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宁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天津 300350)

引言

道德是文化和生物进化史的产物，是追求文明社会和幸福生活的基础。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历程中，孕育形成了传统道德及其价值观。《礼记·大学》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醒世教育格言，跨越几千年的时空，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北京大学师生时指明了立德树人为教育之本，摆明了道德教育在高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的重要意义。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其中引导大学生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并能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也是当前高校德育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对提高高校德育实效性，维护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推动了道德判断成为心理学重点研究课题。本文将从道德判断的概念、相关理论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探索，进而提出对高校德育工作的可行性建议。

一、 道德判断的概念

道德是人类社会集成的行为规范，对于个体而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价值观，它帮助人们协调合作活动，解决利益冲突，最终达到增进人类福祉的目的。道德判断(moral judgement)是道德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道德判断是人们根据道德准则或价值基准，对道德行为或事件进行判断和选择的心理过程(喻丰等, 2011；詹泽, 吴宝沛, 2019)。道德判断帮助人们采取符合道德规范的行动，充实道德信念，更好地认识和评价社会道德现象，形成道德自律能力。

二、道德判断的相关理论及作用机制

道德判断的理论发展过程揭示了道德判断的形成机制，这能够帮助人们在面临道德困境时更好地进行识别和评价, 从而提高道德决策的质量。

(一)理性主义模型

理性主义模型关注道德判断中的认知成分。主要代表人物皮亚杰和科尔伯格认为人们在不同的道德发展水平会根据不同的规则来进行道德判断产生决策，道德推理驱动道德判断。因此，理性主义模型主张先推理后判断，道德判断基于推理之上，认知成分决定道德判断。一个人做出道德判断之前，会短暂地成为一名法官，权衡损害、权利、正义和公平等问题。如果没有找到谴责的证据，就不会发出谴责。

(二)社会直觉模型

社会直觉模型(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SIM)强调在道德判断中起决定作用的直觉和情绪，情绪会触发人们的直觉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道德判断，而认知和推理所起的作用则是在判断已经做出之后所寻求的事后解释(Haidt, 2001；Moll et al., 2002)。社会直觉模型主要包括四个环节。(1)直觉判断。我们会对行为或者事情产生的对错或善恶等感觉，这些感觉是带有情感效价(好或坏)的直觉，在意识中突然而自动化地出现。这些直觉(如，互惠、忠诚、纯洁、痛苦、厌恶)是由自然选择和文化力量塑造的。例如，当我们想到在孩子的手上插一根针，或者听到一个人打她父亲耳光的故事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有一种自动的直觉反应，包括负面情绪的闪现。(2)事后推理。我们也经常进行有意识的语言推理，但这种认知过程是在第一个自动过程运行后才会发生，而且它经常受到最初的道德直觉的影响。道德推理发生道德判断之后，寻找证据来支持我们最初的直觉反应。(3)合理说服。道德推理产生，并口头传达，以证明一个人已经对他人做出的道德判断是正确的。这种推理有时会影响到其他人。(4)社会说服。即使不使用合理的说服，关系亲近的人做出道德判断这一事实会对他人产生直接影响，引起外在的一致性(Haidt, 2001, 2007, 2008，2010；Haidt & Bjorklund, 2008；Haidt & Kesebir, 2010)。但是，有时遵循道德直觉往往会带来非最优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正确理解道德判断的直觉基础可能有助于帮助决策者避免错误，并帮助教育者设计程序和环境来提高道德判断和行为的质量。

(三)双加工理论

以上两种过于极端的理论受到不少争议。Greene等人(2001, 2004, 2007)提出道德判断双加工理论试图描述情感和认知在人们对这些困境的反应中的各自作用，该模型认为道德判断是包含直觉和理性心理过程，是“情感”和“认知”加工机制的产物，情绪直觉加工和认知加工在道德判断中互相竞争：当情绪直觉加工占优势时，个体更加关注事件发生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规则或原则，倾向于道义性道德判断；当认知加工占优势时，个体更加关注结果，倾向于功利性道德判断。

