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东南孕育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东亚定居农业文化高峰，良渚遗址是玉帛古国代表，定居农业文化为华夏文明形成打下了基础;西北兴起齐家文化是东亚最早青铜时代文化，石峁遗址是干戈王国代表，青铜游牧文化后来居上形成了华夏文明。长江中下游是照叶树林文化带核心地区，良渚时代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已成熟，稻作农业、漆器、黑陶和玉器已达到高峰。玉文化来自北方，良渚时代也已登峰造极，良渚遗址表明依然是“神王之国”或玉帛古国，并不是祀与戎并重干戈王国。良渚文化衰落后长三角地区既少玉也缺铜，不太可能是夏朝主流文化，但良渚文化是华夏文明形成重要基础。作事者必在东南，收其功实常在西北。齐家文化时代东南西北定居農业与游牧文化结合形成华夏文明。

[关键词] 良渚文化;齐家文化;玉文化;华夏文明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115（2019）03-0008-10

一、环太湖文化考察

2012年冬天，与叶舒宪、冯玉雷在陕西师范大学一见如故，共同踏上了玉帛之路与青铜文化探索之路。2013夏天，叶舒宪和我两人从北京前往大同，经雁门关、代县、忻州、大原，前往兴县小玉梁、神木石峁遗址，开始了第一次玉帛之路考察活动，以上海交通大学与中国收藏家协会名义举办了“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出版《玉成中国》，明确了考察研究宗旨。①2014年，第二次玉帛之路考察活动以齐家文化为主题，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了“玉帛之路与齐家文化学术座谈会”，时任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连辑发表了语重心长的讲话，使甘肃境内考察活动异常顺利。途经临夏广河与当地学者和政府官员深入交流，促成了“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和“齐家文化博物馆”的建立，出版了《齐家文化与华夏文化国际会议论文集》②和《齐家华夏说》③。最近六年陆续开展了14次玉帛之路考察活动，叶舒宪收获巨大，诸位也获益匪浅。我们亲切感受叶氏学术思想熏染，小传统与大传统、四重证据法、符号解码编码深入人心。

最美人间四月天，寻玉访古到太湖。第十五次玉帛之路（环太湖）文化考察活动以良渚文化遗址与文物为中心，一如既往探讨华夏文明形成之道。我们4月8日从上海交通大学启程依次参观考察了上海青浦区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江苏苏州太仓博物馆、绰墩遗址、草鞋山遗址、赵陵山遗址、苏州博物馆、东吴博物馆、木渎遗址、黄泗港遗址、张家港博物馆、东山村遗址、常州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江南考古工作站，浙江湖州博物馆、德清博物馆、防风氏祠、良渚博物院、瑶山祭台与墓地、良渚遗址管理委员会、桐乡博物馆、嘉兴博物馆，顺利完成了考察任务，对马家浜、崧泽与良渚文化有了感性认识，对良渚文化崩溃之后钱山漾、广富林、马桥、湖熟文化也有了初步了解。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稻作农业文化兴旺发达，良渚古国达到了顶峰;4000余年前夏代开始之际已经分崩离析，而大西北齐家文化方兴未艾。

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首次成果发布会办成了全国性神话、文学、考古、历史、民族、人类学会议，既有高谈阔论，也有小组切磋，各抒己见，意犹未尽。我们开启环太湖良渚文化考察活动正好可以继续交流探讨。第一站是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博物馆。王仁湘先生以西北边疆考古著名，40年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就以崧泽文化为研究对象，与发掘者黄宣佩不约而同提出崧泽文化概念。他曾提议考古研究所在长三角设立江南考古工作队没有如愿，只好服从安排到大西北开展考古工作。今天故地重游，另有一番感慨：东南崧泽文化相当于西北庙底沟文化。第二站走进福泉山，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齐备，不愧是史前上海文化高地。出土了大量精美良渚文化玉器，现在上海博物馆收藏或展览。遗址实地展示文物照片、祭坛、考古地层和殉葬模型值得特别留意，正在打造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中午路过太仓进入苏州顺便参观太仓博物馆，碰上大元瓷仓特展。宋元时代太仓是六国码头瓷器转运销售中心。然后前往昆山绰墩遗址参观，位于阳澄湖和傀儡湖之间，我们找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碑，但已见不到遗址痕迹。直接赶往附近更加著名同类遗址草鞋山，也已夷为平地，见了一小片森林和荒地。昆山赵陵山遗址尚未充分发掘已经确认是良渚文化早期重要墓地：发掘者陆建芳特别提示已有集体殉葬现象，多达19人，性别还不清楚。赵陵山油菜花开，是一座人工堆筑台状土山，占地1万平方米，高出四周近10米，有古河道环绕，是太湖地区典型土台型遗址，与唯亭草鞋山、甪直张陵山、千灯少卿山、青浦福泉山等古遗址处于同一纬度。三次考古发掘2000平方米，上层为春秋时代遗存，中层为良渚文化，下层为崧泽文化。共发现以良渚文化为主墓葬94座，按墓主贫富贵贱分区埋葬，出土文物有玉器、石器、陶器。1992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被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天参观了六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苏州海拔只有几米，大都已被夷为平地，只有福泉山和赵陵山仍然高达10米，令人特别难忘。

