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 李臣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整理、田野调查、头脑风暴等研究方法，运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知识，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为引领，对新时代中国武术的文化主体性重塑价值、迷失困境，以及推进路径进行了学理性解读与设计。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武术;文化主体性;文化认同;建构路径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6-0141-10

引言

进入新时代，“在世界文化趋同性与多元性并存的基本态势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与政治认同密切关联的文化认同问题，正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1]。这一点，主要是因为，文化认同的核心议题不仅是关于“自身的身份以及身份正当性的问题”[2]，而且还在于它能够“使人们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从而在价值取向、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等方面达成一致”[3]。也因此面对“深入阐发文化精髓”[4]，国家意志不断强化，以及全球一体化进程持续提速时代诉求，对承载中华文化精髓的中国武术的承传发展来讲，倘若它要确保自身能够有序健康前行，也唯有对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根本旨归进行深度考量，进而构筑自身理应彰显的文化特色，才能从战略全局高度精准把握当今时代武术文化认同的正确航向。

因此，对于作为长期以来与中华文化一路相伴走来的中国武术来说，鉴于其“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129个拳种，散落在我国不同的行政区域，且借助血缘、地缘、业缘等显著特征，所呈现出的标识性文化资源优势。我们理应依托当前国家层面颁布的文化政策法规，对其保护、传承和利用的多维科学进路进行全景式设计，进而促使其合乎时宜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因为，作为“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的中国武术而言[4]，虽然它以华夏先民的集体智慧为其砥砺前行提供了不竭动力源泉，但就目前中国武术发展的具体表现来看，如“竞技武术的曲高和寡，传统武术的神秘夸大，群众武术的表面繁华、内核荒凉等现实困境，以及国人对经过体育化改良后的中国武术发展理路的认知所存在的差异，致使 ‘竞技的武术‘体育的武术‘运动的武术席卷神州大地，并且漂洋过海，在世界范围内拓展各自的发展空间”[5]。这些严峻现实，都在不断拷问着当今中国武术的应然路径选择。

鉴于此，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中国武术的当代发展，它除了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根本动力之外，还应以“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为前提[6]，提供合乎民众所需的多样化武术文化产品，进而使其在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合作领域，展现出“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文化自信底气。当然，中国武术此种文化势力的有效汇聚，也唯有对其凸显的健全人格养成内外兼修之道、民族精神提振向上向善之功、中华文化认同美美与共之效，以不丧失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为前提，找寻到一条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和而不同”发展道路，才能助推其聚合的磅礴之力能够全景释放。因此，在“文化自觉”“文化自决”成为时代强音的当下，我们有必要对一直困扰中国武术中西文化论争的议题进行再思考，以期为新时期中国武术稳步前行文化立场的逐步确立贡献新型智慧。

一、新时期重塑中国武术的文化主体性内涵阐释

在“文化中国”建设时代号角感召下，尽管铸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新辉煌的图景得到了不断完善，但就当下中国武术的文化主体性确立来说，仍然是处于“在路上”的进行时状态。因为，近代以降的“西学东渐”之风，它不仅使中国武术在“欧风”“美雨”“韩流”的影响下，沦为西方竞技体育话语体系中的一份子，而且还时不时使其遭遇“现代搏击‘格斗狂人转瞬间‘秒杀了所谓的‘太极宗师”[7]，以及所谓的“武术大师”内功震瓜，“隔空打牛”等尴尬场景。所以说，要使新时代中国武术的文化主体性有效确立，我们必须从武术的文化自觉视角出发，对其涵括的“人对文化需要的创造性、价值体验的主动性等”内涵进行深入阐发[8]，才能为其与时俱进的主体性路径建构提供理论支撑。

