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小云

十二

人物角色各异和南北方言荟萃是《啼笑因缘》这部书的一大特点。业内行话把方言叫作“乡谈”。学习方言并非易事，即使把一句或一段方言死记硬背说得很熟，却还是很难融汇贯通，一不小心这苏州话就漏了出来。为了更好地掌握书中的乡谈，营造语境氛围，我特别制定了训练计划，即：一日方言法。每天用一种地方语言和蒋云仙先生对话，在日常生活中训练。比如今天说山东话，明天讲常熟话，后天对常州话……持之以恒，时间一长，方言交流能力突飞猛进。

和恩师蒋云仙一起演出书戏

面对书中如此众多的各色人物，压力着实不小，而刘德柱和沈三弦这两个角色难度最大。我身材比较瘦小，嗓音又细，很难像蒋先生那样把刘将军膀大腰圆、骄横粗鄙的军阀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蒋先生教我，一手叉腰，一手比划，动作幅度要大，这样活脱脱一个大胖子形象就凸显出来了；而不同的角色一定要注意嗓音的变化。蒋先生演活刘将军并不难，因为她长得比较富态，容易表演，可沈三弦这么一个骨瘦如柴、猥琐不堪的人物，她怎么也能演得如此鲜活呢？一次排书时我就专门去注意观察先生表演的细微之处：眉毛一高一低，眼睛一大一小，肩膀一耸一缩，活脱脱就是一个沈三弦啊！当然，由于年龄等方面的差异，我在饰演这两个人物时还是应比老师略微收敛些，把控好分寸，才适合。演员本身与角色形象的巨大反差往往就是出彩的地方，所以很多观众特别喜欢看我起的沈三弦角色，常常报以热烈的掌声。蒋先生的表演很有新意，思维也十分活跃，她是维新派演员。教学时特别强调：我们传统书借鉴戏曲的比较多，而近代书的表演必须向话剧和电影学习。演员在表演时一双眼睛一定要传神、有戏。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传达信息的发射器，要让眼睛学会说话。这对我的启发很大，从那以后，我特别注意观察各种眼神，分析其中内涵，琢磨着为我所用。确实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眼神的运用成了我现在舞台上的一大亮点。

我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劲。记得第一次和先生拼档演出是在上海彭浦老年乐园，第一回书《逛天桥》有一档篇子《旧货摊》，二三百句一气呵成，先生怕我拿不下来，提出由她来唱，我说不行，我的角色是樊家树，应该是樊家树看旧货摊，否则说不通。其实我早就暗暗做好了准备，经常是边做家务边练习，每天都要背上一二十遍，已经烂熟于心了。演出时我心里一点都不紧张，却把先生给急坏了，她边替我打着节奏，边两眼忘形地盯着我。我知道，这比她自己唱还要累得多。从那时起先生也领教了我那股倔强劲！我一有空就喊：“先生，排书哉！”终于，她向我求饶了：“我平生没啥喜好，就是爱看电视连续剧，现在每天在播《几多夕阳红》，你这个时间段得留给我，其它都好商量。”我和先生的感情如同母女，我们经常聊天，从艺术人生谈到社会百态，从家庭生活聊到亲情爱情，可谓无话不谈，就连她后来和唐耿良老师的“黄昏恋”都还听听我的意见呢！