晚上抵达苏州城，苏州考古研究所张照根所长和东吴博物馆陈凤九馆长等热情款待，介绍情况，赠送书籍。第二天走进苏州博物馆，验证了张照根关于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连续发展的观点。良渚时代辉煌之后就跳到了周代，几乎没有夏商文化遗物。苏州博物馆展出真山大墓出土战国玛瑙珠串令人眼睛一亮，元代娘娘墓出土张士诚之母曹氏文物亦令人大开眼界。贝聿铭为家乡设计博物馆独具中国风格，附属太平天国忠王府亦令人感慨。追溯苏州历史我们冒雨走进苏州古城木渎遗址，参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与苏州考古所联合考古队最新发掘成果，见到一批刚出土良渚文化玉器。然后前往张家港参观东山村遗址，路过刚刚荣获“2018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称号黄四浦遗址，听发掘领队周润垦讲解鉴真东渡日本启航码头故事，唐代此地就是瓷器转运中心。东山村遗址曾经轰动全国，出土文物正在张家港博物馆展出。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邦主拥有五把石戉或玉戉，严文明先生称之为崧泽王;而同一遗址马家浜文化大墓墓主胸戴五件玉璜，形成鲜明对照。

第十五次玉帛之路（环太湖）文化考察活动终于从大西北走进了江南，没想到文化遗址如此密集和丰富，风雨兼程，下午6点多才赶到常州博物馆，错过了参观寺墩遗址和博物馆展览。黄馆长和保管部工作人员还在耐心等候，我们仔细观摩、切磋了部分馆藏出土良渚文化玉器，特别注意了与齐家文化玉器之异同，发现西北江南并不遥远。9日晚上，在宾馆重读世界考古权威科林·伦福儒和中国考古代表刘斌合作论文：良渚古城是一座公元前3300～2300年设防城镇，同时还发现规模宏大的防洪和灌溉水坝系统，中心分布人工营建宫殿台基，反山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都表明是东亚最早国家社会产物。

10日清早参观南京市博物馆展示南京地区历史文化序列。北阴阳营文化比较发达，几乎没有夏代文化，商周湖熟文化之后就到了太伯奔吴范蠡筑城了。南京博物院展示江苏新石器时代文化相当繁荣，良渚时代达到了顶峰。常州武进寺墩遗址M3尤其震撼：百余件玉琮、玉璧、玉戉集于一墓，创造了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玉器数量之最。南京博物院展出良渚文化玉器精彩纷呈，花厅遗址出土大汶口文化串饰令人难忘。花厅遗址同时存在南北两种不同文化类型被称之为“文化两合现象”，为认识不同文化交流模式提供了例证。南京博物院展出汉代玉器亦值得欣赏：亡秦必楚项羽和刘邦逐鹿中原，鸿门宴刘邦奉上一双白玉璧死里逃生建立汉朝。玉璧常有白玉璧难见，玉戈已胜玉琮多年。

11日走进太湖西南岸浙北名城湖州博物馆，长兴赋主题展立体形象生动地展示了马家浜、崧泽、良渚、钱山漾、马桥五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距今4200～3800年前夏代开始之际又是空白。战国春申君黄歇始置菰城县统管长三角地区，故上海至今简称“申”。湖州确是神奇地方：上次到湖州听到一部民国史半部在湖州，中国书画史半部在湖州;这次看到考古发现表明湖州可能是中国三大特色文化丝、瓷、茶起源地。钱山漾遗址出土丝绸是考古正式发现最早丝绸样本，湖州被认为是丝绸或丝路起源地。最近又在德清考古发现了原始青瓷窑址，湖州很可能是青瓷起源地。茶不太可能起源于湖州，但茶圣陆羽生于竟陵（今湖北天门）流浪到湖州，与皎然成为知心朋友，在此写作《茶经》，并葬于此地。湖州博物馆展览古人优雅生活，感谢虾米指点件件都是一级文物。路过湖州德清防风氏祠，收集四重证据。神话传说落地生根，防风古国也是汪氏之源。顺路朝圣拜祖，汪永基异常兴奋。