（一）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时代诉求

近年来，在“加快推进文化惠民工程，持续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国家意志引领下[9]，尽管广大民众的公共体育文化获得感、幸福感逐步攀升，并催生了诸多新型体育文化业态，但就部分体育文化惠民工程的整体功能发挥来看，它们尚未让广大民众真正享受体育文化之惠。对于此，诚如全国政协委员朱晓进对文化惠民工程实施存在的问题所论述的“对文化惠民实施的目标和所要发挥的功能认识不清;忽略对群众文化需求的对应性满足;缺少对文化惠民工程实施过程的监督和对实施效果的评估和检查;文化惠民工程中对文化资源的发掘和利用面还相对较窄”那样[10]，现阶段，以硬件设施投入为主所建的体育文化综合体、体育特色小镇、武术文化基地等所提供的文化产品，难以与民众的真实所需形成良性互动，进而使得体育文化的“送”和民众的“需”始终处于貌和神离的状态。

因此，要充分发挥目前不同体育文化主题的惠民工程（如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村寨、体育特色小镇、健身绿道、功夫小镇等）的综合效益，相关机构或主体除了在国家现有政策法规指引下，享受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以外，还应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民族特色文化内容，别具一格的表现形式，讓更多拥有家国情怀的目标受众参与进来，并且在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同时，更让他们自觉肩负起“民族文化”我代言的历史使命。这其中，武术应当成为首当其冲的不二之选。因为，博大精深的武术拳种体系、精彩纷呈的武术套路演练、数以万计的武术习练受众、拳拳服膺的武术本真追求，既是新时期文化主体性回归视域下，中国武术给予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现实观照，更是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实施背景下，中国武术之于国民价值理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引领和影响的应然表达。

（二）武术体现中华民族深层次精神追求

长期以来，武术作为一种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它不仅集中反映着“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审美观念、心态模式、价值取向、人生观和宇宙观”[11]，而且还全面展示着“感染熏陶大多数人民，为他们所认同、所接受，成为他们的基本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12]，更以多个维度发挥着支撑中华民族不断前行、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凝聚、精神激励和价值整合等动力功能。当然，“正是出于‘弘扬武术文化可以培育、振奋和提升中华民族精神这样的期待”初衷[13]，2004年，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通知，并明确提出 “体育课应适量增加中国武术等内容”，使得武术作为体现中华民族深层次精神追求的重要手段，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同时更促使其成为体现民族精神丰富内涵的典型代表，被纳入学校教育全过程。

再者，基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精神文化上面临的最大焦虑是由文化认同问题所带来的文化主体性失落，而建构自由自主自决的中国文化主体性，则需要深刻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14]。当下的“文化中国”国家战略，足以使中国武术从深刻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视角，对其近代以降的现代化转型立场进行重新确立。因为，对于脱胎于华夏农耕文化的中国武术来说，尽管其经过近百年来的“欧风美雨”吹打，从一个拥有广泛受众群体的民间技艺逐渐演变为现代体育项目，且有时被一部分人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就中国武术的整体发展进程来看，其合乎事物螺旋上升发展规律的应然逻辑，使得其呈现的套路、功法和技击等运动形式，为当前全民健身活动有序开展，“健康中国”国家战略深入推进，以及民众公共体育文化获得感增强，植入了以武载道、以武育人、武以化人的“文之道、时为大”动力源泉[15]。

（三）中华优秀文化多样性发展重要证据

就中国武术文化价值具体呈现来看，它依托于地缘文化资源的唯一性和独特性优势，所延展出的诸多风格迥异的武术拳种体系，不仅是华夏文明传续的智慧结晶，更是中华优秀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重要证据。因为，一直以来，“武术以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特殊本质，却反映了一般意义上的、共通的、共同的我们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11]，如自强不息的入世进取精神、崇尚自然的天人合一精神、遵循和谐的人文伦理精神，都是对中华文化母体核心本质的深切观照。再者，中国武术所凸显的“‘学拳以德行为先所展现的‘争斗而有礼让、有劲而不粗野、艺纯熟而不玄浮、情饱满而含蓄内向德艺统一东方文明教化气质;武术站桩过程中‘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的天人合一身体修行境界追求;技术实践求证中‘以心行气、以气运身‘刚柔并济、内外合一‘形神兼备、体用两全的内外兼修体悟思想意识养成等向上向善文化精髓”[16]，更是对中华文化内隐的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经世致用等文化特质的生动诠释。

