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方，林香港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a.工商管理系；b.招生就业处，浙江 温州 325035）

40多年前的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秘密实行了“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土地经营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了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自此走上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从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逻辑看，凤阳小岗村的农村土地改革是国家在各个领域改革的导火索，“但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凤阳小岗模式并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唯一形式和最早形式，20世纪50年代的浙江永嘉燎原社就实行了以‘统一经营、三包到队，工分到丘、责任到户’为特点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形式。”[1]然而，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作为写入《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的“温州永嘉改革案例”，学界对燎原社的关注和研究显得极为不足。以搜索中国知网文献为例，截至2018年12月30日，主题为“小岗村”的文献有926篇，主题为“燎原社”的文献仅5篇，这与燎原社及温州地区在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地位极不相符，也凸显了对燎原社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相比凤阳小岗村村民以“托孤”方式签下“生死状”的勇气，永嘉燎原社改革者的首创精神，以及随之遭遇错误打压而孤独坚守的魄力，则更应受到历史的尊重。尽管土地改革仅推行10个月就遭遇打压失败，但改革的精气神却顽强地留存在燎原社，并为温州随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保留了火种。历史证明，温州之所以最早突破了农业计划经济框框，率先闯入市场经济，根源就在于1956年永嘉燎原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2]。永嘉燎原社“包产到户”，在全国最早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进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试验，是温州模式的起始，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创新的典范[3] 1。它孕育了温州模式，催生了温州模式[3] 89。永嘉燎原社的改革与温州独特地理环境及历史发展关系密切，是温州历史上长期的海塘修筑所形成的人地关系、人海关系、社群关系的集中反映。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永嘉燎原社及其精神即是温州海塘文化的继承，也是当代温州地方精神的具体体现。

一、燎原社与海塘修筑：守土有责与担当精神的吏治传统

担当精神是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十八大以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讲话中，多次使用‘担当’这一概念。粗略统计大概有近40次。”[4]2014年3月9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5]在新的历史时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干部“担当精神”的全面阐述。

追溯历史不难发现，习近平同志关于干部担当早有论述。2003年5月30日，习近平同志在听取燎原社老干部戴洁天的汇报时曾动情地说：“戴老你受了二十多年的苦难，如果在今天碰上类似的情况，不过少了几张选票，最多不过丢了乌纱帽。因此我们要珍惜大好形势，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人民办好事。”[3] 309正是对戴洁天等在燎原社改革中敢于担当精神的肯定，习近平同志将当年燎原社的改革认定是“永嘉县的光荣，是温州地区的光荣，也是浙江省的光荣”[3] 309。事实的确如此。1956年永嘉“县委决定（包产到户）实验后，在派出实验工作组组长戴洁天临行前， （县委书记）李桂茂对戴洁天说：‘大胆实验好了，不要怕，哪怕成了供给制（意为实验失败，合作社大减产，社员吃国家供应粮），由县委负责’。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是包产到户实验的坚决支持者、有力的宣传鼓吹者，特别是实验受到批评，上级明令全面‘纠正’时仍不动摇。”[3] 89始终走在燎原社“包产到户”最前列的戴洁天，更是一位敢于担当的基层干部。他曾回忆道：“1953年，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组织试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同时，又抓粮食统购统销……可是某些领导头脑发热，只顾完成征购，不管农民死活，我的意见听不进去，社员怨声载道，我只得在田头增加粮食产量上动脑筋……这使我感到搞好农业，办好合作社，关键是发展生产，增加社员群众的收入。”[3] 310

燎原社改革中涌现出敢于担当的干部群体，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温州地域文化长期孕育和培养的结果。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历史上形成了提倡“义利并举”的永嘉学派。宋元之间，作为国家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温州在迎来送往中接受了多种宗教、多种文化、多个族群的交融与洗礼，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从自然资源禀赋看，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有限的可耕种土地和众多人口之间的矛盾一直比较尖锐。燎原社所在的郭溪镇（现为温州市瓯海区辖镇），位于温州城区西南5.8km处，这里河流纵横，水网密布，山势低矮，地势平旷，土地肥沃，是历代水利治理重要区域和温州的重要粮食产区。

