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仕忠

清代苏州城里有“彭宋潘韩”四大望族，居首的彭家素有世代科第和积善世家的美誉，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祖孙状元彭定求、彭启丰了。在清代后期，彭氏家道逐渐中落，但亦有不少才人涌现出来，彭世芳就是其中的一位。

出身望族 求学东瀛

彭世芳（1884-1940），字景贤，号型百。祖父彭森，府庠生，曾官任句容县教谕，为人乐善好施，他把资助彭氏亲族中无力婚丧嫁娶视为分内事，至于年底募捐米布分送贫户，更是习以为常，把“少收几粒，多收几年”的谚语挂在嘴边，希冀造福儿孙。咸丰元年（1851），彭森等人创设苏州儒寡会，“仅由私人捐款以恤已故庠生之妻室”，即专门救助儒生家庭的寡妇。不久后又兼办民寡会，将救助对象扩大到一般家庭的寡妇。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儒寡会与民寡会均停办。1860年，彭森在战乱中积忧病故。1864年，战事稍平后，福保康保兄弟二人运送父亲灵柩归葬祖坟。1867年，彭康保与哥嫂分家，另立炉灶，把家从草安衖迁到了濂溪坊。

受家族德善之风的影响，彭世芳的父亲彭康保（1840-1914，字颂阿，号寿斋）与伯父彭福保（1830-1876，字阳生，号复斋）也十分热心善举，并立志兴复其父彭森创设的儒寡会及民寡会，他们设法筹措款项，救助儒寡、儒孤六百余口，但因经费有限，复兴民寡会的计划只能暂时搁置。光绪二十三年（1897），地方士绅周铁英集资常款，再加上彭康保劝募资金，终于使民寡会恢复运营。彭世芳称接办儒寡会和兴复民寡会分别是其父生平“最得意之事”和“第二得意之事”。彭康保妻子张氏“温恭淑慎、性情和平”，两人共育有五女二子。康保41岁时长子世煌出生，46岁时次子世芳出生，乡邻们都称赞这是他积善行德的结果。

等世煌、世芳到了读书的年纪，父亲便让他开蒙入学，读写识字，学习应试的八股文章，把科举作为进身的唯一阶梯。光绪三十年（1904），彭世芳考取了功名，成为一名秀才。此时的中国，正值救亡图存之际，很多有识之士认为必须出国留学，学习他国的长处才能挽救国家危亡。时任江苏巡抚端方对留学活动极为重视，同年，他下令选拔苏、宁各属学生124人，由各地方资助经费前往日本学习速成师范，毕业后回各地充当教习，经过选拔，彭世芳入列。一个没离过家的孩子要出远门，母亲自然不放心，虽然想法劝阻，但深知读书有用，最终还是让儿子东行游学。等到出发的日子，雨雾纷飞，彭康保冒雨前去盘门送行，不料彭世芳等40余人去向巡抚辞行后，从胥门出发了，致使父子道路相左，无缘相别。

是年8月，彭世芳一行到达日本，他先进入日本京都蚕业讲习所研习蚕桑科技知识。京都蚕业讲习所是1899年6月日本农商务部创办的一所官立蚕业学校，该校于1902年增设了养蚕讲习科，修业年限为本科2年，1905年本科改为3年。在日本求学的第二年，母亲病重，硬撑着最后一口气等着彭世芳回国，待世芳从日本赶回的第二天就去世了。1907年，彭世芳从蚕业讲习所本科毕业。同年3月又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攻读博物学，当时的博物学主要包括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以及生理学的内容。之所以选择博物学，是因为他们试图通过对博物学中生存竞争的进化论理念的研究，进而探寻强国强种的救国理念。通过四年的勤恳学习，彭世芳顺利毕业且对植物学颇有研究。宣统三年（1911）归国后，经学部对游学毕业生的考核，彭世芳列格致科最优等，获格致科进士衔。同届获得此衔的只有三人，其他两位是日后成为中国著名地质学家的丁文江和章鸿钊。至此，彭世芳的求学生涯算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编订教材 执教北师

在得到进士功名后，彭世芳应中华书局邀请，参加新式教科书的编订工作。编印教科书虽能赚钱，但成本大，再加上晚清时期，教科书市场一直被商务印书馆垄断。如何才能脱颖而出，中华书局的编写人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新制的教科书中删除了大量封建内容，增加了科学民主知识。中华书局编纂出版的这套“中华教科书”开始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前，出版却刚好在辛亥革命成功之际，内容又迎合了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其他出版机构由于缺乏预见性，书中还有大量的封建内容，所以中华教科书迅速占据了整个教科书市场，销量大涨，这也为日后中华书局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中华民国成立后，格致科改称理科，但内容未变，仍旧包括动、植、矿物、理化、生物等项。彭世芳、顾树森编写的《中华高等小学理科教科书》于1912年12月出版。此外，彭世芳还编著了《中华中学植物教科书》，1913年9月第1版发行，至1918年已出13版。1916年7月，他和吴家煦编著中学师范适用的《新制植物学教本》发行，至1919年共刊印11版，畅销程度可见一斑。除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在1923年还出版了由彭世芳编辑，龚礼贤、杜就田校订的《实用教科书植物学》，分为普通植物示教、植物通说、植物之利用三大部分，既介绍了常见的植物、植物的一般知识，还突出了植物应用的研究，影响也颇大。

