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笔者在所写《成欤斋近代文学丛稿》的代序《“学术自留地”耕耘四十年》开头曾说过，本来我是未曾想到要编那本论文集的，只是由于我所在单位财务处通知说，账面上我还有一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余款，如果不用，将被收回，这才决定编之。现在这一本呢？同样也是未曾想到要编的，但终于还是动手编了起来，而原因则有所不同。原来，那本论文集出版后，有朋友说：你那本论文集编得挺不错，相当真实完整地反映了你在“学术自留地”断断续续耕耘40年的歷程，何不仿而行之，从你跻身敦煌学研究断断续续30多年间所写诸多论文中选出若干编为一集，既反映你走过的30多年“预显学”之历程，又使之成为那本论文集的姊妹篇呢？我觉得朋友此说颇通情理，这才有了个对自己数十年敦煌学研究生涯加以回忆和总结、选编现在呈现在诸君面前的这本论文集的念头。结果呢？便有了诸君面前的这本书稿。至于书名，想了许久，决定仿照那本论文集书名，就叫问作《成欤斋敦煌文化丛稿》了。现在，书稿已经编好，自然还是免不了写篇序言，以说明选编原由以及选编情况。

[关键词] 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结项成果;神话研究;玉帛之路;文化考察

[中图分类号] K87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115（2019）03-0028-14

一

首先需要交代的是：如副标题所示，本文是要反映笔者断断续续研究敦煌文化30多年所走过的道路的，但正题却是“‘半路出家预显学”，为什么？

这里的“显学”，想必大家都知道，指的是敦煌学。而所谓敦煌学，在我看来，其实主要的或核心的，是敦煌文化研究。因而，所谓“‘半路出家预显学”的“显学”，就我而言，其实也可以称为“敦煌文化学”（尽管我也知道一般还把敦煌史地等列入敦煌学的研究对象）。

那么，“预显学”呢？陈寅恪先生当年在写《陈垣敦煌劫馀录序》的时候，摭取佛教的“预流”说，称“参加到敦煌学研究潮流中”或“参加到敦煌文化研究潮流中”为“预流”，我这里所说之“预显学”，也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之“预流”;考虑到汉语之“预”字本来就有“参预”之义，此处所说“预显学”也可直接视为汉语的“参加到敦煌学研究潮流究中”或“参加到敦煌文化研究潮流中”，而不必完全视同于陈寅恪先生所说“预流”。总之，“预显学”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敦煌学界的师友们大约都知道，我是研究敦煌文学的，而副标题却是“我的敦煌文化研究之路”，这里是否有误？其实，这里并无什么讹误。因为，不仅敦煌文学本身就是敦煌文化的体类之一，而要研究敦煌文学就必须研究其产生和发展于其中敦煌文化背景，而且我自己后来研究敦煌文化、撰写《敦煌文化》一书，也并不完全是为了进一步了解敦煌文学产生和发展之敦煌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应季羡林先生之约，将整个敦煌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为其所主编之《东方文化集成》中华文化编撰写一部专著。因而，以“我的敦煌文化研究之路”为副标题，想来还是可以的吧！

那么，“‘半路出家预显学”中的“半路出家”又是怎么回事呢？对此，话说来可就有点长了。

如同在前述为《成欤斋近代文学丛稿》一书所写代序中说过的，我这一生所从事的文学研究，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是近代文学，一是敦煌文学。但是，当初既未想到此生会和近代文学打交道，也未想到此生会和敦煌文学打交道，更未想到此生会因不得不与敦煌文学打交道而终于和整个敦煌文化打交道。关于和近代文学打交道，《成欤斋近代文学丛稿》一书的代序已有交代，恕此处不赘。这里要说的是，和敦煌文化打交道，是在我已年过四十之后的事情，比起本已显晚才开始和近代文学打交道来还要晚好几年。

原来，我是出生于陕西华县一个贫困村庄的农家子弟，一直到高中毕业，双足都未能迈出华县，不仅不知道什么敦煌文学、敦煌文化，而且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个敦煌。后来考大学考到兰州大学中文系，双足一下子迈到了敦煌文化的故乡甘肃。但是，不仅直到大学毕业，对敦煌文学、敦煌文化所知者实在少得等于无知，而且从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将要结束，由于先是到北京大学进修文学理论、后回兰州大学从事文学理论教学研究、再后又进入“文化大革命”，则连这样少得可怜的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知识，也被一古脑儿抛到脑后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我曾先后在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和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曾先后两次到敦煌莫高窟出差，论理此时应对敦煌文学、敦煌文化有较多的了解吧？然而，第一次去时，“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当然不可能参观莫高窟、不可能获得有关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的知识。第二次去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我和同行几位同志真是幸运之至，不仅参观了莫高窟，而且常书鸿先生还专门安排被称为“敦煌活字典”的史苇湘先生做我们的向导，因而我和同行几位同志也就大饱眼福。但是，很遗憾，至少我自己只是以旁观者身份看看听听而已，并未因之而产生研究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的念头。

真正想从事敦煌文学研究并从而和敦煌文化打交道，已是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年多之后。

二

记得还是在1974年，由于觉得自己的个性不适宜在省级党政部门工作，曾向领导提出回兰州大学做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要求，但没有结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我又多次要求回兰州大学，后来担任过民政部部长、当时还在兰州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的崔乃夫同志知道后还当面表示希望我能回到兰大，但直到拖了大约三年之后的1979年年末，省委宣传部领导才同意我调离，不过因兰大是部属重点大学而不同意我回去，只让我在省属的两个单位中任选一个前去。既然如此，我也就只好因想继续从事文学研究而决定调到成立未久的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并于1980年年底报到，开始了此后数十年的文学研究生活。

我到省社科院报到时候，该院还未及设立后来改名为文学研究所的文学研究室。因此，报到之后，势必先要把该院文学研究室建立起来，而这个任务也就落到我的肩上。好在，此事并不怎么复杂，在院党委和院行政领导下仅几个月任务就已完成并由我担任负责人。

文学研究室是1981年4月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的，1983年10月15日室改为所（故下文概称为“文学研究所”或“所”），我也先后被任命为负责人、主任、副所长和所长。这样一来，在我面前也就立即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文学研究所究竟应当主要研究什么？当然，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内同志完全可以自定课题、自行研究。但是，文学研究所既是省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一个研究单位，那就意味着总体上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工作，从同全省文学事业发展的需要出发来确定研究任务，而不能完全放任自流，任由所内同志散兵游勇式地自定课题、人自为战。这也就是说，必须在一开始就必须正确地为文学研究所确定一个不仅是当下、而且是长远的主攻方向。

当时，经院党委同意，我为文学研究所定下的重点研究方向有三：一是文学理论和当代文学评论;二是甘肃地方文学研究;还有一个就是敦煌文学。其中，头两个是较易确定的，第三个呢？当然，作为全省唯一的省级文学研究机构，把敦煌文学定为重点研究方向，现在看来乃是理所当然和十分必要的，但在当时，却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考虑。

