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雨天的书》看周作人的坚守与彷徨

2020-01-10王静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20年7期

王静

（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山西太原 030002）

周作人的散文集《雨天的书》主要收录了其1921 年到1925 年间所做的散文50 多篇，尤以1924年和1925 年最为集中。周作人创作《雨天的书》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新的社会大变革到来之前。这一时期，周作人在创作时一方面沿袭了1918 年他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中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另一方面，在孤独和难以抉择的彷徨心理充斥着整个社会，在矛盾与迷茫的时代，周作人的思想也悄然发生变化，由对社会的积极参与到退居自己的书斋。《雨天的书》写满了周作人对自我心灵的坚守，也镌刻了他内心无限的彷徨。

一、“文学为人生” 观念的坚守

1918 年12 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提出“人的文学” 的观念；随后，又发表了《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重要影响。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榜的“个性的人”，与周作人文学评论中的思想一脉相承。这印证了“周作人曾作为‘战士’出现在五四新文学阵地上”［1］85。

周作人看透了中国传统中人性被泯灭的事实，明确将未来“人的发现” 视为“辟人荒”。《人的文学》中还明确提出爱人从爱己出发。周作人指出，人之为人，既有动物的本能属性，又有向上的、改造生活的力量，人性是灵肉的合二为一。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就是用人道主义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周作人积极参与文学创作和社会问题的探讨，他的出发点虽然是个人人本主义，但是却温和而不极端，处处显示出积极乐观的一面。《平民文学》中谈到“田夫老野” 不懂文学，周作人说：“正因他们不懂，所以要费心力，去启发他。”［2］132他还说：“文学也须应用在人生上。” 周作人前期积极倡导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观点。

《雨天的书》延续了周作人早期思想中积极入世的一面，他积极参与到对社会时弊的针砭中，并严肃思考社会的深层问题，语言犀利。例如，《我们的敌人》抨击心怀叵测、处处害人的人；《狗抓地毯》指出人保留下来的很多野蛮性；《无谓的感慨》揭露了时局的动荡不安。

周作人始终保持着可贵的清醒，透过事物表象直捣其内部，他看待事物的角度是独特的、深刻的。《蔼理斯的话》中，周作人将知识分子头上的光环摘掉，将知识分子看成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链条。他的清醒同样表现在对青年人的看法上。鲁迅早期曾对青年人寄予厚望，认为青年人朝气蓬勃，将扫荡传统社会弊病，不断克服黑暗，引领人们前进。但到后来，鲁迅则发生疑问，是否青年人一定都胜于老年呢？周作人也是如此，他对青年人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并未一味底肯定青年，而是看到了他们的缺陷。

二、逃避现实的思想初见端倪

周作人《雨天的书》在承继其前期积极发表见解、参与社会讨论的同时，也显示出退隐书斋的思想。

想要退避社会的周作人在《雨天的书》中或有意或无意地将其关注点放在个人的情感和生活趣味上。写于1921 年的《体操》和1922 年的《怀旧》回忆了20 年前在校的自己；《学校生活的一页》回忆了自己最初翻译、创作的三部小书；《初恋》和《娱园》则是对自己个人情感生活和故乡生活的回忆。此时的周作人已经感到现实的难以决断。无法面对当下、看不到未来之路的周作人除了沉寂于过往回忆，他又能做些什么呢？随后，周作人于1924年写了《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等闲适的散文，他在这些散文中强调了一种生活闲适的趣味。《喝茶》一文中“忙里偷闲” 四个字恰是周作人此时内心的真实写照。周作人以闲适的生活趣味去装点他忧郁、彷徨的现实生活——既然现实那么困难，那么索性就不去想那些烦心事。然而，将关注点转移到个人生活、逃避现实的周作人仍无法摆脱人生方向上的困扰。

周作人是走向虚空的，他怀疑自己曾走过的路，认为“自己的园地” 不在了，但他又没有想好未来该走什么样的路，他甄别着各路思想，做出文学创作上的、生活态度上的选择，而他的选择却常常显露出退居书斋的端倪。

