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尔·莫基尔

自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们对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兴趣剧增，但是我们要从历史中吸取的重要教训并不在于今昔相似之处，而在于两者的不同。

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增长主要是市场环境改善及贸易获利的结果，经济学家将之称为“斯密增长”。无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还是荷兰的黄金时代，伟大城市的巨量财富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商业、金融及其他支持性体系。一些地区因贸易而兴盛，但这种富庶有其弱点。贪得无厌的统治者、虎视眈眈的侵略者，以及其他威胁因素通常会将贸易这只“下蛋鸡”给掐死。

然而革命性的变化发生了。在经历了17世纪科学革命和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渐渐开始把关于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的书本知识應用于生产。到1914年前后，技术进步显然已经取代了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引擎。

上述经济引擎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市场、人员流动和贸易活动容易受到一些意外事件或难以预料因素的影响，即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冲击”。过去，一旦维持市场运转的斯密体系受到冲击，经济表现与人们的生活水平可能因此遭受严重影响，甚至永远无法得到恢复。这方面最为人们熟知的案例是罗马帝国的衰亡。

现代经济的增长来自更高效的技术以及支撑这一技术的基础科学，由此产生的繁荣更具韧性。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等等，没有一次灾难让世界经济永久性倒退，全球范围内饥荒、贫困和疾病仍在同步减少。世界何以如此强韧，其实原因很简单：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增长，不管多大的冲击都无法将其摧垮。

今年的新冠疫情是一次典型的对供给的意外冲击，但它不会成为新的一轮黑死病或爱尔兰土豆饥荒。知识不仅能提升经济的生产力和抗击冲击的韧性，而且能增强人类在面对意外冲击时灵活应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人们了解更多知识并不意味着胜券在握，但无疑会增加胜算。

乔尔·莫基尔

某无名氏曾戏说，历史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灾难，灾难间隙则索然无趣。每当灾难降临，世间便是新一轮乱象，引发一连串社会事件。痛苦煎熬之下，我们总会回顾过往，期待从中寻找相似之处，来纾解面临未知世界时内心的不安与恐慌。因此，也难怪自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们对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兴趣剧增，但是我们要从历史中吸取的重要教训并不在于今昔相似之处，而在于两者的不同。

如果所有大灾大难都能简单区分为两类——纯粹天灾（如地震）和完全人祸（如内战），那倒也简单方便，但如此划分无法契合史实。历史上不乏天灾与人祸兼而有之的时候，人类的无知、残忍、对功业或信念的偏执，往往加重天灾，生灵涂炭，秩序崩塌，历史进程因此而发生改变。

能够左右历史进程的灾难尤以毫无先例、无法预料的黑天鹅事件为主。公元541年爆发的查士丁瘟疫可能是导致拜占庭帝国无法收复意大利的原因，受此影响罗马帝国复辟无望。而根据一位权威学者的观点，黑死病的影响更为深远，人口、经济、文化都因这次疫情发生剧变，但同时黑死病也为“社会重生铺平了道路”。人为灾祸也会改变历史方向，其中的典型案例包括蒙古对中东地区的多次入侵，以及欧洲探险家将传染病带到新世界，美洲原住民所遭受的毁灭性影响。一度繁荣富裕、文明发达的地区在天灾人祸的作用下变得贫穷落后。

进入现代社会后，世界各经济体遭遇灾难的可能性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应对灾难的方式与之前有所不同吗？灾难造成的影响是否发生了变化？在1800年前后，一项重要的转变让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机制有了飞跃，有如物理学领域的“相变”。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增长主要是市场环境改善及贸易获利的结果，经济学家称之为“斯密增长”（Smithian growth）。无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还是荷兰的黄金时代，伟大城市的巨量财富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商业、金融及其他支持性体系。一些地区因贸易而兴盛，但这种富庶有其弱点。贪得无厌的统治者、虎视眈眈的侵略者，以及其他威胁因素通常会将贸易这只“下蛋鸡”给掐死。