此外，对于作为始终以“寻求左右一统、前后关照、上下呼应的身体运动行为”的中国武术来说[17]，正是因其多向度的身体文化所承载的修身养性、心智开发、健康促进等主体功能使然，进而促使其形成了响彻中华武林的诸多武术流派，如少林、武当、峨眉、昆仑和崆峒等流派。当然，它们还包括“朴实无华、攻坚打硬的少林拳;刚烈紧削、下盘稳固的南拳;轻灵柔和、绵绵不断的太极拳”等知名拳种[18]，以及因地域文化特点、地理位置的空间差异，“形成了具有地域之别的南派和北派;具有典型代表性山岳之别的少林和武当;具有显著功法差异的内家和外家”[19]。而对于中国武术此种蔚为壮观的身体文化智慧体系，它之所以能历经几千年还能有序传承且枝繁叶茂，除了归因于其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自我更新能力之外，其更重要的原因，应当是其助推历史发展所凸显的民族文化载体内在动力。

（四）武术身体文化智慧凸显的使命担当

毋庸讳言，对于作为一种文化资源的中国武术来说，它一直在述说和传递着文化价值的永恒性。这一点，从其源流有序的传承脉络体系来看，足以彰显历代拳师和习练者对于各自拳派技艺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对各自的拳派技艺有如此推崇，其背后应当是造拳者极度深切的家国情怀、至臻完美的生存智慧，以及器道统一的造物哲学效益使然。因为，此种综合效益的全景式呈现，它不仅会随着时代的更迭，使自身蕴含的核心理念、道德规范、以及人文精神历久弥新，而且还会使人们对其与人类的现实观照形成适时良性互动。基于此，就当下的中国武术传承发展来说，倘若各拳种代表性传承人能够以意拳（大成拳）宗师王芗斋先生所言及的“拳道之大，实为民族精神之需要，学术之国本，人生哲学之基础，社会教育之命脉。其使命要在修正人心，抒发感情，改造生理，发挥良能，使学者神明体健;利国利群，固不专重技击一端也。若能完成其使命，则可谓之拳，否则是异端耳”[20]，拳理追求根本旨归，对各自拳派的科学进路实施有效的顶层设计，这或许能夠重新找回当前中国武术 “越武越寂寞”身份迷失的前行航标。

因此，在“武术不是社会危机的救世主，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社会存在的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或者实践意义上的帮助;中国武术在战乱年代可以给人们以信仰和希望，在和平年代同样具有诸多方面的功能，它的延续彰显着中华文明的传递，它所恪守的武德规范又给世人以莫大的伦理操守”[21]，以及它所承载的文化、教育、道德、艺术、健康、产业等多元势力，合乎当前国家深挖文化资源、促进体育消费。在增进人们生产生活幸福感主题的当下，我们不仅应对其蕴含的明心见性、增智健体、武以化人等复合功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多层次全方位宣传，而且还应在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合作领域，以“讲好中国武术身体故事”的新型叙事形式，向世人展示好其“治未病”“增智力”“健体魄”“全人格”“促和谐”等民心融通效益。

二、现阶段中国武术的文化主体性迷失学理解读

就目前中国武术的整体发展状况来看，它或许正处于前行路上厘清“我是谁”的忧郁和彷徨时期。因为，自近代以来，尽管众多武术界仁人志士给予中国武术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实践探索，形成了助推武术文化理论完善和相应传播方式改变新局面，但纵观其竞技体育项目改革之路、现代武术主体与技击的渐行渐远等现实效益。此类举措“不仅隔断了现代武术与传统的血脉联系，而且模糊了武术项目在国际化中的面貌”[22]。所以说，在现阶段中国武术发展遭遇文化身份迷失困境之际，我们应当以“当人走到岔路口犹豫不知何往时，一般都会回望来路;大调整时代的复杂多变，常常引致人们反思传统和文化”理论为遵循，对其主体性迷失缘由进行学理层面解读，以期促使中国武术能够及时驶离迷途[23]。

