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摘 要：芋头是夏威夷土著居民的主食之一，其传统种植及食用实践最能集中体现夏威夷土著本土知识及信仰体系，从而使得芋头以“物”的方式承载与传递了夏威夷土著居民的民族认同，并拉开了与美国联邦政府同化诉求的差距。面对夏威夷“王国”倾覆的惨痛历史以及被美国占领统治的现实背景，夏威夷土著居民始终坚持芋头的传统种植和利用方式并以类似行动表达民族自决的强烈意愿。通过对夏威夷当代芋头种植和利用的深入探讨，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視夏威夷土著居民对美国联邦制国家认同的背离。

关键词：芋头种植;民族认同;夏威夷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6-0001-08

引言：民族认同的共有依据

学界将民族认同普遍定义为自我认同、归属感、积极的态度和民族卷入[1]，亦或是仅作为一种包括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和身份承认的认知[2]。同时，根据曼威·柯司特的观点，建构认同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生产与再生产的制度、集体记忆及个人的幻想以及权力机器及宗教启示等，但这些材料的意义却由集体认同的建构主体及其目的来决定[3]。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认为文化是特定人群为了适应特定环境的手段，并据此提出“文化生态共同体”的概念[4]。以上述定义为依据，在分析夏威夷土著居民，与美国联邦政府的关系时，就会很自然地发现夏威夷土著居民的民族认同比对美国联邦政府的认同更为凸显和强烈。

笔者在夏威夷大学留学期间，有幸结识很多出生于夏威夷土著民族的教授、同学和朋友，在与他们交往过程中，总能明显感觉到强烈的民族自决意愿，并时常把这样的意愿与传统文化的实践结合起来。具体体现为将民族认同与以芋头为代表的农作物的传统种植和利用紧密结合起来。他们一致认定“芋头”并不是简单的植物或食物，而是与他们的祖先和他们自身有着密不可分血缘关系的神圣之物。他们将“芋头”称为“kalo”（卡洛），并以此为依据界定他们与那些主食为面包的美国本土居民的关系。从他们的表述和情感流露中，不难发现他们是将民族意识与“芋头”这种作物联系在一起，通过这种物化的方式，去确认民族认同的共有依据。

一、学者如何看待“芋头”与民族认同

笔者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还发现，芋头并不是夏威夷群岛的本土作物。而是在公元9世纪至10世纪之交，由波利尼西亚各民族从遥远的南太平洋诸岛传播到夏威夷的，和芋头一并传播的外来物种还有香蕉、面包果、椰子、莲雾、甘蔗以及山药等等。因此，芋头对夏威夷土著居民而言，理当称为外来物种。夏威夷土著居民似乎是将外来物种确立为民族认同的依据。就笔者所知，类似的情况在此前的民族学研究中还很少碰到过。此前学界对夏威夷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乃至对芋头的种植和利用的研究也可以提供一些旁证。大体而言，此前已有的研究要么仅关注夏威夷芋头种植业的盛衰，要么重点关注夏威夷的历史。当然，也不乏学者高度关注夏威夷土著居民与美国联邦政府之间格格格不入的关系，特别是他们对建立在夏威夷的美国海军基地存在着极端仇视的怨愤。