蒋云仙先生台上台下判若两人，台上文武兼备，精明老到，台下却率真活泼，单纯可爱。一次在常熟演出，和先生一起去买菜，路过一个小摊，先生欠下身子问道：“你的耳挖几钿一只？”那老太太说：“两角半（0.25元）一只。”先生生活非常节俭，习惯还价：“便宜点，一块洋钿四只。”谁知老太太干脆地回答：“不卖！”我在旁边笑弯了腰，气都喘不过来了。这绝对是幽默小品的绝佳素材。先生信佛，初一、月半吃素。有一次到湖州演出，那时浙江的书场还保留着一些传统规矩，先生进场要接风，离场要饯行。我们刚到场，场方炖了一锅老母鸡汤送来。恰逢初一，先生吃素，却煞了我的馋虫。第二天我把剩下的鸡汤端上桌来说：“先生多吃点，把昨天的损失补回来！”先生嘟着嘴说：“精华全让倷吃光哉！”第二天，我又炖了一锅鸡汤说：“先生，这只鸡精华都在，倷吃吧！”谁知先生竟像孩子似的哭了，忏悔道：“我对菩萨不敬，初一虽然吃素，但心里还想着那锅鸡汤，唔……”没想到我的一句戏言惹得先生又流泪又忏悔，罪过罪过。先生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后来她去加拿大定居，英语仅会几个单词。我说先生，您在那边是怎么过的呀？语言不通很不方便呀。先生笑着说：“倷放心，先生交关聪明。什么样的难题都能解决。一次我屋里的电视机坏了，满屏都是雪花。我打个电话去物业，说：哈喽，I，TV，沙啦啦！他们一会儿就来修好了。”先生就是这么风趣乐观，我们师生拼档的那段日子，既紧张又快乐，最值得庆幸的是，在艺术上我学到了很多很多。

1994年我別师开始单档演出《啼笑因缘》，从双档到单档是转折，更是考验。第一个码头在无锡乡下的小书场，我隔夜到场，准备好第二天演出的书，便早早入了梦乡……台下人头攒动，掌声如雷，我端坐书台，轻敲醒木，娓娓道来。谁知没说几句就卡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目瞪口呆！憋得浑身冷汗，突然惊醒。原来是一个梦！醒来我的心还在怦怦直跳！艰难而漫长的长篇单档演出开始了，在那并不太大的书场里，听众居然越来越多，时而笑声阵阵，时而掌声四起，特别感激听众对我的鼓励。只是很累，每天下台后，在床上躺一个多小时才能缓过劲来。谁说我们演员做的是无本生意？卖的可是自己的精、气、神哪！还有这上场掉链子的噩梦，我想每位演员都曾经历过。

万事开头难，那半个月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但只要成功闯过第一关，就提高了兴趣，增强了信心，边演出，边琢磨，不断改进完善。学习这部长篇我着实下了一番苦功，边练边演边琢磨，我在艺术上跨上了一个新台阶。然而，单档演出每天两小时，用嗓过度，经常会哑。于是我又动起了小脑筋，回家在老爸面前叫苦叫累，老爸心疼我，放弃了安逸享受的退休生活，陪我再上书台。我单档、双档相间进行，既让嗓子得到缓解和保养，也顾到老爸年龄大体力跟不上的难处。

十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州评弹在杭、嘉、湖、苏一带极为繁荣，需求很大，几乎每个镇都有书场，有的甚至有三四家，如桐乡乌镇、江阴华士等。打擂式演出比比皆是，那时的评弹市场都是票房机制，竞争相当激烈，和现在的社区书场完全不同。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世人瞩目。现在的评弹演员几乎都是开着私家车去跑码头演长篇的，惠民包场是政府托底的演出机制。虽有了基本保障，却少了竞争动力。

在当时，一般乡镇都只开日场（下午场），城市书场或较大的评弹重镇会有日、夜两场，逢到节日甚至加演早场。开书前，听到乱哄哄的嘈杂声，总忍不住撩开大幕去偷看，估计一下今天的听客有多少，比昨天多了还是少了？因为票房和收入直接挂钩。当时交通落后，出行不便，一个月要倒两个场子，赶路是非常辛苦的。肩背琵琶三弦，手提包裹箱子，挤的是公交，乘的是绿皮火车和长途汽车。每逢节假日，别说座票，就连站票都买不到，即便买到车票，也不一定能挤上车。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去无锡演出正逢国庆，由于当时铁路交通部门无序出票，拥挤不堪，许多持票乘客无法上车，只能临时用行李车厢装载旅客。我和七十岁高龄的父亲带着母亲好不容易挤进车厢，气喘吁吁，几近脱力。