其实，在最初要求调回兰大的时候，我并未想到要和敦煌文学、敦煌文化打交道。那时候，敦煌学研究和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样，经过“十年浩劫”的沉寂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已开始复苏。作为敦煌学各分支学科中的一个一直处于前列的分支学科的敦煌文学研究，也未例外。全国如此，在甘肃不仅亦然，而且似乎还来得更早更快一些，以多年前谢世的孙其芳先生和不久前也已谢世的张鸿勋先生为代表的敦煌文学研究专家在新时期开始后就已不断推出具有全国影响的新成果。总之，在经过“十年浩劫”期的沉寂之后，无论是全国还是甘肃，都出现了敦煌文学研究迅速复苏和兴盛的气象，形势一派大好。我自己呢？确实感受到敦煌文学研究复苏和兴盛氛围之形成。如果是个好随大流的人，在这种氛围中，当是很自然、很容易“预流”，很容易和敦煌文学、敦煌文化打交道或至少是会考虑“入流”的。然而，当时的我却不仅因并无随大流之习性而想到“预流”，当然也就是更未“入流”，而且我那时候一方面还不知道自己会到省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因而根本没有必要考虑“预流”“入流”，另一方面，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对近代文学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已经在悄悄地进行研究，满脑子里装着的乃是近代文学，因而也不会想到“入流”。

只是到了不得不决定到省社会科学院工作、把后半生不仅仍同文学研究、而且同将要成立和成立之后的文学研究所当然应当开展的文学研究工作联系起来之后，我这才想到是否要和敦煌文学打交道、以之作为文学所主攻方向的问题。

实际情况也是，还是在已定要到省社科院工作但还未报到的1979年末到1980年初，我就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并曾好几次把这个想法以书面报告的形式省委宣传部的主管领导并得到过支持。现在，既然已经报到，既然文学研究所已正式成立且由我自己负责，对这个问题自然更是必须考虑并拿出个意见了。考虑到文学研究所既是甘肃省社科院下属的文学研究单位，那么首先关注甘肃省自己文学的研究、为甘肃地方的文学事业发展服务，也就当然责无旁贷。然而，仅仅一般地这样确定方向虽然可以，但不够理想，觉得如此这般很难显示出对全国来说所应具有的突出特点，很难以形成既在省内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又同时在全国发挥作用、产生影响的局面。这就需要进一步考虑，确定一个既有甘肃自己特点、又能在全国产生影响的研究方向。怎么考虑呢？当此之时，全国和甘肃省内敦煌文学研究迅速复苏和兴盛的大好氛围便很自然地起了作用，促使我想起了敦煌文学研究，促使我考虑文学研究所建立后是否应当开展敦煌文学研究的问题。当时，全国以及甘肃省内敦煌文学研究的所有成果，我是大多数还都读过的。其中，任半塘《敦煌学在国内亟待开展第三时期》等，对我的启发很大。特别是张锡厚的《敦煌文学》，虽系简要通俗的小册子，却是自有敦煌文学研究以来第一本对敦煌文学全面系统进行评介的专书，使我意识到敦煌文学既是祖先留下来的一笔十分丰富的珍贵古代文学遗产，更是为我们文学研究所这个甘肃地方文学研究单位得天独厚所有、别的地方文学研究单位想有还没有的一个好大的金饭碗，觉得如果将敦煌文学作为全所最主要的主攻方向，不仅一旦搞起来必定会是很有搞头、很有前途，而且是作为甘肃省专门文学研究机构的应尽之责。现在，当已经报到并要为已经成立的文学研究所确定一个既最有甘肃地方特色、又最能在全国叫响的主攻方向的时候，也就当然会想到在到省社科院报到前就曾好几次书面报告过省委宣传部的主管领导并得到过支持的想法、想到敦煌文学研究。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当时的院领导中恰好有一位以前就喜欢并研究过敦煌文学、现在又主管文学研究所并仍想从事敦煌文学研究的副院长，也很支持我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院党委并在1981年年底便初步同意文学研究所将敦煌文学研究作为重点主攻方向。

不过，当时我个人还是有一定顾虑的。因为，敦煌遗书走出藏经洞已经80年，敦煌文学研究也已经有了70多年的历史。在敦煌文学研究领域中，前贤不少，成果也相当多，而我们文学研究所是刚刚威立的，所内人手既少，又还有其他研究任务，对敦煌文学也是谁没有专门从事过。能否把这个金饭碗端到手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确实并无多少把握。有鉴于此，作为文学研究所的负责人，我于1982年春夏之交专程赴鲁、豫、京等地，走访了老一代敦煌学家关德栋、刘铭恕、周绍良、刘修业、王永兴、邓广铭等教授，向他们求教。这些老一代专家学者，有的年事已高，有的工作繁忙。但一听到我的来意，便都热情接待，既鼓励我们，又给我们出主意。我们还得到中國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领导同志的鼓励和支持;在紧接着举行的全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会议上，各省、市、自治区文学研究所的负责同志也都肯定了我们的想法，认为把敦煌文学研究确定为主攻方向之一是完全正确的。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周绍良先生的指点：当我说明来意并把我们的想法和疑虑汇报给他、请其给予指点之后，周师立即回答说：“你们想研究敦煌文学，很好，很好！我很高兴你们有这个想法！”接着便针对我们的疑虑，讲了很长一席话，大意是：

你们是甘肃的文学研究单位，应当研究敦煌文学。过去有人研究，现在研究敦煌文学的人不少，成果也比较多，你们说是有疑虑，怕搞不出成绩。其实用不着担心。敦煌文学可研究的问题很多，有许多问题迄今还没有人怎么搞过;一些问题虽然有人研究过，但研究得还很不够。所以你们完全可以搞。现在有许多人研究，你们也不必担心搞不过人家。研究工作就是这样：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不同的单位都可以研究，都可以出成果，因为各人、各单位的偏重、角度、方法不会都一样，别人和别的单位可以拿出好成果，你们也可以拿出好成果。现在不是研究的人太多，而是太少，需要更多的人来搞。你们还是下这个决心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和我联系，我会尽量帮忙。

人们常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周师的这一席话，也确实不啻为指点迷津之玉言，对我终于下决心不仅把敦煌文学研究作为文学研究所的主攻方向之一，而且确定为主要的主攻方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周师自己也从此时开始成为我和所内其他几位相关同志之后20多年间进行敦煌文学研究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导师——此时已经是文学研究所成立一年多之后的1982年夏季了！

