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英俊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领导干部行使公共权力、治理公共事务、配置公共资源，就应该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益。领导干部的公共性身份规定着领导干部的行为边界，预设着领导干部的奋斗目标。领导干部要保持初心、承担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秉持公共性的价值追求。可以说，公共性是领导干部的本质属性，也是领导干部保持初心的价值定向。

一、初心秉持：领导干部公共性的价值嵌入

公共性的问题由来已久，是人们追求至善至美生活的一种价值支撑，具有丰富的内涵。

（一）公共性的内涵透视

从词源上来看，公共性一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词汇——“pubes or maturity”，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具有公共意识，能理性地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这被认为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英文中，与公共性密切相关的是“common”这个词，公共性被界定为一种人们公平交往、相互关照的原则。《新华字典》对“公”的界定是，“公共，公家，公众的。”从构词形式来看，“公”字上“八”下“厶”，“厶”是“私”的本字，“八”是相背的意思。因此，“公”就是要与“私”相背，即“公正无私”的意思。《韩非子·五蠹》就指出，“背厶谓之公，或说，分其厶以与人为公”。公共性的问题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实践生活而产生的。早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原始社会，“氏族”作为一种人们为抵御自然界侵袭而赖以生存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氏族”成为人们公共性存在的基本方式，人们在“氏族”的群体生活中形成了公共性意识。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和私有财产出现了，国家和家庭逐渐取代“氏族”，成为人们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组织形态，由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开始出现分野。随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形成，公共性也由自发走向自觉。在近代启蒙运动的催化下，人的主体性得到彰扬，私人权利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在私人领域基础上勃兴的公共领域得以定型，公共性真正走向了现实。

人们对公共性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很多学者都对公共性的内涵作了深刻的阐释。按照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公共性是一个包含多重含义的复数概念。“它首先意味着，在公共领域中展现的任何东西都是可为人所见、所闻，具有可能最广泛的公共性。”[1]在这里，公共性就意味着公开性。其次，公共性是在多元主体构成的复数中对人的本质的一种肯定。再次，公共性是共同体的集合，每个成员在其中找寻意义、分享价值。有学者对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立足于当今的现实，公共性一定是复数的、多层面的，我们很有必要以理想类型的方式分析公共性的立体层面。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共性层面、民族——国家之间的公共性层面、跨越国家界限的个体之间的公共性层面、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公共性层面是当代公共性四个典型的层面。”[2]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公共性的概念，但是他们有关公共性的思想却很丰富，也是对公共性最科学的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文献中就出现“类生活”“类本性”“共同体”“共同利益”等与公共性高度相关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性思想既是对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城邦政治、社会契约论与社群主义等思想的继承，也是对法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资本主义社会相关思想的修正与发展。马克思认为，所谓共同体，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睦相处、和谐共生的集合。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最高级别的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对个体而言，针对现代性的分裂和现代人的异化现实，马克思认为要消解个体与类、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内在矛盾，只有在实践中的历史活动中才能达成。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4]可见，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公共性是在共同体的实践中人们基于公共意识而生成的公共精神与公共存在。人只有具有公共性，才能明确他的类的属性，才能找到价值与意义的定义坐标。

（二）领导干部公共性的价值意蕴

作为嵌入式的存在，公共性是领导干部秉持初心的价值基石。领导干部的公共性蕴含着丰富的内容。

1.发展公共理性

作为一种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公共理性是领导干部进入政治领域与公共生活的必要前提和人性预设。它具有理性的一般共性，表现为对权力傲慢、经典思维、流行偏见等事物进行批判与反思要求领导干部在全面、客观、真实考察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对事物进行深入剖析、实践验证、纠错认知，从而重构真理。理性是建立在科学的规则、形式与方法的基础上的，没有这些做支撑，理性就变成“迷信”“说服”等东西了。同时，公共理性要求领导干部超越个体、局部的狭隘利益，依据公共价值的原则规范自己的行动，致力于追求更大范围、更有意义的公共利益领导干部要按照公平正义、真诚合作的道德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达成共识，实现公意。公共理性特别提倡领导干部具有“克制”的品质，要平等对待他人，尽力进行合作，为了公益，哪怕是牺牲自身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2.强调公共关怀