良渚博物院由英国人设计，采用伊朗石材装饰，高雅大方国际化;清楚地展示了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兴衰过程。瑶山既是祭坛也是贵族墓葬：南排居中7号墓和北排11号墓出土遗物最多，分别被推定为良渚国王和王后墓，王后墓规模还略大于国王墓。参观良渚遗址之后在良渚遗址管理委员会召开一次比较正式座谈会，与管委会副主任李新芳、监测中心主任郭青岭、博物院院长周黎明、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等进行了讨论，加深了对良渚文化系统认识。

太湖东边嘉兴桐乡市博物馆亦自称江南文化之源与文明之源：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之后直接进入吴越大战。嘉兴是马家浜文化命名地，南河浜遗址崧澤文化很发达。嘉兴从良渚文化走向文明。12日圆满完成第十五次玉帛之路（环太湖）文化考察活动，对良渚文化来龙去脉有了感性认识，为探索华夏文明提供新视角。现在我们可以初步肯定定居农业文化源自东南，玉文化来自北方，良渚时代已登峰造极。良渚文化衰落后长三角地区有钱山漾、广富林文化或马桥、湖熟文化，既少玉也缺铜，都不太可能是夏朝主流文化，但良渚文化是夏代文化或华夏文明形成重要基础。

二、定居农业文化源自东南

长江中下游是照叶树林文化带核心地区，良渚时代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已成熟，稻作农业、漆器、黑陶和玉器已达到高峰。良渚遗址群出土数以吨计稻谷与石犁、镶玉漆木器，精彩黑陶和微雕玉琮都是空前重大发现。

水稻一般分成两个亚种日本稻（oryza sativa japonica）和印度稻（oryza sativa indica），中国分别称之为粳稻和籼稻。粳稻源于多年生野生稻（oryza  rufipogon），籼稻源于一年生野生稻（oryza nivara）。④多年生野生稻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早于河姆渡文化稻作遗存不断发现，表明长江流域先民大约在1万年前就开始驯化稻。江西万年县吊桶环遗址、仙人洞遗址和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稻谷年代均超过1万年。⑤目前公认栽培水稻见于约8000年前贾湖遗址，人骨同位素分析表明稻谷已成为贾湖人饮食重要组成部分。⑥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时期稻作初具规模，奠定了水田稻作的基本模式。良渚时代稻作农业生产规模大、产量高，稻米成为唯一主食。这种湿地稻作农业有别于黄河流域黍粟旱作农业，也异于西方麦作农业，是良渚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重要特征之一。

良渚文化时期流行石犁或破土器，到唐代流行江东犁有3000年考古文物空白。茅山遗址居住区发现组合石犁长58厘米、宽38厘米;庄桥坟遗址所出者还保留木犁座，总长达106厘米。良渚石犁空前绝后昙花一现，其功能和用法还没有确解。徐中舒认为中国牛耕不早于战国，系统考述了耒耜形制、古代耕作状况和汉代牛耕推广。{7}耒耜是人力工具，犁是复合农具或农业机械。东亚最早整地工具耒或耜是中国历史上标志性农具，先是木耒，后有木耜，稍后又发明了石耜和骨耜。{8}目前发现早期骨耜最多地方是距今7000年左右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和罗家角遗址。{9}《韩非子·五蠹篇》：“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耒耜是三代主要农具，一直到春秋战国时代耒耜仍是东亚农民必备生产工具。《管子·海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

良渚时代猪是主要家畜，还未有黄牛、羊、马。养猪是东亚定居农业生活传统，无“豕”不成“家”。在东亚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遗址中几乎均有猪骨出土。猪是东亚新石器时代六畜之首，猪骨和玉器一样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宝贵陪葬物品。通过来自中国、东南亚、印度的567只家猪和155只野猪mtDNA研究表明东亚家猪和野猪可追溯到同一世系D;根据系统发育地理图可推断湄公河流域是驯化中心，然后分别向西北和东北方向分布。⑩跨湖桥遗址出土动物骨骼部分被确认为家猪，也是中国最早家猪实例之一。{11}讹良渚时代养猪成风，猪亦是良渚先民主要肉食来源。卞家山遗址共出土动物骨骼2058件，可辨识动物骨骼中猪数量最多，共1526件，占总数的74%。良渚文化时期家猪已成为人们主要肉食来源，也狩猎鹿和野猪。{12}