（一）地域空间硬环境延缓着武术文化资源系统性认知整合

众所周知，武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它不仅拥有中华母体文化的共同特征，而且还显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个性，更凸显着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诸多优势。但就当下全国范围内武术文化资源的系统性认知整合效果来看，碍于我国的行政地域划分客观现实、不同武术拳种政府管理职能部门政策支持力度，以及拳种自身所凸显的有序传承文化基因能量效益等复合因素影响，使得不同拳种的文化资源势力呈现尚未达到理想预期。这其中，尽管有如“嵩山少林武术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全球广开分寺，先后派出武僧到澳大利亚、美国、德国等地传授少林武功、讲经论法，广泛传播中国武术和禅武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播方式与途径。同时，各种少林武术表演、培训、旅游开发，乃至少林题材影视作品拍摄，已逐步形成一个以少林武术为核心的产业链群，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4]，但对于具有门派林立、拳种庞杂、套路多元等显著特征的武术文化共同体来讲，“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的美好图景，才应当是中国武术良性发展的真实写照。

因此，长期以来，虽然有学者“由于武术内涵丰富、涉及面较广，蕴含中国诸多古典美学、哲学、地域民俗学、文化艺术等内容，再加上其独特的地域属性，试图运用不同的视角对地域武术属性进行阐释”，并形成了系列性研究成果，且对相应武术拳种的拳学理论完善和知名度提升起到了有效促进作用[25]。但就中国武术文化共同体作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典型载体效益的全景式释放而言，门户之见的猜疑、正宗之争的诋毁、利益之欲的驱使等现实困境，都在无情的肢解着中国武术文化资源母体，消解着武术全方位宽领域传播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也进而使“武术在国际推广过程中，还存在组织不统一、各自划界，自行经营，以及部分所谓的‘武术大师，借助中国武术世界受宠的诱惑，在移居和留学之前仅在国内进修两三个月，就跑到国外打着某某传人的旗号，招摇过市，严重损害了中国武术声誉的严重问题”[26]。而此种状况，或许正是地域空间硬环境独特文化个性对中国武术文化资源整体效益的影响所致。

（二）历史发展单向性淡化着有形的武术身体文化集体记忆

从历史的时间维度来看，中国武术在其漫长的演变进程中，不仅成就了自身“以攻防技击为本质特征，以健体、防身、修身、养性为主要功能，以人体运动形式表现的中国文化形态”[27]，而且还凸显着“‘动静互转的气血调理之功，‘身心合一的修炼之法，‘自然而不强为的运动规律等蕴含阴阳互补哲学思想的武术功法习练理念，以及‘以逸待劳的克敌之法、‘点到为止的御人之术、‘拂袖而去的实力考量等等蕴谋略于身心的境界等独特的中华身体文化大智慧”[28]。但是，在中国武术的此种历史变迁过程中，我们也仅能借助拳谱、武术典籍、武术名人录、地方志、口述史料等载体，对汇入时间长河之中的武术文化信息进行探赜。因为，对于作为由中华优秀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国武术来讲，它依托于个体的身体修行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之境、形神统一之效、内外兼修之果等功能价值，也唯有通过武术习练的口传身授之法，武林宗师的弘道授业愿景，业界精英的身临其境体悟等多元形式，才能把其散落在历史洪流中的身体文化记忆重新找回。

