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 勇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1）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正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新秩序处于重构之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把这个初心与使命向外进行拓展，就具有了无比深刻的内涵及世界意义。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说明，在世界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彰显出浓厚的“天下”情怀与世界担当。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天下观”进行了重塑并赋予了新的内涵，体现了深刻的学术逻辑、文化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这为我们理解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照。

一、“新天下主义”与中国崛起的学理阐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之中，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当然，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最初是在经济领域被予以重点关注的，因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使人们能直接通过感性认识就能感受到。

需要注意的是，当下这种紧密的经济关系其实是现实的关系。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它有一个长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事实上，近代以来，传统中国被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长期封闭的“天朝上国”被已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列强纳入到了殖民体系之中。可以这么说，从晚清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中西关系”成为看待和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理论框架。更重要的是，“中西之争”作为一个范式已经深深地镶嵌在百年中国的话语叙述之中，从“洋务运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体西用”，到“维新变法”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再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西方以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大势。

当然，虽然近代中国从原来闭关锁国的状态开始融入近现代世界之中，但与世界的联系还不是很紧密，而且这种联系还是外在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曾说过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地域性的而不是世界性的，因此，他认为中国其实是在世界历史之外的，还没有融入到世界历史中。不过，近代以来，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奋斗，新时代的中国已经从黑格尔所谓的“在世界历史之外”走近了世界历史的中心。这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其实已经从原来外在的关系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关系，即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中国就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紧密的联系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

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下，重新思考中国在世界中的定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大学术问题。在文化自信的语境下，不少学者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来讨论中国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潮。其中，“新天下主义”是近年来在思想学术界引起重大影响的思潮。“新天下主义”的重要倡导者赵汀阳指出，当中国成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须思考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尤其是对世界的思想文化贡献，如果中国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知识或思想的生产大国，缺乏自己知识体系和解释体系的中国是难以承担世界责任的。在这个意义上，赵汀阳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进行创造性转化，构建新的“天下体系”，进而从中国自身来认识和理解世界，他指出：“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也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1]3显然，赵汀阳所构建的“天下体系”试图克服西方近代形成的民族/国家框架，从世界政治的维度重新思考中国思想的世界意义。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以中国解释中国”或者“以中国解释世界”的方式是试图恢复中国思想主体性的有力尝试。

实际上，从文化自信的视角来看，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阐释不仅是一个纯学术的工作，其实也是一个有重大社会现实意义的工作。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如果还延续近代以来无条件学习西方、追随西方的模式，我们很难对现代中国社会进行思想或学理层面的自我认同。这意味着，当中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同时，我们需要在学术上或思想上去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赵汀阳直率地指出：“‘重思中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试图恢复中国自己的思想能力，让中国重新开始思想，重新建立自己的思想框架和基本观念，重新创造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重新思考自身与世界，也就是去思考中国的前途、未来理念以及在世界中的作用和责任。”[1]7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思考中国意味着在西方话语体系之外构建中国自身的话语体系显得尤为迫切，而这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承担的重大使命。

除了赵汀阳从政治哲学倡导“新天下主义”之外，不少知名学者纷纷从各自的专业领域研究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当代意义。比如，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先后出版了《新天下主义》《家国天下》，主张对传统天下主义进行“去中心”和“去等级化”，在人类普遍文明基础上构建新的普遍性；大陆新儒学的主要代表蒋庆教授从儒家“王道政治”研究“天下秩序”，提出“政治儒学”；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出版了《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强调儒家天下秩序比民族国家制度优越，应从“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回归到儒家强调的民心民意，等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新天下主义”思潮。诚然，“新天下主义”是从学术的层面思考中国崛起，主张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框架来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浓厚的历史感。

二、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演化及其逻辑

从历史文化的维度来看，“天下观”是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比如，老子主张“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2]需要注意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天下”概念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大体而言，对“天下”的理解有几个层面。一是地理意义的“天下”。中国先民们在认识和理解世界时，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这种“天圆地方”的想象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在先秦时期，“天下”与“四海”“九州”等观念陆续出现，在先秦典籍中屡屡出现，成为先秦思想家们反复讨论的对象。二是政治意义的“天下”。这意味着“天下”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天下”有时候还指天子所统治管辖的疆域，比如，《诗经》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天下”具有了政权的内涵和意蕴。三是文化价值意义的“天下”。比如，《孟子·梁惠王下》中有一段记载，齐宣公见到孟子后便问：“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回答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3]诚然，孟子在这段对话中把“天下”理解为老百姓，这是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即天下是由百姓所构成的，充分彰显了以民为本的人文主义价值。

