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苑慧

摘 要：随着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恶化，生态恢复和建设理所当然的被提到当代人的社会议事日程。随着都市飞速的扩大，都市人群与大自然疏离越来越令人堪忧，于是在生态文明建设被确立为基本国策大背景下开始，都市环境中的景观配置也就很自然要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框架下，去加以逐项落实。云南省和昆明市当局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对残破不堪的莲花池景区实施了重建，形成了颇具感召力的莲花池公园。应当承认这是一项重要的都市生态景观配置的举措。因而其间的经验与教训必然复合并存，总结其间的经验，规避其间的教训，提炼出当代都市生态景观配置的学理标准，才有利于今后类似工程建设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都市生态景观;配置;莲花池公园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6-0009-10

一、莲花池公园重建引发的争议

2003年云南省政府提出以生态建设为前提的城市规划目标，不仅要打造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形象和品牌，完成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还要对中心城区的园林绿地系统进行规划。在保护城市的自然山水空间基础上，保护老城的历史格局和风貌，保护昆明重要的历史地段和村镇，保护昆明文物古迹，保护昆明优秀的历史建筑，合理布局和建设一批具有地缘文化特色、令人难以忘怀的标志性文化设施[1]。出于对这一规划的响应，2006年昆明市委、市政府将莲花池列为历史文化名城项目建设和首批城中村改造试点，并随机启动了莲花池公园重建工作。2006年12月20日，莲花池片区拆迁工程启动，2007年8月，投资5000余万元的817亩莲花池公园开工建设，至2008年9月29日开园，整体重建[2]。然而开园后，却随即引发了始料不及的争议，即莲花池公园修建能否真正改变周边的城市生态环境。原因全在于當代搞都市生态景观配置，本身就是一件新鲜事物，万事开头难，有争议反倒是好事，因为可以从中吸取经验、规避教训，以便使城市景观配置做得更好，更能够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要求，更能贴近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这个意义上说，系统剖析莲花池公园重建的利弊得失，不仅有利于昆明市的生态建设，还有助于推广到全国各个城市，为今后的都市生态景观配置提供一个可资仿效的参照和借鉴。

既然省政府要求对都市生态系统进行系统规划，而且还要将城市的自然山水空间在恢复的基础上重建，那么整个规划显然需要与莲花池所处的生态系统相对接。并必须确保园内稳定地拥有尽可能多的绿地，但公园建成后，但凡与莲花池相关的诗词歌赋、人物和建筑全部囊括进园区，甚至把记忆中的苏州园林建筑也按照自己的想象加以修复，同样塞进园区。开园后1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规划昆明》一书，书中明确指出今后在昆明市的所有生态建设规划，都指向将昆明建设成绿色之城、生态之城、文明之城的目标。但如果把重建莲花池与之相比较却不难发现，这对何为绿色、何为生态、何为文明的认识上存在极大偏差。要知道任何生态系统都必然有其在地性，任何一个部分必然与整个生态系统保持着物质与能量信息交流关系。换句话说，当代都市生态景观配置需要与周边的生态系统保持一致，并使之获得自我组织、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而只有这样呈现的配置，才能称之为当代意义上的绿色生态城市。而所有的市民都能把这样的生态和绿色要求，纳入自己的日常行为规范，也才有资格称得上是文明之城。然而重建后的莲花池公园，其间的花草树木是否符合绿色、生态人文之意图，这还有待商榷，虽说公园中花草树木比比皆是，但仅是人工雕琢出来的“大盆景”，距离现代都市的生态景观配置相去甚远。因为这样的认识错误引发民众的困惑，并由此引发出以当代都市生态景观配置相抵牾的个人或小集团诉求来，比如确实有市民反映，为何不在莲花池公园修建适合休闲跳舞的广场;还有人建议为何不在园区内建娱乐设施。这样类似的意见显然与生态建设的目标相背离。民众要跳舞，不是早就有广场嘛，干嘛要塞到莲花池来？诸如此类的纷争不一而足，这就难怪主管人员要哀叹“众口难调”。之所以难，“不是难在市民的诉求太多”，而是难在主管部门没有把当代城市生态景观的功能想明白，才会表现得对市民诉求无所适从。说到底一切争议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都市生态景观的功能该如何定位？而这才是本文需要深入探讨的当代大问题。

二、莲花池的岁月沧桑

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昆明，有它独特的文化生态历史过程，莲花池作为它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也有它自己的文化生态发展历程。今天都市呈现给世人的生态景观，只能是在其文化生态基础上的历史积淀总成。同时也具有当代社会赋予它的一系列新的内容，其间最缺乏的并不是林立的高楼、宽阔的大路，恰恰是活的生态系统。而当代都市搞生态建设就是要通过再配置的手段，补救当代都市生态景观的缺失，这样的再配置同样要借助文化去完成。不过需要注意是，昆明城市的历史定位本身就是多民族、多文化共同建造的城市，人为放大任何一个文化，去加以生态补救肯定不行。凭借个人好恶，去放大发生在莲花池的人物和事件，更是违背了当代生态景观再配置的初衷。历史典籍告诉我们：在公元前后，今天昆明市所在地，大部分还是烟波浩渺的滇池，而因滇池得名的古滇国，其都城就在今天昆明市以南的晋宁县石寨山。更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开辟了西南夷，建立了益州郡，同时又保留了古氐羌民族所建设的古滇国，同时不同民族在这里定居交流，各自的文化可以并行延续。前来定居的汉族居民，可以按照中原方式种地，当地古氐羌各民族，则可以按照自己的传统，不管是从事畜牧还是渔猎采集都无不可，从而这才得以让各民族相安无事。