话说到这里，大家想来会问：在此情况下，你自己是否也决定至少拿出部分精力来进行敦煌文学研究呢？我的回答是：当年曾有一位教授对我的一位同事说，我大约只能做些学术组织工作，不可能在学术研究上有什么成就，虽系推想之言，却并非毫无缘由，因为如同前文已说过的，当年的我对敦煌文学确实是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如果早先我获准回到兰大而没有做出到省社科院工作之选择的话，省社科院能否和何时成立文学研究所还是个问题，因而也就当然不存在什么为文学研究所选定方向的问题;终于到省社科院工作了，文学研究所终于建立了，而如果我自己仍坚持原已有之的厕身近代文学研究的选择，并未考虑把本来根本没有想到会搞的敦煌文学研究作为文学研究所主要的主攻方向的话，那么文学研究所恐怕也不会和敦煌文学研究打什么交道。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文学研究所已经成立，并把敦煌文学研究作为主要主攻方向也已确定。既然如此，那就无论如何也得在已定为主要主攻方向的敦煌文学研究方面下功夫吧？当时文学研究所刚刚成立且还只是个室，人手既少，各人又皆缺乏从事敦煌文学所必须有的知识准备，因而也就没有谁愿意研究敦煌文学，连我自己也是如此。但既然身为临时负责人，确定敦煌文学研究为主要主攻方向又主要是来自我的选择，如果我自己都不从事敦煌文学研究，那么所定主要主攻方向岂不是要落空？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就不能不决定躬自从事，不仅把敦煌文学研究纳入到自己的研究方向之内，而且放到比自己所喜爱并从事着的近代文学研究更重要的位置上。事实上，从此时起，在学术研究方面，我的主要精力也确实放到了敦煌文学研究上;至于近代文学研究，则变成了我的“学术自留地”。

总之，如此这般，完全是自找的，是在不能回兰大的情况下自找的，是在身不由己到省社科院后的职责所在，也是不得不尔的被动抉择！

这一年，我44岁，人生已经过半。当此时际，鬼使神差，竟然不得不转换治学方向并终于转换治学方向，决定以主要精力从事本来对之既知之甚微、又从未想过要进行的一门学问的研究，实在可以说是在治学道路上的“半路出家”吧！

三

是的，是“半路出家”。不过，“半路出家”也是“出家”，所要踏进的是从未进过的“佛门”，而我自己此前则是所要踏进的“佛门”的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门外汉”。既然如此，那就无论如何都得在敦煌文学研究这个主攻方向所要求的，无论是对全所还是对我个人来说均系新的治学道路上开步走，并走好第一步——走进敦煌文学研究的大门，从“门外汉”变成“门内人”。

这第一步是怎么走的呢？

鉴于自己和所内其他几位已定也要搞敦煌文学研究的同志一样均是敦煌文学研究的门外汉，我也就既不能要求大家马上进入敦煌文学研究状态，也不能勉强自己马上进行属于主要主攻方向方面的研究。我为自己和大家所定开步走后大约三年时间中的任务，不是别的，而是为以后正式进行敦煌文学研究做必要准备，也就是老老实实、从头做起、认认真真地当敦煌文学研究界的学生，是通过学习了解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了解敦煌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了解敦煌文学研究隊伍的情况、了解相关文献资料的存藏整理情况并尝试性地做点资料整理和练笔式的专题研究工作，尽可能快地步入敦煌文学研究的大门、融入敦煌文学研究的圈子，为下一步正式开展研究工作做好主客观两方面的准备。简言之，我带领大家所做的，基本上是“入门”，是“备而不战，习而不研，述而不作，偶尔练笔”。具体言之，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了解情况，掌握敦煌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除翻阅大量资料外，还在1982年7月底至8月初在兰州、敦煌两地举行举办了我国敦煌学史上第一次学术会议，即“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这次学术会议规模并不大，但却对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对我们文学研究所开展敦煌文学研究来说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帮助我和室内其他几位已定搞敦煌文学研究的同志了解敦煌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融入敦煌文学研究隊伍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座谈会所收论文由我主持编为《敦煌学论集》，出版后于1986年荣获得北方14省市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此外，我们1984年还在武威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五凉文学座谈会”。

其次，收集整理资料，编辑敦煌文学研究书刊。由我主持，文学研究所编辑了我国敦煌文学研究史上的第一部论文专集《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编印了内部刊物《敦煌文学研究通讯》。另外，根据周绍良先生的建议，我和陈人之、赵以武、杜琪三位同志着手分工进行。《秦妇吟研究汇录》《云谣集研究汇录》和《敦煌歌辞研究汇录》三书的辑录工作。

再次，初步进行一些专题研究。参加我们所敦煌文学研究工作的副院长陈人之同志带头撰写了一篇题为《八十年来我国的敦煌学》的长篇论文，所内几位同志也分别撰写了几篇敦煌文学研究论文，我自己则撰写了《敦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等文。其中《敦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不仅是我走进“佛门”后所写的第一篇练笔性论文，而且是第一篇既论述敦煌文学中甘肃文学作品之存在及其意义，又对长期以来流行的把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为数甚多的散文作品排除于敦煌文学内容和范围之外和把敦煌文学的内容和范围限制在俗文学范围中的框框给予冲击，因而无意中成为报晓敦煌文学研究史上全面把握敦煌文学内容和范围新阶段到来之第一声鸡鸣的论文，在1983年举行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會暨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上，周绍良先生看到该文打印件后还高兴地给予肯定，后来罗华庆等颇具学术敏感的专家合著的《中国敦煌学史》一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论述到进入新时期后大陆敦煌学研究状况的第五编第九章第七节《敦煌文学、语言学研究的新局面》时，还不惜笔墨，在论介作为“新局面”重要表徵之上揭1983年会议语言文学组报告和讨论的主要论文时，对之加以肯定性介绍。因而，尽管这第一声鸡鸣的声音确实嫌小，却还是可以视为一块走进“佛门”，成为敦煌文学学者队伍中的一员合格证！

所有这些工作，并未白做。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我和所内其他几位相关同志基本上完成了开步走阶段的任务，达到了预想的目的。

新的阶段、新的任务等着我，等着我和室内其他几位相关同志。

四

1985年，我们文学研究所的敦煌文学研究进入了正式开展研究工作的阶段，即从“入门”转入此后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的敦煌文学研究阶段，我自己当然也是如此。在这个阶段中，在敦煌文学的研究方面，我自己总算没有交白卷，总算拿出了大大小小的若干成果，其中有的是在退休之前做出的，有的是在退休之后做出的;有的是由我主持完成的，有的是我自个儿独立完成的。回过头看，所有这些成果虽不能说是废纸一堆，但有许多确实并非都有多么大的价值，真正可以一提的只有分别在这整个研究过程中前后数个阶段上做出的、可以看做各小阶段之主要成果的有限的几个，即《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敦煌文化》《敦煌文学千年史》。有鉴于本《丛稿》所收各该书之导言、后记之类文字以及《不期而至的学术机遇》《悼念永生难忘的导师周绍良先生》等文章对其编写、撰述情况已有详细叙述，兹以阶段为序简括介绍如下：