Hauser等人(2007)发现在道德两难冲突——电车困境中，选择改变轨道牺牲一个人拯救五个人的生命，即“支持福利最大化反应的意识/认知反应”(功利性道德判断)。这种实验结果与天桥困境研究形成对比。在天桥困境中，被试需要决定是否主动伤害一个人去阻止失控电车前行从而拯救五个人。大多数被试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用一条生命换取五条生命在道德上是不允许的，即“禁止某些基本伤害的直觉/情绪反应”(道义性的道德判断)。造成两个研究结果不同的原因在于，天桥困境属于个人道德情境，个体的自我卷入程度高，更易引发情绪反应，这种情绪上的警钟压倒了功利性倾向，做出道义性道德判断。相比之下，电车困境则为非个人道德情境，不需要被试主动伤害他人，不会引发类似情绪反应，人们通过认知推论倾向于认为改变电车轨道在道德上是允许的，做出功利性道德判断。神经成像技术发现功利性道德判断与大脑“认知”区域(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有关，道义性道德判断是由一种强烈的情绪厌恶反应所驱动的，与大脑“情感”区域(如，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有关(Greene, 2004, 2007)。这些研究结果支持了道德判断的双过程理论。双过程模型可能会过度简化两难情境中所涉及的道德判断的过程，但总的来说，道义性道德判断倾向于反映一种相对于认知的过程的联结，而功利性道德判断倾向于反映一种相对于情感的过程的联结(Conway et al., 2018)。

(四)普遍化逻辑理论

在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道德现象并非如道德困境中般的艰难抉择，有时更甚至不涉及到强烈的情绪反应或者实现结果最大利益化，Levine等人(2020)探索此类道德判断的作用机制。研究者发现在日常生活中要解释为什么一个行为是错误的，人们有时会假设“如果每个人都那样做了呢？”，换句话说，即使一个人的行为是无害的，如果这种行为一旦被普遍化就会有害，那么它就可能是错误的，因此，研究者把这种道德判断的机制称为“普遍化逻辑(Universalization Reasoning)”：人们通过询问(假设)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做同样的事情会发生什么，来决定一个人做某件事在道德上是否被允许。如果情况好转，那么这种行动是允许的；如果事情会变得更糟，那就会判定行动是错误的。成年人会自发地做出与普遍化逻辑相一致的道德判断。普遍化的过程既不是基于自动的情感反应，也不是基于现有的社会规范和规则，而是通过考虑假设的结果来产生新的规则。这涉及到构成其他道德心理学理论的基本要素的独特构成。具体来说，普遍化尊重效用(“会发生什么……”)、公正性(“……如果每个人……”)和规则(“遵循这个原则？”)。普遍化不同于道德判断的主流心理学模型，但却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很强现实意义。例如，在一个成功的谈判中，普遍化引导双方走向公正的规则，确保互惠互利。但是作为新近提出的理论观点仍需要进行更多验证和探索。

三、道德判断的影响因素

(一)个体内过程：情与理的影响

研究者重视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开展了大量研究探索情绪如何具体影响情绪判断。一方面，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的态度，诱发积极情绪使道德判断更加宽松，消极情绪使道德判断更加严苛(Lee & Schwarz, 2010；Inbar et al., 2013；Ansani, D’Errico, & Poggi, 2019)。在消极情绪中，愤怒和烦恼比悲伤使道德判断更加严苛，厌恶比愤怒使得道德判断更严苛(Ugazio, Lamm, & Singer, 2012；Ansani, D’Errico, & Poggi, 2019；Wheatley & Haidt, 2005；Schnall, Haidt, Clore, & Jordan, 2008)。厌恶是研究者关于道德判断中最关注的情绪因素。研究表明，放大厌恶会加重道德判断严厉性，而减弱厌恶则弱化道德判断严厉性(Eskine, Kacinik, & Prinz, 2011；Cheng, Ottati, & Price, 2013)。另一方面，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的能力。中性情绪和积极情绪(快乐)状态下比在消极情绪(悲伤)状态下的道德判断能力高(王云强, 郭本禹, 吴慧红, 2007)，这与Van den Bos(2003)、刘渊(2016)、赵抒(2017)等人研究结果一致。赵抒(2017)认为悲伤的抑制作用使得大学生在道德判断中加入更多的主观或社会性因素，而非单纯地对道德任务本身进行判断，因而使得道德判断能力降低。而有研究者发现个体在消极情绪下的道德判断能力比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状态下要高(吴永钦，2011)。可见，情绪影响道德判断能力的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结论。可能是因为在情绪影响道德判断的过程中，还有其他因素起作用(Ugazio , Lamm, & Singer, 2012)。Greene等人关于个人道德情境和非个人道德情境下个体道德判断存在差异的研究结论引发一些研究者思考，他们试图考察不同道德情境中个体的自我卷入程度在情绪影响道德判断机制中的作用，发现只有在个人道德情境中，音乐诱发的情绪才会起作用(Ansani, D’Errico, & Poggi, 2019)。赵抒(2017)研究发现大学生在个人道德情境中比非个人道德情境中的道德判断能力更高，快乐情绪的大学生在非个人情境中道德判断能力更高，悲伤情绪下的大学生在个人情境中道德判断能力更高。

