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雪

[摘要] 丝绸之路内在的文化底蕴和精神矿藏对文学发展有着持久的吸引力和驱动力，冯玉雷正是当代丝路文学创作的重要代表作家。从敦煌系列小说的创作到《禹王书》的面世，他的创作始终依托于西北这一具有丰富文化矿藏的土地，保持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探索和独立的精神持守，可以称作是丝路文化的追寻者和守护者。冯玉雷的创作视域、叙事风格在学术积淀的基础上不断拓展，神话原型的重述是他对丝绸之路上豐富的精神性资源的艺术表达，他以大传统视野来探究器物背后承载的华夏文明的文化脉络，具有文化寻根的审美意味。

[关键词] 丝路文学;禹王书;神话原型;文化寻根;审美表达

[中图分类号] I207.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115（2019）03-0138-06

丝绸之路内在的文化底蕴和精神矿藏对文学发展有着持久的吸引力和驱动力，与丝路题材相关的文学创作逐渐开始得到当代作家的瞩目，冯玉雷则是当代丝路文学创作的重要代表作家。但他的特殊之处又在于，他既是作家，同时又是学术研究者，他的丝路题材小说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丝路风土人情等的书写，而是在历史、考古、文学等学科的多重文化资源的融合下，重述神话，追溯原型，试图寻踪丝绸之路上远古时代的文化脉络，这种文化寻踪的文学想象引领读者跨越古今时空去追溯整个华夏民族的文化根基与精神依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冯玉雷孜孜不倦地在丝绸之路文化沃土上耕耘，陆续创作了敦煌题材系列小说，进入21世纪后，又创作了《敦煌遗书》《野马，尘埃》《禹王书》等作品。十五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对学术研究的探索精神，和对创作的不断的新的思考，让他不断突破自己的创作题材、创作领域，葆有的对文学、历史、考古等领域的热情使他试图用文学的笔触让历史、文物在笔下变得生动起来，或者说还原、重现远古时期人类的智慧、思想与成果。冯玉雷小说的审美表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他的创作历程中，创作视域的不断拓展和革新;二是他的创作主线以丝路展开，对丝路上的重要神话原型、艺术原型进行文学想象;三是以大传统的文化视野探究器物文化背后承载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文化寻根的重要特点;四是他的小说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新的启示，创作突破传统文学观念的窠臼，关注历史、考古中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小说的艺术化书写，在西部文学乃至当代文学中具有独特价值。

