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惠

蒋月泉

2017年11月，上海有关方面举行了纪念苏州弹词家蒋月泉百年诞辰的活动，从报上看，那一晚的场面是很感人的。在此之前，上海的曲艺家协会曾经打电话给我，说要举行一个纪念蒋月泉的什么会议。我回说，现在年已老迈不堪，腿脚不方便，已被医生和家里人禁止单独出门，出了门不能乘公交车，打的又不容易，抱歉了，不能参加了……曲协要搞的活动，是不是即报上报道的那一个?我大略地想了一下，在已故的评弹名家中，能引起后辈如此追念，并为他筹办如此有声有色的纪念活动的，也只有蒋月泉一个人了，蒋月泉泉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

我又想，蒋月泉为什么会这么有影响？我想：无非是他的唱风靡至今，蒋调的形成是从他的老师周玉泉的“周调”继承发展的。你拿“蒋调”和“周调”一对比，就会发现，“蒋调”的骨架其实就是“周调”。但现在听起“周调”来，就会觉得它太沉闷，太老实，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变化，不过是有些声腔的说话而已。但是，“蒋调”一听，就不同了，高低疾徐，抑扬顿挫，字音清晰，韵味无穷。他的唱，就像一个已自标一格的京剧老生。事实上，蒋月泉就深受杨宝森的影响，因为杨宝森的唱就是“味儿足”。他从不卖弄什么花俏，就是那么平平淡淡地唱出来，内涵却是那么有感情，有意味。我看蒋月泉就听出了这个“奥秘”，也吸收了这个“奥秘”。我听他唱的几只开篇，大体虽然就是那个“调调儿”，但细细辨味，则可以捉摸到唱的人用情所在。你只要听听他唱的《杜十娘》，再听听《战长沙》，就能分辨不同的“味儿”出来了。

早先，美国好莱坞的男星中，有位名叫平克劳斯贝，人称“低音歌王”，蒋月泉也喜欢听他的唱。在影片中，平克劳斯贝歌唱时，样子好像很随便，就这样跟你说着说着就唱起来了，显得很自然，也很流畅，没有故作姿态，摆出一副歌唱家的样子。在这方面我没有和蒋月泉交流过，不知他喜爱平克劳斯贝哪一点。我上面说的这个外国歌星的特点，全部是我个人的一管之见。

蒋月泉的唱是超过了老师周玉泉，论在评弹的地位也比老师高，影响比周玉泉大。但一到台上，周玉泉显出的那么不温不火的说表，还是有蒋月泉借鉴的地方。1962年，苏州评弹团到上海来演出，西藏路上西藏书场是他们重点的亮相之地，前面有曹汉昌的《岳传》，徐云志、王鹰的《三笑》，但我们最看重的还是最后送客的周玉泉、薛君亚的《玉蜻蜓》。差不多有近一月连续听下来，你不能不佩服周玉泉功力之深。他形容一件事、一个人，话并不多，只那么寥寥几句，就让你知道了，明白了，这个人、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周玉泉又常常喜欢借题发挥，联系当前的生活，借机调侃，话也不多，就是那么两句三句，就让你会心一笑，咀嚼不已。

有好几次，周玉泉已经说完了，散场了，听客纷纷走出来了，忽然碰见了蒋月泉，他是在老师快要出场之际，悄悄地从边门进来，坐在一边听书的。有一次他颇有感慨地说：“到了台上，话说得多还不如说得少……”这是什么意思？说书的怎么能说得少？其实就是语言要精炼的意思。就怕噜里噜苏地说了一大堆，人家还是摸不着头脑。

