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9年4月7日，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学术活动中心举办“神话学研究院首届新成果发布会暨专家论坛”，同时发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结项成果专著系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版的《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文学人类学新论》《四重证据法研究》和《希腊神话历史探赜》，研讨会主题是“文学人类学：神话研究的创新——中国本土的文化理论与研究方法论建构”，会后，举办了第十五次玉帛之路（环太湖）文化考察活动。笔者受邀参加学术论坛及考察活动，并撰写考察笔记。

[关键词] 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结项成果;神话研究;玉帛之路;文化考察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115（2019）03-0018-10

2019年4月8～12日，第十五次玉帛之路（环太湖）文化考察活动成功举办。此次文化考察主要对“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系列史前遗址文物”进行实地调研。考察活动的首发站是上海崧泽遗址与福泉山遗址，沿途重点考察了昆山绰墩遗址、苏州草鞋山遗址、昆山赵陵山遗址、苏州博物馆、苏州木椟古城遗址、黄泗浦遗址、张家港博物馆、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常州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江南考古工作站、湖州博物馆、德清县博物馆、德清县防风祠、良渚博物院、良渚瑶山遗址、桐乡博物馆、嘉兴博物馆等等沿途受到当地相关部门与领导的欢迎与重视，与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的一些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站、博物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考察团还先后在苏州考古所与良渚博物院举行两次学术座谈会，在苏州木椟古城遗址、常州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江南考古工作站开展了史前出土玉器的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湖州与嘉兴两地还分别举行文化考察的小结与总结活动。

一、上海文明之源

4月8日早晨，以合影代替第十五次玉帛之路（环太湖）文化考察活动启动仪式：先是与叶舒宪、邓聪、杨朴等人在大厅照相，考察团人员聚齐后，邓聪、杨朴、王倩等学者前来送行，大家又到楼外会议宣传牌下合影。

这次考察團的人员有叶舒宪、王仁湘、易华、汪永基、张征雁、杨雪梅、冯玉雷、杨骊、胡建升、艾江涛和司乘人员王郑伟。

邓聪与王倩送我们坐上车。

阳光明媚，鸟语花香，一派吉祥。8点35分，叶舒宪老师宣布考察活动正式开始。汽车启动，我捕捉到邓聪先生恋恋不舍的眼神。此次考察本来也是他所期盼，怎奈后面有课程安排，不能成行。对邓先生其人其事早就了解，在“神话学研究院首届新成果发布会暨专家论坛”相识、交流，感觉到非常愉快。4月7日演讲时他往往会情不自禁手舞足蹈，足见他对玉学的深情厚谊。邓聪先生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多年致力于玉文化研究，足迹遍及国内史前玉文化重要遗址及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越南、日本等海外与玉文化相关的国家、地区，搜集到大量珍贵资料。去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重要玉学著作《哈民玉器研究》，交大学术会中与叶舒宪先生学术团队出版的系列学术专著一同展出。哈民遗址是举世罕见的灾难遗址，位于大兴安岭东缘松辽平原西端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腹地，五次发掘，清理房址78座，17座出土玉器84件，其中F57出土最多达18件，F45、F46、F47、F37较多，分别为16、16、8、6件，其他12座出土1～2件。哈民遗址中F45-46多为黄绿色玉，F56-57多为白色玉。一般认为哈民玉器与红山文化玉器大同小异，但邓聪先生发现红山与哈民玉器玉料来源不同，加工技术也有差异，他分辨出哈民玉器玉料有两大来源：贝加尔湖玉和岫岩玉。我对东北的红山文化与东南的良渚文化都比较陌生，开会间隙翻阅《哈民玉器研究》，还有4月7日深夜与邓聪先生在会议大厅中的交流，也算是难得的“恶补”。

汽车行驶不到一个小时，到达考察首站——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崧泽村地势比较低平，海拔仅 3.03米，地下水位高，河道纵横，有南北向的崧泽塘、东西向的假山浜、村南的大河横泖。村北有一土墩，当地称为假山墩，长宽各约9米、高约4米。春风和煦，阳光明媚。崧泽遗址博物馆博安安静静座落在河边绿意中，无法想象5900～5200年前有群人在这里制陶，捕鱼，耕种，琢玉……导航显示，此地距上海交大学术中心仅18公里，与第二站福泉山遗址也不远。2013年开始玉帛之路系列文化考察活动以来，从来没有踏勘过这么近的文化遗址。

按常理，博物馆周一闭馆休息。1982年王仁湘先生依据崧泽文化写作硕士论文，因这个缘份，博物馆方面安排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戎静侃破例开馆，并为大家讲解。

崧泽遗址博物馆主展厅由“发现崧泽遗址”“走进崧泽社会”“传承崧泽遗产”三部分组成。关于崧泽地名，相传晋代吴郡太守袁崧曾在此居住，筑沪渎垒，死后葬在崧泽村北土山上，其坟冢便是“假山墩”，其后裔陆续移民于此，称“崧宅”，因它处于水乡泽国富庶之地，更名为“崧泽”。考古发掘时在假山墩没有发现晋代遗物，这个传说遂被否定。据明代南直隶松江府（今上海）人、文学家、书法家、藏书家陆深在《崧宅辨》中考证，“松宅非崧宅，本名松泽耳。”《尔雅》上说：“山高而大，崧。”《释名》里讲：“下而有水曰泽，言润泽也。”可见，崧泽之名，应是古沼泽中的一块高地，因水利之便，明朝初年发展成为古老集镇。