对于死亡的思索，周作人在1934 年创作的《死之默想》中将世人怕死的原因归为三点，“其一是怕死时的苦痛，其二是舍不得人世的快乐，其三是顾虑家族”［3］15。他对这三点进行了详细的展开和分析，充分说明周作人曾深入思考过死亡的问题。1925 年，周作人写下《唁辞》以表活着的人对死者的哀痛之感，发出“今昔存殁之感”，并说：“逝水不归，落花不再返枝。” 周作人的这份情感是细腻的，这份细腻中透露出一种虚空的影子，他逐渐倾向于为自己建立一座“十字街头的塔”。

“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在1925 年创作的《十字街头的塔》中，周作人放弃了早期启蒙者的姿态，不再认为自己有能力对民众做出引导，他认为民众是危险的，不想参与到人流中，只想做时局的旁观者。

然而，周作人无疑是太消极了。脱离民众的周作人在自己一贯提倡的个人本位主义方向上越走越远。在中华民族拖着沉重步伐艰难向前时，周作人在《元旦试笔》中写下“不相信因为是国家所以当爱”，“为个人的生存起见主张民族主义却是正当”，这足以看出周作人始终将个人置于最重要的位置上，甚至越来越走向极端。他的这些思想和时代无疑是矛盾的，这导致他终将走向寂寞和彷徨。由此，也不难理解周作人在1928 年创作的《闭户读书论》中发出“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4］326的看法了，他认为对时局鸣不平会有丢性命的危险。到了1929年，周作人在《伟大的捕风》中提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由此周作人形成了他最终的道路：保全性命。

三、周作人思想发生变化的成因

周作人由积极参与社会到陷入彷徨，最终遁入虚空，促使他思想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周作人所处时代，“‘民族意识与自我意识之间的统一、矛盾、对立、斗争’是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问题”［5］14。中国面临着两条道路，一条是英美式资产阶级领导的资本主义道路，它突出了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另一条是俄国式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它强调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时代迫使知识分子必须做出选择，周作人选择了前者。

与周作人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更多倾向于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其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一直强调知识分子的社会担承，“文以载道” 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知识分子不可能对社会、民族的命运漠不关心。其二，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在中国青年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很多人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视为理想去维护。就连早期标榜“为艺术而艺术” 的创造社都在五卅运动后发生转变，重新提出“文以载道”，载“革命之道”［6］5。他们纷纷抛弃个性主义，走向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周作人却在个人本位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

英美自由主义文学观是在社会安定的情况下形成的，周作人却在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中国强调个性、文学的无功利性，这显然是同时代相背离的。

当然，周作人做出这一选择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三一八惨案”后，迫于北京高压政策，众多学者南迁至上海，知识分子大量南迁“，造成北京文坛萧条衰落，文化中心所必备的生态条件丧失殆尽”，上海成为新的文化聚焦点。周作人始终没有南迁，滞留北京的周作人势必同上海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关注点发生脱节。

其次，周作人的选择和他自身的性情也不无关联。周作人的性情同他哥哥鲁迅相比是和缓的。传统家族长子牺牲奉献的观念使得鲁迅思想中具有更多利他思想。周作人则不同，从不需要抛头露面应对家族琐事。所以，即便周作人和鲁迅二人生活环境大致相似，但他们的性情却有着很大差异。例如，周作人认为“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鲁迅的态度却不同，他认为人类必得有牺牲与奉献才可进步。鲁迅认为只有甘于奉献，才能“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7］135。鲁迅在后期和周作人一样，也陷入了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矛盾中。然而，在反动势力一次次残酷的镇压之下，他很快就清醒认识到“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转而将锐利的目光投向革命武装斗争。但周作人在矛盾与彷徨中却把五四时期的个人本位主义发展到了极致，准备关起门来“苟全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