这里也可以看出蒋月泉当时已经如此有名望，还是用功不已，老老实实地从老师身上再吸取经验，进修学问。

不禁又想起十六年前，蒋月泉八十四岁。一个夏天的早上，忽然接到电视台编导张文龙兄的电话，告诉我：蒋月泉去世了。他们要拍一部短片报道此事，找两个蒋月泉生前友好说几句话，表示哀悼。他们把我算是“友好”中一个，要我马上就到南京西路评弹团去，片子就在那里拍。我立即前往，然后在一个房间内面对“麦克风”讲了一通。讲到最后，我诌了八句诗，居然在银屏上显示出来。但这八句诗中有两句诗我始终觉得用词不妥，一直也改不好，所以没有拿到报上去发表。但最后两句还可以示人，即“回眸五十年前事，一别音容两渺茫”。这也就是说，我认识蒋月泉先生已有五十年了。不，五十年还不止。我头一次访问他，是在1950年夏秋之交的一天下午，地点约在南京西路“沙利文”咖啡馆的楼上，“沙利文”是当时上海很时髦的一个茶会聚餐之地。我去时蒋先生已在，旁边还有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叫陈允豪，是无锡的苏南地区行政公署的一位管文化的干部。原来上海解放不久，是头一年还是第二年（即1950年），蒋月泉同他的几位要好同行，曾经组班到香港演出，满以为可以大大地造些影响，赚上一票。不料成绩不理想，一时不想在上海露面，便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学习班，到无锡去找当地的党组织来辅导，了解一下今后怎样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演出活动。他们学得很用心。据陈允豪同志告诉我：“最要求进步是唐耿良。”

蒋月泉他们一班人当时号称“四响档”，又称“七煞档”，七煞者，七个煞星也。根据神话传说，煞星是非常厉害，谁碰到了都要倒霉。这个称号，也表示了蒋月泉他们在评弹界走红的程度。

七个煞星就是张鉴庭和张鉴国、蒋月泉和王柏荫、周云瑞和陈希安，还有一位说评话的唐耿良。他们这班人，实际上的“领导”是唐耿良，我们戏称他是“政委”。他们平常如何行动，实际上多数是听唐耿良的。

这时上海的各个书场，都面临着换季的阶段，夏季过去，迎来秋季，天气转凉，是出来听书最好的时光。各书场接下来由谁上阵，实际上已经接洽好了。市中心区的几家大书场，比如“仙乐斯”（当时还是舞场，下午改为书场），这是最高档的，排出的阵容就是“七煞档”。再过去的“米高美”（即后来的西藏书场），也是“四响档”。这两家虽然相距很近，但由于“四响档”名声，听客照样蜂拥而来。此外还有稍微偏远一点稍次一等的几家书场，也被“四响档”包了。当时他们一天总要轮流在四五家书场亮相，还有电台的节目，从东到西，坐着包用的三轮车赶来赶去，那时上海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拥挤，小汽车很少，马路上只看见三轮车飞奔来去。其实，早先张鉴庭已拥有小汽车，不过“蹩脚”一点，车身很小，只够坐两个人的。好像张鉴庭这次在上海露面，开始也用过一个时期的小汽车，后来看看周围的情况有点不对，怕有招摇之嫌，也改坐三轮车了。

蒋月泉从前好像也有过小汽车，不过多数是坐摩托车，说完书，换了装，骑上摩托车，飞驰而去，很引人注目的。当然现在也是三轮车代步。他们坐的三轮车比较考究一些，多数是漆黑的车身，雪白的坐垫，冷天还有羊毛毯，供乘客盖住下身和腿脚。车夫也都是年轻力壮的，他们常年为走红的说书先生服务，神色之间，显得与一般在马路上揽客的三轮车夫不同，要“高傲”一些。