书场住宿条件也相当艰苦，有件事我印象颇深，一次和父亲从常州演出回来，母亲已准备好丰盛的晚餐。父亲习惯地端起心爱的酒杯，脸色凝重地讲述了一件可怕的往事。我和父亲在常州南禅寺书场演出。书场是一座木结构的老式建筑，书台旁有一间不大的房间。房间的地板上有许多窟窿，踩上去“吱吱”作响。我的房间安排在书场的顶端，比较亮堂，两个房间相距二三十米。父亲总是把较好的房间让给我。一天半夜，熟睡中的父亲额头被莫名其妙地重击了一下，惊醒后开灯，眼前的情景让他惊呆了：一条两米多长的大蛇盘踞在他枕头上，大蛇昂着头，眨巴着眼睛直愣愣地盯着父亲。看来，这条蛇是从房顶掉下来的，俗称“蛇脱脚”。父亲虽然害怕但很镇定，直觉告诉他，这是一条家蛇，没有毒。双方对峙十多分钟后，大蛇游入地板缝中。第二天，父亲若无其事，直到演出结束回到家，才将此事告诉我和母亲。从小最怕蛇的我听得毛骨耸然，我问父亲当时怎么没告诉我。他说：“如果说了你肯定害怕，要是闹着回家，演出任务就完不成了。”父亲的勇敢睿智和敬业精神让我佩服，所谓“戏比天大”“书比天高”啊！在任何情况下，完成演出任务是每个演员的职业操守。

父亲说，“蛇脱脚”不是好兆头，家里恐怕要出事。果然，1995年冬天，母亲又患鳞癌。父亲闻讯老泪纵横，六神无主，喃喃道：“这可怎么办啊！”看着老父无助的眼神，我顿时感到肩上沉甸甸的担子，意识到母亲的就医方向和治疗方案必须由我来决定，我好像突然长大了！苏州第一人民医院的主治医生建议放疗，但没有仪器。我立刻联系了上海肿瘤医院，经过专家会诊，给出了不同的治疗方案：手术切除。这个消息让人振奋，放疗意味着只能尽力控制发展；而手术可以切除肿瘤，有望治愈。我听从上海专家的建议，选择了后者。

那是1996年初春，江南的天气乍暖还寒，枯枝已吐嫩芽，迎春花悄然开放，正是万物复苏的时节，母亲却住进了医院。为了兼顾演出和陪伴母亲，我请求团里业务组老师替我安排就近的上海徐汇书场，两处间距骑自行车只需20分钟。我向朋友借了辆自行车，每天往返于书场和医院之间。此次化疗虽反应不大，但食欲还是大减。我给母亲梳头时真吓坏了，大把大把头发随着梳子落下！我心疼不已，止不住的泪水无声滚落，强忍哽咽还安慰母亲说：“还好，掉得不多，不多。”

化疗后，肿瘤缩小了许多。2月25日那天，是我单档长篇《啼笑因缘》的第十天，记不清这回书我是怎么说完的。就在那天上午8点，我把母亲送进了手术室。但我心里明白，母亲的手术风险很大。我颤抖着手签下了名字，内心的惶恐不安无以言表！坚强的母亲泪光盈盈地看着我说：“不管结果如何，我相信你，我的命就交给你了！”那天的演出很糟糕，下了台就直奔医院而去，一路上默默祈祷母亲手术顺利，快点好起来！好起来！赶到医院已是下午4点了，正巧母亲被推出手术室，医生告诉我们：“手术很成功。”我兴奋得跳了起来，和父亲、姐姐紧紧相拥，喜极而泣！

十四

1996年11月21日，儿子出生了。他的降临给全家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无限欢乐，更让我体验到了初为人母的喜悦和艰辛。没请月嫂，一切都在母亲的指导下自己动手。记得第一次给儿子洗澡，抱着那软绵绵的小身体，笨手笨脚地把他放进浴盆，谁知小家伙拼命扑腾，哇哇直哭，一泡尿直射进自己嘴里……孩子三个月时，拉稀三月不见好转，当护士拿着针头扎入孩子的额头时，我按住儿子挣扎着的小手，心疼的泪水止不住滚滚而落……孩子七个月时，我接到任务，赴北京演出一周，母亲说，趁这个机会试着给孩子断奶吧，你放心出去，我来带。那时母亲的身体经过术后锻炼已基本康复。我吻别襁褓中的儿子，踏上北上的火车。潘益麟老师和我同去，只一句：“你出来，儿子呢？”我不争气的泪水又哗哗直流……七天后回家，母亲抱着儿子说：“东东，你看谁回来了？”他眨巴着眼睛看着我，刚才还阳光明媚，顿时晴转多云到阴，扁着小嘴，像是眼里满是委屈的心声：“妈妈，你不要我了吗？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我又是忍不住泪水涟涟。我不明白一向坚强的我，面对儿子怎么会变得如此脆弱呢？