粮食生产离不开水利工程的修筑。与河流治理相比，海洋治理尤其是海潮的预防更加复杂和困难。顾炎武指出：“夫治水者，注之海则事毕矣。然沿海之民，岁至夏秋之间，不幸遇飓风淫雨夹潮而上，漂没人庐舍，忽皆尽故，至其时，莫不惴惴然，如虞寇至。”[6]治河可疏可堵，而治海“则惟恃隄捍之一法”[6]，只能通过筑坝造堤建设海塘。温州灾害史料显示，自晋太元十七年（392年）六月至1990年6月的1598年中，由台风、暴潮引发的规模性洪水、海水倒灌等自然灾害190多次，平均8.4年就有一场。如此密集的海患，无不时刻考验着驻守温州的各级地方官。据《弘治温州府志》载，唐初温州海患造成饥荒，长史李皋没有因循守旧按照程序向朝廷层层请示，而是果断开官仓放粮救济灾民。“李皋，上元初以长史摄州事。州大饥，便宜发官廪数十万户，僚吏请先以闻，皋曰：人不得食且死，何俟命下？苟杀我以活众，其利大矣。即贷，乃自劾，诏嘉之，进少府监。”[7] 166正是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挽救了数十万生命，史称“悉弃仓实与民，活数十万人”[7] 219。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平阳县令汪季良在其辖区内发生海患，“凡四十万余亩，被咸潮巨害”。在深思熟虑和多方勘查之后，他率领百姓“建埭八十丈于阴均，障海潮，潴清流。又造石门于山之麓，以时启闭，以防涨溢。”在修筑塘埭的过程中，他不仅“给资粮，佐工费，又经理其旁之涂地以为社仓”，为修筑海塘的百姓提供伙食和工钱，还用财政公款“赈贷平阳十乡细民，不计息。遇饥岁，并蠲其本”，帮助受灾百姓渡过难关[8] 902。如此“爱民如子”且敢于担当的官员也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后汪季良离开平阳，不幸死于任所，当地百姓为祭祀他修筑了阴均庙。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从地理位置看，温州府“在浙江布政司东南千余里”，距离省城杭州最远。这意味着，一方面，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面对突如其来的海患，温州地方官员无法及时得到上级政府政策、资金及技术指导，往往需要凭借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判断进行果断处理，从而不断锤炼温州地方官员“守土有责”的担当精神；另一方面，因海塘修筑而形成的优秀吏治案例和传统，则通过历代地方志和海塘类庙宇得以世代相传，为随后主政温州的官员提供了道德和精神模版。燎原社改革的倡导者、领导者和执行者无疑都是这种精神的传承者。

二、海塘文化遗产与基层社会：“民办、民有、民享”地方精神的形成

地方精神原本是建筑学用语，由挪威建筑学家诺伯舒兹于1979年提出。在长期的城市建筑学研究中，诺伯舒兹发现：“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特征，这个特点是如此之强，它往往决定了居于其中的人们对环境的意向的基本性质，并让他们觉得归属于这个地方。”[9]地方精神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居民的自我感受，更是一个地方独特文化的集中体现。温州模式和温州地方精神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一朵奇葩，依靠自身，以“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和“自主、自创、自卫、自力”为特征的“民本性”成为温州地方精神的核心因素[10]。温州模式和温州地方精神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发展轨迹。一般认为，温州地域文化全面崛起于南宋，以永嘉学派的形成为标志[11]。温州地域文化的发展、崛起与海塘的修筑关系密切[12]。吴松弟认为：“温州平原的成陆，自西晋这一区域的人口增多以后便始终与海塘建设相伴随，这种海塘往往兼具抵御海潮、蓄水灌溉乃至航行的多种功能。”[13] 13也就是说，1 700多年时断时续的海塘修筑不仅塑造了温州沿海的城乡机理与城镇景观，也深刻影响了温州地区的社会关系与地方精神的形成。