这样的多元文化格局，一直延续到公元7世纪。随着隋唐两朝在滇池地区大规模的再次开发，古氐羌民族的一支演化成史称的“乌蛮”，并在唐朝中央政权的支持下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南昭，在滇池地区建立东都。至今尚存的屹立在昆明市书林街的佛塔就是这一时期滇池文化生态景观的历史见证。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滇池依然是烟波浩渺的高原湖泊，这座佛塔其实是建在人工建构的堤坝和岛屿上的。公元10世纪以后，滇池地区发生了民族文化的更迭，古氐羌民族的另一只“白蛮”，在这里兴建了大理国的东都。据杨慎所撰《南昭野史》的追记：当年的滇池生态景观，乃是大理国国王段素兴“性好游狎，广营宫室于东京，多植花草。于春登堤上植黄花，名‘绕道金棱;云津桥上种白花，名‘萦城银棱;每春月，挟妓载酒，自玉案三泉，溯为九曲流觞。男女列坐，斗草簪花，昼夜行乐”[3]。凭借这样的记载不难发现，10世纪以后的滇池依然未改湖光接天的旧景观。因而种花摘草，及时行乐都得在人工建构的堤防上和岛屿上进行。不言而喻，今天昆明城的莲花池所在位置，仅是山山麓下的一个小湖湾，还不能称之为“池”。在宋代的记载中找不到“莲花池”这样的地名，本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滇池生态景观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那是元代初年的事情。

元代虽说是在大理国的东京旧址上建立了昆明城和云南行省，但周围还是湖光山色，一望无垠，以至于到了洪水季节，连省城都有被淹掉的风险。《元史·地理志》“昆明县”载：“其地有昆明池，五百余里，夏潦必冒城郭。”①①（明）宋濂.元史，卷61，第2页。 此外，赵子元的“赛平章德政碑”又载：“其西南濒昆池，地甚卑湿。昆明池塞，水及城市，大田废弃，正途壅底。”②②（元）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 据《元史》载，元代新设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波斯人赛典赤·赡思丁为了广辟农田，增加省政府的财政收入，将滇池的海口戳穿将湖水排放到下游的螳螂川，“（至元）十年（1273年）三月……立道求泉源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③③（明）宋濂.元史，卷61，第2页。至此以后，滇池的湖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年下降，当代昆明城的陆地也才陆续露出水面。还可以从历史记载中看到，今天昆明城的滇池水位开始下降，陆地露出水面都是人为改造而非天然形成。值得注意的是，这位赛典赤·赡思丁原籍乃是波斯人，是元廷以“舍姆斯丁”的名义，将他委任为新设云南省的平章政事。他之所以敢于这样治水，显然是波斯的传统文化衍生的结果，这是因为在波斯高原类似的自然地理结构很多，波斯人早就熟悉了类似的资源利用办法，在这里只不过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罢了。由于滇池广阔，人工出水口始终有限，因而从水域变成现代城市陆地的过程，必然要经历漫长的历史岁月。