良渚遗址是一座水城，舟船是常用交通工具和捕鱼采集设备。良渚独木舟和独木棺出土表明良渚人与舟生死相依。余杭茅山遗址良渚文化层出土长7.35米、宽0.45米独木舟是国内考古发掘的最长的完整史前独木舟。上万块1吨左右城墙垫脚石来自城北大遮山南坡和城南大雄山北坡，考古队用20根竹子拼成双筏，可以撑得起一吨重石头。东亚紧靠太平洋，以栰、舟为象征海洋文化是东亚基层文化。{13}目前东亚最早独木舟见于8000年前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显然不是原始独木舟。“岛夷”“百越”善于用舟。《淮南子·主术训》：“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而浮于江湖。”

漆树是照叶树林文化带标志性植物，应用大漆是东亚文明特色之一。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漆器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地区，黄河流域仅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有发现。浙江杭州萧山区跨湖桥遗址出土木胎漆弓距今8000年，河姆渡遗址出土漆木碗和田螺山遗址出土漆绘木蝶形器距今约7000年。浙江余杭反山、瑶山出土漆器上嵌玉，配朱漆彩绘，是我国漆器和玉器工艺相结合早期例证。夏代漆器应该是继承良渚文化为代表长江流域漆文化结果。考古发现主要见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葬;以生活用具为主，器形有觚、匣、豆、盒、钵、匕、勺、瓢状器等，还有漆鼓和漆棺等。漆器上髹红、黑、褐、白四色漆，出现了镶嵌绿松石、蚌片、螺片漆器。{14}

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良渚文化丝织品说明东亚约4000年前就有了养蚕和丝织业。{15}最近钱山漾遗址又有丝绸出土，提供了新证据。{16}1978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带有编织纹和蚕纹图案牙雕盅形器以及麻线、纺轮和原始织机零件，可以作为丝绸生产佐证。{17}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丝绸遗迹遗物集中于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后来扩大到中游以两湖为中心，最后才到上游四川一带。{18}山西夏县西阴村1926年出土半个蚕茧可能属于仰韶文化。{19}中国丝织与养蚕技术出现是相继发生，丝织大概起源于河姆渡文化，养蚕成熟于仰韶、良渚文化。{20}有人主张家蚕起源于黄河流域，泰山周围夷人可能是最早利用蚕丝和驯養家蚕。{21}黄河中下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可能都是蚕丝业起源地。家蚕（Bombyx mori L.）由野桑蚕（Bombyx mandarina）驯化而来。{22}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对11个地区的野桑蚕和25个家蚕品种研究进一步证实家蚕起源于中国野桑蚕。{23}蚕、桑、丝绸是中国古代伟大系列发明。{24}种桑、养蚕、缫丝、纺织、刺绣是十分复杂的技术活动。新石器时代丝绸和玉相提并论礼仪用品。安阳殷墟出土过形态逼真玉蚕，武官村发现戈援上残留着绢或帛，甲骨文已有蚕、桑、丝、帛等文字。{25}

从上山到良渚5000多年江南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已经成熟。崧泽文化出现了大型石犁和石镰等，提高了劳动效率，代表性陶器是“鼎、豆、壶”组合，已经种植水稻，开凿水井，驯养家畜，制造陶器，建造房屋，这种定居农业文化生活方式还可以经过马家浜、河姆渡、跨湖桥文化追溯到万年前上山文化。上山遗址是中国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11000～9000年，发现了不同形式灰坑、灰沟、建筑遗迹，陶胎中普遍发现了稻壳、稻叶及稻茎，已经进入定居农业生活阶段。长三角地区最著名考古遗址良渚遗址、崧泽遗址、马家浜遗址、河姆渡遗址、跨湖桥遗址、上山遗址，构成了完整考古学文化序列。定居农业生活方式日益成熟，良渚时代达到了史前定居稻作文化高峰。

三、良渚玉文化来自北方

玉被认为是东亚文明第一块基石。杨伯达将中国玉文化分为东夷玉文化、淮夷玉文化和东越玉文化三大板块，揭示了玉与夷越特殊关系。{26}邓聪系统考察全球玉器之后指出人类历史上欧洲、北非、西亚和南亚奉黄金为尊，东亚蒙古人种以玉为极品，玉、金两者分别为东西方人类物质文化最高代表。{27}玉玦分布最广，可能起源于东亚北部，向南扩散到越南，向东流传到日本;北纬60°到南纬10°东经80°至150°均有玉玦分布。{28}河姆渡、马家浜文化中出现了玉玦，标志着东北玉文化传播到了东南地区。玉文化深深扎根东亚大地，东北亚才是玉文化起源地。{29}俄罗斯远东地区特别是贝加尔湖附近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玉器，个别可以早到2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30}东亚大约5000年前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鼎盛时期，红山文化玉猪龙和良渚文化玉琮可以作为东亚新石器时代文化象征。先有玦、璧、环源自东北，后有璜、戉、琮兴起于东南。璧、琮、戉、璜是良渚文化代表性玉器，在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承前启后。从玉器加工技术角度亦可看出从东北到东南传播大趋势：线切割和片切割技术均来自东北亚，仅微刻工艺是良渚独创。{31}例如凌家滩玉人双腿之间空隙以线搜而成，良渚文化出现复杂纹样线搜玉器不是偶然。