上海崧泽遗址博物馆这样诠释崧泽的文化意义：“上海人文之源，中华文明之脉。”从地图上看，青浦、崧泽所处位置仿佛马家浜遗址出土三角形开土石器后脑处，北面、东边、南边分别被长江、东海和杭州湾包围。一副电子示意图用四种颜色显示海岸线的变化情况：7000年前，这片三角洲还在汪洋大海中，或为沼泽地;距今7000年起，海岸东扩，陆地抬升。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人群率先来到崧泽，拉开上海地区人类活动序幕。此后，人类在这里的活动再也没有中断过。崧泽文化遗址创造了诸多的“上海第一”。其中“上海第一人”是一位年龄在25～30岁之间的男性，俯身而葬，面部略显低矮，鼻根低平，与东亚蒙古人相似。崧泽人在6000年前由渔猎采摘转为以畜牧和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崧泽遗址出土各种野生和人工喂养的动物骨骼遗存。1961年，崧泽遗址马家浜文化地层中发现了炭化稻谷。2004年发现的“上海第一房”是一座马家浜文化时期上海先民用树干、芦苇、茅草等材料构建起类似于谷仓尖锥顶的地面式“房子”，房址坐落在祭坛北面原生土上，平面圆形，墙体以竹、木为立柱，立柱外再糊上泥巴，屋顶用茅草覆盖如斗笠状向周围披下。外圈柱洞15个，房内地面约5.5平方米，硬实。房柱底下使用方块垫板，防止地面下陷。室外挖有饮煮用的灶坑，与居住区分别。崧泽遗址上还出土全国年代最早的马家浜文化时期水井，可见人们对生活饮水已经不必依赖河流和泥潭中的浊水。不过，有专家认为这也可能是当时海水返潮、水质变咸的客观形势所迫。

马家浜文化石器以石斧为主，随着农业发展，生产工具种类颇多，技术不断革新，到崧泽文化时期出现石犁和石镰等。生活资源的丰富也促进了生活炊具变化。据介绍，崧泽文化时期的制陶取得了划时代成就。首先开创轮制陶器，其前期采用泥条盘迭再加慢轮整修方法，陶器器壁比较匀称，中期开始运用陶轮快速旋轮、捏泥坯成型技术，器型规整，器壁匀薄;其次是使用还原焰烧制陶器，由于陶器中铁元素在充分供给空气的环境下氧化烧成，陶器变红，这是崧泽文化早期陶器特色。崧泽文化陶器除炊器（夹砂陶）仍为红陶外，其他器物多以灰陶为主。灰陶在窑中将要烧成时，将陶窑封闭，使窑内形成高温和缺氧，迫使陶土中铁元素还原而出现灰陶。伴随灰陶烧制还出现灰胎黑衣陶，其制法是在窑中陶器即将烧成时，不但封窑，还塞入浸水湿柴在窑内闷烧冒烟，让黑烟渗入陶器器表微小的孔隙，达到不渗水的效果。以往，人们只知道乌黑发亮的泥质黑衣灰胎陶为良渚文化陶器特色，后来根据考古资料得知，这类陶器在崧泽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崧泽文化陶器還讲究造型和装饰，在造型上充分运用弧线、折线的适当处理，器型繁多，如釜、鼎、罐、豆、壶、瓶、觚、杯、盆、匜等等。仅鼎足就有扁凿形、圆锥形、扁方形、三角形、凹弧形、扁铲形和角尺形等等，有的在足根上捺两个凹眼，作兽脸形，有的将边侧捏成波浪形，也有在外向足面中间加一条锯齿堆纹。马家浜文化时期炊煮器物主要以腰沿陶釜为主，使用方法大概有三种：一种是架在几个陶支脚上使用;另一种是地灶的方式搭配炉痹使用;还有一种是放在陶灶上使用，到了崧泽文化时期，将釜和支脚粘合套接在一起成为鼎，作为主要炊器。鼎的发明使食物烹饪更加便捷。鼎最初盛行于我国东南地区，后来逐步变成非日常生活用的礼仪用器，一直影响到夏商周的青铜鼎。

豆类把手也多种多样，有的作喇叭形，有的似灯台支座，有的呈迭珠形，弧曲多变。崧泽陶器的圈足往往剔刻成花瓣形，或分割成三块扁足。器盖捉手顶端也多有弧线或三角形类似小兽凸起装饰，器耳则制成各式鸡冠形甚至鸟首形。器表装饰方法有刻划、镂孔、附加堆纹和彩绘（主要是朱砂红）等多种。刻划纹样最常见弧线（多双线）往来穿插的几何图案，形似藤竹编织，优美规整。浙江嘉兴崧泽文化遗址继1990年嘉兴大坟遗址出土人首陶瓶之后，在嘉兴雀幕桥遗址、南河浜遗址出土塔形壶、鹰头壶、鸟型三足盉、六足陶龟、兽面钟形壶及形制各异的器盖和器座等等以往从未面世的陶器。

物质生产的丰富促使社会开始分化，兽图壶、人首甗、彩绘陶罐等礼器大量出现，人们将石、玉、骨贝、陶等自然之物磨琢成装饰品，其中玉器已经具备象征身份和地位的功能，陶器上发现许多刻符，既有字符程度很高的单个符号，也有图画性刻画符号，显然承担着某种“类文字”功能。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石斧发展到崧泽文化时期通体变薄，由生产工具演变成象征权力的石钺，甚至还出现玉钺。甲骨文与金文中的“王”字就是钺的象形字，这种传统传承延续，后来成为夏商周三代礼器——青铜钺的前身。