直到明洪武年间，日本僧人机先访问昆明时“莲花池”才初露其轮廓，且有水道可以直通滇池。他的诗作《龙池跃金》可以为此作证：“路入商山境更奇，玉皇坛畔有龙池。行逢柳色烟深处，坐看桃花水涨时。映日金鳞鸣拨剌，含风翠浪动淪漪。由来神物非人扰，变化云雷未可知。”[4]从这首诗中，可以帮助我们还原莲花池最初的面貌。诗中明确提及“路入商山”显然这位僧人不是坐船来到商山，而是从陆地来到商山。诗中的“玉皇坛”“柳树”和“桃树”这样的人工置景，显然是滇池水位下降后，在元代后期陆续加工、改造的产物，绝非自然形成的生态景观。做出如此生态景观配置的人物，理应是元朝所封历代“梁王”所为。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池中还没有种上莲花，其间的生态原因在于，商山脚下流出的泉水，水温很低，只有常年生活在岩洞中的红鲤鱼，即“金鳞鸣拨剌”中的“金鳞”就是“红鲤鱼”出没在泉水中就是一个明证。由于水温偏低，并不适宜莲花生长，喜欢温暖水温的莲花，肯定不可能在这里正常生长的，因而在当时也不可能有“莲花池”这个名称的出现。当然还有文化原因，在整个元朝实际掌握云南这地区的权柄的是蒙古人和波斯人，游牧民族没有玩赏荷花的癖好，自然也不会想到这里引种荷花。莲花池的生态景观最后定型，则与明代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氏家族关系更直接。从沐氏家族的第一代沐英开始，该家族在整个明朝一直世袭镇守云南，并把后世的莲花池一带修建为私家福地。与此同时，还直接主持和参与了对滇池出水口开凿工作，最终造成整个滇池水位再次急剧下降，而莲花池也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后成为“池”。据《景泰云南图经》载：“商山，在螺山之北。连峰叠嶂，丹崖翠壁，雄丽岧崒，有峦停鹄。”④④（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第4页。通过这一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文中明确指出裸露的悬崖上，还能够长出厚厚的青苔来，也就是文中所称的“丹崖翠壁，雄丽岧崒”。这就足以证明当年莲花池地区，不仅森林密布，湿度极高，否则，裸露的岩石不可能长出厚厚的青苔来。其二，莲花池距离滇池还十分靠近，以至于靠捕食鱼类的鸟类，还能够在山上逐草定居，才会出现“有峦停鹄”的记载。在这样的背景下，莲花池很难种出茂盛的莲花，因为：“冷泉源亦出商山之麓，其冷透骨。土人云：浴此泉，可去风疾。”⑤⑤（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第53页。 这一记载表明，从商山岩缝流出的泉水，冰冷透骨，泉眼能被人看见，泉水能被取走，拜访者不是看莲花盛开的池塘而是来治病。这也证明在滇池水位未下降之前，泉口肯定位于水面之下，因而此前的记载不可能提到冷泉的存在。而在此处提及它的存在，恰好从一个侧面揭示整个滇池水位已经再次明显下降，原先沉在湖底以下的泉水也才露出了水面。莲花池变得真正可以种上莲花，那是到了明代中期以后才可能有的事情。对此（正德）《云南志》载：“滇为云南巨浸，每春夏水生，弥漫无际，池旁之田岁饫其害。弘治十四年（1501年），巡抚右副都御使应大猷、金谋协，镇守太监刘泉、总兵官黔国公沐崑，令军民夫卒数万，浚其泄处，遇石则焚而凿之，于是池水顿落数丈，得池旁腴田数千顷，夷汉利之，众谓是役功倍于金汁河。”不难看出，沐氏家族的后裔参与这次治水工程，不仅是赛典赤·赡思丁的续篇，还导致整个滇池水位再次急剧下降。这也意味着此时的莲花池，已成为与滇池水域分割开来的小“池塘”。其牵连性后果在于，莲花池周边的陆地范围迅速扩展，这些成为陆地的新地带开辟为稻田，再加上莲花池周边本身就是沐府的私家花园，私人的园林置景也就随之而至。在人工干预下，莲花得以落脚这片小池塘，也就成为可能。据明代后期万历《云南通志》记载：“龙泉有四：一出商山下，湫旁有祠，祠西有亭，扁曰‘第一泉。”[5]值得一提的是，早年所称“龙池”“冷泉”，到此处改称的“龙泉”，这些名称的变化也是环境变迁生动的写照。显然，早年称为“龙池”不是今天看到的莲花池，而是冷泉水出口处形成的小水洼，后又称“冷泉”流出的水可以治病，而此处改称为“龙泉”且有配套建筑，说明泉水下方池塘距离泉眼的落差更大，泉水形成的水池面积也在变大。这显然是正德年间再次大规模降低滇池水位，才可能出现的新景观。因而，若不进行时间的排比，环境变迁的轨迹很难从有用的典籍中钩稽出来，也就无法对环境史做出精准的探讨。（天启）《滇志》有载：“府城北二十里曰山，一曰商山，俗又称蛇山，由东北而来，已开西南滇之望也，其高数十仞，多崖穴卷石。撮土，可刊为洞隐，可诛茅为室。枯槁所居，又多药草紫芝、黄独之属。有泉焉，可取以浴，可以已疾。”[6]此处所载内容除了承接此前已有记载外，依然未提及“莲花池”字样。这恰好足以表明直到明朝亡国之际，在今天的莲花池肯定还没有种上荷花，当然也不会有“莲花池”这样地名进入史册。因而有理由相信“莲花池”一名的问世，理应更晚，很有可能晚到清初之际，有如下记载反倒足以提醒我们联想到“莲花池”得名由来。

莲花池最终得以成型，能够真正种上莲花，因此得名“莲花池”则是到了明末之际才可能出现的事情。明末清初，残存的南明小王朝，早年建都桂林，其后又搬至贵州安龙县，安龙皇宫的附近就配置有“莲花池”。其后，南明王朝兵败都城又迁到昆明，将此前沐府改作了王宫，可能出于怀旧的情绪所使然，才有意识的在王宫内池塘配置莲花，从而才会有后世可能得名的莲花池。伴随着滇池水位一系列的变化，冷泉流出的凉水距离水池水位越来越高，落差越来越大。冷水在注入池塘之前，可以经过自然升温，到了这样的时候要精心培育莲花，也就成为可能。