在探索具体认知因素影响道德判断中，有研究者发现增加认知负荷显著减缓了功利性道德判断的速度，而对道义性道德判断影响不明显(Greene et al,2008；薛冬月，2015)。胡传鹏(2012)发现个体在高认知负荷条件下比在低认知负荷条件下做出的道德判断更宽容，李恒涛(2018)在网络道德判断中验证了这一结论。还有研究者发现不同的认知风格也会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言语风格的个体倾向于功利性道德判断，而认知风格为客体风格和空间风格的个体倾向于做出道义性道德判断，而在增加干扰任务情况下，客体风格个体在客体干扰任务下，道德判断从道义性转为功利性，空间风格个体在空间干扰任务下，道德判断由道义性转为功利性，言语风格个体在言语干扰任务下并没有显著变化(涂亚兰, 2017)。认知在道德判断中作用机制复杂，需要进行更多的探索研究。

(二)个体外因素

研究者关注到人们生活的更为广阔的背景，个体的道德判断也许并不简简单单只是一个个体内的过程，在很多情况下它依赖于情境。研究者考察了许多物理环境的细微变化对于道德判断的影响。物理环境的温度、洁净、软硬、香臭、苦甜、有序性等都会影响道德判断，肮脏的、冷的、硬的、臭的、苦的，有序的会让个体倾向于做出更严苛的道德判断，相对而言，洁净的，暖的、软的，甜的，无序的使个体倾向于表现更宽容的道德判断(黄俊峰，2016；郭子民, 2019；Zhong, Strejcek, & Sivanathan, 2010；Schnall, Haidt, & Clore, 2008；Eskine, Kacinikand, & Prinz, 2011)。通常我们认为外在环境通过个体内因素起作用。因此，有研究者根据具身认知理论，认为我们的身体置身于物理环境中，通过认知的方式将物理变量与道德抽象概念联结成认知单元(例如，“心肠软/硬”)，这个认知过程影响了人类的道德判断和行为，在硬垫上比在软垫子上站着更倾向于进行功利性道德判断，这与我们“心肠软硬”的表述相符(Peng & Yu, 2015)。再如，置身于肮脏环境中可能诱发了一定的情绪(如，厌恶等)。郭子民(2019)研究发现寒冷通过降低个体在道德情境中的共情心而使得个体更倾向于做出功利性道德判断，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环境对个体道德判断产生影响需要通过个体内过程起作用。

Dumanov(2019)首次关注到时间因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发现道德判断的目标在时间上越接近现在，道德判断越严苛，在时间上离现在越远，道德判断越宽容。这一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对很多领域都有影响，如法院案件。离现在越远，争端的事件，对道德行为人的惩罚就越轻。因此，很容易看出冗长的法律程序可能导致不公正的结果。时间传染理论解释了时间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但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由此有待更多探索。

四、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近年来，高校十分重视学生的德育工作。“育德”和“增智”彼此交融，这就要求德育工作的方式方法的创新。探讨“德育课程”和“课程德育”下“道德判断”研究，不失为一种理论支撑和可行性建议。

首先，注重情绪、情感培养。在德育过程中应该培养大学生积极的道德情绪，更好进行情绪调节，促使其进行合理的道德判断；培养学生的同理心，通过道德情境方法结合实践教育，使得大学生增强共情能力，提高道德判断的现实意义。形成道德判断的情感过程往往在意识层面以下运作，这提示我们需要长久的德育工作对大学生情绪情感进行熏陶。

其次，加强理性思维培养。从社会层面来讲，除了完善“明文规定”的规章制度建设引导道德判断的原则和方向，让道德生活有轨可循，还应重视“约定俗成”的良好的道德氛围建设，大力进行道德宣传教育，主流价值观潜移默化引导大学生行为方向，形成正确而合理普遍化逻辑，形成普遍规则感，发挥内在约束力。在个人层面上，大学生应注意在面对道德问题时克服不恰当的直觉反应，提升明辨是非的判断能力，训练有意识的语言推理和多角度看问题的思维模式，形成知行统一，建设良好的道德生活。

最后，改善外部环境建设。物理环境影响道德判断提示我们建设符合主流价值观取向，具有德育功能的校园环境，通过外在环境与内在因素的交互作用实现提升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作用。网络环境建设也应成为高校德育工作的重点内容，提升大学生纷繁复杂的网络生活中的道德判断能力，在网络空间弘扬道德，践行道德，张显社会核心价值观主旋律与时代正能量。坚持德育为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