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3—925年间的福州文坛

2020-01-19陈毓文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20年11期

陈毓文

(闽江学院人文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唐末中原战乱，王审知据闽自治，轻徭薄赋，闽地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于是宦游在外的闽籍士子纷纷返乡，中朝文人避乱入闽亦不在少数。福州、泉州两地文学一时蔚为兴盛。贾晋华先生曾对五代前后期泉州文坛进行了考索，指出其在唐宋文学传承演变过程中的重要地位。①那么此际福州文坛状况如何，其形成与诗风流变有什么特点？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目前尚付阙如。本文拟以893年王潮、王审知兄弟入主福州至925年王审知去世为界，②探讨这一时期福州文坛的发展变化及其在闽地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文坛构成

唐昭宗景福二年(893)五月，王潮、王审知兄弟攻下福州。是年，“建、汀二州皆举籍听命，潮乃尽有五州地。”[1]王闽政权建立后，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延纳士人，闽地很快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一时之间，安宁稳定的闽地成为北方士人南迁的重要选择，王闽政权所在地福州汇聚了大量北方士人。黄滔《丈六金身碑》一文详细记录了入闽士人的情况，列出了李洵、韩偓、王涤、崔道融、王标、夏侯淑、王拯、杨承休、杨赞图、王倜、归傅懿等十一位北方士人。欧阳修《新五代史·闽世家》所列之王淡、杨沂丰：“王淡，唐相溥之子；杨沂丰，唐相涉从弟；徐夤，唐时知名进士，皆依审知仕宦。”[2]《新唐书·王审邽传》所列之郑璘、郑戬：“中原乱，公卿多来依之，振赋以财，如杨承休、郑璘、韩偓、归傅懿、杨赞图、郑戬等赖以免祸。审邽遣子延彬作招贤院以礼之。”[1]虽然《新唐书》所记的两位文人在泉州，但从外来入闽文人的行程来看，他们应该都在福州停留过，之后才进入泉州。此时在王审知幕下的还有任威武军节度判官、殿中御史的彭城人刘山甫等，这样算起来入闽的外来文人前后大概有十六七人之多。这些士人都是朝廷中较有名望的文学之士，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东南闽地，“安莫安于闽越，诚莫诚于我公”[3]是他们的普遍心声。他们投身于福州文坛建设中，把较为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入福州，促进了当时福州文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外来士人是当时福州文坛的重要组成。

由于材料原因，返乡闽籍士人人数无法确定，如侯官人林宽、陈樵、何绍馀等人。黄滔现存诗文中有较多与他们之间的唱和，但无法判定他们当时是否还在世。与此相似不能确定归闽时间的还有乾宁初擢进士第的仙游人陈乘、天复元年“五老榜”中的柯崇以及王潮兄弟入闽后任监察御史、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陈峤等。比较明确的有黄滔、徐夤、翁承赞、郑良士等人。黄滔自中进士(895)后不久就返闽依王审知；徐夤于天复二年(902)归闽入王审知幕，但在福州待的时间不长，天祐元年(904)就前往泉州入王延彬幕；翁承赞于910年前后入闽依王审知；郑良士于天复元年(901)弃官归闽，915年应王审知辟命，转左散骑常侍。这些归闽文人活跃于王闽政权之中，扮演着福州文坛主力军的角色。其中，最活跃的当属黄滔、徐夤、翁承赞三人。在归闽之前，他们与中原文士和本土文人的交往就比较紧密，如明吴源《莆阳黄御史集》所附《吴源莆阳明公事迹》记载黄滔与这些文人的交游：“君尝与罗给事隐、陈侍御史峤、翁谏议承赞、陈明经黯、徐正字夤、林明经乔为莫逆之交，见于唱酬诗集。”[4]归闽后，他们作为东道主，与入闽中原文士交流更多。黄滔有多篇祭文述及与这些外来文人的友情，如《祭陈侍御峤》《祭崔补阙道融》等；刘山甫为徐夤写《徐夤墓志铭》。