学者对全球芋头种植业的盛衰，早已做过了综合性的探讨。其代表作品包括：向华等的《世界芋头生产布局与贸易格局分析》侧重阐述了芋头在生产、贸易及发展方面的现状及趋势[5]。常蕾、汪翔的《世界芋头产业发展现状综述》从5个方面全面地对芋头产业进行概述，包括芋头的起源、品种、生产情况、生产国情况、消费和进出口情况及发展总体趋势[6]。对夏威夷芋头种植业展开系统研究的代表，首推约翰等人合著的《夏威夷的芋头，过去与未来》一文，他们对夏威夷芋头做出了系统的研究，资料价值和参考价值极高。特别是该文还涉及芋头与夏威夷文化关系的讨论[7]。此外，汉迪与伊丽莎白的《古代夏威夷的本土种植者：他们的生活、知识与环境》从夏威夷作物种植出发，结合当地传统信仰与文化的关系入手，提出了夏威夷的民族认同的新观点，则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推进了一大步[8]。夏威夷的历史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在从一个独立的“王国”到被美国兼并，在成为美国联邦的一个州的历史过程中，夏威夷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也历经了痛苦和失落。夏威夷土著居民对这样的历史记忆始终未能忘怀。从1778-1779年间库克船长造访夏威夷以来，大量移民涌入夏威夷，其后，美西战争爆发，美国趁机兼并夏威夷，并在夏威夷展开了军事部署。紧接着美国和日本又在夏威夷展开了海战，最终美国取得了胜利并巩固了其在夏威夷的存在。之后，全球化的浪潮又席卷了夏威夷。与之相应，夏威夷土著居民对于保护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争取民族独立，争取政治权利的呼声，随之日益高涨。以至于学者对夏威夷的历史研究报以极大热情。中国学者王华的《国内外学界的夏威夷历史研究评述》一文，总结了从19世纪至今的夏威夷历史研究成果[9]。王华同时对夏威夷的宗教变迁、檀木贸易以及社会构建等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马腾嶽的《当代夏威夷民族主义及其政治运动探析》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夏威夷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及其与不同时期美国联邦之间法律的关系[10]。国外的相关著作较多：美国学者马歇尔·萨林斯的《历史之岛》影响最为深远，该书呈现了欧洲的外来者，进入夏威夷诸岛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11]。萨默尼的《从第一条独木船到州的建立：夏威夷八百年的经济与政治变化》一文则阐述了波利尼西亚人从最初来到夏威夷，并逐步发展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经济与政治冲击[12]。总体而言，学界对夏威夷土著居民如何应对历史变迁的相关讨论则有待深入。

事实告诉我们，随着资本的介入及现代化的发展，夏威夷的芋头种植不断受到濒临破产的威胁。也正因为如此，芋头在夏威夷土著居民的内心世界的地位中，得到了激活和提升。在一定的意义上，夏威夷土著居民的芋头种植成为他们与外来入侵势力的抗争，以及对恢复土地主权及传统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标志。夏威夷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具体受到了哪些方面的冲击？土著居民为什么如此看重传统的芋头种植？夏威夷土著居民要争取怎样的文化及政治权利？这些问题自然成了亟待加以深入探讨的课题。在笔者看来，夏威夷传统农业的历史盛衰乃至当代的民族自决与类似芋头这样的普通作物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从芋头在夏威夷土著居民心目中地位入手，去透视夏威夷土著民族要求民族自决的文化逻辑，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径。

二、夏威夷芋头种植的历史、信仰与传说

根据以格尔兹为代表的民族认同“原生论”者的观点，民族的情感纽带是人类本身自然属性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民族是以亲属关系、邻里、共同的语言和关于超自然的信仰以及某些该群体起源的叙事和神话，以及神圣的归属感，这些原生要素为基础的，所以民族归属感的持续是个人认同的基础。对民族成员来说，原生性的纽带和感情是根深蒂固的和非理性的、下意识的”[13]。具体到夏威夷土著居民而言，他们民族认同的原生性，其实与他们模糊的历史记忆直接关联。第一批波利尼西亚人，大约于公元4世纪，乘独木船从社会群岛和马克萨斯群岛，最后来到夏威夷群岛，并成为这里最早的世居居民。夏威夷民族历史就此拉开了序幕。然而，在夏威夷土著居民的民间传说中，芋头却是先于夏威夷土著居民之前，就以祖先与神的形态出现在夏威夷，并对夏威夷土著居民的民族认同，起到了血缘与归属认同的奠基作用。

夏威夷群岛地处温暖湿润的赤道热带雨林气候带，这样的气候环境为芋头种植提供了良好的气候条件。群岛气温常年处于26摄氏度左右，阳光充足，很适合芋头球茎的发育和膨大。同时，夏威夷的泥土有机质及矿物质含量丰富，充足的雨水及地下淡水资源，为芋头在当地的生长提供良好土地资源。尽管如此，根据细胞学与考古学研究的发现，芋头并不是发源于夏威夷群岛，而更可能起源于现代所称的中印半岛和南洋群岛。直至公元前1600至1200年间，才有考古证据表明人类开始在不同的地方驯化种植芋头[7]。而芋头在夏威夷得到驯化种植，仅是近一千多年的事情。据夏威夷大学热带农业与人类资源学院（UH-CTAHR）统计，1928-1935年夏威夷群岛的芋头品种有200种之多，历史上在岛上的芋头田最多时达到20000英亩。随着芋头种植规模逐渐萎缩，如今的种植面积还不到400英亩。最大的芋头种植农场为毛伊岛的Lehua农场。