民国成立后，新的教育制度还将心理学作为师范类学校的教学内容，此时由于国内缺乏相应的心理学教科书，新的教科书编订还是以翻译国外心理学教材为主。1912年11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彭世芳、戴克敦编写，姚汉章、陆费逵校阅的《中华心理学教科书》，书目顺序依据日本教育学家大濑甚太郎、高岛平三郎所著《心理学教科书》，内容采自日本心理学家元良勇次郎、高岛平三郎等人的著作，并参考作者在日本学习大濑甚太郎教授的讲义结合而成。教材出版发行后，大受欢迎，至1918年前后共印刷七版。

除了编订教科书，彭世芳在1912年还担任吴县县立第一中学的博物教员并当选为苏州教育会副会长，一起执教博物学科的教员有王朝阳（字旭轮）、陈纶（字榖丞）、吴传湘（字帙书）、王采南等人。

为了充实基础教育的师资力量，教育部决定在全国设立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5月，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教育学家陈宝泉出任校长。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后，聘请了很多留洋回国的人员担任教职，如王烈（字霖之）、王祖训（字仰先）、王桐龄（字峄山）、陶履恭（字孟和）、邓萃英（字芝园）、彭世芳（字型百）、陈英才（字子云）、陈映璜（字仲骧）、毛邦伟（字子龙）、钱玄同（名夏）、马裕藻（字幼渔）、朱希祖（字逖先）、马叙伦（字夷初）等人。彭世芳担任学校博物部教务主任。

起初，北京高师“校内青草满地，荒芜没人”，陈宝泉校长与彭世芳等人一起“辟草莱，斩荆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填聘教员、添招学生，改建房屋，把北京高师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毕业生张作人在《回忆北京高师生活片断》中记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教他们遗传学的第一堂课：

我是学地质的，来教你们遗传学，不是来教你们知识。学知识容易，你们自己看书就可以；我是来教你们如何获得知识的方法。学知识，学到一就是一，学到二就是二，学到一百就是一百，在一百以外的问题怎么办？要有办法对付它。我就是要教你们，新的问题来了你怎么办？你又怎么不断去发现新问题？

北京高师这种重视预习，反对注入式教育教学方法给学子们很大的启发，彭世芳还与其他博物学教师一起带头考察、采集生物标本并进行开创性的生物学研究工作，为我国生物科学奠定了基础。也正是这些贡献，北京高师期间他获得了有功绩于学问、事业的五等嘉禾奖章。

视学教育 立身博物

1917年11月，彭世芳署理教育部视学，视察各地学务，一起共事的还有钱学森的父亲钱家治等人。1918年2月6日，教育部视学黎惠中、彭世芳视察京师各中学，表彰公立四中及私立正志中学。1918年2月26日，教育部派钱家治、彭世芳、林锡光、洪彦远等人考察日本教育制度，四人均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此行对日本教育进行了认真分析与总结，把“欧战之后日本的教育改革”列为第一问题，为酝酿中的新学制提供参考。1919年，彭世芳、洪彦远参加南满教育会发起的南满教育品展览会，并撰写了《参观南满教育品展览会报告书》。1923年，教育部颁布新学制，理科改称自然，彭世芳参与了中学《自然》学科课程标准的起草和审核工作，并编写、校阅了相关教科书。1925年，参与修订《地方学事通则》、《小学教员检定规程》等文件章程。

中华民国成立后，全国出现了不少以“博物”为名专门从事博物学研究的机构团体，主要有中华博物研究会、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会，三者分别办有《博物学杂志》（1914年）、《博物学会杂志》（1918年）和《博物杂志》（1919年）。1915年，彭世芳在《博物学杂志》发表《高等植物与下等植物之判定法》，1919年在《博物杂志》发表《北京栽培植物俗名之研究》，1927年在《博物学杂志》发表《北京野生植物名录》，1928年在《博物学杂志》刊发《小五台山及百花山采集植物记》，这些中国近代早期发表的植物学研究，为中国植物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事实上，在实际工作中，彭世芳更多以“博物学”教授或“植物学”专家的身份出现。

为了更好地发展博物教育，彭世芳、王烈、陈映煌等人编纂了百科辞书《博物词典》，于1921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包括中等教育博物教材内容，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矿物学科名词，解释详明，并附有中西对照表，供中等教育学校师生使用。彭世芳还与北京高师教授合力编写《理化词典》，理化名词、术语、原理等，与《博物词典》相辅而成。

