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 豪，赵 潇，杨文选

(西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4)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指导世界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性文本。马克思在《宣言》中通过对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资产者与无产者的系统分析，科学揭示了由资产阶级开创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具体过程，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世界历史思想，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全人类福祉的深切关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宣言》中蕴含的世界历史理论关系的剖析，有助于更好的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来构建更具实践性、辩证性和普惠性的命运共同体。

一、《宣言》中蕴含的世界历史理论

在《宣言》中，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产阶级灭亡的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建立的合理性，并在这一过程中为我们详细展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过程，从而形成了丰富的世界历史理论。

(一)形成契机：地理大发现

为了构建共产主义社会蓝图，马克思在做了大量历史学研究工作之后认为：15世纪末，出于对黄金白银的狂热追求，以葡萄牙、西班牙为首的欧洲国家开始派遣大批冒险家率船队进行海外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新航路得以开辟，美洲等新地域得以发现，绕过非洲的航线变得频繁，整个世界的版图开始逐渐填充完整，轮廓逐渐清晰。由此使得原本狭窄的地域交往开始一跃成为世界性的交往，贸易得到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世界市场开始崭露头角，各民族开始在交往的扩大化和市场的世界化下逐渐聚拢，世界历史开始逐渐诞生。

(二)形成基础：大工业发展

随着地理大发现的出现，世界的版图越来越清晰，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殖民掠夺获取大量财富，一方面在全世界开发新的原材料供应市场和商品倾销市场。随着对殖民地的贸易掠夺，以及对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的开发，资本主义市场的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得以增加，从而也使得本国工业得到飞速发展，原本的工场手工业被现代大工业快速摧毁，整个社会迎来了大工业时期。大工业的出现使得社会生产力蓬勃生长，与此也带来了交通工具和科技手段的飞速发展，新的生产和消费被大工业带着在整个世界扩散开来，贴上了“世界性”的标签，世界市场框架由此基本定型。可以说，大工业的发展为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1]

(三)重要推动力：资本的本性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宰下的时代，整个社会都在以资本为核心进行运转。[2](P10)资本要求无限增殖的本性使得资产阶级必须不断改良生产关系，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否则便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的四处奔走，资本的四处生根使得过去那种区域性的、封闭式的、自足性的生产和消费被国际化的、开放式的、依赖性的生产和消费所取代。世界各民族国家的物质生产在资本的作用下，开始超越地域国界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由此，也使得精神产品在资本的带动下聚集起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公共财产。

同时，在资本驱使下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满足资本的增殖性和资产阶级的生存，开始联合起来，发挥巨大的“破坏力”来为资本在各地的生根发芽扫清障碍，“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3](P32)整个历史也在资本的推动下，在文化和政治的集中下快速向世界历史转变。

(四)必然图景：共产主义

马克思创作《宣言》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论证资产阶级灭亡的必然性以及共产主义建立的合理性。就马克思的观点而言，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大工业也将得到快速发展，并且这种趋势是资产阶级所不能控制的，自由竞争也将变得越来越普遍化和国际化，而这些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便是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压迫越发严重，并且这种压迫在英、美、法、德等世界各个国家都呈现出相同的图景。资产阶级压迫的世界性，也使得无产阶级的反抗具有了世界性。面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全世界无产者开始联合起来进行斗争，他们要摧毁保护私有制的一切，消灭压迫和剥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最终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共产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也将是世界历史发展下的必然图景。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一致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在深刻学习领会《宣言》中的世界历史理论基础上，深入思考“构建怎样一个世界，怎样构建这个世界”这一关系人类前途命运问题后所提出的重大理论成果，其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探究“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时所采用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所要坚持的首要思想。

在西方近代史上，黑格尔是首位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行系统性阐述的哲学家，只不过他将世界历史建立在“绝对理念”或“世界精神”之上，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自由意识”的发展，从而为世界历史披上了一层唯心主义面纱。马克思一方面充分吸收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中的积极部分，一方面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批判，明确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4](P541)从而将世界历史从“绝对精神”之上转换到现实之上，并同时将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延续到《宣言》的创作中，贯穿到对由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考察之中。