南明王朝灭亡后，吴三桂成了这片风景区的主人。王思训在《野园歌并序》中写道：“吴三桂筑野园滇城北……穷极土木，毁人庐墓无算，以拓其地。”①①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5，第27页。这样大规模的人为改建工程，显然是“莲花”稳定安家的必备前提。至于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何在反自然的背景下，能够在冰冷的池水中培育出莲花来，今天的学者，大多数难以置信。但如果结合当地各民族本土民族知识和技术积淀，我们反倒坚信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具体操作可以有如下4点：其一是，在冰冷的池塘中可以找一块靠近岸边又能整个白天照到阳光的狭小范围。下填土石把湖底升高，只需保持5厘米水深，周边建立软埂与冰冷的池塘水相隔离，靠太阳光的照射自然升温，也就不难种出莲花;其二是，把遮荫的大树，尽可能砍伐掉或者实施人工矮化，以此确保阳光能够长时间直接照射种植莲花的区域;其三则是，将冰冷的泉水，通过地面渠道直接引导池塘出水口排入滇池，整个池塘的水温也就得到相应的提高;其四，在种植莲花的狭小区域内，尽可能施加有机肥，利用生物發酵的办法，使莲花种植区内小范围实现明显升温。当时到底采用哪种方法或者是综合利用上述4种办法，史无明载，无法确考，但也无需考订。因为自然科学常识告诉我们，直接用冰冷的泉水培植荷花，在当时条件下是根本办不到的。从历史的进程来看，正因为在这里种莲花极为艰难，以至于在这里能够种活莲花反倒是一件稀罕的新鲜事，以莲花命名也具有更大的感召力。但对后世理解生态环境变迁而言，却摆下了迷魂阵，如果不经过精深的探讨，很难揭示历史的真相。这个过程，对今天莲花池公园生态景观配置而言，却可以为我们敲响警钟。理由很简单，当代搞都市景观配置本身就要求投工省劳，形成生态系统能够自我运行的方式，但这里水温条件却不利于莲花生长。假如我们一定要刻意仿古的话，反倒弄巧成拙。若能遵循古训，“顺物性，应天时”，把种不种莲花看得淡一点、轻一点，对今天城市绿地建设反而是一件大好事，这才是今天生态建设的正道所在。三藩之乱平息之后，对莲花池的生态变迁同样不能低估。吴三桂势力被清除后其家族私产要充公，土地也要转让给普通的民众，去开垦种植，以便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赋税。由此一来，原有的生态景观必然为之以变，反倒是莲花池这个名称得到了沿用。根据（清）戴絅孙撰写的《昆明县志》记载：“商山，在县北三里，在山之麓，旧皆桃林，下有冷泉名莲花池，浴之可去风疾。又南为螺峰山。”从此段记载中可以大致判断出，莲花池位于商山与螺峰山之间的区域，“莲花池”的名称也因此而延续下来。

综上所述，在此前历代典籍中查不到“莲花池”这一地名，其原因并非前人漏记，而是在这个水湾里面根本很难种活莲花。而此后民众乐意用“莲花池”的名字，仅仅是因为在这里能够种上莲花，能与永历皇帝、吴三桂、陈圆圆扯上关系的缘故，民众事实上是出于抒发怀旧的忧思而乐意用这个名字而已。仅就以上历史实情而言，显然今天重建莲花池人为放大有关陈园园、吴三桂的古迹甚至将其作为公园建设的主题，曲解了城市环境史变迁的真相，对都市生态景观营造是一个重大教训。与此同时，清宣统三年（1911年），滇越铁路拟在莲花池附近设站，英国想在此建昆明领事馆，于是英国驻昆领署先后向林余德、郭松寿、张春福等以125两银价租得莲花池土地及水池，并给各姓坟主移葬费，将其地上的坟迁走[7]。后因在莲花池设站计划搁浅，英领署便将莲花池旁边的土地辟为花园及网球场，盖了洋房别墅，园内植有很多树木花卉，昆明人因此称之为英国花园[8]。而当时，莲花池面积包括陆地12公顷，水面4公顷[7]。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省政府文件记载中，因莲花池而得名的莲花池正街除了英国花园还有军需局、养济院、海关、法越义地、英美义地、莲池俱乐部等。民国时期，连年混战的乱局背景下，莲花池事实上已经退变为悲剧化“公地”。

三、生态景观再配置的功能

当代都市需要实施生态景观再配置，这是进入21世纪学界视野话语的新概念，是基于多重社会需求综合作用的新产物，其功能尤为突出。

首先是都市与生态的断裂，需要都市生态景观再配置。随着工业文明负效应不断积累和全球性生态问题的暴露。都市与生态之间出现断裂，若不及时采取措施与规划，尽可能恢复城市区的生态系统，势必会影响城市的形象。工业文明核心价值是要尽力在人工建造的环境内，实现人群高密度定居，以此换取经济活动的投资最小化，利润最大化。这一核心价值在都市建设中表现为：为了实现高密度定居，生活在都市的个人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外，个人对生态的需求，对自然的渴望，都被放置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最终使得城市除了高楼大厦，密如蛛网的交通干线和川流不息的交通工具之外，活态的生态系统在城市空间几乎找不到容身之地。对此当代学者不无辛辣讽刺道：现代人，一方面在倡导生态建设，但另一方面却为自己建构钢筋水泥化的生态荒漠。这确实道出当代都市生态弊端的实情。很多都市人，如果不外出旅游，几乎就把自己关进了“小笼子，由此导致的生理和心理压力，成了现代都市人群挥之不去的魔咒。于是有识之士，提出在城市建设中必须规划、预留出让生态系统活态延续的最低量空间，否则的话，都市越扩大都市人群对自然和生态的感受将越来越疏离。因为，人类本身就是生态系统的有机构成部分，离开了生态系统人类就不可能生活、不可能发展。在都市建设中，倡导生态建设、生态景观再配置，则是针对这样的紧迫需要而提出的有限补救。因而，一旦提出就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同的响应，并因此而进入学术话语体系。