1.漫长的不间断的海塘修筑，培育了温州民间的团结互助情感与精神

温瑞平原北临瓯江，东接大海，西部低山间或分布，郭溪、瞿溪等蜿蜒流过，有史可载的海塘等水利建设自两晋就已开始，“盖自开辟时即有此海，自桑田即有此乡，自御海即有此塘”[8] 971。宋代叶适、林景熙、陈傅良、徐宜、杨简等都留下过有关温州海塘久远的历史记述。《敕修两浙海塘通志》总结道：“（浙江）东西十一郡，杭、嘉、宁、绍、温、台濒临大海”，而“温台山多，土性坚结，所有海塘之处间多碶闸斗门，则可知蓄洩之利多，卫冲之患少”[14]。其中温州海塘修筑数量最多，工程最艰巨。

海塘修筑一开始为政府的主导行为，但由于经费来源的不同，历史上有“官塘”和“民塘”的区别。从“官塘，工大役，总大纲者，水利道臣之责”[15]，“官塘延亘，如运河之界，可以马步并达，中无险可断”[7] 391等零星记录看，“官塘”是由中央或省一级地方政府统筹经费而建的海塘。实际上，清代以前海塘的修筑经费主要靠政府拨款、按亩派（捐）钱（粮）和赎罪银三种方式，尤以第二种为主。清雍正帝开始，海塘修筑全部动用“正项钱粮”，即以“于存公项内动支银两兴修，报部核销”的方式进行，实现海塘修筑经费全部由朝廷投入。这在温州海塘修筑中始终没有实现，尤与浙北的杭州、绍兴、宁波等地相比，温州的“官塘”比例极低。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输入“官塘”关键词，可获得有效信息1 414条，其中，杭州60条，绍兴28条，宁波17条，温州4条。温州“官塘”4条，其实只有3条完全属于温州地区。温州“官塘”记录数量低，传递出温州海塘修筑缺乏官方经费支持与资助的信息，从侧面说明海塘修筑的民间属性。

在温州历代地方志中，依靠民间资金、民间力量修筑海塘的记录非常多。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瑞安修筑石岗陡门时，“知县事刘龟从又劝得民钱六十万，而县自助致五万”[16]，民官出资比率为12:1；宋开禧二年（1206年），平阳县令汪季良面对经费匮乏的窘境，不得不依靠当地百姓的自发募捐。《弘治温州府志》记载了当地乡民林居雅“毁家以相”，以变卖家产和联合乡里共同捐资方式才得以筹措足够资金，“居雅倾家赀与乡人郑万全之昆弟倡，金舟、亲仁、东、西四乡之贤儒巨室陈子直等，各捐赀躬卒协赞筑阴均埭斗门”[7] 902。横阳上河埭（今平阳）修筑，元世宗至元二年（1265年），平阳大旱，自夏迄秋不雨。“里人林光祖倡为其事，将楗石函板，截浦为闸以疏闭之，半载无成，丧民楮二百馀锭”[7] 547；五年后又遇大旱，平阳的副都元帅致仕周侯直接委托“富民应、徐二人”修筑土埭，史载“措置数月，植木填土，垂成而溃，计其费用，视丙子所丧已过半矣”[7] 547。其后七年，干旱与洪水交错而来，民苦不堪言，“有佛氏所谓优婆塞二人，推里中林成大之徒相与以复埭事闻于郡”，地方官各种顾虑之际，“富民徐又恐事机之易失，谋广福寺僧正解，复谋请周侯以秉其事”[7] 547。此埭最终虽“再筑再溃”，但整个修筑过程却始终由民间力量推动与实施。清康熙年间（1661—1722年），平阳钱仓的鹅颈埭修筑也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大埭重筑于明崇祯始年，所费数千金，合群力以并图之，方克竣事”，“令依故址为新埭，期在必成，都民踊跃从事，缁流弘广募以助”[8] 1022。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瑞安重修鲍海湫陡门，“是役也，劳公二千五百人，费金一百五十元，都由募捐而来”[8] 831。无疑，这些都是“依靠自己，抱团生存，互助取暖”的温州地方精神的积淀和延续。

2.与海争田的千年海塘实践，培育了温州民间“敢为人先”的气魄

叶大兵指出：“（温州）唐宋间，俗信巫祝，行禁忌，好佛，并崇拜海龙神，‘奔走拜伏，咒诵呶杂’（宋叶适《水心集》）”[17]。海神曲折表达了人们对海的敬畏，再现了人们在海滨生产生活（含海塘修筑）中的精神需要，而海神祠庙相关的碑文与记述也为理解海塘文化提供了视角。