其一，进行敦煌文学宏观规模和理论层次研究阶段，主要成果是编著《敦煌文学概论》。

当开始进入正式研究工作阶段的时候，我并不敢奢望什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却希望一开始不仅要避免“砸锅”，而且希望至少能够在敦煌文学研究界得到“还可以”这样的三字评论、争得一点发言权，要求并不算高。但即使如此，我也知道，还是得拿出有比较大影响的成绩、做出还可以放上台面的贡献才行;零敲碎打式的工作即使做得再多，也难以达到目的、实现愿望。所以，我想起点一定要高一些、步子一定要稳一些，只有真正找到并脚踏实地地提出并完成一个比较大的课题，才能達到目的，而这样一个课题必须是既占得一个制高点、又有较大的难度且有值得重视的学术意义。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自然就必须弄清前人在敦煌文学研究上究竟存在什么重要的问题。恰好，还是在“入门”阶段，我自己对此就已有所注意，也确实发现：尽管敦煌文学研究历时已久、成绩显著，但却很明显地存在两个大问题：一是缺少一部在宏观规模的和理论层次对敦煌文学进行全面、系统、深入论述的专著;二是对敦煌文学的内容和范围的理解偏狭，把“敦煌文学”等同于“敦煌俗文学”。我那篇练笔文章《敦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所针对的具体问题就是与其时所发现的问题有关的。现在要确定正式开展研究工作后的研究课题了，自然也就会想起当时所发现的问题。因此，在征得许多专家学者的认同后，我便慎重地提出了编写《敦煌文学概论》这样一个课题，既将其作为文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后进行研究的第一个大任务，又全面总结数十年来敦煌文学研究的成果，弥补其不足、实破其框框，力争在总体上达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任务既定，作为课题组全部工作的主持者， 1985～1993年，我自己在周绍良先生严肃认真的指导和省内外十多位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参与下，先是和几位同志用不太多的时间，在1985年完成了“入门”阶段尚未完成的《秦妇吟研究汇录》《云谣集研究汇录》和《敦煌歌辞研究汇录》三书的编选（其中前两本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一种因故未能出版），然后是用了前后八年时间主持了《敦煌文学概论》的编写。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提出进行敦煌文学宏观规模的和理论层次的研究、主编《敦煌文学概论》这个任务，在我自己，真还是有些冒险的。但是，事既如此，也就不好退却，只能硬着头皮，认真筹思，努力打好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在敦煌文学方向上打响的这个第一仗。所谓“认真筹思”，其结果乃是形成了整个过程中都必须牢记的四句十六字主事方针，即“事需众为，众需有师，动需有序，果成方休”。事实上，我也确实是照此主持整个编写过程的。首先，鉴于光靠我们文学研究所本身的力量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便决定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特别是两个重要措施：一是内外结合，除我们所几位同志和我都参加外，特意邀请所外敦煌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些专家学者和我们一起完成这一课题;二是由孙其芳、李正宇、李永宁、张锡厚、张鸿勋、柴剑虹和我组成编委会。其次，鉴于课题组也好，编委会也好，在学术上都必须有一个主心骨、一个掌舵人，便决定聘请一位敦煌文学研究方面德高望重、卓有成就的的前辈专家学者即周绍良先生为顾问，对我们的编写工作进行指导。再次，鉴于任务很重、完成不易，特提岀既不可退缩，又不可妄图一口吃成大胖子，而是必须既不怕困难，又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最终目标。在周绍良先生的指导下，第一步是统一认识，拿出提纲;第二步是撰写敦煌文学研究史上第一部对敦煌遗书中包括散文在内的所有文学作品，并按照体式进行总清理的阶段性成果《敦煌文学》;第三步是在《敦煌文学》的基础上拿岀最终成果。最后，鉴于编写工程较大，不可能在短时间中完成，而是必须准备打持久战，故未严格规定撰稿时限，而是要求各撰稿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早点拿出书稿。事实上整个编写过程前前后后持续了八年时间，虽被朋友们戏称为“八年抗战”，但不仅敦煌文学研究史上第一部从全体规模上对敦煌文学进行理论观照的专著《敦煌文学概论》的编写毕竟得以质量较高地完成，敦煌文学研究也毕竟因为该书之出版而上升到了一个新阶段，而且该书的出版还超出预想地被誉为敦煌文学研究的一块新的里程碑。其阶段性成果《敦煌文学》出版后，先后荣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0年9月）、甘肃省第二届优秀图书奖（1991年3月）、甘肃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3年初），最终成果《敦煌文学概论》出版后，荣获甘肃省第四届社会科学最高奖一等奖（1995年1月）。在我自己，这一切真是事步望外。

其二，进行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前段，主要成果是专著《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

1992年3月24日，院党委研究决定在文学所下设立敦煌文学研究室并由我兼任主任。次年3月《敦煌文学概论》正式出版。当此之时，文学研究所是继续坚持敦煌文学研究这个主攻方向呢，还是见好就收，不再继续？当然还要继续坚持，因为不仅对敦煌文学研究室来说不能不继续研究敦煌文学，而且就文学研究所来说，《敦煌文学概论》编写完成之时，敦煌文学研究其实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该做的工作还很多很多。只是，到了此时，室内同志的敦煌文学研究能力都已有较大提高，均可独当一面进行较大课题的研究。因而，我也就觉得可以不再搞集体研究，而是可以按照对文史研究来说较为适宜的个体方式，让大家来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我自己呢？除了仍想抽时间进行近代文学方面的研究外，当时也想在敦煌文学研究方面独立地进行较大课题研究的尝试。这样，也就想起了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这当然不是没有来由的。

还是在《敦煌文学概论》的编写完成之前，我就已经意识到，已经完成的《敦煌文学概论》书稿，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缺陷，即如同我稍后为该书所写后记中说的：“最大的不足，恐怕要算是对敦煌文学进行纵向论述的过于简括了。敦煌文学的时间跨度，长达400多年之久。在这400多年间，敦煌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然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论理，本书应当对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做出详细的剖析。而实际上，我们并未做到这一点。”在为《敦煌文学概论》所写导言中，我也谈到这一点。不仅如此，而且《敦煌文学概论》的这个缺陷，实际上反映的是当时整个敦煌文学研究所存在的一个重大的不足，正如我在《敦煌文学概论》导言中指出的，当年那个阶段的我国敦煌文学研究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中，有一个就是“习惯于对敦煌文学作横断面的研究而忽视史的考察”。现在，编写《敦煌文学概论》的任务完成了，面对上述情况，我也就想：既然想独立地进行有关敦煌文学的较大课题研究，既然我国敦煌文学研究存在着历时性研究缺如这样一个大问题，那为什么不在自己的研究中加以填补呢？这样的研究既可以弥补《敦煌文学概论》的不足，又可以把整个敦煌文学研究从基本上均系同时性研究阶段推向既有同时性研究、又有历时性研究的新阶段，如此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我也就悄无声息地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并在1995年初写成了专著敦煌文学研究史上第一部着重从历时性角度全面、系统、深入论述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的专著《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的初稿，尽管当时对谁都未透露过所做的是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总课题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课题，尽管连在为该书稿所写《后记》中只说是在后文中将会提到的“某种等待”中进行的忙中偷闲之作而未透露过这一层。