崧泽文化时期的“王”到良渚文化时期更加拥有社会财富与权力，良渚遗址反山墓地出土象征最高祭祀权的“琮王”和象征最高军事指挥权的“钺王”。“钺王”把持祭祀权（神权），组织大量人力和物力堆筑大型土台用于宗教礼仪活动。苏秉琦先生说：“这种权力集中到一人为标志的政权转折，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李伯谦先生《从崧泽到良渚——关于古代文明演进模式发生重大转折的再分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3年）以大量出土文物为依据，以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为对照，具体分析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演进的关系。公元前4000年前后长江下游地区由马家浜文化进入到崧泽文化，并在环太湖周边水系形成聚落。崧泽文化晚期，考虑到木材、石材、玉材等资源优势，太湖周边的聚落最终选定良渚遗址群所在地区，开始城市定居生活，并产生了以琮、璧、钺和神人兽面像为代表的江南玉文化体系及原始宗教信仰。崧泽文化时期祭器和礼器丰富多样，而良渚文化时期琢玉工艺则有了固定模式，随着资源的枯竭、艺术创造力式微以及外部因素冲击，良渚文化落下帷幕。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分布地域基本重合，均在长江三角洲及其邻近地区。从崧泽到良渚，文明模式演进并非社会内部自然发生的，而很可能是社会精英们接受外来文化并强行推行的结果。

10点25分参观完，立即启程前往邻近的福泉山古文化遗址博物馆。

福泉山虽称之为山，其实是4000余年前人工堆成的椭圆形土台，形似覆船，故又名覆船山、薛道山，位于青浦区重固镇西侧乡钱家经村，经多次挖掘，清理宋、唐、汉、战国、良渚文化、崧泽文化墓葬154座及良渚文化祭坛、崧泽文化居址等重要遗迹多处。其中以良渚文化高台墓地最为重要。土台东部已发现31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琮、壁、璜、斧、钺、环、锥形器、冠形器、梳背、镶嵌玉片、绿松石片、猪形玉坠、鸟形玉坠、玉管等大量玉礼器、祭器和饰物，制作精美，工艺水平甚高。还有石器、陶器等生产和生活用具。67号墓出土一件大汶口文化彩陶背壶，可以作为南北文化交流见证物。

福泉山古文化遗址至今仍完整地保存了一方有黄褐、灰褐、灰兰、青灰、黄土等五色土层的文化叠压遗存，距今7000～6000年历史各时期文化叠压遗存，内含有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战国时代遗存，被考古学家誉为“中国的土建金字塔”“古上海的历史年表”“上海的发祥地”。重固镇宣传部部长崔卫琪、上海博物馆年轻考古工作者周云等人热情讲解，带我们看遗址。意外得知其地也是《文赋》作者陆机家乡，作为学中文出身的人自然有发自内心的亲切感。不过，良渚文化早期的M-139墓已出现的人殉现象让我们感觉文明进程中的阵痛。墓主人为成年男性，仰身直肢葬，有大量丰厚殉葬品。墓坑东北拐角上还叠压着另一具青年女性骨头，屈肢侧身，上下肢弯曲而分开，状似跪倒，头向西北，头顶上有一颗玉珠，面额上有一件玉管，颈部有一件玉环，上肢上有一枚小玉坠，左右下肢骨上各有一件玉管。骨架背后有一口祭祀用的大口陶缸。前者尊贵，后者卑微，显然是殉葬人牲，并与祭祀有关。

那个时代，“人殉”是祝英台那样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与几天前才从非洲回来的汪永基老兄讨论这个问题，设身处地遥想当年“原始共产主义”结构被打破、阶级开始分化的现实环境，不能完全排除主动因素，因为她（们）失去依托后，很可能陷于“生不如死”状态。

上午最后一个考察点是元代中晚期龙泉窑青瓷为主要遗物的大型遗址——苏州市太仓市泾元代遗址，位于太仓老城区东部、致和塘南岸，2016年1月樊泾河北延沟通工程施工时发现。截至2017年9月，已发现房屋、道路、河道等各类遗迹350余处，出土以龙泉青瓷为主的遗物150余吨。

太仓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自古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古代有文学巨匠王世贞、张溥、吴伟业，画坛大师仇英、王时敏、王鉴、王原祁，昆曲鼻祖魏良辅、玉雕大师陆子冈等。虽然匆匆路过，但也留下美好印象。

下午考察计划中的三个遗址分别是草鞋山、绰墩和赵灵陵山遗址。

草鞋山遗址位于苏州市吴中区唯亭镇东北2公里处，北距阳澄湖650米，因中心有草鞋山土墩而得名。發现于1973年，从2009年9月1日开始对距今5500年崧泽文化晚期墓葬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遗址分为五个区，文化堆积层厚11米，可分10层，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到春秋吴越文化，整个序列几乎跨越太湖地区、乃至长江下游一带新石器时代，到先秦历史的全部编年，被中国考古界称为“江南史前文化标尺”。墓葬群挖掘出的百余件随葬物品中以陶鼎、罐、壶、豆等陶器为主，另有杯、钵、盆、盘等器类，个别比较大的墓葬中出土了做工精美的石器如钺、斧等，玉璜为该墓葬群唯一出土的玉器。遗址发掘首次从地层上证明琮、璧、串饰等玉制品是良渚文化遗物，为中国玉器研究开创了一个全新局面，对中华文明探源意义重大。

3点25分离开草鞋山遗址，前往绰墩。绰墩遗址位于昆山市巴城镇正仪绰墩村，在阳澄湖边，发现于1961年1月，是太湖地区发现文化序列最为完整、文化遗存极为丰富的一处重要史前文化遗址，文化内涵从下至上依次为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特别是由水沟、蓄水坑等组成的农田灌溉系统代表了整个江南原始文化。