其次是都市性质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也要面临都市生态景观再配置。随着都市空间内产权绝大数转移到个人和小集体手中，都市生态和陆地空间，产权性质变得无所归依。私人和小集体在都市建园保留有限的绿色和生态，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就启动了城市的兴建，随着文明程度的发展，城市的兴建也随之一步步升级换代。但不管怎么发展，直到工业文明在全球大兴旺之前，所有的都市就根本意义上说，都依然是第一产业的服务性附属建置，都市人群虽然可以做到较长期停留和生活在城市中，但与自然生态系统相生相伴，始终没有被完全切断。一方面在都市生活的人群，除了在都市从事商业、手工业、行政管理等等工作之外，自己或者家庭通常都在城外拥有容身之地。随时可以改业，从事农业、畜牧业或者林业等变着花样与自然相贴近，而且即便是从事手工业、商业也常常都要进入农村谋生，与自然相亲近。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富裕阶层，不仅可以在城外建别墅、田庄，还可以在城内建私人的园林，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联始终没有中断。再一方面，当时的国家政权始终把第一产业确立为国家的主业，社会思潮把都市生活作为一种暂时的栖身之处，只要条件许可依然可以与自然生态系统保持密切的联系。就这3个方面而言，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当时的都市人群与自然生态系统关系，显然不是以群体的方式、公有的方式去与自然生态系统发生关联，而通常都是以个人的选择和可能出发去与生态系统保持联系，并以此满足正常的生活需要。而在当代，都市随着城市空间被高楼大厦、公共空间所挤占，个人与自然想要保持关联，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加上工作条件和生存方式的巨变，要离开城市与自然生态系统亲近，即令是借助旅游的手段也要受到重重限制，这将意味着以个人方式去解决生态需求正在变成奢望。如果不是以公众的名義，城市建设的需要，在城市规划中作出安排，当代都市人群不可能保持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密切接触。由此看来，当代都市与古代城市的差异，在与自然生态问题上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此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而现在只能通过公众手段、集体方式解决。当代都市建设中，需要强行实施生态景观的再配置，正是这一社会都市性质的巨变而被迫做出的无可奈何的补救。

最后是生态公益服务功能的缺位，也需要实施都市景观再配置。现代都市生活的人群，越来越远离自然和生态，必然会导致身心的压力，最终迫使都市人群迫切渴望在日常生活中找回自然、找回生态。就终极意义而言，人的本质之一就在于，他也是一种生物，具备生存繁衍所必须的条件。诚然，其中的一部分，比如食物、交通、现代都市不管做得好不好，至少可以满足其基本需求。但却有一些需求是任何现代化都市都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新鲜的空气、洁净的饮水，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领悟和感受。当代都市病最集中体现为大气、水体的污染，食品安全没有保障以及生态公益服务的严重缺位。与此同时，现在都市还在不断地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不断削弱、窒息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对当代都市人群而言，生态公益服务已经成了最稀缺的消费品、最珍惜的生存资源。长此以往，都市人群的美好生活，终将成为空中楼阁。倡导都市搞生态景观再配置，正是针对这一紧迫需求而提出，其目的就在于使呆板的城市结构变得有生气，使人们感受到自然与生态的可贵。既然都市不能解决，那唯一出路只有一个，就得对当代城市本质进行改造，就得把失去的活态生态系统引进来。既然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都市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那么，生态景观再配置预期实现的功能也就逐渐清晰。它功能在于，必须要通过人为手段，强制在现代都市空间中植入具有仿生潜力的生态系统，还要确保它能稳态延续，自我修复、自我更新，以此改变现代都市的人造荒漠景观，为都市人群提供生态公益服务。

就这个意义上说，都市景观的再配置，本身就是一项强制性的措施，其间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走出这一步，现代都市就必然失去发展的意义。与此同时，由于设置活态的生态系统，要面对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即经济效益。所以活态生态系统是不能无节制的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需要他们能够自然成活，可持续提供生态服务。在这一问题上，它显然与私人建造的园林、休闲度假村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私人修建园林其实是修建了一个人造的“大盆景”，而今天的都市生态再配置是服务于公众的，不能任其自生自灭。至于节约成本，必须纳入到城市预算中，不仅政府要负起责任来，城市民众每个人都得规范日常行为，为都市生态系统尽到自己的责任。为此，实施生态景观再配置，决不等于简单的植树种草，只有在深刻了解当地所处生态系统属性的基础上，尽可能采取仿生的办法，将活态生态系统和周边的自然生态系统，保持物质能量和信息的顺畅流动，从而使引进的生态系统具有自我生存能力，以此减少人类社会的投入。我们还必须关注文化在生态景观再配置功能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理由在于，在现代都市实施生态景观的再配置，要靠集体力量完成，要提供制度性的保证，不断地去认识和适应新的环境、知识和技术，这必然会引发新的生态问题。这样一来，单凭一时的政策规定或者是慈善机构的捐助、热心人群的投入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要配置的是具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我们需要它超长期的稳定存在，因此我们必须要有持续运行的社会力量，才能确保它的稳定和永续性。还要靠相关的民族文化去做人力、物力、技术的投入，不断探索创新，以确保生态系统能够与现代都市人群相互适应。