我记得当时“四响档”虽然占尽书坛风光，也有与他们能够颉颃，号召力不下于他们的，如四位说“单档”的“先生”：张鸿声、姚荫梅、严雪亭、黄静芬。黄静芬是女的，说《果报录》，在五十年代突然走红起来，也是一天要赶好几家场子的。由此看当时评弹界的形势，好像艺人之间，也分了门户，分了派别。你只要看各个书场每期排出的演出阵容，也可以大体上了解一二。作为记者，我同他们接触，在这方面是要很注意的。你个人的爱好可以偏向谁，在报道上却要十分当心，不能分出谁高谁低来。我当时还很年轻，这方面不太懂，因为最早是和蒋月泉结交的，我对他私下的风度也很欣赏，他好像有点“洋场绅士”的味道，这一点让我更加发生了“兴味”。“反右”时，我被批为“洋场恶少”。我不知道我究竟“恶”在哪里，估计言谈举止之间是让有些人看不惯，“海派”的气息重了些。我初看蒋月泉也觉得他的言谈举止比较时尚，不是戏曲界的“老江湖”。

于是我开始听他们的书，但不是从头至尾安稳地坐下来听，而是时不时地跑到书场里去，凭记者的身份在后台或在前台靠边的座位上听上一两档。蒋月泉在台上确实很洒脱，出言吐语也有新意。但最有噱头、最吸引人的是张鉴庭、张鉴国双档，号召力也最强。至少在书场最后一档“送客”，总由他们担任，别人压不了台。

不久，“抗美援朝”的战争爆发了，全国上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伐美帝国主义的宣传运动。上海文艺界也不例外，评弹界更是分外起劲。在主管文艺的领导者看来，评弹的演出形式，就是轻骑兵，最适合搞时事宣传了。

当时究竟有哪些关于“抗美援朝”的评弹节目我已忘了，现在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台“书戏”《三雄惩美记》。书戏就是演员化了装上台做戏，唱腔还是弹词的各种曲调。比如上海解放初期蒋月泉和范雪君在南京大戏院（现在已改为上海音乐厅）演出了《小二黑结婚》，以后还演过《林冲》，等等。这种“书戏”只能偶一为之，还要由名家来扮演，才有号召力。观众也不过是看个新鲜有趣罢了。

《三雄惩美记》相当于话剧的“活报”，故事很简单，两个吃醉了的美国烂水手在路上调戏一对正在谈恋爱的青年男女，被三个三轮车夫看见，出于义愤，将两个烂水手痛打一顿，直到他们连连求饶，狼狈而去。这出“书戏”中，演两个水手的是蒋月泉和杨振言，演三个三轮车夫的是张鉴庭、姚荫梅和刘天韵，演一对青年男女的是张鉴国和黄静芬。男青年穿的一件咖啡色灯芯绒上装和一条绿和白两种颜色相间的领带还是我借给他的。这种打扮带着当时所谓的“阿飞”气息。观众来看这出戏，其实是出于对这几位评弹名家的好奇心。书戏之前，还有别的节目，有大合唱，开篇和短篇评话等。整个演出的主题就是一个：声讨美帝国主义，断定他们的侵略行为定要失败直至灭亡。记得每次演出都在八仙桥的黄金剧场（后改为大众剧场，现已不见），都是早场，居然“客满”，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至少表明了评弹艺人是响应党的号召，跟着党走的。

趁着这股热潮，便有了这样的设想：索性到北京去露露脸，扩大评弹的影响。经过再三酝酿，又得到有关领导的支持，决定组成一支“上海评弹界抗美援朝宣传队”。主要演《三雄惩美记》这台节目，也准备了一些传统节目，所以像张鸿声、薛筱卿等早有声望的老响档也参加了。张鸿声而且内定为这支宣传队的队长，以显示对他的尊重。其实骨干力量还是蒋月泉等在内的“四响档”，出主意并谋划一切的则是唐耿良。