草鞋山、绰墩两处遗址都在平坦温润的江南平原中，虽然是初春，但燥热的空气已经咄咄逼人。

最后考察的赵陵山遗址。16点50分抵达，17点40分离开。赵陵山遗址位于昆山市张浦镇赵陵村，赵陵山是吴淞江南岸约3公里处一座人工堆筑的椭圆形台状土山，高出四周约9米，有古河道环绕，与唯亭草鞋山、甪直张陵山、千灯少卿山、青浦福泉山等古遗址处于同一纬度。1990年、1991年、1995年三次考古发掘，文化堆积层厚9米，上层为春秋时代遗存，中层为良渚文化，下层为崧泽文化，出土文物有玉器、石器、陶器。我们踏勘遗址时，赵陵山遗址发掘者陆建芳先生打电话特别提示，这里共发现以良渚文化为主的墓葬94座，按墓主贫富贵贱分区埋葬，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属首次发现规模较大的集中杀殉现象，已多达19人的集体殉葬！但男女性别目前还不清楚。19人！不管主动还是被动，肯定都有一种强大的文化观念支撑这种准社会行为！如同其地出土的头顶鸟灵玉雕神（人）像，肯定是观念先于造型和行为，这种适型与良渚文化中晚期的神像纹饰，与凌家滩文化中的玉鹰加两怪兽组合也存在某种联系。良渚人的社会行为、祭祀礼器、图像纹饰以及对玉料的选择，其实都指向生命本体的神话。不管灵魂升天还是入地，或是通过服用玉膏而达到永生，都受到神话观念支配。玉的品质让良渚人愿意寄托厚望，并且把这种观念传递到龙山、陶寺、石峁、芦山峁，继而向西越过子午岭，通过常山下层文化传递给以“群玉之山”为基础兴盛起来的齐家文化，一直蔓延到该文化类型西缘的美玉汇集之地——昆仑山才算是找到最后归宿。玉文化不但完善了，还演变成根深蒂固的信仰。后来，作为对这种文化信仰的注解，就是月宫里玉兔捣药神话——以此神话为原型的图像大量出现在汉画像砖、画像石中。2017年4～5月，我们举行第十一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时，在陕北各县都能看到出自墓葬中的同类题材图像。其他省区也并不罕见。

这天上午路过太仓博物馆，参观整理出土元代青花瓷的宏大劳动场景时，不但看到巴思八文，也看到碗底残片有玉兔捣药构图，尽管那只兔子的耳朵和尾巴更像老鼠，但它的立姿和捣药行为，无疑与福泉山、赵陵山的玉雕，与远古神话遥相呼应！

第一天的田野考察在赵陵山遗址油菜花与豌豆花交相辉映中结束，在赵陵山村原村主任、现年72岁的马勤明的讲述中结尾——他曾参与过这个遗址的挖掘。他曾是发现者、挖掘者，现在是保护者、守望者。他的淳朴感动了每个人。他站在长满绿草和豆苗的十几米高的小山上给我们讲述历历细节时，“平原落日圆”，微风变得越来越清凉。山脚下，村民还在堆积着春秋、良渚和崧泽文化的土地上浇莱，劳作，闲谈，古风习习，一派和谐恬静景象。

考察首日，满满当当，与博物馆、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交流密密实实，根本没有客套时间。虽然此前曾参观过良渚、跨湖桥等博物馆，但实地踏勘遗址，还是不少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尽管草鞋山、绰墩遗址早都夷为平地了。

2019年4月9日凌晨，本想睡到7点呢，梦里还在考察，还在听陆建芳、戎静侃、崔卫琪、周云、左富根、张志清、马勤明、张照根讲述，似乎听得易华兄在不停絮叨：油菜发（花）真好看……可是，4点不到就醒来，再也睡不着，干脆记录考察活动的大概轮廓。

手记即将结尾，外面已有越来越多的鸟儿鸣叫着开启黎明了。

4月9日晨，苏州

二、玉器玲珑“崧泽王”

4月9日考察，从早晨8点18分开始，止晚上21点27分到南京博物院旁边的酒店“收工”。马不停蹄，经历了苏州木渎古镇及其前往黄泗桥途中的大雨，感受了常州市天气突变的寒冷，但大家都沉浸在苏州博物馆、东吴博物馆、苏州古城考古工作站、黄泗浦遗址、张家港市博物馆、东山村遗址、常州市博物馆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喜悦中。大多人都有午休习惯，也只能在路途中匆匆敷衍一下。大家对照文物图册，结合观感，交流。晚上8点多，离开当天最后一个考察地——常州赶往南京，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感觉到汽车驰骋在洪荒宇宙里，无始无终。我困极，昏昏欲睡，对面叶舒宪老师和易华兄在梳理“西玛”之路，探析“中国红”的来龙去脉;旁边，从考古工地回南京的考古工作者张雪霏与王仁湘先生精打细算，计划10日的考察安排，能增加一个点就增加一个。后来，王老师也打盹了，张雪霏通过语音与孩子交流作业完成情况……

我猛地清醒了，聊聊田野，聊聊玉器玲珑的张家港东山村遗址。

在张家港博物馆看到阵容强大的玉钺，令人惊讶，难怪严谨的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题词：“崧泽王”。文化学术界最忌讳“称王称霸”，这里的“王”指玉钺，让我们感觉到严先生的惊喜。崧泽文化开始大量使用玉礼器，玉璜、玉钺、玉璧的文化功能越来越明确。东山村遗址在乡政府大院中被发现，生活区在中间，墓地在左右两边，其中一处出土了高级别的玉器。

这次考察与以往最大不同处在于，在王仁湘、张照根、周润垦、唐建康、彭辉等考古学家的指导、帮助下，参访博物馆，深入考古工作站，看现场，他们讲述各种玉器出土时在墓主身体的位置，这对认识器物的诞生及功能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有些还可能颠覆以前的观点。例如，关于琮的功能，至今考古学家有不同的观点。