总而言之，当代都市生态景观再配置需要实现的功能，关键是要它活、要它长，要它尽可能自我延续，都市人群还需要尽可能加以维护，承担相应的职责。

四、莲花池公园重建的经验与教训

作为时代性新事物的莲花池公园重建，会引发诸多的争议，实属情有可原，不足为怪，但总结其的经验和教训，对地方政府和工程主管人而言，对此虽说责无旁贷，但面对各种争议，哀叹众口难调，也属情有可原。学理性探讨本该由专业学者完成，特别是民族学的学科去完成。大体而言，成功经验有三。

其一，重建目标明确，向拥挤的城市空间要生态、要绿地。重建前的莲花池早已沦落成悲剧化的公地。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乃至个人都可以向这里伸手，记忆中美景如画的莲花池，最终成了“水不复清，泉不复涌，莲不复盛，榭不复在，亭不复立”①①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重修莲花池公园碑记，2008年6月。 的破败景象，若非有关当局痛下决心，力排众议、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将那些与都市绿地生态配置无关的单位和个人一概驱除，哪里还说得上莲花池重建。对这样新事物就要有这样的胆识和气度，否则今天的莲花池重建必将无从谈起。由此看来，完成这项工作本身真可以形同虎口拔牙。

其二，工作的手段果断，敢于把悲剧化的公地转化为权责分明的都市“公产”。都市园林建设虽说古已有之，但此前的园林建设大体都属于私产，或者相关机构的附属产业。而当代的都市生态景观再配置，要建构的却是都市的绿色生态公产。两者的权属关系截然不同。而此前的法律法规，也由于这是全新的事物，会明显表现得力不从心。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敢为人先，力排众议，界定绿地产权，创新制度、设置管理机构等，若不是相关人员坚守住“为人民服务”初衷不改，根本做不到重建如期完成，这样的建设结果实属难能可贵。

其三，服务对象和方式清晰，就是对所有公民提供生态公益服务。绝不能将个人和小群体的意愿，凌驾都市集体利益之上。生态公益服务本身就是一个新概念，在此之前，习惯性的认识则在于“人人为自己，生态为大家”，但这样的认识本身就是工业文明生态负效应的托词。由此看来，要将生态公益服务转型为权责分明的生态建设使命，就得跟习惯性的看法，展开殊死较量。没有这样的勇气，肯定无法完成这样的重建任务，也不可能有勇气和胆识去正确回应市民不同的需求，更不能做到坚持原则。主持人对市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重建工作才得以如期完成。就这个意义而言，莲花池公园重建，绝不是单纯的技术绿化工作，实质是做了一件“教化”工程。就是要将生态文明建设的伦理观，价值观传递到每个市民心目中去。引导他们想生态文明所想，做生态文明建设所做，与重建工作步调一致，如期完成重建工作。

同时，需要吸取的教训也很多，不过同样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只需今后做出有意识的规避，就可以做得更好，这里仅就几个突出的教训略加说明：

1.不能被历史古迹所绑架。云南省和昆明市五华区两级政府都明确规划打造千年历史名城，要尽可能保护已有的文物和古迹，这样的决策完全正确。然而在莲花池公园重建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将陈园园的身世与莲花池紧紧相连，无意放大甚至捏造了与陈园园身世相关的实体性人工建造物，这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表现。现成的文物确实需要保护，但保护的办法和地点却不允许与莲花池的生态功能相冲突。因为，我们要建的都市生态景观，是城市化环境的夹缝中挤出的活态生态系统，在这寸金难得的空间中是不允许再挤占区域。要保护文物古迹，已有的展览馆、博物馆或纪念堂完全可以完成。如果把与陈园园有关的实体建筑物都塞进了莲花池公园，那么活态的生态系统从何而来？又该到哪里去？毕竟每项实体建筑都会挤占生物的生存空间，也会扰乱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导致辛苦培育的生态系统活不起来，活不健康。为此，凡属园区可以移动的文物都应请到博物馆、展览馆安家，既不用干扰园区内正常生态系统运行，又可以使文物得到更好的保存。不能搬动的遗址，可以采用现代技术，安装电子信息设备，检索点击即可获知一切，这样的装置既省事，又不会打乱生态系统的运行。此前的教训，在于不仅被历史所绑架甚至是被个人嗜好所绑架，但愿这样的教训不再重演。