这一点，或许仅从中华武林共同信仰的崇尚武德言行准则，就可窥见一斑。如《少林十戒约》（宗法第一时期）第九条云：“凡俗家弟子，不可轻以技术相授，以免贻害于世，违佛氏之本质。如深知其人，性情纯良，而又无强悍暴狠之行为，始可一传衣钵……此吾宗之第一要义”[29]。当然，对于武术界的此种择徒传技戒约，虽然它内在规定着新收学徒的择才标准，以期为各自门派事业的发扬光大吸纳有识之士，但此种苛刻的技艺传授条律，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着相应武术技艺的有序传承，进而出现“人在艺存、人亡艺失”的令人痛心事件。也因此，对于从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一路相伴走来的中国武术来讲，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在相应的历史时空，部分声名显赫的拳术名家、侠义之士为中国武术正向效能留下浓墨重彩的财富之外，在其他大部分时间，中国武术一直被当做“上不了大雅之堂”的末技，只能被归为江湖“游艺”序列。对此，从民国时期的国术游艺大会项目设置，以及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分类，足以体现此种状况。所以说，时光荏苒，它不仅黯淡了中华武林当年“华山论剑”的刀光剑影，而且还淘尽了诸多有独特音容笑貌的武林英雄，更淡化着除了现有的武术文化遗产（如名人故居、拳谱典籍、武术器械等）之外的武术身体文化集体记忆。

（三）社会分工精细化肢解着源流有序的武术文化信息全貌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在物质财富追求逐步达到满足之后，必然会对自身精神层面素养的改善提出更高要求。并且，也更会依据民众的现实所需创造出合乎自身文化发展的新业态。对于此，一方面，可能归因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分工精细化必然结果;另一方面，抑或是全球多元一体化趋势加剧，所导致的人类文化知识体系专业化发展必然要求。但就人类社会发展的此种客观规律来讲，中国武术在其长期以来不断完善的历史脉络中，应当同样有此种切身感受。因为，对于作为始终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國武术来说，它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精神提振效益、救国救民之时的血脉贲张能量，虽然为“强国强种”时期的中华民族振兴植入了动力源泉，激发了为民族独立而战的华夏儿女的昂扬斗志，并为中华文脉的延续烙上了“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积极而为”的独特身体文化符号印记，但在“社会化大生产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场域下[30]，受到市场需求的多元化、消费层次的专业化、目标受众的随意性，以及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持续推进等因素影响，使得中国武术的（套路、技击和功法）知识体系呈现出程式化和精细化特征。

然而，在中国武术相应知识体系专业化程度与时俱进的提升过程中，对于作为被中华传统文化观念滋养的武术传承人来讲，他们或许认为，西方竞技体育所强调的“更快、更高、更强”发展目标，显然不能够与中国武术技术上习练 “所追求的‘左右逢源协调、实现‘四面楚歌应对、达到‘八面玲珑境界”相提并论[18];现代学校武术教育所倚重的“体操化”教学内容，绝对不可能全然体现武术的意、气、力练功核心要素，而提出的“坚守‘以复习为主的传统武术教学理念，重视‘以育人为主的学校武术教育目标，彰显‘以体悟为主的武术教学实践路径”[31];大众武术推广所追寻的“利益最大化”产业链发展图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显然与中国武术所推崇的“重义轻利”武德信念“形同水火”。但就等等诸如此类的中国武术发展客观现实具体状况而言，中国武术诸多新型文化形态的出现，与其说是中国武术自身适应社会发展呈现的新动能，满足不同层次受众需求彰显的新使命，倒不如说是我们自身对中国武术当代发展前景的不自信、立场的不坚定、胸怀的不开阔，所导致武术推广人群的“鱼龙混杂”“各自为政”“自高自大”弊病，而暴露出中华武术界的墨守成规、门户之见观念，对于中国武术文化资源全景式信息有序呈现的独特贡献率的消解。

（四）价值理念“新”定位消解着全媒体时代武术传播效益

基于“价值理念是由人们关于价值评价的思想观点积淀而成，深藏于人的思维中并支配着人们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从而支配人们所有思想言行的一种主观框架和主观模式”客观理论认知[32]，人们必然会对其长期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形成特有的价值评价，并生成支配事物发展主流价值取向的普遍逻辑，从而使该类事物的科学理路呈现出应然规律性。当然，此种客观规律，对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武术创新发展来讲，它同样具有普遍适用性。因为，中国武术在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哺育的前进道路上，它不仅能够以“‘文化的方式向世界诠释其内隐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抱朴见素等核心理念，自强不息、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等中华传统美德，和而不同、武以化人、形神兼备等中华人文精神”[33]，从而获得国家层面对其作为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且“在地化”发展的典型载体殊荣，而且还能够“作为一种体育运动形式，通过调节人体呼吸，促进血液循环，调节运动习惯达到保持神经细胞活力，防止器官衰老化的作用，从单一的健身技能发展成一项综合运动”[34]，赢得“健康中国”新时代，为“只有全民健康才能全面小康”惠民工程的深入推进，所展现的“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国家层面武术扶贫文化认同效益。