然而，我的这个开始未久的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阶段，就因“某种等待”已经结束而暂停，《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书稿的修改和出版也只好姑且作为尚未最终完成的阶段性成果置之一旁。至于再回这个历时性研究，则已是在好多年之后了！

其三，进行敦煌文化研究阶段，主要成果是专著《敦煌文化》。

还是在1993年时，我就想在退休之年到来之前，能再为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添一块砖石、为自己的敦煌学研究划一个即使并不怎么圆的句号。但是，当时并未想过在敦煌文学之外写一本和敦煌学有关的专著，当然也并未想过写一本专门、单纯以敦煌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而是如前所述，想在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方面做些工作，事实上也已悄然无声地开始进行。但为时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却使我终于下决心把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暂放一边，而进行从总体上对敦煌文化的研究和论述，这个机会就是：1994年年初，应季羡林先生之邀，为其所主持的规模宏大的《东方文化集成》中华文化编撰写有关敦煌文化的一卷。

为《东方文化集成》撰写敦煌文化卷的任务，对我来说乃是一个不期而至的学术机遇——不仅是一次难得的对敦煌文学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全面、完整、系统、深入地加以把握的机遇，而且是一次难得的在大师关照和指导下把“敦煌文化研究”作为敦煌研究重要的综合性学科之一，对其对象即敦煌文化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和论述的机遇，因而也就是一次难得的追随大师学习治学、提高学术水平的机遇。我决心不辜负季老的信任，尽可能高质量地完成这个任务，并为解决所需经费问题。一方面于同年10月向国家社科基金会提出立项申请;另一方面在对经费问题得到解决的等待中仍继续进行原已悄然进行的《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的撰写。1995年春，立项申请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会批准，“某种等待”结束，《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初稿恰好已经写成。既然如此，那就当然和应当以着手进行《敦煌文化通论》课题的研究和书稿撰写了。但在2月14日，忽然收到友人林聪明教授从台北发来的、約我为其受新文丰出版公司委托编辑的“敦煌丛刊二集”编一本所写敦煌学论文的自选集的信。于是，只好暂时搁置《敦煌文化通论》课题的研究和书稿的撰写，用了大约100天时间，编成了我在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方面的第一部自撰论文集、后来在1997年5月还荣获了甘肃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二等奖《敦煌文学概说》，算是完成了林教授交给的任务。之后，便正式开始了《敦煌文化通论》课题的研究和书稿撰写工作。

1998年初，初稿完成;10月初，修改工作大致结束。次年3月底、4月初，我携书稿至京拟呈季老。从开始酝酿到此时，总共约四年时间。2000年12月，原题《敦煌文化通论》的最终成果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采纳《东方文化集成》总编委会副主任张殿英教授的建议，书名改为《敦煌文化》。出版后，不仅敦煌学界许多朋友认为该书很有独到见解、很有学术气势，“是同类书中写得最好的一部”，2002年10月还荣获甘肃省第八届社会科学最高奖一等奖。

《敦煌文化》不仅是我个人在敦煌学领域独自撰写并出版的第一部专著，也不仅是我们文学研究所在敦煌文化研究方面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是敦煌学史上第一部在“敦煌学研究重要的综合性分支学科”旗子下，将敦煌文化作为一个完整有机的整体进行全景式扫描和表理纵横剖析的、与先前已有的几本拼盘式同类著作实有重大不同的专著，标志着敦煌文化研究这个分支学科自觉的形成。经过该书的编写，更坚定了对敦煌文化和敦煌文化研究的一个认识，即：敦煌文化实际上是一个有机整体，敦煌文化研究乃是敦煌学研究中以这个有机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已往的敦煌文化研究仅处于潜在形态而并非真正出于敦煌文化研究之学科自觉，其最重要的成果呈现的往往是拼盘式形态，而非将对象当成一个有机整体来建构这个学科的体系并进行全面、完整、系统的理论层次的探讨和论述。因而，在《敦煌文化》书稿完成后等待出版的不长一段日子里，便仍然冒险地把以上看法写成《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敦煌文化研究漫议》等文发表，以之为敦煌文化研究这个分支学科的正式登台和大好前途呐喊，促使早就有之的敦煌文化研究从潜在形态走入正式形成阶段。

其四，进行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后段，主要成果是专著《敦煌文学千年史》。

1998年年底《敦煌文化》既然已经完成，那么很自然地，也就应当把因为要撰写《敦煌文化》而暂时中止的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重新拾到手上了。然而，虽然免不了仍会时不时地考虑并做点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方面的事情，但我的主要精力却并未立即回到该方面来，我的心思不得不暂时放到此生所进行的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领域即近代文学研究上，完成先是定名《黄世仲评传》、后改名《黄世仲革命生涯和小说生涯考论》的撰写。2006年3月，书稿完成。之后，才在解决其岀版问题的同时，重又回到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上来，一边对《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书稿的再修改，一边考虑再找一个较有分量的课题。原来，还是在和周绍良先生商议为《东方文化集成》中华文化编写有关敦煌的一卷定题时，我曾说过想“仍写敦煌文学”。当时所说“仍写敦煌文学”的“敦煌文学”，其实指的敦煌文学史、也只能是敦煌文学史。现在既然要找一个属于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且较有分量的课题，不仅很自然就会想到先前曾经有过的想法，后来还有过发表题为《关于敦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的专文（《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在上述《敦煌文化》一书以及与张彦珍合写的《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岀版）中撰写有专门介绍敦煌文学历史的文字的情事。于是，也就终于确定课题名称为《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最终成果为专著《敦煌文学千年史》，并在2005年年初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提出西部项目申报，并在同年6月间获准立项。

当然，我知道完成这样一个不仅本来不易完成、而且从未有人做过的课题，是会困难重重的。我自己的能力本来有限，加上已经进入老年，而完成课题的时间又很有限，所以很怀疑能否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但既已获准立项，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而是不仅无论如何都得做，而且必须努力地做，力争做得好一些。于是，也就硬着头皮开始进入课题研究，终于拿出了既是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课题之最终成果，又是千年敦煌文学的第一部通史的《敦煌文学千年史》，并于2009年12月结项，后由人民文学岀版社于2013年11月岀版。