学者崇托曾经对“关怀”的概念作了一个界定，即“在最一般的层次，我们建议视关怀为一种活动，其包含我们所做的每件事，以保持、继续和补充我们的世界，如此我们可以尽量过好日子，这世界包括我们的身体、自我和环境，我们在一个复杂的维生网络中寻求去交织这全部。”[5]按照这个界定，领导干部的公共关怀具有深刻的内涵：关怀并不局限于人际交往的狭小范围，而可以扩展到对世界各种事物以及人群的感悟和关注；关怀不单单是基于主观好恶而发生的情感判断与认知，更是在文化、信息以及行动编织而成的网络世界中所承担的责任与担当；关怀不仅是道德理念，更要体现为实际行动，高度认可并积极支持促进有关公共利益的事务与行动，忧虑、批判、反对甚至抵制有损公共利益的事务与行动；自觉维护公共空间秩序，积极营造纯洁的公共生活环境；从维护与增进公共利益的视角来观察、分析、思考并处理好个人福利与社会福祉的关系。

3.承担公共责任

恩格斯指出：“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民众负责。”[6]领导干部行使的权力来自人民，必须对人民负责，这是公共责任的精义之所在。公共责任既是领导干部应该履行的义务，也是领导干部应承担的相应后果。领导干部的公共责任具有几方面的涵义：首先，公共责任是领导干部应承担的义务。领导干部在享有行使人民委托授予的公共权力的权利后，就先天性地被赋予了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义务。这种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道德要求。其次，公共责任是领导干部应完成的任务。领导干部在完成任务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完成任务的方式。领导干部从作出公共决策到执行公共政策等所有工作都是完成人们赋予其使命的任务。再次，公共责任是领导干部应取得的结果。领导干部应该致力于取得人民所期望的结果。如果不能实现这样的结果，领导干部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否定性的后果。一般来说，公共责任可以分为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公共责任要在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中的有机统一中去认识、理解并把握。所谓客观责任，指的是一种由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制度所确定的责任。它是一种法定的责任，主要包括法律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等等。主观责任则是领导干部应担负的道义上的责任，是一种主观情感与信念，需要依靠道德良心来维系。“外部强加的义务只是责任的一个方面。与此并列的是我们自己的情感和信仰的责任。客观责任源于法律、组织机构、社会对行政人员的角色期待，但主观责任却植根于我们自己对忠诚、良知、认同的信仰。”[7]因此，领导干部的公共责任既是客观强加之物，也是内心道德律令的体现。

4.实现公共利益

领导干部坚持公共利益的导向是践行公共性的重要内容。早在古希腊时期，城邦（国家）就被思想家们认为是为了追求超越个人之上的善的一种存在。这种善就是正义，就是促进绝大多人的幸福。公共利益的概念由此而生。亚里士多德则直接了当地指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8]在他看来，公共利益是评判政体性质的标准，“正宗政体”就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政体，“变态政体”则是违背公共利益的政体。领导干部应该要以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作为价值追求。社会契约论者们从委托代理的视角分析领导干部行为的逻辑性和正当性，他们认为领导干部的权力来源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委托，领导干部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们对和平、安全和福利的向往。社会契约论的集大成者卢梭则视国家为“公共人格”，“公意”是国家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林肯在南北战争时期也提出了著名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口号，明确国家权力源自于民，理应服务于民。至此，法国大革命期间所宣示的“全部主权的本原根本上存在于国民之中”已经得到广泛认同，成为各国的基本政治原则。我国在宪法中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见，领导干部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与让渡，领导干部的合法性基础就在于领导干部与社会、公民之间形成的政治契约。因此，领导干部只有不侵犯公民合法权利，并致力于维护增进公共利益，才能充分证明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领导干部只有牢牢把握这个基点，才能高扬公共性的旗帜。