然而，现阶段“在全球化、全媒体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多样化，历史虚无主义一度横行，解构历史，诋毁英雄、伟人成为一股‘潮流不良社会意识形态导向影响下”[35]，中国武术当代发展的价值理念（如“击败”“战胜”“KO”等）“新”定位，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武术的民众关注度，赚取了大量武术文化传播信息流量费（如“徐雷之战”事件），但诸如此类的事件背后的负面关联效应，对未来中国武术的健康前行来说，应当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正向效能削弱作用。对于此，虽说国家在2017年接连颁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对中国武术作为推动中华文化深度国际化传播赋予了典型载体使命，且足以彰显国家层面对于中国武术文化所凸显的家国情怀的厚爱。但也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武术界“私自约架”事件的不断发酵，所谓的“格斗狂人”叫嚣中华武林，以及以“武术打假”为幌子散发的“自说自话” 言论，对中国武术海内外民众的认知度、参与度和认同度提升，都产生了难以言说的负能量，进而消解了全媒体时代武术应当传播好、发展好的整体效能。

三、新时代树立中国武术文化主体性的推进路径

在知识经济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主旋律的当今时代，“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使用为基础，以创新的精神为先导，以人力资本的高价值运转为特征，以高科技产业和智力产业为支柱的新型经济”活动形式[36]，不仅促使传统工业社会时期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 ，逐步转移到人的创造力开发上，而且还使得人才的智力、资源的智能化程度等因素日益成为决定行业发展新高度的核心要素。因此，对于处于知识经济和后工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中国武术的文化主体性构建来说，它在汇入知识经济时代浪潮同时，更应当注重复合型人才，多维智力因素的引入，以及注重与关联性创意资源联姻，或许才能真正构建起合乎新时代特征的中国武术文化主体性新格局。

（一）精准阐发国家意志助推武术文化势力释放效益

当下的中国，俨然已经是一个多元“文化流”席卷神州大地的中华文化复兴盛世。国人中华文化深度阐释意识的逐步增强，在促使不同文化的各种资源效益次第呈现的同时，也更使得能够凸显中华文化精髓的中国武术的当代势力迎来了厚积薄发突破口。对于此，自2011年10月18日，国家层面提出“文化强国”战略以来，虽然有学者“从中国人、中华文化的角度出发，以展现中国国民形象为前提，以弘扬中华文化精神为根本，以构建中国国家形象为核心，提倡文化自觉的思想，体现崇尚和平的民族精神，搭建体育、文化交流的平台，展现厚德载物的胸怀，树立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目标”的武术国际化传播文化方略[37];以及鲜明提出“中国武术具有文化势力、道德势力、教育势力、艺术势力、健康势力和产业势力”等观点[21]，对中国武术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存在价值进行了学理层面论证，并设计了相应可行性操作路径。但就长期以来中国武术传承发展所遭遇的，如“学校武术叫的‘外在虚胖与内容的‘骨感无物;武术赛事的‘繁花似锦与赛事内容的‘空旷虚无;武术影视制作的‘怀旧情节与时代价值的‘错位分离;武术产业发展的‘头重脚轻与基础布局的‘散乱无序”[38]，以及“空间的挤压、文化的失根、技術的异化和记忆的消失”等危机现象[39]，却未曾给出“破解中国武术百年发展所面临之大困局”应答方案。