当代夏威夷居民的主粮已经不是芋头，而是小麦与水稻了。但芋头仍被夏威夷土著居民视为主食。因此除了食物功能之外，芋头在夏威夷土著居民当中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从不同品种的芋头产品，在不同等级居民享用权的差异，就可以得到印证。在众多的芋头品种当中，有的主要是用来举行仪式和敬神的，还有的品种，比如红色品种Lehua;以及Pi‘iali‘i仅供酋长（ali‘i）享用。另外的一些品种的芋头，比如Lauloa和Haokea等，由于辛辣味较淡，而作为药物去使用。由此看来，芋头的品种在夏威夷土著居民心目中，呈现为不平等的存在，而对它们赋予了等级有别的社会属性认定。这至少表明芋头驯化培育成功，已经嵌入进了他们的社会结构之中，从而获得了伦理道德层面上的不同定位。如果他们对芋头的依赖时间不长，對芋头的认知不深，显然不会发生这样的文化反馈机制。

更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在夏威夷土著居民社会结构中，是一个具有核心地位的社会单元。而在当地的夏威夷语言中“家庭”这个词语也与芋头直接关联。“ohana”指代家庭，在这个语词中词根“oha”则是指芋头主球茎的顶芽，相应的主球茎被称为“makua”，家庭ohana中的na一词则是该词语的修饰语，含义是指祖先。原来当地土著居民在种植芋头时，都用有腋芽的球茎切块作为种子去播种。所有从球茎中长出的腋芽被他们称之为“Huli”。虽说只要有Huli球茎切块都可以用于播种，但是无论连续种植了多少代，土著居民始终记得其中的哪一株是从ohana的顶芽结出来的芋头。而且要世世代代将带有oha的芋头植株栽到田里，使其生命代代相传，永不中断，并以此象征自己家族的子孙繁衍，永不终结。以至于笔者在田野调查时，不管是哪个人家种植的芋头地，主人都会做到准确无误地告诉你，其中的那一株是从makua长出的oha繁衍出的植株。因为这个植株是他们家血脉相传的物证。不仅如此，还要将这个makua和它长出的oha传给子孙，因为这就是他们家庭的“根”。对于他们之所以这样认识和理解他们种植的芋头，而且要将oha作为母种代代相传，可从当地居民的传说中寻找其文化逻辑依据。

根据夏威夷土著居民的宗教信仰体系，芋头是他们的先祖变成的。芋头的传说来源于Papahānaumoku 和 Wākea，Papahānaumoku是夏威夷土著居民的天父，而Wākea是地母。天父和地母生有一个女儿，名叫Ho‘ohōkūkalani。当Ho‘ohōkūkalani长大之后，她怀上了天父的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因为早产而没有存活下来。Ho‘ohōkūkalani将这个孩子取名为Hāloanakalaukapalili，并将孩子埋在了泥土里。后来，从埋葬Hāloanakalaukapalili的地方长出了第一颗芋头，芋头成为了夏威夷人的主要营养来源，养活了世世代代的夏威夷人民。后来，Ho‘ohōkūkalani生下了天父Wākea的另一个孩子，这次生下的是一个健康的儿子，为纪念他的姐姐，将他取名为Hāloa。Hāloa是夏威夷人的第一任酋长，是夏威夷土著共同的祖先。①①参见夏威夷大学官方网站：https：//manoa.hawaii.edu/hshk/ka-papa-loi-o-kanewai/history/。

因此，在当地传统的信仰当中，芋头是夏威夷土著居民群体血缘认同的重要渊源。在夏威夷人的眼中，他们的先祖芋头通过自身的营养滋养子孙，保持后代的健康。因此芋头是神圣的，种植芋头与保护芋头，生长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是严肃而意义深远的事。夏威夷各民族通过芋头种植不断地实践着对祖先认同，血缘认同感及民族认同。在家庭中或聚会上，他们食用芋头的过程，无不体现对先祖的缅怀，并以此加强了民族的凝聚力。