当《敦煌文学千年史》在2009年12月结项的时候，恰好《陇上学人文存》编委会已经启动了该《文存》首批10卷的编选工作，我还有幸成为该10卷之入选著者之一，我的以收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论文为主、兼收近代文学研究论文的一卷系由巨虹女士负责编选，并早于《敦煌文学千年史》而和另九卷一起于2011年元月岀版。这本《陇上学人文存·颜廷亮卷》是上揭《敦煌文学概说》出版后我在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方面的又一部论文集，也是我在敦煌文学研究方面的第二部论文集。不过，在我自己的心目中，前后两部敦煌学方面的论文集的岀版虽然令人高兴，但比起《敦煌文学千年史》来，都还是略有逊色的。因为，无论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界会如何评价该书，但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就是：《敦煌文学千年史》是千年敦煌文学的首部通史，它的岀版表明敦煌文学既有同时性研究、又有历时性研究的阶段已经到来。当然，既是千年敦煌文学的首部通史，那么就必定会显得不怎么成熟、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乃至讹误。但是，毕竟是对千年敦煌文学发展历程的第一次全面、系统、多少还有些也许并不能成立的独到之见的总结，毕竟是有胜于无，毕竟是为我相信必定会有的后来者提供了一个还可以一踩的肩膀。如果一定要说什么贡献的话，那么能提供这样一个肩膀，总还可以算得上吧！

除上面已经提到的外，在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方面，我这几十年中撰写的，还有与张彦珍女士合著的《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敦煌文化丛书》，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等书，以及上百篇已经或尚未发表的论文。但主要的还是上文所讲四个阶段的五本书。其中《敦煌文学千年史》的完成，实际上是我“‘半路出家预显学”这个持续了30来年的学术生涯的结束。当然，从那时至今，我还偶尔写点和敦煌文学、敦煌文化有关的文字，特别是无意中和新近几年才兴起的敦煌哲学研究打了些交道、發表了若干有关敦煌哲学的门外臆语，但这一切不过是为了打发老来时光而已，实在不值得一提。

五

如前所述，和敦煌文学、敦煌文化打交道，是原本未曾想到的，然而却不仅打了这个交道，而且打了30多年，而且自以为在这30多年敦煌文学以及整个敦煌文化研究的道路上还是尽了力、取得了一些成绩的。如果要十分概括地总结的话，其实我这30来年的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只是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延续《敦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所提出的问题，和省内外十多位专家学者一起，经由《敦煌文学》、特别是《敦煌文学概论》的编写，对敦煌文学进行了宏观规模的和理论层次的研究，突破先前无形中形成的敦煌文学仅是俗文学作品的框框，既使敦煌文学的内容和范围扩大到包括敦煌遗书中所有体式的文学作品，又对之首次进行了全面、系统、完整的同时性研究和论述;第二件事是通过《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特别是《敦煌文学千年史》的撰写，不仅从纵向上把敦煌文学的历史进程从仅限于唐五代宋初扩大到从汉到元末明初，并对之首次进行了全面、系统、完整的历时性研究和论述，而且延续《敦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的基本思路，明确地指出敦煌文学千年史主要是敦煌地区本土文学千年史;第三件事是通过《敦煌文化》的撰写，不仅为研究者全面、完整地绍介了敦煌文学产生、发展、消亡于其中的敦煌历史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为敦煌文化研究贡献了第一部专门的、有别于先前所见那种拼盘式论述的一部规模宏大且建构有机和独到见解多的专著。

当然，这30多年所走的道路并不平坦。敦煌学界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在这个学术领域中，总的说来风气还是比较正的。然而，不正之风不仅并非没有，而且还有颇邪呼的：出乎类似“独家店”店主式心态对他人加以排挤者有之;自视甚高、自扮“学霸”，对他人进行鸡蛋里面挑骨头般打杀者有之;并未完全读懂、并未准确理解他人著述，却自命“高人”，哇哩哇啦地对他人说三道四、横加指责者有之;虽然读懂他人著述，却出于某种阴暗心理，先予曲解、后加罪名，恶意加以诋毁者亦有之。不仅如此，而且诸如因“得陇望蜀”乃至居“丞”企“令”而蛊惑人心、图谋取而代之般荒唐的事情都曾发生过。总之，坑坑洼洼，曲曲弯弯，东干西扰，外挤内排，使人虽不至于寸步难行，却也着实让人有点穷于应付。凡此种种，我是都曾或直接或间接遇到过的。

虽然如此，在学术研究上，我这个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自己的学养不足、起步过晚、“入流”过迟，我的30年的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之路，其实只是个习学之路，发生上述某个或某几个人的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做法，毕竟与此有关，不能完全归罪于人。尽管我的30多年的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之路没有白白度过，尽管想来在我国敦煌文化特别是敦煌文学研究的发展史上我还是留下了足印，但说到底，我实在也只是个“半路出家”者，留下的足印不大不深不显。即以上述我那几本著作为例来说，虽然总的说编、撰得还算成功，其中的《敦煌文学概论》和《敦煌文学千年史》甚至还分别被敦煌学界一些新老朋友誉为其产生当时敦煌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座高峰，但实际上只是我所秉持的“只开风气不为师”这样一个治学理念之作，且仅因其在其所在某具体学科乃至更上一层的学科中“第一个敢吃螃蟹者”的“只开风气不为师”之作而获得若许佳评，因而实在并不怎么成熟，存在的问题肯定不少。如从“习学者”应有的水平看，倒还可以说还算不错，若用“敦煌学家”的标准来衡量，则只能说勉强合格。正由于此，对于无论来自何人的善意的批评，即使与事实有出入，我都是欢迎的。面对种种干扰呢？自然是人都会有不快乃至寒心，但我相信天塌不下来、太阳照样晨出夕落、地球照样围着太阳转，是非人间自有公论、正邪学界自有的判，所以也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冷静视之，泰然待之。我一直记得还是在学生时期所读《约翰·克里斯多夫》中“两只船过去了，每只船走自己的路”这句话，一般情况下，我既不惮于辩，又不乐于辩乃至不屑于辩，只是走自己的路而于余事不大理睬，把黑白之辨让给流逝着的时间;在最感不平的情况下，顶多也不过是在一二篇相关文章中略示己见，如此而已。

倒是在甘肃乃至全国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的学术团体的筹组及其学术活动的开展等属于学术界行政事务性的工作方面，觉得还算是做了些颇有成效的工作。所做这类工作大致说来，除了在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颇有成效地开展敦煌文学研究20多年，使我省敦煌文学研究走到全国前列、形成全国影响外，主要有：

参与了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筹备活动，并以筹备小组成员身份参加了成立中国敦吐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的筹备工作，并在其成立后数十年中为其开展学术活动做了大量工作;

受有关方面委托具体筹备成立了甘肃敦煌学学会，并在其前后几任会长领导下实际主持该会会务20多年，学会在此期间还数次荣获省社科联学会工作先进学会称号;