二、初心异化：领导干部公共性的流失表症

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发展与变化，领导干部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从政环境。受各种因素影响，少数领导干部不能秉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出现公共性流失的现象。

（一）以权谋私

用公权力为自己谋私利，这是领导干部背离公共性的典型表现。领导干部行使的公共权力，授自于人民，理应服务于人民，为人民谋福利。但是，当公共权力从人民转授于领导干部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人格化色彩。由于领导干部是有着个人欲望的主体，权力的运行就有主观性的影响。有些领导干部在私欲的驱使下，就产生了以权谋私的意念，从而逾越了公共权力的规范性行为边界，把权力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布坎南曾经用寻租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所谓“寻租”，指的就是权力主体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通过各种不合法的途径或手段向生产主体或个人提供帮助，从而索取回报，获得暴利。可以把权力寻租看作是将权力进行商品化，权力以其特有的功能，以特殊资本的形式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作为谋取金钱或物质利益的手段[9]。这种寻租在现实中就表现为搞权力与金钱交易、权力与美色交易、权力与权力交易等现象，权力变成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了。

（二）不担当不作为

不担当不作为指的是领导干部有位不为、有责不担的现象。不担当不作为的现象看似比以权谋私的危害要小，其实不然。消极懈怠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的危害同样很大。有的领导干部官僚主义气息浓厚，高高在上做老爷，对群众没有感情，不关心群众疾苦，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出现“话难听、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现象；有的领导干部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处处从是否有利于私利的角度思考问题，面对矛盾问题不敢挺身而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敢得罪人，做老好人，工作不求出彩，但求无过，碌碌无为，甚至在其位不谋其政，导致失职渎职；有的领导干部搞形式主义，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口号喊声震天，行动却轻描淡写，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只注重制造噱头，产生新闻效应，不顾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贯彻落实上级政策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形成文山会海，击鼓传花，只求留下痕迹，不求工作实效。

（三）恣意妄为

恣意妄为指有的领导干部背离党纪国法、道德原则进而胡作非为，这是领导干部任性使用权力的表现。具体表现为：妄议中央，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做没有根据的解释和评论，从对立面解读中央政策，企图混淆视听，干扰中央政策的落实；执行中央政策搞“上有对策、下有对策”，根据自身利益对中央政策做出取舍，任意变通、随意曲解，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不执行，出现“土政策”“附加政策”等等；用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点评人物，歪曲党史、国史、军史，污蔑已经公认的民族英雄、历史名人，甚至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肆意丑化党和国家在国际国内的形象；利用传统媒介与新媒体，发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三、初心回归：领导干部公共性的重塑路径

领导干部要回归初心，最根本的还是要高扬公共性的旗帜。领导干部公共性重塑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加以努力。

（一）加强教育力度

诺斯曾经指出：“意识形态对人类行为产生着强有力的约束，它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10]汤因比也认为：“权力弊病的根源在于人生命中的恶性……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是，在个人行为上要使利己主义服从利他主义，换句话说，自我克制才是个人以至全人类走向幸福的唯一大道。”[11]领导干部坚守公共性最根本的还是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的问题。只有通过有效的教育，让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才能真正让领导干部保持公共性的本色。首先，要强化教育内容。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让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与利益观，增强“执政为民”的情怀，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增进公仆意识和宗旨意识。同时，要切实加强党纪法规的教育，让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党章、党纪和法律规范，增强组织观念、纪律观念和法治观念，切实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其次，要丰富教育形式。要结合实际，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而又入脑入心的公共性教育。要将党性理论教育与情景体验教育相结合、正面典型教育和反面警示教育相结合、常态教育和主题教育相结合、阵地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形成以公共为荣、以徇私为耻的良好氛围。再次，要培育公共性文化。领导干部的公共性与社会风气是息息相关的。良好的社会文化是培育领导干部公共性的沃土，而不良的社会文化也会直接影响领导干部的思想与行为。因此，当前特别需要在社会倡导公共道德，营造良好的公共文化环境。可以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积极探索和创新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教育形式，将公共性教育融入文艺创作、电视电影制作报刊图书、音像电子产品、网络宣传中，致力于出台集艺术性、思想性与观赏性于一体的文化作品也可通过举办廉政讲座、道德讲坛以及文体活动让公共性意识深入人心。