当宣传队经过几次排练，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一天下午，唐耿良约我一同到文化局去汇报。我已由报社批准，随同宣传队出行，被称为“随军记者”。那时的文化局在现今南京西路上的西侨青年会大楼（今为上海市体委）。文化局出来接见我们的是戏改处处长周信芳，当家副处长刘厚生。听了汇报，他们都表示很欣慰，这时唐耿良又趁机提出：“还是希望能组织一个由国家直接领导的评弹团……”刘厚生回答的大意是这件事情在考虑，但要创造条件，也需要时间，一下子急不得……我在旁边听了，感觉此事已经大体定局，唐耿良大概心里也有数，他现在提出来，不过表示他们艺人追求进步的决心而已。

宣传队终于出发了，先到苏州演了一晚，又到无锡，当晚演出之后，随即奔赴火车站，一节空着的软席卧铺的车厢已经进站，这是事先定好的。那时火车到北京，要过两个晚上，一个白天，大家就在车厢里闲聊。我喜欢到蒋月泉住的那节车厢里，那里有几个同行围着他，都嘻嘻哈哈地笑谈着。一会儿黄静芬也来了，她问伦敦是不是在英国？蒋月泉故意装着一本正经地在逗笑：“弗是格，像煞巴黎是英国的首都……”这种艺人之间私人的打趣，让我长了见识。

宣传队在北京，正经演出的书戏倒并不怎么引人兴趣，因为演的人和看的人都心里有数，不过配合时事作宣传而已。倒是评弹这门艺术的特色，让有关领导和北京的曲艺界同行谈论不已。有一次开座谈会，北京方面到的人不少，老舍先生也来了。过了一两天，唐耿良约我去访问老舍，他家是一幢独立的四合院，好像新近装修过。记得老舍谈了好些他的见闻和见解，主要一点是他认为：艺术要配合时事，这是对的，但艺术本身也要吸引人，才有效果。他又谈到对北方曲艺的一些见解。

有一天是从下午到晚上，中央广播电台决定为评弹录音灌制唱片，究竟有哪几位被选中我已记不得了。只晓得蒋月泉是有份的，录的是开篇《王贵与李香香》。在书台上，他向来是与搭档王柏荫同唱的，现在当然也是。但蒋月泉心里并不情愿，他低声地对我说：“我也说不出口，最好是杨振言跟我同唱……”那一阵杨振言跟蒋月泉私下的感情很好。杨振言的唱确实要比王柏荫好一些，但杨振言要帮他的父亲杨斌奎，无法与蒋月泉合作。要是有机会，蒋月泉总是要拉杨振言一同露脸，比如这次演书戏，演美国烂水手的就是他们两人。

宣传队在北京也演过一两场传统节目，让北京的有关人士认识评弹的传统艺术有哪些独具特色的魅力。据我看，评弹的最大特色是“说”，“唱”还是次要的。北方曲艺多半是唱上一段两段，一个故事就表述清楚了。听评弹要有耐心，连续听上若干日子，才会领略其中“奥秘”。听北方曲艺偶尔去一次，只要演员声情并茂的唱能吸引人，照样也会被“迷住”，成了他或她的“粉丝”。我问过好些北京人士对评弹和北方曲艺的看法，他们的回答大都跟我以上说的大体相同。

宣传队在北京待了十多天，任务完成，回上海去了。我没有跟着回去，而是在北京留了下来，继续采访我感兴趣的戏曲界人士，和上海去的老朋友叙旧，直到快要过春节才离开。

转眼到了1951年。这一年的大事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扫荡受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影响的社会上的不良风气。那时上海的一些男女青年，打扮得妖形怪状（如小裤脚的裤子）举止轻佻，喧嚣骚扰，被称之为“阿飞”，这也是要纠正或惩办的。那时上海的滑稽剧团就演了好多“阿飞戏”，热闹一时，很快也就冷下来了。评弹界也有人编了短篇或开篇在演唱。这时马上要举行一场新书会演，蒋月泉看中了一个题材，要我帮忙收集材料，以便编写脚本。这是讲的一个富家子弟名叫翟万里，因为交友不慎，又倾心美国文化，竟走上了犯罪道路。他最大的恶行是深夜跳上女友家的阳台，强行进入室内，对她进行猥亵。经女友家长告发，翟万里被认定是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腐蚀而犯罪的案例。翟万里被判入狱，刑期并不太长，却是极好的宣传材料。因为我之前跑过政法新闻，跟司法机关的关系不错，提篮桥监狱的领导也有点交情。我已经联系好去采访翟万里了，这天早上，却是陪了蒋月泉先生同去，他穿长袍，我也穿了一件仅有的丝绵袍，以示配合。监狱方面为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再把翟万里找来，亲口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翟万里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表示了深切的悔恨，但不知道他后来的下落如何，自此以后我就不去提篮桥了。