2.不允许改变功能定位。实施都市景观再配置，为全都市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民众提供生态公益服务。这是个底线，任何意义上的重建都不允许越雷池一步。作为重建的主持人，在听取市民意愿的同时，要多一点原则，死守功能的底线。同样的，因为市民在认识和理解上，短期内很难做到精准到位，不同市民对莲花池重建后，会对其功能提出各式各样的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莲花池公园重建以及开放后，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市民说，我想在这里打麻将，为什么不开辟棋牌室？喜欢跳广场舞的大妈们，也想到空气清新的公园来跳广场舞，为什么不开辟广场，让人尽情跳个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公园管理部门哀叹众口难调，确实道出他们内心的尴尬，但话又说回来，在莲花池公园的重建中，根本不需要调和众口。理由很简单，这里要提供的是生态公益服务。每个市民，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你都分享了公园的生态环境。如果你要提出其他诉求，那么玩棋牌有的是茶室，咖啡馆;要跳广场舞有的是广场。既然是公众生态设施，就得有它自己必须稳定承载的功能，不允许将其他功能塞进城市生态空间去。事实证明，这样的众口，根本不需要调，反而是需要教育宣传。让提出诉求的人，自己去找归属，各得其所。但是绝不允许在莲花池公园内争夺生态空间。一旦在这里争夺生态空间，损害的不仅是个人自己，还损害整个都市的公众生态效益，以私废公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基本伦理底线所不允许的。当然这样做，不是不允許市民在这里休闲体验，而是欢迎，但有一个原则，不能有损于城市生态景观配置的功能定位，只要坚持这样的理念，莲花池公园永远是开放的，这才是正道。

3.必须尊重在地的自然与生态特点。莲花池公园的选址极为理想，南朝闹市，北靠蛇山，蛇山以北又与世博园、黑龙潭、金殿等绿地相衔接。要在这里重建活态生态系统，只要稍加管护，不愁活不起来，愁的是人对活态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忽视原生生态系统，强行在这里种上他自己心目中的奇花异草，哗众取宠;强行将江南园林景观塞进这里，去追求楼阁台榭，桃红柳绿。但是，这里原来仅是一个湖湾，流出的泉水是冷泉。地理学家还告诉我们这里气候是典型的高原季风气候，以至于这里原生生态系统属于暖温带生态类型，是针叶、阔叶、落叶混交林。所谓桃红柳绿，徽派建筑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人物，为了自己的感受而强行植入外来景观。更有甚者，引进外来危险物种，这样做不仅不是建设，反而是破坏，导致辛苦培植的城市绿地，都市生态区失去了自我更新、自我存活，自我壮大的权利，维护的费用扶摇直上。我们必须牢记，不管在什么地方，其本地物种都必然具有自我生存的禀赋，而且是一种中性的存在，并不需要人类干预，就可以欣欣向荣，就可以提供无穷无尽的生态服务功能。而且，当代的都市景观生态再配置，它面对的是经过漫长历史岁月积淀，经过不同的民族文化变化，利用、加工、改造后的次生产物，莲花池也不例外。凡属次生的人为生态系统，人类有权利用，同时也需要有责任担当，保持其再生。在实践中，都市生态景观再配置就要尊重自然，维护本地生态系统的多样化，还要利用历代不同民族经验建构起来的本土知识和技术，去加以适度的维护，这样才能确保培植的生态系统是活态的，景观是稳定的，进而使它成为昆明市的品牌标签。而凡属本地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物种，凡属对伴生生物构成威胁的物种，不仅不能引进，已有的还得清除掉。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查阅历史典籍，深入研究与此相关的各民族资源利用方式，以及相关的知识技术，把它们消化吸收，再赋予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确保它所形成的城市绿地 “真”“重”“活”。不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去培植草本花卉，那样做经济负荷会将管理制度和维护体制压垮。如果做到了“真”“重”“活”三个字，虽说也需要适度的干预和保护，但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稍加干预就能维护城市绿地的生态平衡。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凭当事人的好恶，去牺牲公众生态公益服务功能的发挥。这也需要我们的管理人员能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生态常识来对这些行为进行约束和管理。