（二）优化责任制度

责任行政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与价值选择建立并完善责任制度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保证领导干部公共性的重要保障。行政权力来自人民，就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使用它的人是对公民负责任的，那么，权力才是正当的。可以说，权力并不属于行使它的人，而属于他们所服务的公民。只有责任存在时，这种关系才是正当的。”[12]显然，公共权力的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必然要求行使行政权力的政府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接受相应的监控，以保证权力能在人民授权的范围内活动，从而保证实现公共福祉。优化领导干部的责任制度，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事情：首先，确保权力与责任相一致。要坚持行为主体拥有的权力与其所承担的责任相一致的原则。权责一致是管理学的重要定律。因为，权大于责或者有权无责，容易导致权力滥用；权小于责或者有责无权，让人寸步难行，负不起责任。其次，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领导干部的工作效果如何，从根本上需要由目标群体来评价。同时，要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积极引入多元的、相对独立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价，保证对领导干部行为进行科学的、合理的评价。最后，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要通过建立民主集中制、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制等制度，对领导干部背离公共性的行为追究执行者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以及道义责任在内的多重责任，促使其忠于政府、服务人民。

（三）扩大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行政的核心内容之一。要避免领导干部公共性的嬗变，让公民更多地参与行政管理过程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公民参与可以对领导干部行使公共权力产生有效的制约。要扩大公民参与，需要做好以下几点：首先，要完善政务公开机制。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务公开对防治公共权力异化可以起着很好的作用。当前要切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真正把政务公开的制度、内容、措施、程序、责任等事项落实到位，让公民享有充分的信息，以便对领导干部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其次，要丰富公民参与的形式。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与互联网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完善传统诸如听证会、咨询会、信访等途径之外，要加大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影视、手机短信等新媒体的利用力度，进一步丰富公民参与的渠道与形式。再次，夯实参与权利的保障体系。“在现代国家里，公民权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东西，相反，它需要通过良好的政策设计过程来得到培育。”[13]公民资格也被认为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构成要素。没有有公民权作保障，公民参与也是一句空话。公民权为铸就积极的公民资格提供了坚强支撑。要让公民广泛参与到领导干部行政管理的进程中，就需要构建公民参与的权利体系，确保公民参与的制度化与法制化，真正在法制层面保障公民参与的权力，避免受到不正常的干扰。

（四）完善监督机制

毛泽东从决定党的命运的高度强调要高度重视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他指出“只有人人起来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才能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4]的历史周期律；邓小平也认为“如果我们不受监督，就一定会脱离群众，一定会犯大错误。”[15]按照现有的政治权力配置与行政运作制度安排，我国目前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可以分为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两大类型。内部监督主要是纪律监督、审计监督等，外部监督主要是社会监督。从法理上来说，经过多年的建设，我国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监督体系，在实践中也发挥了较好的效应。但在实践中，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各监督主体的功能定位，理清多种监督机制之间的关系，在监督范围、监督程序、监督方法、监督权限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以形成一个权责明确、协调互补、运转高效的监督体系。无论是内部监督还是外部监督，都需要增强内功修炼，提升自身的监督效力。譬如在内部监督方面，要进一步培养监督人员素质、提升监督专业化水平，同时要克服利益共同体的掣肘，避免灯下黑，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在外部监督方面，则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特别是新媒体）的积极作用，对领导干部形成强大的约束作用，确保领导干部沿着公共性的正确轨道行进。

四、初心永固：领导干部公共性的未来展望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新时代面临着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这对领导干部践行公共性提出了新的命题、赋予了新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难者。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各级领导干部一定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断发展公共理性、秉持公共关怀、承担公共责任、追求公共利益，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努力、奋力进取，在践行公共性的伟大实践中绽放绚丽壮美的人生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