其实，还在儿子五个月大时我便已重返舞台。参加的第一次活动是“97评弹出人出书江南行”。当时主办方把江浙沪优秀青年演员集中起来，进行排练和巡演，安排我和杨聪老师合作一回《武松·挑帘》，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杨派艺术。苏州弹词大家杨振雄和杨振言合作的长篇弹词《西厢记》《武松》以及振雄先生的《长生殿》，都是评弹宝库里的经典！兄弟俩的合作则被称为“杨双档”。尤其是振雄先生把昆曲的声腔和表演艺术运用到弹词之中，成就了杨派艺术。他不但是杨调的创始人，他演唱的俞调也有自己的独特风格，苍劲沉郁，业内外人士称之为“杨俞调”。我因为排演这回《武松·挑帘》，曾有幸得到振雄老师的亲授和教诲。

这回书是接在《出差》后面的。武松临行时丢下一句话，武大郎依兄弟所言每日叮咛。今日出门又如此重复：要闭户垂帘。可潘金莲愤愤不满，逆向而为，在楼头偏要开窗挑帘迎接春光。谁料一日挑帘时竹竿失手落下，正打在寻花问柳的西门庆头上。两人目光相遇，一时埋下祸根。金莲下楼去捡竹竿，正待起身，西门庆却一脚踏住了竹竿……我是听杨双档的录音学习这回书的，杨振言老师用自由调演绎潘金莲心声，而我是女声，如若一成不变生搬硬套便难以发挥自己的长处，我觉得把这段唱片用俞调来表达更为合适。但杨派艺术已成体系，如用传统俞调和整回书风格很难协调，且我从未接触过“杨俞调”，排练时间又很紧，于是我就在传统俞调的基础上加了些杨俞调的韵味重新设计了唱腔。但能否得到振雄老师的认可还尚未可知。我心怀忐忑地到了上海。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灰蒙蒙的天气并没有影响我的情绪：兴奋又不安。杨聪老师来车站接我去他父亲家。那时振雄老师已中风过一次，说话、行走都不太方便。即便如此仍难掩艺术家潇洒儒雅的风度。我们把排好的这回书向杨老师作了汇报。没想到杨老师对我的唱腔设计非常认可，他说：“你不一定要唱我的杨俞调，只要牢牢抓住人物的感情起伏，你怎么唱都是对的。但是你最后一句‘让万紫千红入帘来’里的‘入帘来’三个字要连起来，不能断，要把潘金莲的怨气唱出来。”振雄老师耐心地给我们分析了人物心理并做了示范，他的表演还是那么生动传神，动作飘逸洒脱。七十多岁且半身行动不便的老人，把潘金莲的娇羞、造作，西门庆的流气、霸道，演得活灵活现，一个字：绝！杨老师不厌其烦地问我们还有啥问题？他不顾病体劳累、无私倾囊相授的一片诚心让人动容！时间过得飞快，眨眼间一个下午过去了。我恋恋不舍地起身，杨老师又问：“你还有问题吗？尽管问哦。”我好后悔提前买好了回程票。其实，杨老师又说又教这么长时间，已经很累了，但一讲到评弹艺术，他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没有一点疲劳的痕迹。快到小区门口时，杨聪老师回身说：“你看，我父亲还在看着我们呢！他其实最喜欢我们去讨教，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艺术技巧都传授给我们。”我回头望去，振雄老师还站在阳台上目送着我们。泪水慢慢模糊了我的双眼……不曾想，此一别，成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