在省社科院领导下筹办了我国敦煌学史上的首次学术会议——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后又单独或与有关方面合作筹办了每年至少一次的全国或省内敦煌学学术会议;

主编了先由甘肃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后又和中国敦吐学会语言文学分会合编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前后23年，共65期;

为文学研究所、甘肃敦煌学学会等主编或参编了《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7月）、《敦煌佛教文化研究》（《社科縱横》增刊，1996年1月）、《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学卷》（五卷本）（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转型期的敦煌语言文学——纪念周绍良先生仙逝三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等书;参与了《敦煌文学作品选》（中华书局，1987年12月）以及《敦煌学大辞典》等的编选编写;等等。

凡此，实际上是在省内外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界老、中、青专家学者的信任、支持和帮助下进行的，我自己则将其当成社会义务，尽力为之。虽然自知不尽如人意者甚多，也知道也有些朋友对之持不以为然态度，但总的说还是得到了多方面的正面评价。故虽占用了许多时间，而我还是觉得在新时期以来甘肃敦煌学的发展方面尽了心、尽了力、起了积极作用，占用了许多时间应当说乃很值得的。但关于这一切，这里不想、也不宜再多说什么了！

六

前文已经说过，除了编、著有数种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外，“半路出家”以来的这几十年间，我还写有100多篇论文和相关文章。这些论文和文章，大多数均已发表，少数系未刊稿。无论是否已经发表，如同所写那些有关近代文学的文字一样，自知均非什么大家之作，价值实在有限，将其选编成册未免有点贸然，但又觉得这些文字似乎尚非绝无价值之瓦砾，故还是决定选编成呈献在诸君面前的这本《成欤斋敦煌文化丛稿》。说到底，我这个人毕竟只是个平头老百姓，毕竟免不了带有若干俗气，现在如此这般编选《成欤斋敦煌文化丛稿》，和编选那本《成欤斋近代文学丛稿》一样，如同古人所说的，也实在是敝帚自珍，难免贻笑大方了！

既然是选编，那么我是如何考虑选文原则的呢？和编选《成欤斋近代文学丛稿》时的考虑大体相同，也是如下几点：

第一，全书应当能够既比较全面地反映我的敦煌文化研究30多年的主要成绩，又比较完全地反映我的敦煌文化研究30多年的大致历程。我这30多年的历程，除过开始入门的几年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敦煌文学的宏观研究阶段、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前段、敦煌文化研究阶段、敦煌文学的历时性研究阶段。其中，第二和第四阶段本来应当是连续在一起的一个阶段，即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阶段，但在大致写成属于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成果的《敦煌西汉金山国文学考述》初稿时，季羡林先生点名要我为其所编《东方文化集成》之“中华文化卷”撰写关于敦煌文化的一卷，便只好把尚未完成预设目标的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暂停下来而投入诸君现在看到的《敦煌文化》一书的撰写之中，从而使本来应是一个完整的敦煌文学历时性研究阶段变成了前、后两个阶段。考虑到如仍将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置于敦煌文化研究阶段之前后，既于编选多有不便，又有碍于读者顺利阅读和使用，故决定将其合而为一，作为一个阶段编于第一和第三类之间。又，我在这30多年的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中所写的大部分论文以及相关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七小类：作为我的敦煌文学研究之核心和主轴的敦煌文学本身的研究，其中又分为宏观研究、历时性研究和作家作品写卷研究三小类;作为敦煌文学的敦煌文化背景研究的一类，其中又分为敦煌文化总体研究和具体问题臆论臆评两小类; 作为敦煌学学术史研究的一类，其中又分为敦煌文化研究学术史和敦煌文学研究学术史两小类。故全书相应编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下分为三卷，中、下编下各置两卷，共计七卷。

第二，从发表情况看，这些论文和相关文章，和我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所写者一样，大致也有三种：一是仅见于报刊或他人论文集者，约占总数之半;二是或曾收入上揭我自己的论文集，或经略事修改后作为一章或一节组合到上揭拙编、拙著诸如《敦煌文学概论》《敦煌文学千年史》《敦煌文化》和巨虹女士所编《陇上学人文存·颜廷亮卷》等中者，大约也占总数之半;三是迄今尚未公开发表者，篇数不多，且多为非学术性文字。这三种文章中，第一种本书原则上多选多收。第二种虽曾收入或经略事修改后组合于我自己的几本书中，但因欲本书能全面反映我的敦煌文学研究30多年的主要成绩和发展历程，故亦从中选收若干篇，虽自觉写得很好很有份量但舍弃之并不怎么影响本书编选目的之实现者则断然舍弃。第三种基本上都是学术性不怎么强者。不过，其中确有若干篇什具有或种程度的学术价值，凡此，本书自当酌选酌收;学术性不怎么强者，虽亦系我敦煌文学研究学术生命之组成部分，本书仍然原则上不选不收。

第三，这三种论文和其他文章中，我觉得有的写得不错，有的写得并不怎么好。按照一般文集编选惯例，编选时应尽量从写得不错者中选收。但本书的编选目的，并非仅是要为读者提供学术精品，而是希望既能比较全面地反映我的敦煌文化研究30多年的主要成绩，又能比较完全地反映我的敦煌文化研究30多年的大致历程。因而，编选时写得好的未必都收，写得不怎么成熟的未必不收。所选所收固然要多考虑写得比较好的，但绝对不排斥写得并不怎么好的;只要能够对本书编选目的之实现确实有用，虽写得并不怎么成熟，还是要选收。我在“半路出家”到“显学”队伍中后所写第一篇论文《敦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和近几年所写有关敦煌哲学的几多文字即属此类：前者虽非成熟之作，却无意中触及了敦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其中所论几个相关具体问题也无意中开启了我自己后来在敦煌文学研究方面的几个主要关注点，对后来研究敦煌文学作品是否仅是俗文学作品、是否可以用流行一时的“敦煌俗文学”作为敦煌文学作品之总名、以及敦煌文学与敦煌地区之关系等问题来说，实际上已是个有意义的开端;后者虽多为学术会议之发言稿或即席发言之整理稿，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但却实系为新近几年才出现的敦煌哲学研究的合理性、必要性摇旗呐喊之作，将其中几篇收入本书，至少可以说明进入耄耋之年后还在关心敦煌学研究以及我对敦煌学研究中新的分支学科之岀现的欢迎与支持。