考察中，叶舒宪老师和我见缝插针，向考古学家约稿子。没想到，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考古学家魏文斌兄打来电话，向《丝绸之路》推荐甘肃省考古所考古学家郑国穆先生的文章，并发过来。更意外的是，陆建芳先生看到我们发的考察照，有感而发写了一段文字：“第一次到赵陵山遗址是1990年9月18日，秋高但不气爽，天还相当热。昆山文管会陈兆弘、程振旅陪我们到张浦镇，然后雇了一条水泥船装上行李和队员蜿蜒曲折地到了七里路外的赵陵山。那时赵陵山和镇里还不通车，除了水路，只有一条可以走自行车的小路。当时我和张照根、王容是队里最年轻的队员，领队是南博考古部副主任钱锋。赵陵山的得名源于一个传说，说是宋代有个王妃死后葬于此地，后来的考古发掘发现坡上有一口宋代古井，小青砖砌成，保存完好，深达11米。当时（宋代）用一块大石把它盖好，直到我们把它发掘出来，不知何故，难道有人在此投井？赵陵山一共发掘三次：1990年秋天的收获是发现了一座春秋时期墓葬;发现遗址是一座完整的良渚时期高土台;发现西北部有没有墓坑的17位殉葬骨骸。1991年发现土台上埋藏了大批良渚早期墓葬，最重要的是M77。1995年春天的第三次发掘解剖了高土台的南坡，发现了清晰的夯筑痕迹。综合各种现象分析，赵陵山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昨天，上海交大玉帛之路考察团登上油菜花盛开的赵陵山，当年好友村主任马勤明亲自介绍，睹照片思当年，有感而发……”

4月10日晨，南京

三、穿越了时光“黑洞”的玉琮

早在2015年冬天就与梁二平兄仔细看过南京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今年4月10日再看，又有很多新的展品。时间紧张，只能重点看“马崧良”器物，大量史前文物带着洪荒之力冲荡而来，目不暇接。可惜，汪永基老兄前天晚上睡觉忘了盖被子，受凉，发低烧，他怕拖考察团后腿，决定要提前回北京。大家在参观间隙，不断创造阻止汪永基老兄返京的理由——易华兄通过语音与他交流，我们从旁边听得汪兄声音洪亮，元气充沛，显然已恢复很好。有了此“证据”，叶老师劝阻他更有信心，一口气说出数个让他留下来的理由，易华兄用手机录音，发送失误，却发给了早晨坐动车正往来赶的唐启翠。估计她一头雾水——雾水还没弥漫开，易华兄又撤回了。叶老师干脆直接打电话。但汪兄去意已決。易华兄一边用方言表达遗憾之意，一边查找合适车次，打算订票。

参观南京博物馆即将结束时，唐启翠兴冲冲与大家汇合。她为朝圣文物，专门花高价做了发型。记得10多年前跑田野、开会发言，她都要把最美形象呈现给大地、遗址、文物。

在朝天宫门前合影后，匆匆赶往南京博物院。大家一头扎进文物里，各取所需。仅仅看完史前、战汉两个展厅，约定时间已到——按计划，必须在15点前赶到溧阳才能看到博物馆。用中午餐后，原本打算“饯别”的汪兄招架不住大家轮番劝说，不得不宣告继续考察。于是，在欢呼声中，车子绕回宾馆，取上汪兄行李，张雪霏带路，一路欢欣，直奔建在镇江南京博物院江南工作站。车行一个半小时，到了。先看陈列室，然后进工作站副站长、孔塘良渚遗址考古队队长朱小汀博士的人类学工作室观摩、交流。与以前的考察手记相同，涉及到文物、学术内容部分以后详写，这里只略谈孔塘出土的玉琮、玉璜、玉镯及玉珠、玉管之类装饰品。本次考察，我们特别留意它们出土时所在位置。据朱博士说，孔塘遗址中的墓主是大约30岁女性，相当于现在妇女50岁。这些佩饰应是她生前钟爱。玉琮在她手腕上戴着，与别处遗址略有不同。玉琮是良渚早期风格，但其他相关证据显示孔塘女士生活在良渚晚期，这件琮可能是传了几代的传家宝。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既然传了几代，为什么在她这里不往下传了？因为早逝，还是因为她是妇好那样的英雄，礼遇较高？史前人类在大自然中踽踽独行时，发现了寄托美好情趣的美石，反过来，又通过美石美玉的搭配来体现他们的追求。孔塘女士的礼遇，让我感慨，再次想起几年前的小经历：2015年冬天，在南京开会，下午与《深圳晚报》副总编、作家梁二平兄转博物院，晚上与江苏画院美术馆馆长、哥们方向军聊天，前半夜，他谈兴很浓，我很困，昏昏欲睡中同他对话。后半夜，因为错过睡点，我清醒了，他却沉沉睡去，千呼万唤叫不醒。睡不着，只好看手机。无意间看到有位朋友在群里发的视频：一位情绪失控的年轻母亲虐待自己的两三岁孩子。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更难入睡，便构思创作中的《禹王书》，将小女孩哭泣着追寻母亲的情节被我处理成特殊的、慢镜头式、有表现性的场景，分别出现炎黄大战中的脩己、刚刚出生的大禹、得知新创文字被羊吃掉后的仓颉、行将渴死道中的夸父以及水灾中受苦受难者身上。像五次旋律，在特定情景中出现一次：“脩己步履蹒跚，跌跌撞撞，艰难迈出破碎步伐。坎坷阻挡，她重重摔倒。喘息片刻，向前爬几步，歪歪斜斜站起来。站而未稳，趔趔趄趄，向后倒去。她慌乱地挥舞双手，试图抓住云朵或鸟翼，都滑脱了。她仰天摔在地上，磕碰，磕碰，碰出金星无数。短暂头疼夹杂着短暂眩晕。她爬起来，晃晃悠悠站稳，踉踉跄跄向前。迈出几步，被裸露树根绊住，磕、磕、磕、碰、碰、碰，向前栽倒，脸触碰地，鲜血直流。她气息奄奄，昏厥过去……”