然而革命性的变化发生了。在经历了17世纪科学革命和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渐渐开始把关于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的书本知识应用于生产。知识应用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在不同地区，成果多寡不均。但到了1914年前后，技术进步显然已经取代了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引擎。经济增长犹如一部双引擎驱动的车辆。虽然现代社会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斯密效应，比如说全球化贸易、专业化分工、更发达的资本市场、人员跨境流动以及完善的生产供应链。但如果没有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我们今天拥有的物质财富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在此要强调的是，上述经济引擎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市场、人员流动和贸易活动容易受到一些意外事件或难以预料因素的影响，即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冲击”。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和平的政治环境、信任以及市场平稳运转所需的合作机制。但是这些合作机制很脆弱，只需一次冲击，无论是战争爆发，还是病毒流行，都能几天之内将其瓦解。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次严重的恐怖袭击或疫病流行完全可以让市场崩溃，原本构造无比复杂的国际市场体系在几周之内就会停摆。1914年8月，欧洲大战爆发，以金本位为主、支撑国际专业分工与贸易交换的整个体系崩塌。重建这一体系耗时多年，有一观点认为，国际社会到了50年代才建立起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相类似的全球化格局。今天的新冠疫情是一个极端事件。《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担忧我们习以为常的全球化会因此终结。航空公司、海港码头、出租车企业都面临需求一落千丈的困境。所谓的出行经济因疫情而陷入“昏迷”。

过去，一旦维持市场运转的斯密体系受到冲击，经济表现与人们的生活水平可能因此遭受严重影响，甚至永远无法得到恢复。这方面最为人们熟知的案例是罗马帝国的衰亡。诚然，多重冲击造成了罗马帝国的毁灭，其中包括疫病流行、外敌入侵，可能还有气候变化，但罗马帝国长期以来依靠貿易活动与人员来往以维持繁荣。一旦支持地中海周边地区贸易活动的体系瓦解，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整个欧洲就陷入了贫穷野蛮的黑暗时代。直到12世纪，在商业革命的背景下，贸易活动得以恢复，欧洲才逐步重现繁荣景象。然而，大自然的残忍无情与人类自身的暴戾恣睢依旧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伤害。

现代经济的增长来自更高效的技术以及支撑这一技术的基础科学，由此产生的繁荣更具韧性。我们只需看看20世纪世界经济遭受的几次重大冲击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两次世界大战、1918年西班牙流感疫情、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类似灾难还有许多。但没有一次灾难让世界经济永久性倒退，全球范围内饥荒、贫困和疾病仍在同步减少。世界何以如此强韧，其实原因很简单：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增长，不管多大的冲击都无法将其摧垮。

知识一旦为人们掌握，就无法轻易被抹去。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掌握知识的人去世，他的知识没有以书本或模型等形式储存下来，那么这部分知识就失去了。但这种情况只可能在历史上发生，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一些远古时代的精密仪器能够让后人叹为观止。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在海底古希腊沉船上发现天文仪器——安提凯希拉装置（Antikythera mechanism），该仪器于公元前1世纪制作完成。其构造之精巧足以令中世纪时期的钟表仪器匠人瞠目结舌。一些重要的知识传播范围越广，接触了解的人越多，那么由此产生的发明创造就越不可能“弄丢”。因此，虽然战争和自然灾害可以打乱市场秩序、商业生活以及国际经济，但经济繁荣的首要条件——知识基础——很少因此受到严重侵蚀。即使市场经济和国际化劳动分工在短时间内被破坏，但它们很快就可以得到修复，各经济体也可能迅速反弹。（当然这还有赖于法治、秩序、和平环境以及有效的契约执行机制等条件）

于是，20世纪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韧性。尽管上世纪那些怙恶不悛的独裁者和愚昧不仁的军队将领兴风作浪，制造了诸多人间惨祸，但世界经济增长的脚步没有停顿。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德国。1945年的二战戰败国短时间内再次崛起，令世人惊讶。二战不仅摧毁了市场、商业网络以及各类基础运作机制，德国大部分的固定资产也基本毁于盟军轰炸，但德国人在工程和化学方面的聪明才智没有被战争耗尽。十年不到的时间，德国大众汽车（Volkswagen）就已经在欧洲大行其道，AEG洗衣机也进入了千家万户。重建家园的德国人将国家的重新崛起称作“经济奇迹”，但回过头看，这根本不是奇迹，它只是说明德国的繁荣来源于坚实的知识基础。