第四，我所编、著的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化研究的主要著作《敦煌文学概论》《敦煌文化》和《敦煌文学千年史》等，均有我所写编写说明或后记，对各该书编、著之来龙去脉等有所叙说，有助于诸君了解编、著等情况，故选录数篇附于各该书之前言、总说、导言或其内容与本书所收关系甚为密切之某文之后。又，《〈民呼日报〉关于大谷探险活动的两则报道》《关于敦煌遗书羽字号中空缺诸卷去向的一件资料》两则资料有助于敦煌学史研究，访谈稿《季羡林与敦煌文化的不解之缘》有助于了解季羡林先生和敦煌文化研究之关系，《成欤斋敦煌文化论著目录》两篇则有助于诸君了解敝人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全貌，故亦附录于本书适当位置以供参考。

第五，所有收入的論文和相关文章，原则上保持原貌以存学术史之真，只做技术上必要的处理;虽自我发现或经时贤指谬而知先前所写论文和相关文章的论述确实有误，亦如是处之。个别论文和相关文章在报刊或论文集公开发表时，其编者或有正文乃至题目的增删修改。其增删修改系因受报刊或论文集版面限制，虽未影响原文文意，而毕竟以保留原稿面貌为佳者，兹恢复原稿原貌;增删修改严重违背本人意愿且造成某种不良影响者，自然更是改照本人原稿排印之。

第六，所收论文和相关文章之注释，注码不统一者统一之;原刊或采取篇末注，或采取页下注，现统改为页下注。

以上这些考虑当然未必合适，尚望有识者指正。

附：《成欤斋敦煌文化丛稿》后记

用了近一年时间，这本《成欤斋敦煌文化丛稿》于去年3月初步编成后、经过八次较大修改，总算编好，就要出版了！

当然，我是高兴的。同时，我当然会想起动员和鼓励我编选这部《丛稿》的朋友们、尤其是曾任中央纪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组组长等职务的甘肃敦煌哲学学会名誉会长杨利民同志、曾任我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和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以及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甘肃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和甘肃敦煌哲学学会会长范鹏同志，想起省内外给予这部《丛稿》的编选以各种形式的支持和帮助的朋友们、尤其是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同志，想起我服务于其中的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给予这部《丛稿》的编选以关怀和协助的党政领导同志、尤其是王福生院长和主管全院科研工作的马廷旭副院长，以及在《丛稿》编选中的电脑工作和其他工作上付出了极大辛劳的现任《甘肃社会科学》副主编巨虹女士和董积生、赵敏等同志。这里，我对所有这些领导、朋友和同仁，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还要特别对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表示感谢，感谢该基金会给予本《丛稿》的出版以经费资助，否则本《丛稿》肯定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顺利地出版！

当本书初稿在去年3月大致编成的时候，不会写诗的我，一时兴至，胡诌了几句不诗之诗以寄情怀：

不得不尔预显学，且置素业前路遮。

借得东风师友恩，方悟门径习学乐。

欣开九秩忆流年，敝帚犹珍理旧作。

但绍前贤窃拾步，成耶败耶任评说。

确实，在我心目中，这部《丛稿》是我不得不尔地“半路出家”到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这个“佛门”近40年历程的一个并不成熟的小结。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当会从中看到我这近40年敦煌学研究历程中曾经遇到过的良好机遇和并非怎么好、但还可以一提的些许成绩，也许还能从中多少察觉到近几十年间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发展的轨迹，而于我这近40年敦煌学研究历程中曾经面对过的时或有之的种种干扰所带来的内心深处隐秘的伤痛和工作上的艰辛可能未必能有所知悉。但时或有之的种种干扰，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因为值得庆幸的是，无论如何，在众多方面的领导、师友、学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下，不仅近40年的道路总算走了过来，而且走得还算不错。因为，我本来只是个农家子弟、只是个凡人，虽然不能说没有某种抱负，但抱负并不怎么大，更没有什么野心。所以，无论世人会如何看，我觉得，在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上能够做到现在这样，我自己不仅是尽了心力，而且可以自我满足并感觉到满足。至于同行会怎么评价，对已是耄耋老者的我来说，已是毋庸在意、“成耶败耶任评说”的了。

当然，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不会停滞不前，而是一定会继续发展，会达到比现在这样的连我自己也还未能达到的水平更高的高度。事实也已在在预示着这一点：我所拜读过的近几年间出版的据知出自四五十岁专家学者之手的多种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专著，诸如王志鹏研究员30多万言的《敦煌佛教歌辞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伏俊琏教授领衔编著的40多万言的《敦煌文学总论》（读者出版集团·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等，特别是我在大约半年前才初次谋面的钟书林教授和张磊教授合著的130多万言巨著《敦煌文研究与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以及钟书林教授另辟蹊径独自撰著的近67万字的《五至十一世纪敦煌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虽如同任何哪怕写得很优秀的学术著作一样，均有可能都还存在着某个或某些一般乃至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需要再事讨论，但却均是颇见功力、独具特色、令人不得不重视和敬佩之作，兆示着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必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只是，作为退休已久、现在已届耄耋、早就应当并确已退出舞台之人，敝人恐怕是敲敲边鼓摇摇旗也许还可以，再做什么正儿八经的学术工作则是很难有成的了。所以，我只好、也只能寄望于现在身子骨还硬硬朗朗的老年朋友、特别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朋友;我也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年强，敦煌文学、敦煌文化研究肯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至于这部《丛稿》的编选，肯定还有许多不足乃至不妥之处。特别是编、卷之列置，就并不理想。比如，上编之卷1、卷2，实际上完全可以合而为一，因为卷1所收八篇论文是反映我对“敦煌文学”概念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的，但我对“敦煌文学”概念最后一次界定却见诸对敦煌文学进行历时性研究的卷2头几篇文章、特别是《敦煌文学千年史·导言》，如此这般究竟妥否，就值得讨论。又比如，所收文章中，两篇乃至三几篇，居后者似有与首者重复之嫌，诸如上编卷1第三篇之于第二篇之仅是头尾不同而内容乃至文字表述基本相同，或如后面几十篇文章中也有在后者的部分内容和文字表述与在前之某文大致相同之类俱是。凡此，我也曾想二里取一或众里留一，但却又觉其均于本《丛稿》编选主旨即比较全面地反映敝人“预流”敦煌文化研究数十年历程之大概确实还有某种用处，保持原状似亦可行，从而在不再改动还是只留其一而割舍其余的问题上反复思考，虽终于未行仅取其一而割舍其余，但于如此这般处理究竟是否妥当终觉未能思考清楚，诚望学界同仁指点迷津。总之，编选方面的不足、不妥之处必定会有，敬祈批评指正。

還想再啰嗦几句：我想，这部《丛稿》，大约是我此生编著的最后一部书，因而这篇《后记》，恐怕也是我此生要写的最后一篇《后记》了！故于叹惋之余，想借此机会，向在我这八十年岁月里各个阶段中曾经这样那样、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或抚育关心、或支持帮助、或导引指教过我的所有亲人老师、朋友同学、同行同事致以衷心的感谢，并以如下两句话作为这篇后记的结束：

谢谢了，我会永远地记住你们，谢谢！

谢谢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