4.必须尊重相关的文化传统。在漫长历史岁月中，对莲花池一带发生过实际影响的民族众多，甚至外国文化也在这里发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和印记。如赛典赤是波斯人，修筑滇越铁路的是英国和法国人。但综合评价后，却不得不承认，当地彝族、白族和汉族发挥过的作用最为持久，影响最大，对今天的都市生态景观配置关系最为直接。影响包含了正反两个方面，诚如上文所言，汉族在其间发挥过负效应影响就不少。是负效应，就得抑制;是正效应就得沿用，就得效法。以汉族入境为例，各民族发挥过的影响，汉文典籍记载较为丰富，少数民族的记载经常缺位，这就造成一个假象，是否彝族和白族在这里没有发挥过影响。但这是一个十足的误判，这里仅举个小小例子略加分析：查阅汉文典籍，很多前人留下的诗词笔记都多次提及在莲花池可以听到樵夫砍柴的声音，《滇志》载“樵歌牧唱，谷神应知如响。其下多桃花林、共新柳碧沙，相错而成景”[6]但却没有文字提及到这里被砍成了“童山”，这恰好是大家都忽视的大问题所在。原来彝族的文化传统是实施“农牧”结合的资源利用方式，自然长出的山体坡面丛林在这样的地理区位上（坡地）肯定会发育为极其茂密的森林生态系统。而这样的生态系统对耕、牧都不利，因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彝族民众不管是种地，放牧、狩猎、还是渔猎采集，都需要对这样的生态系统实施有理、有利、有节的人工干预。对长到过熟的树及时矮化、间伐，并保证其再生，整个生态系统即使经过高强度的运用，也能够自我复苏、自我恢复。将一部分矮化、间伐的木柴卖到城市，也使居住在城市的汉族民众，最后得出他们靠“砍柴为生”的假象。但实情远非如此，近年来有的学者正确地提出，人类的“适度干预”，不仅对生态系统的安全无害，反而能够加速它的更新，更有利于生态保护。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此前美国的黄石公园，是将印第安人全部赶走，近年来却把印第安人请回来，连同他们的牲畜，可以在黄石公园自由放牧，但反而收到生态恢复良好效果。那种把人类的生存活动看作是生态敌人的过时观点，显然到了需要改弦更张的时候了。而从这样的新理解，新认识出发，我们发现即使在民国年间，连年混战的乱局背景下，云南全省还能够保存全国生物多样性的最高水平和最高的森林覆盖面积，这显然不能够完全归功于汉族居民的功劳。应该承认云南各少数民族在其间，在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是因为典籍缺载，我们不知道而已。对今天而言，当代都市生态景观配置，也是人造的生态景观系统，人在其间应该担当的责任，就包括：对过熟树木的适度间伐，对污染物种的清理，对有利物种的引进，对水环境的掌控等一项也不能落下。因为这是人类该尽的责任，我们恰好需要学习不同民族的知识和技术，赋予现代科学技术，做到活学活用，创新式组合，才能确保重建后的莲花池生态景观能超长期的稳态延续，为市民提供更多的生态公益服务。不能被汉文典籍记载所绑架，只关注汉文化，有意放大汉文化的影响，甚至放大其生态负效应，这才是一种过失，更是需要规避的教训。

五、未来的莲花池更美好

随着工业生态负效应恶性膨胀，当代中国的大都市空间中的绿地正在成为寸金之地，莲花池公园重建所面对的种种问题，不仅是昆明的问题，也是全国范围内众多大都会共同面对的生态建设问题。就这一意义上说，莲花池的重建是一个良好的起步，既然是起步时期，其存在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起来未免顾此失彼，这些不值得深责，但又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莲花池的建设者和管理者们只要能够死守住都市生态景观再配置的功能底线，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需要注意的是，①①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重修莲花池公园碑记，2008年6月。 任何人都不应当机械照搬任何一样的成熟理论或对策，因为这里遇到的是全新事物，它需要的是新一轮的科研取向调整，需要为市民提供更具时间、空间跨度、更具文化生态性和更精准的综合性认知，以及由此提出的理论归纳。在面對这样的生态难题上，民族学，特别是生态民族学理应可以发挥更显著的作用。只要能够及时调整科学研究的取向，与时俱进、因地制宜，莲花池公园重建的教训完全可以成为历史，都市生态景观配置即将翻开新的一页。作为先行者的莲花池重建，只要我们坚持到底，完全可以成为全国大都会生态文明的建设的样板。

参考文献：

[1] 周峰越.规划昆明[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104.

[2] 云南电视网.昆明莲花池公园今起免费开放[EB/OL].（2008-09-28）[2019-05-20].http：//news.yntv.cn/category/10106/2008/09/28/2008-09-28_633684_10106.shtml.

[3] 杨慎.南诏野史[M].台湾：成文出版社，民国五十七年（1968）影印版：80.

[4] 昆明市文化局.历代诗人咏昆明[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23.

[5] 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88.

[6] 刘文征.滇志[M].古永继，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144.

[7] 昆明市园林规划局.昆明园林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287.

[8] 刘亚朝.昆明古城旧话[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102-103.

[责任编辑：罗康智]

吴 平 梁明光 龙泽江 王 健

刘兴禄 麻勇恒吴才茂 毛家贵

The Function and Management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Urban

Ecological Landscape Reconfiguration： Recognition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anhuachi Park in Kunming

LIANG Yuan hui

（Southwest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3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glob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are naturally put on the social agenda of contemporary people. Wi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e city， the alienation between the urban population and the nature is increasingly serious. Ther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the landscape configuration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is naturally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 be implemented one by one. The authorities of Yunnan Province and Kunming City followed the trend of history and rebuilt the dilapidated Lianhuachi scenic area， forming a very inspiring Lianhuachi park. 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this is an unprecedented measure of urban ecological landscape allocation. Therefore，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must be combined and coexisted. Only by summing up the experience， avoiding the lessons， and abstracting the academic standard of the contemporary urban ecological landscape configuration， can we benefit the similar project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urban ecological landscape; configuration; Lianhuachi p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