也因此，在新时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引领下[6]，中国武术理应以“支持中华武术等中华传统文化代表性项目走出去”“重点支持武术以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代表性项目走出去”等政策法规为重要遵循，对其破解当前社会存在的“当关注物质价值高于精神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在自己的文明里彻底迷路，与文化更是背道而驰了。丢掉了规矩、制度，就像看地图的时候，丢掉了比例尺和指南针。迷失了文化的方向，也就无法回到真正的精神世界了”[40]。因为，就当前中国武术的海内外发展现状来说，虽然国家层面依托孔子学院、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年等平台，希冀借助中国武术的海外认知度和美誉度，达到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国际认同效益，但由于“缺乏一大批思想觉悟高、教学内容标准统一、业务能力强的援外武术师资队伍”等客观现实[41]，致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不能停留在舞个狮子、包个饺子、耍套功夫上，不能满足于向国外提供一些表层的文化符号上”而导致中华文化外宣工作遭受质疑[42]。当然，此种质疑，绝对不是国内民众对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全然否定，而是国际社会对包括中国武术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内隐的独特精神标识、世界意义、时代价值，给予“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谐世界”营建所凸显的突出贡献率的渴望，也更是新时代中国武术推动中华文化深度“走出去”，进而影响海外主流人群价值理念所应彰显的使命担当。

（二）运用互联网思维破解武术文化资源地域性局限

当今时代，在“互联网+”的威力逐步渗透各个行业领域同时，更是催发了“文化强国”视域下诸如“文化+”“体育+”“武术+”等新型业态出现。这其中，武术作为我国具有典型地域性特征的文化资源，它更应当借助“互联网+”平台的多维效益，全力展现其共享经济时代独特的身体文化智慧资源优势。因为，“在网络文化已经深深注入人们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和生活方式的互联网时代”[43]，智慧资源的流动性、分享性、在线化特征，不仅能够影响中国武术所蕴含的多元文化力呈现程度，而且还能夠向世人展示中国武术文化共同体的开放程度。所以说，就长期以来逐步形成博大精深文化体系的中国武术而言，倘若某拳种传播主体要实现自身拳种资源的智能化开发，他也唯有找寻到合乎自身真实所需的智慧资源匹配方式为己所用，如应对“群众习练武术活动仍处于自发状态、武术竞赛尚未摆脱计划经济的运行模式、武术规则的不完善和裁判队伍的管理不够严格”等策略[44]，并把其“既反映着历史环境，又彰显出时代背景，同时还承担着文化传承功能”的华夏民族文化认同基础[45]，借助互联网思维，全方位展现其“坚持主流价值，蕴含人文关怀、体现时代价值、滋养受众心灵”的智能化资源开发社会效应[46]，进而凸显中国人积极而为的向上向善精神风貌，或许能够有条不紊地实现自身从内容到形式，再到价值理念传播的崭新方式推进，从而形成拳种自身文化资源智慧化培育路径越拓越宽之良性态势。

当然，从某种意义来说，运用互联网思维破解武术文化资源地域性局限，虽然能对当前中国武术发展提供与时俱进的新型开拓路径，并为武术文化资源拥有者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丰富提供新的获取手段，但也正是现代化智慧资源的通达能力效益使然，却凸显出武术文化资源拥有者（如秘技不传、宗法习俗、门户之见等）较为保守的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怀，进而延缓着武术文化资源的智能化开发进程，从而使其呈现出“传承主体断层、传授主体流失，导致传统武术‘承而无序‘传而不精;拳种意识缺失，传统武术文化被边缘化;传统武术地域传承空间同质化，制约了传统武术风格的多元化发展”等共性困境[47]。对于此，基于“互联网把各种事物从既成性、固定性、隔离性、暂存性中解放出来，让事物的本质和价值在人类整体时空中涌现和成长，让人类主体的创造潜能得以伸张和绽放”客观理论认知[48]，中国武术要创新其长期因地域限制所呈现的文化特性，它理应依托互联网的强力吸附和改造功能，把其从特定地理环境中的隔离性、固定性中释放出来，并让其透显的（如阴阳、八卦、太极）独特哲学思想，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中和泰和等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全景式展现互联网时代武术传播的正向效能，才能促使其突破地域限制的武术文化特征更具有普遍性。