本土文人群体是福州文坛又一重要成员，相较于外来士人和返乡文人而言，其文学创作成就并不太高。他们人数众多，文学传承不一，是福州文坛的基石，是支持福州文坛继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全五代诗》卷87“陈黯”条记：“(陈黯)王审知时，与同郡王肱、萧枢，同邑林颢，漳浦赫连韬，福州陈蔇、陈发、詹雄齐名。”[5]提及福州文人陈蔇、陈发、詹雄三人，而詹雄又与同县郑諴、林滋被称为“闽中三绝”。郑諴为唐会昌二年(842)进士，林滋为会昌三年(843)进士，此时不能确定是否还在世，但他们作为与陈黯、詹雄同一时代的文人应无疑问。陈黯为黄滔表丈，又黄滔有《寄从兄璞》云“新诗说人尽”，则其从兄黄璞亦能诗。另外，从《全五代诗》所收福州诗人来看，比较突出的还有两个群体：一是王氏诗人。王审知雅好文学，重视文化教育，王室之中出现不少文人，代表有王继鹏、王继勋及泉州王延彬等。二是诗僧群体。王审知笃信佛教，福州文坛亦涌现了不少诗僧，代表有慧稜、常雅、文炬、清豁、耽章等。他们与文人之间交往十分密切，福州文坛禅风亦相当兴盛。

二、形成与演变

福州文坛因为外来文人与返乡文人的到来而迅速呈现出的繁荣局面并非偶然，这在王审知入闽之前就已初具面目。

闽地文化开发一般认为是中唐以后随着唐政府对北方控制力的减弱而转向开发南方才开始的。刘海峰《唐代福建进士考辨·唐代福建进士科名表》列唐代闽人中科举者有56人，其中以福州、泉州两地人数最多。福州占27人，其中侯官6人，闽县21人。[6]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福州在福建文学开发初期的重要地位。其中以欧阳詹为代表的闽地士人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唐之前，闽地文人基本没有进入中原文人的视野，闽地文人也较缺乏仕进之心。韩愈在《欧阳生哀辞》中就提到过这种现象：“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虽有长才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未尝肯出仕。”[7]但欧阳詹中进士之后，这一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变。欧阳詹积极参与韩愈的文学革新，同时也很注意对家乡文人的援引提携。他与陈诩、邵楚苌等闽地士人在长安组织同乡会，利用同乡关系互相援引，积极扩大闽地士人的影响力。黄滔《代陈蠲谢崔侍郎启》云“户部郑郎中伏话郑隐先辈专传侍郎尊旨”，[8]述及乾符三年，郑諴援引乡人陈蠲，托郑隐传话给崔沆。《唐摭言》有郑諴援引乡人陈峤的记载：“陈峤谒安陆郑郎中……諴从容谓峤曰：‘识闵廷言否？’峤曰：‘偶未知闻。’諴曰：‘不妨与之往还，其人似西汉。’”[9](P1620)闵廷言因为为文宗法韩愈，因此同为效法韩愈的郑諴把他推荐给陈峤。由于这种援引行为，福州文坛所受中原文学的影响大多集中于韩愈一派。正是因为这种“社会主流舆论引导、强化着作为个体的士人对功名富贵的追求”，[10]福州士人越来越多进京应试，先后出现了闽县陈通方(794)、陈诩(797)、邵楚苌(799)、侯官陈去疾(819)、闽县欧阳衮(825)、福唐林简言(830)、闽县郑諴(842)、林滋(843)、福清王棨(862)、长乐林慎思(869)、连江张莹(890)等一批进士。从这些进士的文学创作来看，学韩愈的文人居多，如林简言为文诗法韩愈；郑諴善属文，文笔峭绝似韩愈；林慎思是儒学大家；林滋诗风与韩愈相近。因此，从诗学影响来看，王审知入闽前，韩愈对福州文坛的影响较明显。