玉玦、玉璧、玉璜或玉环、玉镯均可象征升天或通灵;琮出现更晚也更复杂，具有更丰富内涵。河姆渡遗址出土“双鸟朝阳蝶形器”与半圆形玉璜接近，崧泽至良渚文化璜在墓葬中彰显性别和身份地位。{32}潜山薛家岗出土三件璜形玉器，扁平半圆近似蝶状，均以尖状弧突为中心，这类“人”字形见于凌家滩，与瑶山璜有联系。{33}璜源起长江流域，马家浜文化至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良渚文化流行。进入良渚时代体现男性威权戉地位彰显，琮成核心玉器，璜退居次要地位。

斧戉是新石器时代主要生产工具，穿孔石戉东亚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中很流行，薛家岗、凌家滩、崧泽、良渚文化中尤其盛行。良渚文化墓葬中大都有石戉出土，余杭横山M2墓内随葬玉石戉133件。戉、钺功能有所不同，三代铜钺是实战兵器或军权象征，新石器时代石戉、玉戉更可能是工具或礼器。商纣王封周文王为西伯赐他“弓矢斧钺，使得征伐”。周武王指挥牧野之战“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西周重器“虢季子白”青铜盘内壁铭文：“赐用钺，用征蛮方。”

玉璧是一种圆形有孔玉器，《说文》释璧：“瑞玉，圆器也。”玉璧出现于红山文化时期，成熟于凌家滩和良渚文化，战国两汉时代登峰造极，一直流传至今;可以追根溯源到贝加尔湖畔马尔他文化（Malta Buret culture）三角璧形器。{34}红山文化玉璧有圆有方不中规矩，凌家滩、良渚文化玉璧有精粗之别已进入成熟阶段。反山M20出土玉璧42件，反山M23则出土54件。玉璧源自上古先民太阳崇拜，亦有人认为源自纺轮或环形石斧，其功能和作用因时而异。玉璧可祭天、祭神、祭山川河海，是身份标志，亦可作为财富象征。新石器时代玉壁以素璧为主，尺寸较大，厚薄不匀，不够规整。齐家文化文化玉璧众多，商代流行有领璧多饰弦纹，春秋战国至汉代玉璧为云纹、谷纹、蒲纹，间或有螭纹。1983年广州南越王汉墓出土了一件玉璧，直径达54厘米。《荀子·大略》载：“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

琮是良渚文化复杂礼仪系统中最重要器物。良渚文化时期出土玉琮见诸报道有148件，其中江苏80件分别出于9个遗址，浙江57件分属10个遗址，上海11件均出于福泉山遗址。江浙两省所属县博物馆所藏出土玉琮加起来，其数量应在200件以内。{35}张陵山M4和赵陵山M77出土琮被认为是初始阶段玉琮。张陵山琮高3.4厘米、射径10厘米、孔径8.2厘米，玉质晶莹呈黄绿色，四面各饰一组兽面纹，称之为镯式琮。赵陵山琮外方内圆素面，高3.44厘米、长8.3厘米、宽8.5厘米、孔径6.9厘米，黄斑绿玉。镯式琮在良渚文化中并非主流，但张陵山玉琮上兽面到瑶山M7：55兽面，再到殷墟玉器兽面，一脉相承。赵陵山方体琮放置在右手边上，原位可能是墓主裆下，墓主又是最高男性首领，王仁湘推断原始玉琮是“宗函”。张陵山M4和瑶山M9均是良渚早期显贵大墓。方向明把瑶山M9琮共存小琮（琮式管）认作最早琮，具备了大琮发展基本形制：四方柱体，外壁弧凸，小射孔，复式节面，节面雕琢简约神像。因此，良渚文化一开始琮就设计好了。{36}反山M12处于南列男性墓中心位置：有琮6件及璧、钺、半圆形冠饰一组4件，三叉形器及玉管，锥形饰一组9件，玉梳背1件，4件器物上装饰了20个神徽。反山墓地所出4组半圆形饰中只有M12使用神徽图案。反山北列墓M22不出琮，被认为是女性墓，出土了除M12以外唯一饰有神徽器物。他们应该是最高等级夫妇。