在诸多海神中，对平水王周凯的祭祀最为突出和重要①自西晋永康年间（300—301年）至今1 700多年，温州平水王庙不仅香火不断且数量还在增多。据笔者走访和不完全统计，目前，温州地区至少仍有7座平水王庙，分布在温州市区横渎屿、丽田街道，永嘉县苍坡村、东联村、千石村，乐清市城东街道等地。。据明代宋濂《横山仁济庙记》载：“神讳凯，字公武，姓周氏，世居临海郡之横阳……神知晋室将乱，独辞不就。时临海属邑曰永宁，曰安固，曰横阳，地皆濒海。海水沸腾，蛇龙杂居之，民懼其毒，神还自洛，乃白于邑长，随其地形，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江东注于海，水性既顺，其土作又。”[7] 559吴松弟据此推断：“我们有理由估计在两晋时期温州已经修建南塘。当然，最初的堤岸可能只能是由各村的土埭连接而成。”[13] 12在这段温州与海争田的早期争斗中，平水王敢于叫天斗地，《温州横山仁济庙碑》载：“永康中，三江逆流飓风挟怒潮为孽，邑将陆沉，民咸惧为鱼。神奋然曰：吾将以身平之，即援弓发矢，大呼冲潮而入，水忽裂开，电光中见神乘白龙东去，但闻海门有声如雷，而神莫知所在矣。”[7] 560

对待不期而至的海患，温州先民呈现了慷慨赴死的果敢勇气。这种精神伴随着立庙祭祀而经久流传，逐渐成为地方精神的重要补充。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温州民间的抗争自然也强烈。燎原社改革期间，时任永嘉县委副书记的李云河对永嘉人民这样评价：“（我最敬佩的）这个人就是农民。特别是永嘉农民，这种印象给我太强烈了，二十多年来，永嘉的农民反对大锅饭，要求‘包产到户’的斗争几时停止过？尽管‘左撇子’们动不动就拿‘方向道路错误’和‘李云河阴魂不散’的哭丧棒敲他们，他们硬是不屈服。围绕‘包产到户’的问题，永嘉县打到北京的官司就有四场。”[3] 266

燎原社改革历程和内生发展逻辑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燎原社改革的首创者是永嘉县委的主要领导干部，而不是地方精英，是自上而下的引导式改革，这与小岗村土地改革有明显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永嘉县委及燎原社主要干部的改革初衷是在落实中央政策前提下的灵活变通，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土地经济发展的最早探索。二是改革极其迅速地引发了社区群众的整体性响应和拥护，取得了预期改革成果。到1957年夏天，永嘉县域内就有200多个社实行了“包产到户”，与永嘉县相邻的瑞安、平阳、文成等县也在燎原社土地改革影响下搞起“包产到户”。据不完全统计，温州专区大约有1 00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78 000多户社员（占总农户的15%）实行了“包产到户”[3] 79。这次土地改革成为孕育温州模式的重要内容。三是燎原社改革被错误打压之后，仍在温州基层和地方获得长期坚守，如主要领导干部戴洁天等悉心保存了土地改革的相关文件资料，燎原社部分社员仍旧较长时间暗中坚持部分土地改革的做法等。

追根溯源，燎原社土地改革与温州历史海塘修筑及海塘修筑中锻造的地方精神关系密切。在长期对抗海患的争斗中，除了智慧与努力，温州地方社区在勇气、魄力和协作领域也得到了更扎实的积累和锤炼。在西晋至明清的不间断海塘修筑中，温州时常面临上无政策、资金、技术的及时支持的窘境，因而只能依靠当地民众自身。海塘修筑，为温州的发展创设了空间。同时，频繁而漫长的海塘修筑塑造了一批“守土有责”敢于担当的地方官员，铸就了以“民办、民营、民有、民享”为特征的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温州地方精神。此外，温州地方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影响和促进了1956年永嘉燎原社的土地改革，并为随后温州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全面崛起奠定了基础。可见，今天回首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不能不追根溯源，探寻区域精神对改革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