一、丝路文学创作视域的拓展

纵观冯玉雷的创作历程可以看到，他是很早开始关注到丝绸之路文化资源的作家，同时也具有强烈的丝路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冯玉雷在阅读经验和文学实践中找到了自己的创作坐标——敦煌，以书写敦煌文化精神来实现他对文学独特性的追求。上世纪90年代开始，《敦煌百年祭》（1998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2006年）、《敦煌遗书》（2009年）等系列丝路小说的连续出版，是他贡献给当代文坛的重要文学作品。冯玉雷以“敦煌”这一丝路文化符号为书写对象，讲述丝绸之路上敦煌的故事，莫高窟的历史变迁、藏经洞的诸种传奇、王道士的命运遭际，楼兰的神秘传说、斯坦因沙漠探险奇遇等等，向读者打开了当代丝路文学的大门。陈寅恪曾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研究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被国内学者关注，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历程，敦煌学已经成为显学。而作家冯玉雷敏锐地觉察到敦煌这一文化积淀深厚的历史遗存的文化魅力，将对历史研究的关注转化到文学表达中，《敦煌百年祭》这部历史纪实文学也因此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历史在他笔下生动起来，遥远的历史人物变得有血有肉，一部汇聚了丝路文化景观与藏经洞历史传奇的小说为我们呈现了西部文化的独特风貌。在这部小说中，敦煌的文化魅力、藏经洞文物的波折，历史的种种悲怆与惋惜生动地浮现出来。《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是冯玉雷耗时八年创作的小说，书写对象仍是敦煌，但这部小说的书写模式却彻底打破了之前的写实风格，以浪漫主义文笔编织出一个气象宏阔的文化情境，行文天马行空，纵横捭阖，写意与写实融合，较之《敦煌百年祭》，他的创作实现了一种新的突破。大量文化意象的运用，错综复杂的历史线索的掌握，对丝绸之路上发生的探险、传奇等进行文学的想象，整部小说开始生发出一种神性而浪漫的气质。雷达在《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一书序言中说：“在我看来，作家冯玉雷是一个顽强的文化寻根者，一个试图‘还原丝绸之路文明的梦幻者，一个追寻敦煌文化的沉醉者，一个执拗地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建构文字王国的人。”① 这一评价精准地概括了冯玉雷内在的精神气质和文学创作理念。从《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的创作开始，他的小说产生了艺术蜕变，更加注重对语言形式、叙事手法到审美特质的诗性表达，具有表现主义风格。《敦煌遗书》是冯玉雷书写敦煌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小说运用后现代创作手法，拼贴、嫁接、糅合了远古与现代不同时空中的人物形象，而这些人物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探险荒原，在丝绸之路上演绎了一场生离死别、爱恨悲欢的传奇故事，整部小说展现了一幅富有奇幻色彩的西部画卷。著名符号学家、评论家赵毅衡先生这样认为：“冯玉雷要写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敦煌，而是波澜壮阔的敦煌艺术。”② 敦煌艺术的丰富性、神秘性也正是在冯玉雷这种独特的写作手法下更加凸显出它的多重魅力。敦煌题材的三部小说是冯玉雷丝路文学的奠基之作，是作家尝试对丝路历史、艺术与文学进行融合，探索敦煌文化精神的阶段。

从2012年开始持续至今的玉帛之路文化考察给予了冯玉雷更为广阔的视角，2018年10月发表在《大家》上的《禹王书》（缩略本）则是作家在经过十五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之后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自由的文学世界中徜徉，思想回溯至上古时代，将远古神话观念与现代人的行为连结在一起，谱写出一部生动的西部文化赞歌。《禹王书》以上古时期的敦煌为背景，以神话传奇为叙事方式，展开对历史的想象，书写了从远古时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与文化的传承，借神话原型和器物文化的意蕴对西部文化资源进行想象性的开拓。作家的创作视域从敦煌延伸到更广阔的丝绸之路，从丝绸之路又追溯到上古时期，从整体上来看，作家的思考和探索更加深刻了。他意识到自上古时期以来玉文化、玉礼器文化对整个华夏民族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关注玉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与流通。在冯玉雷看来，中国人的文化观念、精神信仰皆与玉有关。史前社会的神话信仰和观念中包含的一个重要信仰就是玉石信仰，这是他在数次考察中追根寻迹对华夏文明所进行的探源，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崇高地位与深远影响。这些新的发现和思考更多得益于学术资源的启迪，冯玉雷对玉帛之路的考察和学术积淀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创作素材。这一视域的拓展是他丝路文学创作的一个延续。同时，又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他关注的文化视角在不断拓宽。冯玉雷既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那种严谨、理性的态度，他的小说中所有关于考古材料、历史文化都进行过严格的资料考证，讲求科学的证据，但在创作中，笔下的文字却洋溢着充沛的感性情思的释放，行文讲求意识和感觉的流动，呈现出小说家激情澎拜的一面。

从冯玉雷创作视域的拓展中可以窥见他的文学观中的一些重要特质，既有求变，又有坚守。始终寻求变化的是写作风格的突破，不写重复的东西，不断超越自我原有的知识边界，也不断超越读者的阅读接受能力，这是求新求变的过程;坚守的则是一种创作信念，他的创作始终依托于西北这一具有丰富文化矿藏的土地，小说呈现的文化背景、情感背景、生命背景都是從甘肃到新疆、从青海到西藏地区，辽阔的大西北是他的文学土壤，他有强烈的自觉意识，运用这片土地上丰富的资源作为文学创作的源泉，丝路系列小说正是这一自觉意识的坚守所取得的实绩。同时，西部文化的深厚积淀在他笔下得到生动地艺术化书写，也为我们了解西部文化这座富矿，挖掘丝路文化的魅力提供了重要的窗口。