直到今天，不仅是芋头园的主人，而且每一位来访者，一旦进入芋头园参观，主人和来访者都要表示自己的虔诚，谦恭与友好。表达的方式通常是经过用心的穿着，严肃的仪表，并用夏威夷语唱传统的神歌。歌唱的内容通常是对天地的敬畏，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对家园和亲友的热爱。芋头园的主人一旦听到“神歌”声音传来，马上就会明白有客人来访。他们便会停下劳作，洗净手脚，穿上传统的夏威夷布做的服装，用同样的神歌回敬来访者。这样的对唱者可能是两人，三四人或者更多。对歌结束后，来访者才被邀请到芋头园进行交流。

主宾之间会以相互拥抱的方式致意，如果主客双方都是男性，那么主客间就可以行“碰鼻礼”。也就是双方用鼻子相互摩擦，以便通过深呼吸去吸到对方体内的空气。在夏威夷土著居民看来，鼻子里呼出的空气比口腔里的空气更纯净，交换体内的空气，表示彼此的认同，并以此鉴定对方是否真诚。如果来访者是首次到达，芋头园的主人就会热情地介绍他的芋头园，介绍芋头种植及生长情况，其中肯定告诉你，那一株是从makua中的oha长出来的。如果来访者是熟悉的当地人，主人与客人就会一起交流关于芋头与神的话题等。经过一系列的仪式之后，来访者便可以与主人一起下到芋头地里，夏威夷土著民族会手拉手围成一圈，开始用夏威夷语对天神、地母进行祷告，感谢上天给予的土地、阳光、水等一切恩赐，求众神保佑。接下来大家还会用黑色的泥浆，抹满自己的腿部和胳膊。并一道从事除草，种植，收割等田间劳动。劳动的场面热闹非凡而富有情趣。芋头地通常都是在泥水当中，灰黑色的泥巴会没及膝盖，富含火山灰的泥土对于人体来说是健康的，其多种矿物对人的身体有利。不仅如此，于天地间种植芋头，是一件令夏威夷人引以为神圣和自豪的事情。

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夏威夷土著居民种植芋头并不像我们种植水稻那样，在一年当中按照节律的持续循序进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而是在一年中，天天可以种，天天可以收，天天需要锄草。只要需要食用，随时都可以收割芋头。收割的同时，只需要将带有huli的切块就地种下，收和种都一并完成。因而在他们家地里和村庄里都找不到仓库。因为他们的传统种植办法就是“藏粮于地”，他们的食物必须是活着健康的芋头，而不是休眠或死去的芋头。

三、芋头的食用也在实践血缘认同

夏威夷土著居民食用芋头的主要方法是将芋头做成芋头泥。芋头泥在当地语言中被称为“poi”。夏威夷土著居民将芋头的球茎洗净煮熟，剥去外皮，趁热捣碎成柔滑的泥状。芋泥其性质很像中国人吃的糍粑，不过他们不是马上就吃，而是将芋头装入陶器里发酵，使其出现酸味后再去食用。夏威夷土著居民会在芋头泥中加入菌种，导致芋头泥持续发酵并发胀，味道逐渐发酸。夏威夷人根据自己的饮食喜好决定发酵的时间长短，通常3-5天后，即可食用。而发酵的时间越长，酸味就越重。poi在夏威夷土著居民中普遍食用，是一种备受青睐的主食，同时也随之产生一系列的包括制作工具、工艺等装备体系，并因此而构成了芋头泥文化的一系列标志性特征。

时下，有的媒体正是根据这一标志性特征，将夏威夷传统芋头饮食习惯，理解为一种对抗经济全球化的文化自觉的“表达”。评论者说：“在全球饮食口味和体验渐趋一致、人们只能被动消费批量产出的食品之际，自己酿造或腌制食物，制作出展现自我和居住地特色的独特食品，的确就是对这种经济模式最有力的对抗、就是向这样的经济模式宣布自己独立！”①①参见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hb/2014/06-25/6319868.shtml。