蒋月泉把他和翟万里交谈的感受告诉了平襟亚先生，再参考报上的文章，写成了一个短篇。演出有点效果，反响并不热烈。不是蒋月泉先生演得不好，而是这个题材所要表达的教育意义并不怎么新奇。

“四响档”在上海又演出一个时期后，他们又主动地集合起来，进行自我总结，以求思想上的提高。这次他们是在苏州找了一处房子过集体生活。有一天我坐火车特地到苏州去探望他们，当天下午回沪。记得张鉴国因家里有事，和我同车并坐一起，谈了些内情，然后彼此都有相同的看法：做人不容易，做人要当心。

大概也就是这一年，国营的“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成立了。一成立，所有团员都到淮河工地去锻炼，去体验生活。大概只有当时被称为业务指导员的陈灵犀没有去。等他们回来，已是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因为又是冷天，市面上好像有点清冷的样子。我让《大报》请他们吃了一次，表示欢迎。地点在“冠生园”南京东路门市店。那天晚上好像除了我们订的几桌，就没有别的生意。《大报》也因经济情况不好，拿不出多少钱来请客，又怕客观影响不好，桌上就是几样菜，很简单的，没有上酒，张鸿声为此颇有意见。评弹团别的朋友倒很体谅，不但来了，而且跟我们还是显得很热络的样子。也有个别的人好像入了团去了淮河，就像已经披上革命的外衣，看起来是另一种味道，有点“架子”了，但蒋月泉他们的表现还是很自然的。

这一年，评弹界为表示进步，大概先从苏州的某个演员开始，放弃自己赖以成名的“老书”（即传统书），美其名曰“斩尾巴”。一经宣传，纷纷表态，都要和“老书”决绝，改说新书。上海评弹团的领导明知这种做法有点“偏左”，也不能不跟着“响应”。加上他们又刚刚“下生活”归来，更要表现一下吃了几个月“苦”的收获，于是中篇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跟听众见面了。我今天可以老实说，这个中篇评弹的故事结构其实是很单薄的，全靠几位名演员硬是凭着自己的说表演唱的功夫在吸引听众。蒋月泉在里面唱出了他的“快蒋调”，这也是他适应剧情而作的变化，在这里他不好像平常那样从容不迫地唱了，听起来总感到“味儿”差一些，所以传唱的不多。

另一个也是现代题材的中篇《海上英雄》，描写解放军的水兵与大海风浪作斗争。其中有个水兵奋力游泳完成任务的那一段，蒋月泉得以发挥所长，唱得感情饱满，力度适宜。别人学唱，音调是像了，总觉还是单薄了些，不能畅意。

最令人怀念的还是中篇《林冲》。尽管合演的张鉴庭、刘天韵、姚荫梅等有绝妙的表现，但蒋月泉确实表现了林冲不凡的英雄气概。前篇与妻子长亭分别时唱的“休将涕泪挂胸膛”和后篇林冲在沧州郊外酒馆内听人谈即将过年发出的感慨：“岁月匆匆到腊边”两段，都让我有玩味不已的听觉享受。蒋月泉的唱，我认为最出色的就是抒发感伤的情绪，京剧杨宝森的唱也是如此，这是后学者无法达到的一种境界。