《禹王书》全书25万字，缩略本已于2018年11月由《大家》在“锐小说”栏目刊发。去年我压缩小说时惆怅，纠结，舍弃很多精彩处，但保留了这五次蹒跚……

孔塘遗址中的中年女性及与其相伴5000多年的玉器，又激发了我无边无际的想像。中华民族之伟大，在于对天地万物的尊重，在于对生命本体及存在意义的哲学思考，在于穿越时光、不受黑洞影响的大悲大慈！

4月11日晨，湖州

四、良渚古国的神啊，何时走出谜团

4月11日上午，大家卯足劲，想美美地“看一顿”湖州博物馆，谁知车子开到门前，被赫然贴在玻璃门上的《通知》告知，昨天已闭馆，要装修。这闭门羹吃的！我们根本没时间沮丧，王仁湘老师与易华、杨雪梅、胡建升“四管齐下”，通过文博、考古界朋友沟通，不久，陈列部副主任胡红霞笑盈盈到门口来迎接，让我们先于装修工人进了历史文化展厅。湖州多文人文事，这个展厅主题即以赵孟頫书法作品中得意之作《吴兴赋》命名，他的夫人管道升也是书法名家。还有皎然邀请陆羽游历始留《茶经》、沈约举荐刘勰始有《文心雕龙》闻名于世的典故。韩愈、苏轼也曾任刺史于此。著名的湖笔由秦朝大将蒙恬发明，在湖州完善推广。湖州还发现距今4200年的丝绸。那时，良渚文化已经消失100年，是哪个文化族群在太滨之滨养蚕缫丝？

胡红霞兴致勃勃说起她们幼时养蚕宝宝的经历，仿佛回到昨天，回到历史。

每个博物馆都有其特色，每件文物都是沉甸甸的文本，承载着巨量信息。限于时间，我们重点观摩史前文物，其他“文本”只能匆匆浏览一遍。

上车，即将出发，湖州市非遗中心的沈月华女士带着两本书匆匆赶来，站在车门口向叶舒宪老师问候几句，说：“我能不能请您合个影啊？”

叶老师爽快答应，与她合影。之后上高速，前往良渚博物院。顺路还要看德清博物馆和防风祠。叶老师以赞赏口吻说着湖州市文联主席钟伟今先生对当地文化的贡献，因为他的不懈努力，防风祭祀文化已成功申报列入国家“非遗”名录。

一路上说着钟伟今与防风，说着汪洋氏，就到了位于东海之滨、長江与钱塘江两江平原下游最低处的德清。县境曾发现玉作坊遗址，博物馆里陈列的玉璧、玉琮及巨大石犁也证实了这河港交叉之地的富庶。参观博物馆后，去防风祠，误入龙凤村，意外观赏一带清爽竹林。随后，在下渚湖街道办沈密女士指导下找到位于三合乡二都村的防风祠。二都村河湖密布，丘陵迂回，境内有防风山，山南有防风庙，山间有防风湖，相传大禹治水成功后在会稽茅山大会诸侯，误杀防风，继而心生悔意，便敕封防风为灵徳明王，令防风国建造防风祠，供奉防风神像，每年三月初三和八月二十五祭奠。梁朝任昉《述异记》记载：“越俗，祭祀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发而舞。”二都村寿昌桥附近发现马家浜文化遗址，可见传说、记载不是空穴来风。汪永基老兄说，很可能防风与近在咫尺的良渚古城有某种关联。

下午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参观良渚博物院，考察瑶山祭台，座谈。瑶山原名“窑山”，曾有古窑址发现。大瑶山与大遮山之间有东苕溪流过，良渚人临河偎山而居，采集，耕种，打鱼，烧窑。这里河网交织，人们往来交通主要依靠独木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洪水灾害也威胁着良渚人的生活。据考古研究，抗洪救灾在那个时期是世界性难题，不仅仅在良诸，在黄河流域，在西亚两河流域也是如此，只是灾害程度不同而已。瑶山海拔仅30米，在群山环抱中，遗址最初的功能是祭祀、葬地还是农业气象观测，现在还不能完全揭示。我们考察、探讨时，山下农民正在恬然采茶，另外几处坡地里，桃树、梨树修剪整齐，颇具道风仙骨。花期已过，衰败花朵还极力保持着盛开时的姿态，枝条间偶尔也有迟开的，明珠般的小小桃花、梨花，愰若梦幻，愰若良渚神人的神秘眼晴。

另外两处遗址的得名也顺带一笔。著名的“反山”原为“翻山”，乃是因为人们常常经过该山，便这样随便叫了，后来改为今名。汇观山原名是“汇棺山”，因早年来良渚做生意的人死后葬于其地而命名。考古发现重要文物后，就改了名字。

良渚博物院正在“申遗”“提升”，有些精美文物在7月全面开放后才能看到。几年前，曾在寓杭企业家陈玉国陪伴下看过良渚和跨湖桥两处博物馆，记忆犹新，再看良渚及瑶山，感触颇深。座谈中，又从王宁远、李新芳、郭青玲、周黎明及李力行等文博界领导、专家的介绍中获得更多生动信息，浮想联翩。虽然时光过去5000年，但处处都能感觉到良渚人的心跳和气息。文化只要生根，就永远出于生长状态了！