二、丝路文化原型的置换变形

敦煌是冯玉雷小说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意象与文化符号，而《禹王书》中的远古神话原型则是他进一步探索文学创新的符码。原型是艺术胚胎时期的活化石，凝聚着远古人类精神活动的信息，隐藏着艺术的生命基因和遗传密码。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认为“原型”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文学象征群，文学起源于古代神话，古代的神话与宗教仪式互为表里，构成了文学原型的结构模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从神话思维的观点出发，提出原型是神话思维时代的符号形态。冯玉雷是深谙原型理论的作家，因此古代神话、传统艺术中反复出现的原型意象被他在小说中重新演绎，产生丰富意义内涵。在创作丝路小说之始，冯玉雷对敦煌文化的书写主要停留在历史事件层面，从《敦煌·六千大地及其更远》开始，他逐渐完成了对本土文化的自觉、理解、重述和再创造，更多地运用后现代的一些手法来呈现他的思想和艺术追求。冯玉雷坚持以跨学科的视野写作，以此追求真正的文学创新。正如许多评论者认为，冯玉雷在学术研究上下过大功夫、笨功夫，扎扎实实地做田野考察，一丝不苟地文献考据。他对历史学、考古学怀有巨大的热情和执着的探索，这也正是为了能将这些学术资源融入到他的丝路文学书写中，这种跨文化视域下的思考，汇聚在历史、艺术与文学想象之间的交汇点就是对丝路文化原型的追溯。

学者丁帆在《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形容西部文学有“四彩”：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冯玉雷的《禹王书》正是一部凸显着神性色彩的文化小说，作家情感的充沛炽热、神话的杂糅运用，结合起来书写出一部荡气浩然的远古神话新编。主要表现特征之一是作家擅长重述神话，小说中融汇了大量的历史神话原型，并对神话资源进行变形和改造，以此展开对传统文化的再发掘。二是对丝绸之路艺术原型的文学表达。从丰富的器物形象、图案、造型描写中彰显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用艺术印证历史事实，用艺术丰富文学书写。这两大特质使其在丝路文学创作中独树一帜，因为这种书写模式需要大量历史、艺术、考古等学科的知识积淀和确凿的历史考证，同时也很难驾驭，但冯玉雷在这条探索的道路上开创了他自己的风格。他对历史与神话关系有其独特见解，他认为从文学角度来说，历史就是无数事件的相互穿插，历史是人的历史，一切历史也是当代史，历史不因其文本化就成为权威而无法颠覆，它可以为创作所用，表达当代人的思想、感觉。人与艺术的关系从意象和形式开始，人与文学的关系从故事和情感开始，探究冯玉雷的文学审美特质时可以感知到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文学实践。神话原型在文学中的置换变形是《禹王书》重要的书写特征，借上古神话承载历史文化内涵与当代人的情感寄托。这与冯玉雷创作初衷也是一致的，原型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对历史的追溯，对传统的重视，而丝绸之路这一贯穿古今中外，跨越民族、语言、国界的广袤时空体系中必然会有诸多贯穿的原型存在，这些原型有的存在于人类原初的信仰体系或劳动生活;有的存在于远古神话中，如各民族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中都有相似的基因;有的存在于艺术形态中，譬如器物造型、纹样风格的演变。这些原型意象在文学创作中也成为作家用之不竭的素材和资源，通过置换变形，成为文学作品中重要的构成部分，甚至统摄着整部作品的精神意蕴，艺术原型在文学表达中的重新阐释也搭建起了丝路艺术和文学相融、相通的桥梁。