在“天下观”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人从自身出发认识世界，在处理自身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上，逐渐形成了“夷夏之辨”，通过内外之别来确立华夏文化的主体性，即以华夏/夷狄来确立“内华夏”而“外夷狄”。这说明华夏文化具有文化上的优越性，而夷狄通过接受华夏文化的熏陶和洗礼也能够成为华夏的一部分。在传统“天下观”中，这种“夷夏之辨”预设了华夏文化的优越性，这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中国的过程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天下”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的概念。需要注意的是，华夏文化是中原农耕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农耕文化的代表；而作为少数民族的夷狄通常是指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夷夏之辨”其实深刻地反映着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之间的区别。

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出现，特别是汉代海陆丝绸之路的开拓，“天下观”成为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成熟理论框架。如果说“夷夏之辨”是“天下观”在理念层面形成的观念之别，那么在制度层面则形成“怀柔远人”的“朝贡体系”。在朝贡体系中，附属国通过向宗主国缴纳贡品的方式维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外交关系。当然，这种朝贡关系其实还是相对松散的，只是名义上的而不是事实上的行政管辖关系。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曾编写过影响深远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一书，杨联陞教授在该书中撰文指出：“中国的世界秩序常描述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体系……对整个中国历史加以考察，即可发现这个多面相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是在不同的时间，由许多真假程度不同，有时甚至子虚乌有的‘事实’构建的一个神话。”[4]虽然以“天下观”为基础所构建的世界秩序是一种想象而没有完全实现过，但这种想象对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的冲击之下，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历经两千余年后面临崩溃，“天下观”在西方“民族/国家”话语强势冲击下走向衰落。事实上，从历史来看，朝贡体系能否有效维系是以宗主国强大与否为前提的。当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强大时，周边的朝贡国就向中国纳贡称臣，这种关系就能够得到良好的维系。然而，每当中国战乱或者变得衰弱时，朝贡体系往往是有名无实。这说明朝贡体系背后除了文化影响之外，其实还存在着强大的权力关系。这意味着，当传统中国变得强大时，对外关系通常是良性的；但当传统中国的力量不够强大时，对外关系通常存在较大的问题。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内忧外患，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变得脆弱不堪而难以维系。在这个背景下“天下观”受到西方民族/国家话语的强烈冲击，近代中国社会开始了从“天下主义”到“民族主义过渡的艰难历程，民族/国家话语成为一种强势的话语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不过，部分学者仍试图从“天下观”重建中国的世界想象，例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重释儒家公羊学的“三世说”以重建“新天下大同”，孙中山则重申“天下为公”。

三、中国传统“天下观”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融合

鸦片战争之后，传统中国维系了两千余年的朝贡体系因外部力量冲击和自身缺陷而行将末路，作为中国古代世界理想的“天下观”失去了现实基础而面临时代危机，近代中国开始从“天下”向“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转换。在传统“天下体系”逐步解体的过程中，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学习其实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因为，西方思想文化成为近现代中国学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所蕴含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的理想存在价值上的契合，更重要的是，“天下观”所预设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适性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其实是相通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为支撑。可以这么说，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面临危机，但其价值理念为新思想提供了历史文化土壤。

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其实也是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对近代西方社会而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其向世界扩张相伴随的，进而构建了一个严密和复杂的世界经济体系。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杰出研究表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5]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民族国家领域内存在的一个孤立现象，而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体系，这个体系在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这样的区域划分及其角色定位是以劳动分工为前提的。这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存在。事实上，马克思在思考资本主义发展及其未来时，深刻地洞察到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并在世界历史的维度来展开研究和批判。

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世界性变革。他指出，资本主义“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6]194显然，资本主义在扩张过程中不断突破原有的民族/国家疆界，使封闭社会变成开放社会。这种开放性既有经济层面的，也有思想层面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6]404诚如马克思所言，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国家内部的生产与消费具有了世界性，即民族/国家内部的事情其实成为世界事务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深刻洞察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推动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在近代以来逐步消隐，但其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大同主张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共产主义理想逐步融合。其实可以这么说，不是“天下观”消隐了、不在场了，恰恰相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天下观”融合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它一直以创造性转化的方式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与使命其实深受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影响，它既有开放的世界性，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四、“为世界谋大同”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天下观”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对美好世界的想象与憧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古代丝绸之路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与世界意蕴，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流通、民心相通，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7]539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冷战思维仍然存在，人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日益增多，在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事实上，“为世界谋大同”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初心和使命认识的深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8]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进行了明确。同时，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8]这意味着，“为人类作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我说过，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9]这“三为”的表述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的内涵进行了丰富与拓展。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将“三为”中的“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精练地表述成“为世界谋大同”。因此，“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由内而外的执政理念，“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对内的，“为世界谋大同”是对外的，但从逻辑上来看，由内而外其实是贯通的。

中国的发展是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世界。当中国发展起来之后，也应积极承担自己的世界责任。因此，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进一步向外拓展，提出“为世界谋大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天下格局与世界担当。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不但关心中国人民的福祉，同样关注人类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事实上，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还是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为世界谋大同”的积极探索和实践。“为世界谋大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天下观”，它既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相融通，又结合新时代的特点赋予了新内涵及世界担当，对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