玉琮是良渚文化标志性器物。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发现小型玉琮两件，高2.1厘米，两角射径1.6厘米，内圆外方四面各有一垂直凹槽，分为上下两节，两端各有一切去四方角而成圆环形口，鸡骨白色，其形态特征与良渚文化玉琮类似。太湖西北角常州寺墩M3墓主是20岁左右的青年男子，随葬33件多节玉琮，是良渚文化晚期典型墓葬。国家博物馆十九节琮高49.7厘米，大英博物館十九节琮高49.5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十七节琮高47.2厘米，重5.85公斤，意味着良渚遗址为代表良渚古国崩溃之后，良渚文化仍延续或发展了一段时间。齐家文化中亦流行玉琮，三代最精美玉琮是西北齐家文化“静宁七宝”之一弦纹青玉琮和西南金沙遗址黄玉琮。

夏代最著名玉器不是戉，也不是琮、璧，而是“夏后氏之璜”或“禹锡玄圭”。《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淮南子》四次提到夏后氏之璜：“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匮而藏之，宝之至也。”《尚书·禹贡》：“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考古发现夏代中国最重要玉器是牙璋。{37}齐家文化不仅有良渚文化标志性琮、璧、戉、璜，亦有圭和璋。

四、玉帛古国与干戈王国

良渚文化时代贫富分化明显，似乎已有战争迹象，但男女依然相对平等。战争踪迹见于花厅、蒋庄遗址，良渚古城亦有迹象;但没有发现武士墓和实战兵器。花厅、赵陵山、福泉山遗址已有殉葬现象，但反山、瑶山、汇观山王室贵族墓地反而没有，说明良渚时代殉葬是偶然现象，还没有形成制度。

花厅遗址位于江苏徐州新沂马陵山丘陵地带，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型遗址，北区10座南北向排列大墓随葬品丰富，其中8座大墓发现了中国早期人殉实证。人殉人祭是原始祭祀文化极端形式，并不等于有战争。花厅遗址出土陶器和玉器具有两种不同文化风格，反映出海岱和太湖两大文化区间有人员与物质文化交流和共同原始宗教信仰。蒋庄墓地是长江以北首次发现随葬琮、璧高等级玉器良渚文化墓地：共清理墓葬280座，涵盖良渚早、中、晚期，葬式葬俗丰富多样，是良渚文化迄今为止发现骨骸最丰富墓地。发掘者认为江淮之间自东向西依次有海安青墩遗址、蒋庄遗址、阜宁陆庄遗址、涟水三里墩遗址、淮安金湖夹沟遗址、安徽定远山根许遗址出土有琮璧以及其他良渚文化玉器、陶器，显示出良渚文化在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存在着一条宽阔战略缓冲地带。墓地中无首、独臂、无掌或首身分离以及随葬头颅现象与战争或戍边相关，可能是捍卫良渚王国英雄。墓中尸骨完整保存实为罕见现象，缺臂少腿无头乃是常事。江南地区尸骨保存尤其不易，骨骼缺失不是战争存在证据。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大型墓地骨骼能保持完好无损。斧戉是生产工具或礼器，并非兵器。崧泽和绰墩遗址发掘表明崧泽文化时期墓中女性陪葬纺轮男性陪葬石戉，表明男耕女织生活方式已成定式。石斧、石戉是开荒辟地生产工具，亦是木器加工工具或制造工具的工具。旧石器时代流传手斧，新石器时代才发明穿孔装柄，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农耕生产和独木舟及家具棺材加工离不开斧戉。良渚文化遗址中还未发现真正兵器干戈，也不太可能发现武士墓。

良渚文化时代还是以祭祀为中心社会，即使有暴力或战斗也是小规模偶然事件。全民尚神崇鬼，还没有出现全民皆兵状况。祭祀是新石器时代社会生活主要内容，祖先崇拜是东亚文化传统。{38}玉器可以作为工具或装饰品，但在新石器时代其主要功能是作为祭祀礼器。原始宗教与祭祀在王权与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9}红山文化中庞大宗教祭祀遗迹、良渚文化玉器以及祭祀遗迹、陶寺遗址出土龙盘等以及商代神权政治都可以说明宗教祭祀神圣作用。

“玉帛古国”时代“有祀无戎”。{40}红山、良渚文化有专业祭祀队伍，率民以祀神，唯祀为大。史前先民与其说是政治动物，还不如说是宗教动物。{41}他们祭祀是出于对天、地或宇宙自然敬畏，或为了生殖、丰收和安康。玉帛古国有祀无戎是可能的。《庄子·盗跖》云：“神农之世……无有相害之心，以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君书·画策》叙述更为具体：“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仪，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他们仍然生活在男女相对平等、人神共处和平状态。只有进入所谓“文明”社会之后，自我中心主义日益严重，人类才能发动有规模战争。