冯玉雷的《禹王书》在运用神话与艺术原型的同时，试图还原的是他所理解的历史情境，不是搬运历史或典籍记载，而是注入新鲜的血液，让这些神话人物为他笔下需要的角色内涵服务，譬如《禹王书》对远古神话资源的杂糅运用。上古神话类型几乎都囊括于这部小说中，创世神话、英雄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在小说中改造出另一番风貌。“仓颉造字”“共工触怒不周山”“女娲补天”“女娲造人”“夏禹治水”“精卫填海”“候人兮猗”“黄帝与蚩尤之战”等故事情节都在小说中被重新编写或再创造，衍生出新的意义。神话中的人物鲧、脩己、皇帝、嫘祖、共工、禹、女娇等人物也被赋予现代人的色彩，说话风格、人物行动与现代无异。小说中还大量运用《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如夔龙，饕餮等;其他如《尚书·禹贡》《列子·汤问》《诗经》《吕氏春秋》等古代典籍的神话传说、典故、逸闻也是构成小说情节的一部分。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窜三危于三苗”（三危，史书记载中最早的敦煌地名）等文化知识也被引用其中。

小说在神话传说和现代社会之中穿梭，亦真亦幻，情节看似荒诞，却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支撑小说情节的推进。大量原型意象和文化资源的运用，实则表达的是丝绸之路上民族、地区之间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互动以及人类情感体验的共通性。《禹王书》这部小说运用学术界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试图从上古神话开始溯源玉原型。从现代回溯至上古时代，向读者呈现了远古时期玉这一原型的地位、作用、流变与传播等。冯玉雷在小说中还传达出一种文化观念，原始先民的集体无意识行为一直延续到当代，上古时期先民就有用玉的习惯，重视玉文化，尊玉崇玉的礼仪传统，反映出玉石信仰在促进华夏文明产生、发展中的重要推动力。《禹王书》中对考古研究的三重证据法的追踪溯源，对器物文化的大量书写和描绘，对古代典籍中史料运用的得心应手，都是作家长期深入钻研的结果，可以说，《禹王书》是一部学术成果的集合。对于丝路创作题材和风格的特质，作家自己曾作出解释：“在小说中，我不断建设，不断破坏，实际上是创造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创造，彰显小说艺术的美感及哲学感。”③

在此前敦煌系列小说的创作中，冯玉雷就对传统文化的艺术呈现有他深入的观照和思考，这也是他多年坚守和思索的文学创作理念。冯玉雷曾谈到他对文学创作的思考：“如何借鉴先民智慧，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与当代社会的审美价值完美结合，创造出一种既能体现传统文化魅力和古人创造精神，又能满足当代读者阅读需要的小说文本，如何将敦煌学家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进行艺术转化，更好地服务人类，服务社会，如何通过小说形式挖掘敦煌文化？” 这一理念持续到他之后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因此到后来的《野马·尘埃》再到《禹王书》的创作几乎是一气呵成，长年的学术积累和思想积淀使他的创作变得更加流畅和自如。诚然，阅读冯玉雷的小说并不轻松，小说中蕴含的极为丰富的古代典籍中的史料、典故、神话、传说等，以及信手拈来的对器物的艺术化书写，尤其是对丝路上的各种艺术类型如陶器、玉石、石刻、艺术图像等文化信息的容纳，远古神话与现代情感的跨时空嫁接，对读者而言增加了很多阅读难度，惯常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习惯和思考模式被完全打破，然而这种文学的“陌生化”效果或者说“变形”手法又赋予了小说独特的魅力，呈现出独特的丝路文化的审美表达效果。它没有在当前市场文学的现状下跟风走向流俗，而是引导读者去关注灿烂深邃的华夏文明，这一文明中丰富的宝藏不仅需要作家去挖掘，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讲，也值得读者去反思当下的阅读经验。

三、大传统视野下的文化寻根

从冯玉雷小说的思想意蕴来看，他对丝路文学的审美表达中也包含着一种文化寻根的意味，寻找被小传统遮蔽的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传统文化背后负载着华夏文明与外来文明交汇的历史，自上古时期以来经历几千年的物质和文化的交流、融合与沉淀，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和表达者。冯玉雷的文化寻根与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以文化的大传统视野来对民族传统、历史精神、文化资源、地方性知识重新探索并进行艺术解释。他的精神指向是华夏文明的精神脉络，观照着更为广袤的时空中文化信仰观念的传承。正是在考古、历史学科的深厚资源发掘中，使他不断意识到器物背后承载的民族文化意识，文化心理、文化内涵。