王审知入闽后，随着中原文人的到来，福州文坛有了新的变化。韩偓无疑是入闽诗人中最具声名的一位。从现存资料看，他与王闽政权中文人之间的交往不多，只有陈鸣鹤《东越文苑》：“值海内云扰，名士之亡走闽者，皆主滔与福安王岳……于是诗人韩偓、罗隐、崔道融、赵观文辈，皆与滔交，称滔文章为闽始祖云。”[11]提到韩偓与王闽政权中文人的关系。比较直接的证据来自其《香奁集自序》：“自庚辰、辛巳之际，迄辛丑、庚子之间，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亦数百篇。……大盗入关，缃帙都坠……或天涯逢旧识，避地遇故人，醉咏之暇，时及拙唱。自尔鸠集，复得百篇。不忍弃捐，随时编录。”[12](P1054)

按其自述，所谓的“避地遇故人，醉咏之暇，时及拙唱。自尔鸠集，复得百篇。”正发生在其入闽后，“醉咏之暇，时及拙唱”八字证实了韩偓与其他文人之间诗酒唱和活动的存在，“故人”之谓不论是指入闽文人还是指归闽文人都说明当时福州已有韩偓的诗流传，而从“时及”二字也可看出福州文坛对韩偓的熟悉。周祖譔先生也提出《崇文总目》所记一卷本《韩偓诗》是韩偓在福州或者沙县天王院养病时亲手编订。[13]后来韩偓离开福州定居南安，其诗歌影响随之扩大至泉州地区。贾晋华先生指出泉州诗人受韩偓影响，诗风上呈现出华丽、清壮等特色。因此，从韩偓入闽后诗歌创作角度来说，韩偓把晚唐清丽诗风带入福州文坛应是可以确定的。另一位崔道融。《唐才子传》云：“(崔道融)工绝句，语意妙甚……谁谓晚唐间忽有此作，使古人复生，亦不多让，可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矣。”[14]虽然崔道融入闽已届人生晚年，但他与黄滔、徐夤、王涤等人的诗酒唱和活动仍相当多。崔道融去世后，黄滔作《祭崔补阙道融》，以“古风骚雅”评价其诗。除了这两位诗人外，其他入闽文人虽极少作品留存，③但对当时福州文坛的影响不容忽视，如杨沂丰“遭乱依太祖，与徐夤、王淡同居幕府，以风雅唱和，闽士多宗之”。[15]晚唐“清丽”“风雅”的文学宗尚成为当时福州文坛的风向标。

另一方面，从福州文坛的主体构成即归闽诗人和本土诗人来看，他们对中晚唐诗风的接受及传播是极为自然而积极的。如前所述，福州文坛在此之前已颇受中晚唐诗风影响，但未有领军人物。黄滔、徐夤等闽籍文人的回归则弥补了这一缺憾。在这群诗人中，黄滔无疑是个重要人物。④《丈六金身碑》中“我公乃顾幕下者滔，俾刻贞石以碑之”明确表明黄滔受王审知委托负责接待入闽文人，[3]能承担这个接待任务，说明黄滔在当时福州文坛的地位。又吴越钱镠母丧，南平王刘隐卒，王审知均嘱咐黄滔代作祭文，也可作为佐证。黄滔一生仕途不顺，四处干谒，备受漂泊流离之苦，却让他人脉广阔，与众多晚唐诗人联系紧密，对中原文风也较为熟悉。晚年归闽后，鉴于困踬科场所感受到的“尚辞而鲜质”之风，开始致力于倡导平易质朴文风。其《颍川陈先生集序》作于902年，序云：“先生之文，词不尚奇，切理也；意不偶立，重师古也。其诗篇辞赋笺檄，皆精而切，于官试犹工。”[8]对陈黯为文重师古，追求质朴文风表示了充分肯定，同时也表达了对尚奇求险文风的不满。联系他在《与王雄书》中“夫俪偶之辞，文家之戏也”认为骈俪之文乃文者之戏的提法，黄滔对贞元元和以来的浮艳文风持批评态度：“以唐德之盛而文道之衰，尝聆作者论近日场中或尚辞而鲜质，多阁下能揭元次山、韩退之之风……得阁下之文文至宝奇货……元次山、韩退之之风复行于今日也，无令郑睿、孙泰、李瑞、闵廷言、陈峤数公寂寞而已。”[16]他所认可的无疑是元结、韩愈一派的古文，而作为同道中人的则有学习古文的郑睿、孙泰、李瑞、闵廷言、陈峤等人。