“斩尾巴”的风浪过了年又平息下去了，它让人明白了对待文化传统不能这样简单粗暴地“一刀切”，艺人们传统长篇又渐渐地恢复说旧书了。蒋月泉除了演中篇，此时也恢复说《玉蜻蜓》，同时又尝试说《白蛇传》，但他的搭档换了。王柏荫去了杭州浙江曲艺团，现在换了朱慧珍。朱慧珍原来与丈夫吴剑秋在外面说《玉蜻蜓》的，她的嗓子好，在《林冲》中演的张贞娘唱的俞调，让人陶醉。现在与蒋月泉搭档，一男一女，扮演起书中的角色来理应有胜似男下手的特色。但我后来听说，蒋朱两人的合作并不理想。症结究竟在哪里？我可以猜测，但没有打听，反正人与人之间长久相处，终归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的。在和蒋月泉合作的女演员中，在旁观者看来，比较称心的还是江文兰（今健在，已到望九的年龄了）。在蒋月泉面前，江文兰属于晚辈，但她反应灵敏，有才气，当下手也是比较适合的。

1957年鸣放时，我约蒋月泉写过一篇文章，先到他家里去谈，然后由我代笔，再用他的名义在《新民晚报》上发表出来，内容我记得主要就是评弹演员相互合作领导上如何调配的问题。到了“反右”时，这篇文章成了我的罪证之一，成了“右派”。蒋月泉自然受过批判，但他把“毒气全哈在‘王惟’身上”，王惟是我当时常用的笔名，评弹演员当时都这样叫我。他终于被保护过关了。这我也不怨，我的命该如此，是逃也逃不过的。

到了1978年，我当时所在的金山石化一厂党组织执行党的政策，为我平反（应叫“改正”）。派去调查的人看了这一篇和另一篇我替京剧演员陈大濩写的文章，说：“这算什么反党？我看看一点问题也没有……”这也不稀奇，后来评弹团有人告诉我：当时为了脱身，谁都要推卸自己的责任。你老兄也是合该倒霉，反正现在不算数了。

到了上世纪初，我的“帽子”摘掉，又恢复做“限制使用”的记者，也跑过评弹新闻，但评弹团却很少去，因为有点自惭形秽，有时和蒋月泉碰见了，也不好意思多问他什么，心里总去不掉一个疙瘩：我是不是曾经连累过你？但六十年代头几年，蒋月泉的艺术成就，又有了新的发展，说传统老书，出言吐语，仿佛更精炼，更准确了。有一天下午，我特地到南市的西园书场听他和爱徒陆雁华合说《玉蜻蜓》，就是他们这一档，要说两三小时，当中休息一次。这天说的是金贵升在尼姑庵中终于一病不起，舍下情人“三师太”含恨而去。好几年没有听蒋月泉的书，觉得他现在的艺术造诣正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年龄大而不老，精力旺而有度，经验丰富而有节制，唱腔饱满更有韵味，那天我真听呆了。休息时我到后台转了一下，不过问个好，不敢多耽搁，怕影响他的休息。

这几年中，蒋月泉好像新作迭出，老书《厅堂夺子》、新书《人强马壮》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尤其是《厅堂夺子》中的一节是徐元宰复姓归宗，表示自己还是金家的子孙，虽然生父已经去世。这让从小收养他的养父大为伤心怒恼，忍不住将徐元宰痛责一番。这里的一段唱，蒋月泉又有了新的创意。赴香港演出时，说过一回书，台上只有他和杨振言二人，都全神贯注，全心投入，说完，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