距今5000年左右中国南北交汇产生的坛、庙、冢和东西交汇产生的鼎、豆、壶等固定组合，都与礼制有关。从仰韶文化的彩陶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都可能是通神工具。良渚文化大墓也基本上唯玉为葬，规模并没有明显超过红山、凌家滩文化大墓，也没有超越大汶口、龙山文化大墓。大汶口M10长4.2米、宽3.2米、深0.36米，墓主为50～55岁女性。随葬品摆放极有规律，墓穴内除了墓主身上佩戴及手执器物，以及棺椁间各一对象牙雕筒和漆器之外，所见随葬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食器和猪骨，另一类就是饮器。瑶山既是祭坛也是贵族墓葬：南排居中7号墓和北排11号墓出土遗物最多，分别被推定为良渚国王和王后墓，王后墓规模还略大于国王墓。大汶口—良渚文化时代男女仍然相对平等，尚未进入干戈王国父系男权社会。

刘斌等将良渚称之为神王之国。良渚文化核心分布区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与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等文明发源地均大致处于北纬30°附近，经过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发展积淀到良渚文化迎来了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第一个高潮。良渚文明是中国距今5000年最为耀眼和突出区域文明，是土筑文明，又是水利文明，高度发达玉器系统在同时期世界可谓独树一帜，水稻作为唯一主食又揭示出良渚文明的稻作文明属性。{42}莫角山遗址是人工堆筑土台，东西长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高达10米，其上又加筑3座较小土台，体积约300万立方米，是已知东亚新石器时代最大土木工程。反山12号墓出土“玉琮王”高8.8厘米，射径17.1～17.6厘米，孔径4.9厘米，重约6500克，内圆外方，雕刻了8个神人兽面纹，体现了东亚非金属时代最高工艺水平，据推测使用了更硬宝石或钻石。{43}良渚遗址群包括宫殿、祭坛、墓地、城址、村落、水坝等各类文化遗存，以琮、戉、璧为主玉器组合规整，社会分层明显，已进入了复杂社会。{44}良渚文化分布区内祭坛形制一致性表明礼已经趋于制度化。瑶山遗址祭坛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边长约20米。祭坛上有大墓，可能是祭祀先祖、土地神场所。红山文化玉人（神人像）和良渚文化神徽（神人兽面纹）很可能是祖先崇拜体现。1958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东亚最早丝织物。良渚遗址是名符其实“玉帛古国”遗址。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其中最有可能的古国是“良渚”。良渚文化不止一个古国，而是先后或同时并存多个古国。琮是良渚文化聚落等级和规模标识，也是划分聚落集群重要依据。中村慎一曾根据“当时被视作至高重器的玉琮的出土地点”将良渚文化遗址划分为八个集群：良渚遗址群、桐乡—海宁遗址群、临平遗址群、德清遗址群、海盐—平湖遗址群、吴县—昆山遗址群、青浦遗址群和常州遗址群。{45}常州遗址群寺墩遗址位于江苏武进县，面积约90万平方米，是良渚文化晚期大型中心遗址。遗址中心是圆形祭坛，周围是墓地，外围是住地，四周有围沟。墓地东南部发现了四座大墓，其中第3号墓随葬100多件器物，包括24件玉璧和33件玉琮，是良渚文化随葬玉琮最多的一座墓葬。这些玉器从材质、制作工艺与良渚遗址玉器有所不同，可能是本地制造。寺墩遗址作为太湖以北良渚文化中心，是另一个玉帛古国遗存。

礼制是中国早期社会秩序主要支柱，是人本传统、祖先崇拜综合体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46}中华文明被称作礼乐文明。古代中国礼是一个完备文化体系，构成夏、商、周三代以来礼乐文明之主体，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中已经生根发芽。齐家文化兴起之际或夏代开始之时良渚文化已经衰落;良渚文化没有进入青铜时代，也没有进入祀与戎并重的干戈王国时代。

五、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

司马迁读千卷书行万里路，察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六国年表总结秦与魏韩赵楚燕齐兴亡云：“秦始小国偏远，诸夏宾之，比如戎狄;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量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疆也。然率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或曰：东南物始所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司马迁注意到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现象，既是夏商周秦汉五朝兴亡历史总结，也是归纳逻辑结果。他认为是历史大势所趋，“天所助矣”。实际上东亚进入青铜时代也就是玉帛古国进入干戈玉国时代，传统礼乐文化与青铜游牧文化结合形成了复合文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金戈铁马是战略武器，三代秦汉西北青铜游牧文化是中国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炎黄、蚩尤与尧、舜、禹神话传说被司马迁糅合成一个体系，创作了五帝本纪。夏、商、周、秦、汉重演“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东南经济文化基础厚实是玉帛古国礼仪之邦，西北号称虎狼之国以政治军事取胜建立干戈王国。