芋头除了能提供维生素矿物质或其他营养物质，能够为夏威夷土著居民提供食物外，还有其药用价值。诚如《夏威夷群岛草药》一文所言：将供药用的非食用芋头品种洗净，把叶柄切断，从切口流出的液汁外敷于伤口处，据称刀傷口就很快愈合。这是因为这种液汁有止血作用[15]。将某些药用芋头的品种的块茎与其他药配伍，可以治疗便秘。此外有人证明，芋头泥可以作为过敏儿童的辅食。还有的研究表明芋头泥，可能同时具有抗肿瘤和激活免疫力的作用。②②参见夏威夷大学官方网站：https：//manoa.hawaii.edu/hshk/ka-papa-loi-o-kanewai/history/。 夏威夷土著居民之所以认定某些芋头有药用价值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他们传统文化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其间纽带就在于人的生命和芋头生命是同根所出，因而芋头自我疗伤时流出的汁液，对人治疗刀伤也就具有同样的功效。芋头生长中可以抵御各种干扰，那么对外界抵抗力强的芋头品种，当然可以治疗小孩的过敏病症。芋头不会长肿瘤，那么和同根所属人类吃了芋头泥，也就不惧怕了肿瘤病患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认识和理解，还会不胫而走，被出生于夏威夷的大学师生带到现代化的校园中去。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主校区校园内的学生中心，设立着一幅巨大的壁画，上面画着一位大叔（Uncle Harre）与孩子们一起种植芋头的情景。夏威夷大学对于夏威夷文化保护和传承相当重视，在校园内的檀香山多尔街（Dole Street）的马诺阿（Manoa）小溪旁开辟有一座芋头种植园，面积为3英亩左右。种植园名叫Kapapa Loi，词语中Loi就是“河流边的泥潭”的意思。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土著夏威夷人或者认同夏威夷文化及传说故事的人，都可以通过预约来到这片学生种植园，观摩甚至参与芋头田间劳作。芋头种植园每年接待的来访者多达到3000人。这里是芋头种植实地体验、可持续的科学研究、传统文化活动的平台。为了保护芋头品种的多样性，芋头种植园轮种多种芋头。芋头种植园里有一个传统的人字形草棚，木质框架结构，干椰叶覆盖，是供人们举行相关仪式及聚会的地方。这样的学生活动平台在高校之所以得以传承。其原因全在于土著夏威夷师生一直相信只有和芋头种植和食用相生相伴，自己才能求得心理和身体的健康。这正是虽然他们进了现代化大学，但却始终不忘记自己血缘由来的实践表达，也是他们传统文化的逻辑推演的生动写照。

四、夏威夷民族认同的当代表达

总体而言，夏威夷芋头产量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而总体呈下降趋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如下几个主要方面：首先，夏威夷土著居民人口的减少。1778-1779年，库克船长带领他的船队来到夏威夷群岛。他们的到来也带来了疾病，纯净环境下的夏威夷土著居民，对疟疾等疾病缺乏免疫能力。由于染上这类疾病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因而人口数量急剧减少，从1778年的约30万人减少到了1900年仅存的 3万人。这些疾病不仅让普通的岛民深受其害，甚至连王室成员也不能幸免。人口的减少，直接导致了芋头种植规模的萎缩。其次，市场干预下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张，挤占了种植芋头的土地资源。大米、甘蔗等作物引入夏威夷后，对芋头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人力和资本的投入，纷纷向经济作物偏移，导致芋头失去社会力量的支持。1900年，夏威夷芋头种植面积约为1280英亩，①①参阅Hawai‘i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ervice. Spreadsheet of historical data on taro production. Hawai‘i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Honolulu。 到了1941年仅存920英亩[16]。相比之下，1907年的大米种植面积却达10000英亩[17]。再次，由于全球市场及工业化的发展，导致夏威夷群岛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损害。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会传染给芋头的农作物病害，通过外来作物的引进和人口流动而被带到夏威夷，从而使得这里芋头难以抑制该类病害。尽管植物学家做了大量研究，最终还是没有根治此类病害，因此影响到芋头的种植规模。最后，外来资本的介入与经济模式的转变，加上政治统治的强化，特别是美国军事设施的兴建，最终都使得夏威夷外来人口的剧增，食物结构发生了逆转，芋头等传统作物被排挤到边缘化地步，夏威夷的芋头种植业至此步入了日趋衰败的困境[12]。

芋头在夏威夷的生存危机引起了夏威夷土著居民的极大恐慌，强烈反感和高度重视。他们将芋头的命运其与自身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并向他们心目中的外来者发起反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各地殖民地的纷纷独立，夏威夷土著居民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也随之被激活。对神的信仰等陆续在夏威夷土著居民的语言、音乐、舞蹈之中次第复苏。文化与民族认同的复苏，最终都发展为对美国联邦政府的疏离。