黄滔《答陈磻隐论诗书》约作于昭宗幸蜀移洛即天祐元年(904)后，可视其为晚年诗歌主张的代表，文云：“……且降自晋宋梁陈己来，诗人不可胜纪，莫不盛多猗顿之富，贵垒隋侯之珍。不知百卷之中，数篇之内，声文之应者几人乎？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於天。然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五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至如《长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逮贾浪仙之起，诸贤搜九仞之泉，唯掬片冰。倾五音之府，只求孤竹。虽为患多之，所少奈何。孤峰绝岛，前古之未有。咸通乾符之际，斯道隙明。郑卫之声鼎沸，号之曰今体才调歌诗。援雅音而听者懵，语正道而对者睡。噫！王道兴衰，幸蜀移洛，兆於斯矣。”[16]

从“声文相应”的观点出发，黄滔表达了对李杜元白的肯定，对当时文坛弥漫的形式主义文风提出严厉批评。声为内容，文为形式，李杜元白之所以“信若沧溟无际，华岳於天”在于其作品思想内容纯正，能够引起情感共鸣。黄滔以白居易《长恨歌》为例，强调其讽刺现实的重要意义，称“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做到了声文相应。而晚唐咸通、乾符以来的浮艳诗风则自然成为黄滔猛烈抨击的对象。

黄滔晚年所提出的一系列文学主张体现了对韩愈、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文风、诗风的推崇，成为这一时期福州文坛的基本走向。这也可从徐夤的诗学主张中找到佐证。徐夤以律赋闻名于当时，深受黄滔器重。宋陶岳《五代史补》卷二《黄滔命徐夤代笔》条云：“黄滔在闽中，为王审知推官。一旦馈鱼至，时滔方与夤对话，遂请为代谢笺。夤援笔而成。其略曰：‘衔诸断索，才从羊续悬来；列在琱盘，便到冯谖食处。’时人大称之。”[17](P2495)黄滔请徐夤代作谢笺这一行为不仅是对徐夤才华的认同，也是对志同道合者的提携。与黄滔的文学主张散见于各类文体不同，徐夤的诗学思想集中于《雅道机要》一书，其中不乏与黄滔主张见解一致之处，如其“叙体格”条中 “不质朴”“不浮艳”“不文藻”等观点明显可以看出徐夤对浮艳诗风的不满，“不失讽咏，语多兴味”也与黄滔注重诗歌讥讽现实的功能相一致，体现出当时福州文坛的主流倾向。[18](P443)

与黄滔不同，徐夤对贾岛颇为推崇，认为“惟阆仙真作者”。其“叙磨炼”条云：“凡为诗须积磨炼。一曰炼意，二曰炼句，三曰炼字。意有暗钝、粗落，句有死机、沉静、琐涩，字有解句、义同、紧慢。以上三格，皆须微意细心，不须容易。一字若闲，一联句失。”故诗云：“一个字未稳，数宵心不闲。”“叙搜觅意”条亦云：“今之欲高，应须缓就，若阆仙经年，周朴盈月可也。”[18](P445)周朴于唐末避战乱入闽，寄食于福州乌石山僧寺。林嵩曾为周朴诗集作序介绍传播其诗风。从徐夤的实际创作来看，占其诗作总数近一半的咏物之作体物精微，注重炼字炼意，但表达上平直流畅，兼融白居易平易和晚唐温李华艳之风，做到了“辞体若淡，理道深奥，不失讽咏，语多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