啟是西羌大禹与东夷涂山氏之子，以干戈立国。《夏书·甘誓》是启讨伐有扈氏时发布战争动员令。甘之战巩固了夏朝统治，确立了父子继承制，也就标志着东亚进入了父系男权时代。《史记集解》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史记索隐》又云：“夏启所伐，鄠南有甘亭。”《后汉书·郡国志》云：“鄠县属右扶风，有甘亭。”《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夏时期全图”将有扈氏标注于西安附近。{47}大战于甘已公认发生在今陕西户县西南甘峪和甘亭一带，正是齐家文化或客省庄二期文化分布区。其实《世本》云“有扈姒姓”，与夏启同姓。《国语·周语下》：“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史记·夏本纪》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说文解字·女部》：“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声。”这说明姓来自母系而不是父系。{48}由此可见夏代之前从母，夏代开始从父，父系父权正是夏代开始巩固成制度。

良渚文化年代上早于夏、商、周，相当于虞朝。《礼记》云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左传》《国语》虞夏商周四代连称，《韩非子》有“虞夏两千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八辑收录8篇战国佚籍，其中《虞夏殷周之治》论述虞、夏、商、周四代礼乐特点，阐发崇俭戒奢治国思想。大型水利工程遗迹是良渚遗址群重要组成部分。虞是尧舜时代，大型水坝还是以堵为主，可能是大禹父辈鲧所作所为。良渚文化早于夏代，是先夏文化。防风氏与大禹神话传说故事有历史影子。禹兴于西羌，会盟涂山，崩于会稽。环太湖地区夏代文化遗址稀缺。钱山漾、广富林、马桥、湖熟文化欠发达，到商周才开始重新繁荣。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年或4000年消亡，后续文化缺玉少铜，不可能是夏代主流文化。长江流域稻作文化良渚、龙山、齐家文化时代传播到了黄河流域，甘肃庆阳和天水地区发现了4000年前稻作遗存。良渚玉文化顺着长江流域西传到了四川盆地，亦可经淮河流域进入黄河流域。长三角琮、璧、钺、璜组合进入中原，加上龙山文化圭、璋，演变成齐家文化或石峁玉礼器体系：《周礼》“六器”中五器琮、璧、圭、璋、璜齐备。良渚文化玉器对龙山时代诸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分布范围达到大半个中国。齐家文化不仅继承了璧、琮、戉，璜亦多种多样，出现了金（铜）玉（绿松石）镶嵌璜。齐家文化全面继承了良渚玉文化，而玉文化传统是华夏文明特色。

伦福儒和刘斌认为有三个因素可促使人们重新评估良渚作为早期国家社会代表历史地位：首先是良渚古城规模，包括内城和外城;其次是根据墓葬材料所得出的社会等级划分，精美玉器基本都出土于贵族墓葬中;最后一点是公共工程规模，包括莫角山土台，以及用来控制季风性山洪高坝和低坝系统。良渚在规模和复杂性上要超过酋邦社会，符合戈登·柴尔德提出城市革命标准。相比于同时期英国巨石阵以及更早出土精美饰物瓦尔纳墓地，良渚社会组织都更为复杂。{49}我们也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论证良渚文化与社会还没有复杂到进入了王国时代。良渚没有发现文字与青铜，尽管陶器或其他人工制品上发现了刻画符号，还没有成组符号可以确认为书写系统，肯定没有进入青铜时代。没有发现小麦和马、羊、黄牛，水稻与猪为主经济体系还是比较单纯，五谷丰登旱涝保收六畜兴旺猪肥马壮才是复合经济体系。虽有贫富分化贵贱之分男女依然相对平等没有进入父系男权社会，也没有进入多民族社会。祭祀明显重于战争，是玉帛古国（神权王国）还不是戎与祀并重干戈王国。因此，良渚文化时代东亚进入了玉帛古国时代，齐家文化时代以石峁遗址为代表才进入干戈王国时代，也就是进入夏商周三代和青铜时代世界体系。{50}良渚文化是华夏文明基础或源头之一，是静脉或母亲;华夏文明之父或动脉来自西北青铜游牧文化。齐家文化才能符合夏代时空和社会状况与文化性质。

[注 释]

①叶舒宪、古方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中华书局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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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易華：《从玉帛古国与干戈王国》，《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