关于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国内学术界基本上已形成统一的划分。“针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和多层叠加、融合变化的复杂情况，国内学者把可以把由汉字编码的文化传统叫做小传统，将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视为大传统。这样，从文明史的角度判断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有一个容易辨识的基本分界，那就是汉字书写系统的有无。”④冯玉雷小说《禹王书》中所表达的正是大传统视角中玉石神话、“玉”文化所反映的华夏文明的信仰體系问题。小说中远古神话的重述，神话观念的呈现，原型意象的追溯，正是基于大传统的基因和特质。文化的大传统视野是反思传统文化整体以及文化之脉的有效工具，冯玉雷十五次玉帛文化之路的考察就是对华夏文明的探源，去挖掘以往小传统视野下被遮蔽被忽略的“真相”，这种探源的方式也可以称之为文化寻根。

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韩少功写过《文学的根》，在文中他明确提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学者叶舒宪在《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一书中认为，“当代作家的这种对“根”的自觉关注可视为20世纪甚至19世纪后期以来世界性的文化寻根思潮在当代中国的一种表现。这种文化寻根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中国儒家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都可以看成是一种自我确证。它们反映了一种文化认同，是给自己的文化找血脉之来源”。⑤冯玉雷小说中的文化寻根同样有对抗现代性危机的意味，但他关注的是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视域更加开阔，已不仅是文学层面的寻根，而是丝路文化磨合中的民族文化之脉，譬如追溯大传统视野下玉文化的源流演变。丝路文献和考古发现，大量考古发现的艺术资源，为丝路文学提供再创造的素材。如何把丝路文化中如此深厚的积淀与文学创作更好地融合，这是冯玉雷在创作中探索的问题。而《禹王书》又有了更深一层的追问，也就是文化寻根，在丝路文化脉络中寻踪华夏文明的根。李继凯教授认为，冯玉雷小说中要寻的根，关乎文化根脉，关乎文化命运。关注大传统，关注丝绸之路，关注丝绸之路的前身玉帛之路，他的视野和目光所及之处，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也就是我们华夏文明的根源问题。

冯玉雷小说文化寻根的审美意味还体现在他保持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度思考。这也凸显出他创作理念中的重要特质，借重地域性资源，而又以突破性的视野创作出超越性的作品。就像作家本人所说，倘若进行一般性书写，只要在有人群的地方都可以进行，那么，冯玉雷的生活、创作必然会走向另外一种状态;倘若要进行深层次文学探索，酣畅淋漓地表达自己对时代、对民族文化、对人民大众及自然山水的真挚感情，就必须扎根于本土文化。冯玉雷毫不犹豫的返回地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三大高原之间的甘肃省。《禹王书》中改编了大量上古时期的神话，以女娲补天的故事为例，小说中描过述一处细节，女娲炼石补天所用的材料是五色石。这一被大家熟知的神话故事背后隐藏的正是炼石补天观念的信仰渊源，“史前先民将苍天之体想象为玉石所打造而成的，所以天的裂口还要用五色石去弥补……女娲补天的材料之所以用‘五色石，因为这类美石隐喻万般吉祥的玉石”。由此可见，尊玉崇玉的信仰观自上古而始，早于汉字就已出现。冯玉雷将玉文化追根溯源至上古神话，展现了华夏文化信仰体系中的丰富内蕴。他迫切地想把学术世界中有趣的探索引入到小说创作中去，于是创造出一个神奇诡谲的神话世界。小说对器物的艺术表达还借用文化大传统研究中的“四重证据法”。冯玉雷将大传统视野下考证的文化观念容纳在小说中，这样的情节在他的《禹王书》比比皆是，这部小说更像一场丰富的精神文化盛宴的展现。丝绸之路上有丰富的历史事件、民族文化、宗教现象，需要文学想象去表达;有器物、形象等大量视觉信息，它们可能是比文字文献更生动的文化资源，需要文学语言的创化和表达。丝绸之路上的商业贸易时断时续，但文化艺术却在这条路上不断丰富着它们的形态和内涵，传递穿越古今中外时空的精神情感，使现代人也从中获得情感和生命体验的共鸣。这也应该是冯玉雷始终葆有纯粹的创作热情的重要原因，他在这些浩瀚的文化资源中享受着精神乐趣。

