此,也许终结关系才能纠正这场错误。

“与众不同”是詹姆斯一生竭尽全力想摆脱的标签,如同额头上的印记,挥之不去,让他受够了别人的异样眼光和窃窃私语,也受够了各种嘲讽的声音,这使他内心自卑,毫无归属感。这种内心的惶恐他从未与妻子分享,只能寄希望于孩子们的社交,希望他们不要像他一样成为这个社会的“异类”。妻子玛丽琳一生都在追求“与众不同”,渴望通过梦想摆脱贴在身上的女性标签。然而孩子、家庭使她被迫放弃梦想。不甘心的她曾尝试过离家出走,而小女儿的降临又敲碎了她的野心。她只能将梦想小心翼翼地掩埋,而后又重燃希望,将梦想寄托在莉迪亚身上。梦想是玛丽琳的生命支柱,而曾经的詹姆斯和莉迪亚都是她的心愿和梦想,随后而来的打击——詹姆斯出轨、女儿离世都给她带来了钻心的痛苦,可是玛丽琳却选择了沉默,独自舔舐伤口,不与丈夫言说。当初二人正是由于彼此身上都有对方期待的“自我”而相互吸引,但婚姻的裂痕却是因为他们从未看清彼此深藏的痛苦和真正的内心。

莉迪亚的死让夫妻二人开始直视自我,撕开了“他者”的面容,开始真正的心灵沟通,倾听他者,直面自我。妻子明白,也许实现幼时的梦想不甚可能,但是家人永远是心中割舍不去的牵绊,单纯地逃离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丈夫也开始与妻子敞开心扉,诉说内心的创伤,获得妻子的原谅,并理解、珍视妻子为家庭的付出。悲痛之下,家的温暖使得二人重拾曾经的爱情,做回真正的自己。莉迪亚的死让他们看到了镜像中的“自我”,解开了自我的“面容”,反思了这种期待对于子女的伤害,为自我的超越提供了可能,“承担起为他者责任之责任,消弭对他者的暴力,运用移情者金律”[4],换位思考。

莉迪亚的死是悲剧的,当她“几乎是心怀感激地落到了水里”[2]271,感叹“继承父母的梦想是多么艰难,如此被爱是多么令人窒息”之时[2]271,哥哥内斯总是她最温暖的依靠,是这个家庭唯一懂她的人。但哥哥要离家去哈佛的消息将她击垮,她再次深夜独自来到湖边,可是这一次哥哥不在身边,没有人托着她。在码头上她许下了新的承诺:她要重新开始,她要告诉母亲“够了,即使当不成医生也没关系”[2]271;她要告诉父亲真相,“她再也不会假装成另一个人”;她要告诉杰克 “她永远不会说出他的秘密”[2]271;她要告诉内斯让他放心去哈佛,她再也不要被别人的梦想吸引,她下定决心做自己。死亡也许是意外的,因为最后她改变了主意;死亡也许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和必然,因为伤痛带来了新生。

莉迪亚的死揭开了家庭的伤疤,将每个人深藏的“他者”之脸揭开,真正的“自我”得以呈现,使得“自我得以打破自身虚假的总体,以伦理的方式走向他者”[7]。哥哥内斯学业优异,但不擅长交际和运动,而父亲从儿子身上看到曾经的自己,内心的这种孤独感使得他对儿子的“宇航员梦想”涌起厌憎之火,仿佛看到“两个小人,挤在沙丁鱼罐头大小的空间里,鼓捣着各种螺母螺栓,天穹深处的宇航员不过是些微尘”[2]130。父亲内心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像普通人一样融入美国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自我的存在”。而这种心态却撕裂了父子之间原有的纽带,使得儿子急切地想离开这个家,再也不愿意向父亲表明心迹,巨大地隔阂横架在父子之间。莉迪亚的死使家人痛彻心扉,他们独自舔舐着伤口,无所适从,却发现彼此才是对方依靠。在莉迪亚的死亡真相被揭开之后,詹姆斯才开始真正了解自己的儿女,在悲痛中他开始反思自己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玛丽琳也终于将注意力转移到丈夫詹姆斯、长子内斯和幼女汉娜身上,不再执拗纠结于自己的“医生梦想”。最终每个人都能够从“他者”的期待走出,做真正的“自我”,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开始真正的沟通,“互相地言说”,而不是“针锋相对”。

四、结语

正如《无声告白》的卷首语写的那样,“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2]。作者以莉迪亚悬疑的失踪之谜开篇,通过倒叙、插叙的手法揭开了一个华裔美国家庭的秘密和伤痛;通过“他者”的伦理叙事方式引发读者关于“族裔问题”“亲子关系”“性别平等”“身份认同”等问题的思考。从“他者”的期待中解脱、卸下沉重的伦理包袱,勇敢地正视“自我”,是小说中人物的成长和蜕变,更是作者对人类自我的勇敢探索和反思,作者提出了应通过“沟通、告白”和“移情思考” 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伍绮诗的小说中,每个人似乎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从故事中获得勇气,去做真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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