夏威夷土著居民最现实的诉求，突出表现为对争取夏威夷土地资源回归的抗争。1970年，美国为了建立度假村而驱逐了夏威夷岛上Kalama峡谷的土著居民。夏威夷的土地抗争运动，自此拉开了新的序幕。回收土地的浪潮，后来逐步扩大到希望收回美国在夏威夷所建军事基地的土地产权。当地居民回收土地的理由十分清楚，那就是美军军事基地的演习破坏了生态系统，而且美军的存在和军事基地的运行污染海洋环境及岛上环境。2015年6月，上百位夏威夷土著居民聚集在夏威夷希罗岛的Mauna Kea，抗议并阻止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光学天文望远镜的建设施工。夏威夷土著居民认为天文台的选址正好位于他们心目中几位神灵的居住地，因此望远镜工程侵犯了当地的神灵。为此，他们穿着传统的夏威夷土布服装，唱着当地的神歌，举行祈祷仪式，戴着鲜花做成的花环，阻止施工车辆正常运行，甚至连夜晚，都搭上帐篷守夜。

夏威夷土著居民由芋头引发的民族认同，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政治行动。从表面上看，不免让世人发出这样的误判：夏威夷既然是美国的一个州，这些土著居民地所做所为，显然违背了美国联邦法律，其遭到来自联邦政府抵制，外人也就无话可说。但问题在于，这其间关系到一系列跨文化背景下的法律适用问题，还涉及到极为敏感的文化意识问题，既然如此，美国联邦政府法令是否适用于这些居民就值得做出学理性剖析了。

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夏威夷群岛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美国在美西战争中打败了西班牙，接管了西班牙在太平洋沿岸所有的殖民地。如果按照当时的主流与政治意识，美国联邦政府的身份就是不折不扣的新殖民地“宗主国”。然而，当时联邦参众两院，最终否定了自己是新殖民地宗主国的这一法理定位。明确宣称美国联邦法不适用于这些殖民地，美国联邦政府只是“托管”这些地区而已。同时，在美西战争之前，美国总统门罗公开推行“门罗主义”，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不是欧洲人的美洲”。值得郑重指出的是，所谓的“门罗主义”是针对美洲国家政治层面而提出的政治主张。因而当夏威夷没有成为独立国家之前，“门罗主义”同样不适用于夏威夷，更何况夏威夷本身并不位于美洲，而是与亚洲国家关系更为密切，其国王甚至派人朝贡过中国，因此“门罗主义”更无法适用于夏威夷群岛。于是诸如此类对夏威夷群岛而言的法理爭辩，进行了几十年。其后，世界范围内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于战后正式建立了联合国。联合国本身就是超越国家跨越民族的协调机构，因而联合国的相关决议从法理意义而言，也就适用于美国如何处理夏威夷的关系了。

1946年，联合国将夏威夷列入了非自治领地范围。根据这一条款美国负有责任负责引导夏威夷逐渐实现其独立。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授权美国引导夏威夷独立，而不是批准美国联邦政府兼并，而使其成为自己的一个州。然而1959年，美国在夏威夷举行全民公决之后，宣布夏威夷作为美国第50个州加入美国联邦。这样的结果明显违背联合国授权。因而美国这一做法纯属赤裸裸的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而夏威夷的土著居民也是从这样的法理出发，认定美国联邦政府是一种非法军事占领，他们致力于恢复独立的民族分离运动也就不难理解了。

长期以来，夏威夷土著居民与美国的土地抗争从未消减，相反愈演愈烈。夏威夷土著居民强烈要求保留土地，用于他们传统的芋头种植农业，这些意愿表达以及运动是符合落实联合国的决议的，它们逐步演变成了民族自决的独立运动。1993年，超过10000名夏威夷土著居民在檀香山聚集，大规模抗议夏威夷王国被兼并的惨痛历史事件，并正式要求实现真正的独立。恰好就在此前1年，美国主宰的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动用了各式各样的非法手段，颠覆前苏联和南斯拉夫，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引发世界范围内的非议。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1993年，经美国参众两院投票通过授权克林顿总统签署“道歉法案”。该法案宣布由美国总统代表美国人民，为1893年美国政府非法军事侵略夏威夷王国正式道歉。据此，各种相关的民族认同行动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是夏威夷土著居民闹分离而是要美国政府为历史上的非法侵略行为承担责任，落实联合国决议，引导夏威夷实现真正独立。