也有令蒋月泉十分伤感的事，就是他的夫人邱女士患肝病去世了。邱女士不是蒋月泉的原配，也是因为爱慕他的艺术而嫁给他的。待蒋月泉十分体贴，自己的肝部不管有多么疼痛，只要蒋月泉在家，就强自忍耐，不在丈夫面前有痛苦的表露，好让丈夫安心。有一件事我是听王柏荫说的，当年邱女士与蒋月泉结合不久，每晚都要熬好香梗米的粥，等蒋月泉晚上演出回来吃夜宵。其实蒋月泉已在外面吃过了，但夫人的粥香气扑鼻，还是要吃。有一次他一面吃，一面浏览报纸。粥吃完就添，一碗接一碗，也不知吃了多少。为他盛粥的邱夫人这时忍不住提醒他：“根生啊，七碗哉！”根生是蒋月泉的原名，邱夫人这样叫他，也是“爱称”的意思。

邱夫人去世好久，蒋月泉一人非常孤独，好久找不到续弦的对象，也曾经找到一个，两人谈得很投缘，看看就要论及嫁娶，偏偏对方的出身有问题，是资产阶级，蒋月泉正为难之时将此与唐耿良说了。唐耿良马上到领导那里去汇报，领导马上找蒋月泉谈话，问他是要加入共产党，还是投靠资产阶级？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蒋月泉只好放弃了这段几成事实的婚姻。

这件事是“文革”以后，唐耿良对我说的。唐耿良这时也深自懊悔，自己多事了。要是蒋月泉这段婚姻成功了，他后来也不至于那么凄惶了。

“文革”终结，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拨乱反正。我开始感觉到人世间好多事情要另眼相看了。但是由于我的政治水平低，也不敢说些什么。与人接触，依然小心翼翼，怕再有什么把柄落到人家手里。晚报复刊，我编副刊，坐在办公室看稿子，用不着去外面打听什么。晚上有时觉得厌气，偶尔去附近的大华书场听回书，偶尔遇到相识的艺人，当场可以很亲热地谈几句，过后却不来往。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并不需要我出去走动，老实些，做好手头的作业吧。

忽然收到一封信，里面附有一张票子，原来是纪念蒋月泉先生书坛生涯四十年的会书，不禁有些意外的惊喜。却又心生疑惑，蒋先生这么早就举行艺术生涯的回顾演出，是不是以后要“告老在家”，不说书了？

不去多想，还是听了这次会书。蒋月泉在台上风度不减当年，照我看，他的艺术生命还很长，一定还有更加精彩的艺术创造出现。我写了一篇稿子寄给为这次演出而编的特刊，用了我从前常用的蒋先生也这样叫我的笔名“王惟”，表达了一直钦慕他的心声。

蒋先生是民盟盟员，我也是。有一次在民盟市委机关内，遇到蒋先生，得悉他现在孤身一人，我甚想为他做媒。因为我想到妻子所在医院有位开刀的女医生也是单身，人很挺拔，是不是可以为蒋先生作介绍。后来想到可能两人的志趣不一，也就算了。

又一次在市政协文化俱乐部的老房子内为蒋先生举行什么纪念活动，我发了言，大意是既不要忘记过去的几十年，更要珍惜未来的若干年。在我看来，蒋先生虽已人到老年，但他积蓄着丰富的能量，待机而发，艺术生命是不会衰竭的。蒋先生那天是不是发了言，我忘记了，但看他的神态，深沉有余，欢快不足，好像憋着一肚子的心思说不出口的样子。“文革”的阴影依然留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

1988年，我有幸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蒋先生是这一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头一次出发去北京，我们竟有幸同在一架飞机上，座位也相隔一条走廊。我们相视而笑，虽未多谈，但彼此的心中都有感慨，这是可以估量得到的。不过我的神态似乎轻松一些，心事也少一些，这一点我觉得蒋先生似乎看出来了，他看我同别的人大代表谈话的样子，不禁笑了，也许他心里的话是：这小子又有点忘乎所以了。