四、丝路文学创作的价值与启示

丝绸之路人文艺术的永恒魅力是丝路文学书写的重要向度。将古丝绸之路的物质交流、英雄史诗、神话传说、精神融通与当代的风土人情、地域文化联系起来，构建起文学与历史互融的创作风格，这可以说是一种超越地域性的世界性视野。显然，冯玉雷在运用这一文化资源方面，具有引领和示范性意义。他的小说创作，既是学术成果和艺术表达的综合，也是传统知识与当代观念的碰撞，既有对远古历史文化的重述，同时又寄寓现代人的情感。在当下的时代和文学语境中，作家应有这样一种文化自信和关注丝路文化的自觉意识，既能对丝路文化资源进行深度书写和诗性表达，也要在丝路风情的描摹中展现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和审美追求，以贯通古今中外的跨文化视野让丝绸之路文学活跃在当代文坛上。正如学者石一宁之言：“丝绸之路是一条交流之路。在美学上，新丝路文学应是前沿性的创作，运用经过古今中外艺术经验的洗礼而成熟的现代性的風格手法，以既贴近又引领当代读者的审美趣味，表现时代生活，探索人性风貌。在整体上，它应是超越了历史的成就而代表着中国当代水准的文学。”⑥

当代的丝路文学书写基本的、直接的体现是对“一带一路”新的历史实践的反映，而深层的意蕴应该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当代丝路精神的表现，观照和体悟人类情感体验的共通性与差异性。丝绸之路文学的提倡，开拓了作家创作的新视野，为作家提供了更丰富的表现题材和内容。这一提倡打通了丝绸之路局部的地域文化与整个丝绸之路所贯穿的文明之间的广泛联系，引导作家以世界性的开阔眼光反映丝绸之路上各文明之间的融通交流，突破以往文学视野的局限性，将丝绸之路承载的风物人情、文化遗存、历史精神等文化景观生动地展现出来。而当代丝路文学创作对丝绸之路上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也有反哺作用，地方性知识以及民族传统文化将得到更多的关注，为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带一路”总规划的兴起，丝绸之路文学的生发，让冯玉雷的文学创作再次得到极大的关注。观照冯玉雷的创作之路，可以看出他并不是一个追赶时代潮流的作家，而是始终保持着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探索和独立的精神持守，有着创作的自觉主体意识，可以称作是丝路文化的追寻者和守护者。事实证明，冯玉雷的坚守是有重要意义的，作家的前瞻视野、创作雄心和为之付出的巨大艰辛使他在丝路文学的阵地上绽放异彩。丝路文学的热度正与日俱增，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冯玉雷则在文学空间中践行着丝绸之路的艺术探索与情感表达，这样的探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对敦煌历史的文学书写，扩展到对丝绸之路上丰富的精神性资源的艺术表达，冯玉雷创作视域的扩展、叙事手法的转变等显然是一种趋于成熟的，有自己独特风格和思想的文学创新。小说蕴含的丰富的原型意象，大传统视野下的文化寻根探索，追溯华夏文明源头与脉络以及丝路文化资源的精神性书写是其独特性所在，也是作家冯玉雷为丝路文学乃至当代文学作出的重要贡献。

[注 释]

①冯玉雷：《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雷达：《敦煌：巨大的文化意象》，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②赵毅衡：《敦煌的艺术书写——序冯玉雷长篇小说《敦煌遗书》》，《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第72～75页。

③冯玉雷：《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与文学创作》，《世界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第42～46页。

④叶舒宪：《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光明日报》，2012年8月30日。

⑤叶舒宪：《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页。

⑥石一宁：《丝路文学的厘清与再造》，《文艺报》，2015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