1922年，中华博物学会和《博物学杂志》对生物学名词的统一审查做了有益的尝试，在1922年第1卷第4期和1923年第2卷第1期，用了56页的篇幅，公布讨论审查通过了1226个植物学术语和560个植物科目名称。1917年，中华博物学会大会上决定审查植物学中文名词，吴元涤起草审查草案，主席吴家煦（和士），审查员黄以仁（子彦）、吴续祖（艺州）、彭树滋（敏伯）、黄以增（松林）、王寿彭（海筹）、任玉墀（琯亭）、吴元涤（子修）和孙英选。对于每种植物学名词，均分6栏，即英文、德文、拉丁文、旧中文译名、新决定中译名和备注，彭世芳作为教育部专家代表参加审查。

1928年，彭世芳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实验观察植物形态学》、《实验观察植物组织学》。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彭世芳编著的《自然分类普通植物检索表》，此书根据日本斋天宫太郎、稻叶彦六所著编译，共收植物600余种，供高中理科学生解剖植物、识别种类时检查名称之用。

1927年2月，国民党北伐光复松江，7月4日，江学珠女士被任命为松江女中校长，彭世芳为松江中学校长。1928年，旧松属慈善董事会将贡院十七亩地基赠与松江中学作为校基，在彭世芳的苦心经营下，松江二中逐渐扩建，始具规模。

伉俪情深 子贤女秀

彭世芳妻子吴映玉粗通文墨，勤俭贤能，性格刚直，夫妻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彭世芳与吴映玉先育有一女，名为萃英；后又生出一对双胞胎，皆为女孩，但不幸先后夭折。

在北京高师就职后，彭世芳从苏州老家接吴映玉和萃英北上，一家再次团聚。1914年，四女出生，时天降大雪，故名雪珍。彭世芳对萃英慈爱有加，经常带着她去西郊三贝子花园采集、制作动植物标本，对萃英的各种好奇询问，不厌其烦耐心解答。北平生活期间，彭世芳在多所学校任教，又兼做其他职业，家庭经济非常富足。十几间房的四合院中，厨子、奶妈、黄包车夫等仆人一应俱全。但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彭世芳的烦恼来自于彭氏家族的压力和现实中冷峻无情的舆论，因为他一直没有为彭家添上男丁。彭世芳甚至曾无奈地对妻子说：“你要是再生女孩，我怕是要娶姨太太了……”

1920年11月，吴映玉再度临盆，所幸的是，产下一子。彭世芳很开心，给孩子取名麟之，乳名阿麟，谱名荣滋。阿麟满月的时候，院子里摆满了客人贺喜的礼物和帐幔，院子当中拉着电线，挂了电灯泡，照得夜晚如同白昼，还请了五个唱苏州滩簧的艺人，在院子里吹吹打打，说说唱唱，还用砖砌了两个很大的炉灶，离三尺远就把人烤得暖烘烘的，热闹非凡。阿麟出生后不久，家道开始中落，彭世芳虽改任教育部视学并兼任农业大学教授，但仍入不敷出，开支紧张，家中佣人多半遣散。

彭世芳的三个孩子，年龄相隔都是六岁。三人中姐姐萃英最漂亮，高高的个头，眼睛有一层淡淡的黑晕，嫁给了留美工程师李充国，李充国是美国罗威尔南家罗里大学学士、硕士，重庆大学教授，后来出任民国辽北省建设厅长、四平市长。解放后，萃英在北京担任中学语文教师，工作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雪珍随父回苏后，先是转到苏州振华女中小学部读书，然后又到松江女中就读。在松江女中读书的时候，雪珍已然崭露头角，在上海《中学生》杂志举办的作文大赛中，她的文章《我是燕子》获得第二名。三个月后，《中学生》再度举行命题作文竞赛，她的《学校生活日记一则》一文在匿名投票得到的票数最多，松江女中校长赠给她一柄题有“为校争光”四字丝织团扇，以示鼓励。雪珍工作后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改名子冈，与浦熙修、杨刚一并被称为《大公报》“三剑客”，丈夫徐盈亦供职于《大公报》。抗战期间，经胡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大后方采访，发表大量通讯，揭露日本侵略罪行。解放战争时期，任《大公报》驻北平记者。新中国建立后，先后任天津《进步日报》和《人民日报》记者。1954年后任《旅行家》杂志主编、中国新闻社的名誉理事。子徐城北，我国著名戏曲评论家。

阿麟是家里最小也是唯一的男孩儿，备受家人疼爱。在姐姐的影响下，在中学毕业后改名彭华，奔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解放战争初期，作为八路军军代表从延安来北平参加“军调处”。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任驻瑞士大使馆外交官，1955年，任满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