五、小结

诚如斯图尔德所言，夏威夷土著居民有着独特的历史并曾经拥有过自己的独立王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已高度适应于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并建构出其完备知识和技术体系。芋头种植则是其标志性的文化事项而已。与此同时，夏威夷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民族一样，建构了严密而有效的族际社会网络，这维护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实现了文化有序有节的共享。因此，要真正认识和理解夏威夷土著居民的民族认同及其衍生出来的政治行动，也应按照斯图尔德的主张，将夏威夷的文化生态共同体作为一个基本单元去展开学术分析，方能做出符合学理的正确评价。就此意义而言，夏威夷土著居民对芋头种植和利用的成就，正是其文化变迁的必然结果。由此而引发的政治纷争，也就成为了可预料的事情。此前的研究，由于是按不同学科分别展开而形成的结论，其适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因学理体系不同而互有区别。在这一问题上，生态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相比，它的长处在于其学科的定位和形成的结论是在长时段、大尺度范围内都可以生效，因而可以从芋头种植出发，清晰透视夏威夷的历史，透视当代国际关系的问题。生态民族学具有更远的视角，更有助于澄清历史积淀下来的是非曲直。

参考文献：

[1] Phinney， J. The 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A New Scale for Use with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from Diverse Groups [J].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1992（7）：156-176.

[2] Carla， J.， & Reginald， J. Racial Identity， African Self-Consciousness， and Career Decision Making in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Women[J].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1998（26）：28-36.

[3] 曼威·柯司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玲，等，译 .台北：唐山出版社，2002.

[4] 朱利安·斯图尔德.文化变迁论[M]. 谭卫华，罗康隆，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 ：32.

[5] 向华， 吴曼等. 世界芋头生产布局与贸易格局分析[J]. 世界农业， 2018 （10）： 144-150.

[6] 常蕾， 汪翔. 世界芋头产业发展现状综述[J]. 现代农业科技， 2019 （2）： 57-59.

[7] John J. Cho， Roy A. Yamakawa， and James Hollyer. 2007. “Hawaiian Kalo， Past and Future”[J].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SA-1. 1-8.

[8] Handy， E.S.C.， and E.G Handy. Native Planters in Hawaii： Their Life， Lore， and Environment[M]. Bernice P. Bishop Museum， Honolulu. Bull，1972：233.

[9] 王华. 国内外学界的夏威夷历史研究评述[J].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6）： 97-106.

[10]马腾嶽. 当代夏威夷民族主义及其政治运动探析[J]. 世界民族， 2017 （4）： 10-25.

[11]Marshall Sahlins， Islands of History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2]Sumner L. Croix. “From First Canoe to Statehood： Eight Hundred Years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Hawaii” [J]. Austral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19（59）：2-23.

[13]袁娥，陳晓婧. 当代民族认同的建构思考——新时期沧源地区佤族认同建构实践 [J]. 民族学刊， 2011（3）： 75-80.

[14]赵新增，王鸣等. 夏威夷群岛草药 [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2009（15）： 8.

[15]Smith， J. 1902. Annual report of the Hawaii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Office of Experiment Stations， Washington， DC，1901：361-379.

[16]Hawai‘i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ervice. Spreadsheet of historical data on taro production. Hawai‘i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Honolulu.

[17]Crawford， David. Hawaiis crop parade [M]. Advertiser Publishing Co. Ltd.， Honolulu，1937：305.

[责任编辑：罗康智]

Taro Planting and Hawaiian Ethnic Identity

ZHANG Y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Taro is the staple food of indigenous Hawaiian. Practice of its traditional planting and consumption best reflect native Hawaiian knowledge and belief. Thus taro as a material object carries and delivers indigenous Hawaiian ethnic identity， which is discrepant with assimilation by federal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frontingthe overthrow of Hawaiian Kingdom and occupa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indigenous Hawaiian insist in strong self-determination by practicing traditions like taro planting and consumption. Therefore， research on taro in contemporary Hawaii providesperspective of how indigenous Hawaiian deviating from state ident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Key words： taro planting; ethnic identity; Hawai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