与良渚博物院院长周黎明先生交流时，我特别关注考古学术成果的转化问题。杭州动漫文创发达，良渚先民创造的神像图式又极具表现力。良渚人从何而来，又经历了怎样的造神运动，后来，他们又流浪何处？这些充满悬念的问题都适合用文学和动漫艺术形式去探索。4月7自在上海交大举行的神话学论坛中，不止一位学者谈到学术成果转化问题。如果不能转化，高深莫测的考古学成果基本上只在圈内交流，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也只不过是遥远时代的物质残留，它们的喜怒哀乐，它们的希翼与悲怆很难读懂，而这些，其实与现代人的内心丝丝相连，古今贯通！不理解过去，如何走向未来？

传承创新是新时代由多学科学者、作家与影视艺术家共同完成的重要课题，任重而道远！

4月12日晨，良渚

五、当线条遇到神圣玉器

4月12日，早发良渚镇，9点多即到桐乡博物馆参观，大家不约而同被出土于石门镇罗家角遗址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兽面雕塑陶支架吸引。这可是距今大约7000年的史前艺术品啊！叶舒宪老师推测它的原型这可能是蟾蜍，其凸出的大眼睛和裂列耳根处的大嘴巴与良渚神像纹神似。另一件兽面雕塑陶支架残全不全，模糊不清。这种造像的陶器主要作为支撑煮食陶器的支架，可能还兼有原始巫术功能。河山含山出土的南朝青瓷“虎子”兽面造型中的什么兽眼睛与陶支架兽纹似乎有漫长悠远的传承关系。

桐乡发现迄今最早的人工栽培籼稻和粳稻，残留建筑木构件多有榫卯和企口，还有一件类似角尺的玉器，可能是工匠用的。它们从物质方面反映出生活在古桐乡的马家浜人是何等聪慧！“人杰地灵”，桐乡市素有“文化之邦”之称，是文学巨匠茅盾和著名漫画家丰子恺的故乡，如果他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将会创作出怎样辉煌的艺术作品来！可惜，“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生活在考古学发轫期，未能赶上史前艺术浪潮的洗礼，他们的灿烂文学作品中便缺失了另外一种韵味。沈从文因缘时会，虽然关注文物很早，但后来直接转向研究了，晚年出版一部学术著作《中国服饰史》。

桐乡博物馆在三楼劈有良渚玉器专馆，叶老师今年1月份带学生实习来参观过，工作人员似乎认出了他，友善地笑。因我们来得早，馆内没有其他游客，空间很宽松，大家争分夺秒，尽量细品各种玉璧、玉管、玉钺及锥形玉器功能和雕饰。有几种玉器资质显然与“长三角”的料有很大不同。它们来自何方？是桐乡人用大米交换来的吗？

嘉兴博物馆是计划中的另一个观摩点。至此，第十五次玉帛之路（环太湖）考察团绕太湖大半圈，路线呈C形龙;到上海，将是完整环形了。

嘉兴是马家浜文化命名地。门厅前，首当其冲的马家浜遗址出土的兽面陶塑，神韵与罗家角陶支架相通。嘉兴与桐乡地缘相连，文化从源头上都很接近。带甑陶鼎、陶豆等炊具餐具显示了马家浜人生活的富足安逸，而南河浜遗址出土的鹰头陶壶、塔形陶壶、三足鸟形陶壶、水波纹陶罐、陶龟及兽面陶壶则反映出他们“衣食足而知礼仪”和“衣食足而知艺术”的自豪感。马家浜文化虽然比钱塘江南岸的新石器文化晚了3000年，但对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及河姆渡文化的继承上颇有英雄襟怀，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螺旋纹堆塑陶釜上的“螺旋纹”、猪纹陶钵、十八角芽叶纹肩脊陶釜及五叶纹陶块等带有植物纹和波浪纹的陶器上的纹饰表明，河姆渡人早在7000年前就通过古朴的艺术表现手法把水波、绿叶、眼睛等意象凝练成各种线条，刻划在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器物上，传递给马家浜及其后的崧泽文化，到良渚时期终于升华成神人图像，并与精美玉器结合，成为神圣象征。以前审视神秘的良渚文化神人纹饰，总感觉到扑朔迷离。这段时间对各個时期文物考察观摩，以文学眼光去看，神人纹中的线条很可能就是从上山、跨湖桥、河姆渡等文化发展而来，到良渚文化集大成后，又向外扩散。经过几千年流变，传递给商周青铜器，到南宋杭州官窑出土的陶祭祀器残片上还能看到其余絮。

嘉兴博物馆的三足鸟形陶盉也值得一提，这只表情极凶的“大鸟”泥质灰陶，拱背鼓腹，以凸弦（两侧微微伸双翅）界饰，前塑长颈粗脖鸟首，直挺高昂，尖嘴张口，双目鼓出，尾部开圆形侈口，翘仰伸出，腹下饰三足，背脊以直线与环线突纹，使项圈与尾口相连。跨湖桥文化遗址曾出土有太阳纹彩陶片，神话传说太阳中有三足乌，其深远的文化渊源是否与这两种隔着钱塘江，隔着历史南北相望的两种文化曲折融合相关……这样思考时，内心越来越敞亮，越来越有信心：史前人类及其文化生活虽然很久远，但只要不是虚构，只要在时空中留下这些雪泥鸿爪式的印迹，只要我们用美玉般的纯朴心灵去感知，必能解读那些“形散而神不散”的线条与器形中蕴含的丰富信息！

昨晚，我和王仁湘先生不约而同发了兽面雕塑陶支架图片，并且配了小诗。

六、君子比德于玉

第十五次玉帛之路（环太湖）考察活动，我首次以考察人员身份而非组织者参加，尽管叶舒宪先生几次说让我多操心，尽管我不遗余力与大家一道把考察事当成自己的事，到底心理上没有太大压力，比较轻松。没想到，参观完嘉兴博物馆后在一家小饭馆茶叙、小结时，汪永基、王仁湘、叶舒宪等诸位先生情不自禁透露各自遭遇过的险情后，心情又变得沉重了。