我有点弄不懂，社会上的欢喜唱“蒋调”，甘愿拜他为师的人不少，但蒋先生似乎都看不上眼。有一次记得在一个什么地方，又是什么机构，约请了好几位蒋老师的学生，还有他的仰慕者录制“蒋调”的音像制品。蒋先生本人也来了。好像听说那天蒋先生并不怎么高兴，认为今天约请的人中，有几个他并看不上眼，只是他们借着蒋先生的名望在自我标榜。蒋先生自然也录了音，但没有多耽搁，没有和在场的人多交流就走了，我原想凑上前去同他攀攀“老交情”也攀不上。

后来就听说蒋先生结婚了，新夫人原来是上海的一个交际花，姓朱，上海解放后不久就去了香港，在那里定居，混了多少年。现在会看上蒋月泉？我有点为蒋先生担心，这位朱夫人不是省油的灯，为人很厉害的。

我约略知道一点关于朱夫人过去在上海的事迹。他曾经和电影演员金山要好。金山那时在上海以清华电影公司的老板自居，吹嘘他怎么富有，在东南亚有橡胶园，等等。却不知金山是地下党，在全国解放前夕到北京去了。五十年代初，金山陪同苏联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上海，有一天在大光明电影院开什么会。朱夫人得悉要去找金山吵闹，后来被朋友们死命地拦住了。

魏绍昌也迷恋过她。见面时送她两本什么书。朱夫人不以为意，回到家里随手一扔。后来魏绍昌再问她，书看过没有？朱夫人轻描淡写地回说没看，魏绍昌急道，你怎么不看？书里面夹着美金呢！

我想，蒋先生未尝不知道朱夫人以前底细，但现在彼此都有一把年纪，大家又都风尘飘零，急于营造安稳的归宿之地，就结合在一起了。蒋先生还有一样心事，他怕“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再卷土重来，那可吃不消。事实上那时确实有“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说法，让人听了寒丝丝的。蒋先生说，要是再来的话，我现在有地方可以逃避了。

蒋先生婚后生活究竟过得如何？不得而知。有一年，有位朋友在上海十六铺附近的一条船上请客吃晚饭，请的都是评弹界的朋友。不一会蒋月泉也来了，他是今晚的贵客。但他坐在轮椅上，由朱夫人推着，虽面露笑容，但面色不好，似乎又黑又瘦。他的两个学生如潘闻荫等，只上前叫了一声“先生”，就连忙退回来，不敢多搭讪。听说蒋先生现在的脾气不大好，话如说得不注意，就要引起蒋先生不快。我只远远地望着，没有去打招呼。我自觉已无此必要，因为看他这种有病在身的样子，我不知说些什么才能安慰他。“英雄只怕病来磨”，我猜想蒋先生自己必定有无限的感叹！

2001年9月的一天，终于听到了蒋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写的悼诗头两句是“溽暑方消秋未霜，先生何故走匆忙？”那年上海的夏天大热，而且热的日子很长。蒋先生熬过了盛暑，怎么就过不好秋凉？呜呼！

近年有人送两篇文章来让我润饰（后来刊登在一家报纸上），一篇作者是蒋先生的师弟，又和他有点亲属关系的，他姓华。一篇是这位先生的女儿写的。原来蒋先生病了一个时期后，有些缓舒，就从医院出来，竟无家可归了！这位先生便把蒋师兄接到自己家里，特地腾出一个房间，又特买了一张像医院那样可以起坐的病床，让蒋先生看病。华先生的女儿常常侍候在侧，还为蒋先生剪手指甲。蒋先生叮嘱，右手的大拇指不要剪，因他还要弹弦子……

我看了弄不懂，赫赫有名的蒋月泉怎么就弄成这个样子？他在上海长乐路不是有房子吗？怎么就回不去了？原来让朱夫人卖掉了，她回香港去了，不来了！又听说已在中山公园买了新房子，那么子女呢？到哪里去了？种种疑问和感伤，盘旋我心，挥之不去。再想想，这又何必？如今任何人到了最后，就成了一撮灰。何况蒋月泉先生余音不绝，仿佛还活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