191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所经历的挑战与眼下2020年所发生的十分相近。当时世界遭受了双重打击，一战惨绝人寰，随后便是西班牙流感。疾病流行之下，原本支撑国际市场的各项机制被瓦解，由此造成的巨大破坏令全球经济付出巨大代价。西班牙流感肆虐，人类伤亡惨重。曾有人估计，大约5，000万人死于这场流行病，如果这一估算勉强靠谱，那死亡人数也接近当时全球人口的2.5%。当时美国死于西班牙流感的患者达到了675，000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67%。如果按照这一比例推算，那么今天新冠疫情严重，美国预计会有200万人殒命。而且与新冠疫情不同的是，西班牙流感对青壮年的杀伤力特别大，因此当时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代价无比惨痛。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受此影响也出现下降。1918年之后的三年，美国的实际人均GDP低于一战前的最高水平。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生产总值下降尤其显著。但到了1923年，美国经济已经完全走出衰退。和当时的欧洲一样，美国经济1920年代进入了狂飙猛进时期。非常有意思的是，1919年美国的证券市场表现出奇之好。正如埃夫拉伊姆·本梅莱赫（Efraim Benmelech）和卡萝拉·弗里德曼（Carola Frydman）总结的，“1918年的大流感并没有终结美国经济”。

今年的新冠疫情是一次典型的对供给的意外冲击，但它不会成为新的一轮黑死病或爱尔兰土豆饥荒。在现代经济中，即使短期内疫情造成的生产急剧收缩和大批工人失业令人担忧，但先进国家的韧性已远超从前。比方说，今天可以有相当数量的人居家办公，而在1918年，很少有人能有此选择。疫情冲击下，供应链和国际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全球化因此受阻。但人们依然有办法、有想象力找到替代方案。而且，与新冠疫情相关问题的研究急剧增长（尽管许多实验室工作因为社交隔离要求而遇到一定麻烦）。与1918年相比，我们现在更加强韧。一百年前，人们对西班牙流感所知甚少。如今，我们对新冠疫情的了解已大大加深。人类的知识边界正快速扩大，当然与公众盼望疫情终结的急切心情相比，人们知识成长的速度还不够快。

知识不仅能提升经济的生产力和抗击冲击的韧性，而且能增强人类在面对意外冲击时灵活应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难以预知的巨大挑战面前，现代社会向科学家寻求帮助，而不是找传教士做祈祷。两者的区别就在于科学的作用。很多时候，技术进步靠的是集中使用各种手段。当人类社会意识到某个重大问题亟需解决，那么各类智力资源和努力都会投入这个方向。从18世纪攻克天花，到20世纪消灭脊髓灰质炎，从战时的曼哈顿计划，到价格低廉的太阳能电池板及其他绿色能源技术的研发，人类一次次以聚焦发力的方式取得科技进步。从2020年初开始，科研人员从不同角度对导致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发起攻击，诊断、治疗、疫苗多点发力，他们全面分析了病毒 RNA结构，寻找薄弱靶点。我们再回想一下，黑死病与西班牙流感肆虐之时，人们因为无知而做出种种不可理喻的举动，今昔对比，已是判若云泥。人们了解更多知识并不意味着胜券在握，但无疑会增加胜算，而且当人们普遍认为科学能够找到答案时，他们就会相信冲击只是暂时的。

尽管眼下失业率飙升，服务性企业不分大小都面临破产，但明智的工商界和科技界领袖应该会看到如今经济的灵活性与应变能力。诚然，经济向后疫情阶段的过渡会比乐观派估计的更漫长、更痛苦，但现代经济繁荣的基本面——支持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生活水准及解决各类问题的技术能力——并没有因疫情而动摇。最终，疫情过后的经济与2019年相比可能并不会有太大区别，即使存在一定差异，也未必都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