首先是汪永基兄。他从非洲回来不久即参加本次考察活动。在南京时他说感冒了，要提前离团，大家苦苦相劝才留下。总结会上发言时解密：其实他说感冒只是托辞，真实的原因是在赵陵山考察时大家陶醉于黄昏时的油菜花和马勤明先生讲述参与考古挖掘经历，一只蚂蟥咬了他的腿。晚上，发现伤处肿胀，便割破伤口，挤出“毒汁”。他不知“毒情”会不会继续发展，又不想影响大家情绪，所以没说实情。观察两天，没有感到不适，知道身体没危险了才公布实情。他说得很轻松。我们却倒吸一口凉气，后怕。大家都沉默了。王仁湘先生率先打破寂静：“多年前，我也曾被蚂蟥咬过！干我们这行的，常年累月在野外，什么事都可能遇到！”

我又吃一惊。几年前，《丝绸之路》组织每次考察活动前，叶老师再三强调要邀请考古学家参加进来，于是我们就做过这方面努力。刘学堂、张天恩、王裕昌、朗树德、张德芳、马明智、段清波、张华等考古学家和郑欣淼、李宏伟、吴正科等文博界领导、工作者都参加过相关学术、考察活动。但参与最多的是王仁湘先生。王老师德高望重，对学术志虑忠纯，对后学奖掖勉励，既能进行严肃缜密、冷静客观的学术研究，又能书写神采飞扬、激情四射的华美诗文，性情与理性调和得恰到好处，将考古学术成果通过温润如玉的文字向社会各界人士传递，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这次考察中我们深深感受到环太湖省市县区考古、文博门各个年龄段的学者都对他充满敬意。王老师在博物馆，在车上，在用餐中，随时随地都不厌其烦解答考察团成员提出的各种问题。有时候，当他看到与问题相关的文物时会主动提醒我们关注。王老师非常热忱，非常投入，但毕竟年过花甲，与我们一起奔波，有时累得腿都抬不赶来，看着他疲惫不堪的背影，我百感交集！他已经退休几年了，可是海内外很多学术活动都邀请他。王老师成人之美，尽量无条件满足举办方，往往下半年的活动在上半年就排满，不得不推掉无法出席的活动……

王老师在湖州小结时曾语重心长说：“当一个人研究进行到一个阶段，感觉到孤独时，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再到一个阶段，能遇到两三个知己、同行者的时候，就成功了一大半。”这是他多年考古、探索、研究的心得，至真至淳。几天来，大家都感叹说心有戚戚焉。他接着又谈了对这次考察活动的感受。受益了，感动了，竟然忘了问当年被蚂蟥咬的具体细节。

叶舒宪先生有感而发，也说起在海南大学工作时的一次险遇。那年，办一个人类学方面的会议，听人说五指山顶有座湖，便只身前往。穿越原始森林。没有找到湖，也没有拍到落日，回头一看，夜色苍茫，满眼都是越来越深的滔滔绿色，哪里能看到来时的道路！叶老师不敢冒险“夜穿森林”返回。为避免野兽伤害，就爬到树上蹲守到天明，全身都是蚂蟥。他顾不得疼，也顾不得害怕，听得山下有晨练者的呼啸声，才摸索下山。那次整整在家躺了七天，“从此以后，我就不怕死了。都死过一回了，怕什么呀？”叶老师如此总结。

跟随叶老师考察以来，有过各种险遇，但都没有这个“历险记”惊心动魂。他也从来没提起过。大家再次沉默了。沉默中，大家不由自主盯着易华兄看。王仁湘先生笑着说：“易华没学考古亏大了！”就我所知，易华兄没被蚂蟥咬过，但经历也是跌宕起伏。他年幼立志考古，但从庭训，初入农大学畜牧。学在外，父命有所不受，攻读硕士学位时毅然决然改弦易辙投身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据传，工作后，他本来向往东夷文化，妄情奔赴时，遇到挫折，愤而掉头向西，以夸父为师，激情奔跑、游学，自2004年至今，硕果累累。易华兄任性如童，姿肆好酒，重义轻利，惜方言重，兼取湖南篓底话与甘肃秦安方言之至难处，极难懂。我因工作关系，努力参悟，终成合格翻译。这次考察发现，他吸收了更多方言成份，更难懂了，初到湖州的晚上说起著名诗人“zhaoyan”，我竟然想不起是谁，直到次日参观博物馆时，才愰然大悟，他说的是皎然！

叶老师赞扬易华兄的开拓能力，又充满敬意说起萧兵先生，他上学时就捧着先生的大作读。萧兵先生走了不同寻常的自学成才之路，结合文物研究人类学，与时俱进，著作等身，经历坎坷却又形成令人瞩目的“萧兵现象”。先生已86岁高龄，前几天在上海交大与会中，自始至终不离席位，认真听每位不同学科、不同年龄的学者发言。4月8日考察出发前，我和杨朴兄特意拜访他，并呈送《丝绸之路》和刊发《禹王书》缩略本的《大家》。先生幽默达观，真诚坦荡。他说正要写有关《山海经》的一部书，希望我寄些往期《丝绸之路》：“但不要浪费，把你们不用的邊角料给我，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先生的纯朴令人肃然起敬！

之后，易华兄的同学、专程从杭州前来小聚的郭先生及杨骊、唐启翠、艾江涛、杨雪梅、张征雁等人都各抒己见，谈了真挚感想，其乐融融，其乐淳淳，关键词都集中到玉和德上。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回想我们这些年遇到的很多人很多事，感慨万千！对比德于玉的君子，还有什么语言能够表达对他们的尊重和感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