在《宣言》中，马克思立足于现实，对于资本主义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予以肯定。他强调，正是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生产力才将一切腐朽落后的封建关系炸毁，构筑了一个现代性的资产阶级社会，将历史的车轮从封建专制推向了资本主义，将人类从封建剥削下解救了出来。但同时，马克思也明确指出，现代资产阶级“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3](P28)资产阶级赋予人们的自由其实质也只是用没有良心和道德的贸易自由来代替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而正因为这种不平等性和剥削性，马克思在认真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历史基础上，在剖析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过程中断言，资产阶级终将灭亡，共产主义终将胜利。

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吸收借鉴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同时，理所应当的遵照了《宣言》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来审时度势。一方面，习近平在立足当代现实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整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与发展依旧是当代主题；另一方面，习近平又指出，“天下仍很不太平，发展问题依然突出，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整体复苏艰难曲折，国际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较多风险，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上升，各国调整经济结构面临不少困难，全球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5](P28)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是立足于现实的国际社会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向全世界渴望和平发展的国家和人民提供的一套“中国方案”。

(二)价值目标一致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宣言》中，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科学分析了世界历史的走向，指出其发展必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并认为这将是一条无法阻挡的世界历史发展潮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由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现代社会越来越无法容纳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为了缓解这种矛盾，一方面，资产阶级加大对于新市场的开发，整个世界在资产阶级的市场开发行为下更加向一体化推进。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加大了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和掠夺，而这种行为的直接后果便是导致无产阶级的奋起反抗。马克思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各民族历史在资本的驱使下，在资产阶级不断开拓新市场的行为中越向世界历史转变，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就越来越超越地域限制，成为世界性的联合，并将最终战胜资产阶级，获得真正的自由，建立一个属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从本质上讲，“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为无产阶级构建的命运共同体，是无产阶级为之而努力奋斗的理想目标。[6]

当今国际社会越来越向马克思所判断的世界历史趋势转变，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发展，世界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的加深，整个世界成为了一个互联互通的“国际网”。习近平秉持着对于全世界人类幸福生活的关切，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引领下，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科学地提出了旨在回答“构建怎样的世界，怎样构建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本质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马克思所构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必经阶段，“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结果，其是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终目标而所架之桥，所铺之路。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引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举措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自觉继承了无产阶级为全人类谋幸福，为全世界谋发展的历史使命以及《宣言》中的批判精神，在“两个必然”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指引下，立足现实的国际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协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推动世界历史向前发展，最终实现全人类的美好生活而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马克思曾经指出，利益是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当代，交往越来越全球化，各主权国家产生了诸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利益交融，“民族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扩展成为“共同利益”，使整个世界开始朝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深化发展，利益已经成为维系各国交往的首要因素，也成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点。

相比于马克思曾在《宣言》中批判的由资产阶级建立的那种剥削掠夺式的获利模式，习近平站在历史的角度，站在关切全世界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角度作出判断，认为当代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大家利益相通，相互依赖。因此，任何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都已经不能适应当代全球发展，只有秉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5](P30)的理念，并在经济全球化中，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才能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

(二)责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保障

面对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资本无限增殖所导致的当代各种发展威胁，习近平指出，各国应该秉持“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责任共同体思想，在国际交往之中互帮互助，互利互惠，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5](P248)大家携手并进，共同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

同时，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所造就的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东方从属于西方的“附属型”全球政治格局给全球其他国家所带来的剥削压迫的批判，提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体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这个世界”，[5](P5)“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5](P6)并且呼吁各国担负起维护彼此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责任，尊重彼此自主选择发展模式的权利，共同行动起来，维护世界安全，从而为实现全球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国际安全保障。

(三)文化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纽带

按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逻辑，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各民族文化产品将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产品，但马克思对这种趋势当时是带有一定批判意味的，认为这只是资本主义为了“按照自己的面貌而为自己创造出的一个世界”[3](P32)所采用的文化侵略手段。习近平吸收了马克思的批判思想，指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主张多元文化发展，提倡文化从民族走向世界，[7]并提出“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以此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纽带。

相比于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宣传的那些所谓的“文明冲突”和“国强必霸”等霸权主义文化观，习近平在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过程中，一方面发现了“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5](P160-161)一方面又发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5](P253)的思想植根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中，是全世界各族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文化共同体旨在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相处，携手筑牢世界人民“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价值理念，在“和”中尊重“不同”，在“不同”中探寻“和”，互学互鉴，开放包容，形成文化合力，达成交流共识，从而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