（三）依托武术创意产业优势规避人为因素多维影响

总体来说，根据“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理论内涵所指[49]，要实现基于武术文化资源活化的武术文化创意产业培育，尤为重要的是，应当以明晰文化创意产业的特征、要素、意义为前提，对新时期武术文化创意产业的体系化培育进行顶层设计。因为，文化创意产业所呈现的“高知识性、智能化、高附加值、强融合性”特征[50]，在促使武术文化创意产品凸显全媒体时代的版权经济、数字化流动等特征。同时，更使得武术文化传播主体必须转变原来的工业化思维（如在“武术之乡”“知名村寨”大规模建设武术馆校和武术文化园区，以期扩大武术目标受众）发展理念，进而广泛有效开展其与发达城市的文化对接和战略合作，才能使其合理应对因“信息耦合时代的来临打破文化传播的时空界限，促使文化传播方式逐步发生改变，旧有的武术孤立开始与主流的耦合发展模式出现背离，滋生出主体定位同受需求之间的视域错层”等相关发展难题[51]。

因此，在现阶段的武术文化创意产业培育上，我们除了要“结合市场消费需求，运用科技手段，以武术文化为创意元素，将武术文化生产成富含创意的武术产品，并遵循市场经济模式开发营销”武术文化产品之外[52]，还应当以武术文化创意产业所彰显的，如在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助推部分濒危拳种驶离生存危机的先导作用;推动武术文化传播影响力提升，体现在目标人群的价值理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转变，而优于传统“说教式”宣传的积极效益;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合作过程中，借助武术文化的共享共赢互惠融通作用，以期达成的中华文化国际认同度提升新高度等复合效能，对其自身在以市场为主导的产业链营造、环境优化、文化力培育层面所展现的突出贡献率为根本旨归，以破解其长期以来因过多人为因素影响所陷入的尴尬之境。这一点，如国务院46号文件释放“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通过市场机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承办赛事”政策红利之后[53]，部分武术从业者和习武人员出于利益驱使，出现“私下约架、恶意攻击、相互诋毁、歧视他人”的有损中国武术健康发展的不良行为[54]。

（四）借助武术立德树人功效深挖其真善美呈现形式

国家层面不仅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接连写入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而且还屡次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核心议题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此种状况，足以说明“立德树人”已成为检验新时代教育工作开展成效的根本遵循。因此，在“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丰富拓展校园文化，推进传统体育等进校园”国家意志已成时代强音的当下[2]，作为长期以来在“以武育人、以武化人、以武成人”层面，始终凸显“求真、向善、尚美”等中华文化智慧精髓的中国武术来讲，它理应肩负起践行新时代教育系统“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典型载体使命。因为，在中国武术的孕育历程中，它不仅汲取了儒家、道家、禅宗，宋明理学及“陆王心学”等体现着华夏先民独特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和处世方式的民族文化价值理念，而且还展现着其精神提振、强种救国、悟道怡情、益寿延年等多元育人功效。由是观之，中国武术之所以能够长期被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更应该归因于它对个体的心智提升、体格健壮、社会适应、人格健全等综合素养提升所彰显的独特效益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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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政策法规司.体育总局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武术赛事活动监督管理的意见》的通知[EB/OL][2017-11-08].http：//www.sport.gov.cn/n316/n336/c83290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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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康智]

Reshaping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Wushu in the

New Era：Implication、Dilemma and Orderliness

ZHANG Bin1，LI Chen2

（1.College of P.E.，Huaihua Univ.，Huaihua， 418000，China;2.School of P.E.，Yangtze Univ.，Jingzhou， 434023，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field investigation and brainstorming，using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culturology，sociology and communication，and guided by the national will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this paper makes a rat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design of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Wushu in the new era，reshaping its value，losing its predicament and promoting its path.

Key words： New Age;Chinese Wushu;Cultural Subjectivity;Lost Dilemma;Construction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