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明明

内容摘要：“十七年”的文学生产处于高度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之中，这个时期权力场对文学场处于支配地位。对于该时期德国文学译介而言，其特殊之处在于彼时德国作家的构成复杂，权力场需要考量政治立场、创作倾向、文化资本等多个因素。那些在政治立场和创作倾向等方面都符合权力要求的东德作家得到了充分的译介。而那些政治身份、政治立场和创作倾向并不完全符合权力要求的作家，权力场对其作出了区别对待，出现了文学评价很高而实际译介较少的情况;还有如霍普特曼这样的特例，霍氏在纳粹德国时期的表现颇受批评，但其拥有的巨大象征资本反作用于权力场，使其依然得到较高的评价，并有作品在该时期出版。

关键词：“十七年”;德国文学;权力场;象征资本;出版

Abstract： As the “literature field” was dominated by the “power field”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the literary production of that period was highly organized and planned. Accordingly， the distinct feature of the complex composition of German writers during that time caused the “power field” to take many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with regard to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German literature， such as the writers political stand， creative tendency and cultural capital.Hence，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e East German writers， which met the requirements of “power field” in terms of their political stand and creative tendency， were fully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Meanwhile， those writers whose political status， political stand and creative tendency did not ful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ower”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iation by the “power field”， some of their works highly evaluated being hardly translated. However， there were still exceptions like Gerhart Hauptmann. Though his conducts during the period of Nazi regime were criticized， his influential symbolic capital enabled him to bring about the counter force on the “power field” in winning the high evaluation for some  publications during that period.

Key Words： “the seventeen years”; German literature; field of power; symbolic capital; publish

Author： Yin Mingming， Ph.D.，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Media， Hefei University （Hefei 23000， China）， master tutor， post-doctorate fellow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dissemin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E-mail： sgymm319@120.com

布迪厄（Bourdieu）直言“文化生產场在权力场中占据的是一个被统治的地位”（布迪厄 85）。这种“被统治”在1949至1966这“十七年”间的文学生产中得到典型体现，1951年第一届翻译工作会议就再三强调翻译出版工作的组织化和计划化。“权力”的作用形式之一就是布迪厄所言的“发表或拒绝出版的权力”（80），就文学翻译而言，某一外国作家作品在当时译介程度主要由主流意识形态来调节。同时，文学场也有自主性，也就是由各类文学评价而得来的象征资本。当然这种象征资本形成本身也受到“权力”的影响，但“象征资本”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

这种“自主性”和“权力”之间会出现裂痕，如布迪厄强调的，“场”不是和谐的，而是一种“斗争场”。即使是在“十七年”，权力在决定作家作品的译介问题时，也还需要控制文学评价以便与文学出版保持一致性，以使作家作品的出版程度看上去与其象征资本相匹配，否则意识形态就会显得生硬。这对于本国文学较易实现，而外国文学的文学评价的复杂之处在于，相关的文学评价首先存在于域外，多数作家所具有的象征资本是成型的，因此需要对相关的文学评价进行修正，包括文学批评、文学史书写，还包括序言等的撰写，1960年中宣部就强调一定写好序言或跋文，对作者和作品都进行马列主义的剖析（袁亮，《中央宣传部》 433）。

在这种情形中，德国文学的译介显示出其特殊性。因为彼时德国分为东德和西德，此外还有一些流亡作家战后未回到德国定居。他们对苏联和东德的态度、二战中的立场、文化资本有所不同，这使得对他们的文学评价变得复杂，对他们的翻译出版在与经过修正的“象征资本”保持整体统一的同时，也出现了个案。

一、象征资本与文学译介的统一

权力场对“十七年”德国文学译介的控制导致东德文学的翻译出版在这一时期占有绝对优势。“十七年”间，按照《全国总书目》记录有约225种德国文学作品出版（其中1965和1966年，未见德国文学公开出版）。其中威利·布莱德尔（Willi Bredel）19种、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15种、弗里德利希·沃尔夫（Friedrich Wolf）10种、史悌芬·海姆（Stefan Heym）8种、雷恩（Ludwig Renn）6种，与之相参照的是格林（Grimm）兄弟18种、海涅（Heinrich Heine）16种、歌德（Goethe）8种、席勒（Friedrich Schiller）7种;西德作品仅有2种。

史悌芬·海姆作品的出版种数居然与歌德并列，布莱德尔、西格斯、F.沃尔夫的出版种数更是超过了歌德，这在现在是难以想象的，但在当时这些作家才是出版的主流，他们从政治立场到创作倾向都与意识形态的要求保持着一致。依据《德国小百科全书》和《苏联大百科全书》编写的《德国文学简史》指出，贝希尔的诗、西格斯的小说、F.沃尔夫的戏剧，是德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源头和典范，他们被视为“伟大的工人阶级的文学”、具有“民族的和国际的意义”。此外，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布莱德尔、雷恩、魏斯科普夫（Franz Carl Weiskopf）等也受到重视。还有就是年轻一代的作家，如马尔斯维察（Hans Marchwitza）、乌塞（Bodo Uhse）、库巴（Kuba）、赫姆林（Stephan Hermlin）、克劳梯乌斯（Claudius）等人（张佩芬 11-12）。

这一评价也移植到了当时的中国。在冯至先生1958年主编的《德国文学简史》中，他们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东德成立后被称为“当代的重要作家”，得到优先和重点的介绍（冯至等 3）。中国官方也将西格斯等人视为德国当代文学的代表，在媒体中不断对其象征资本进行强化。1956年，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在庆祝中德友好协定续订一周年的文章中指出：“歌德、席勒和海涅等古典作家和现代作家安娜·西格斯等人的作品不仅为德国人民爱不释手，而且也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茅盾 6）。1959年中德建交十周年，当时的中德友好协会会长竺可桢谈到中德文学交流时列举了五位德国作家，其中有两个当代作家，一个是西格斯、另一个是布莱德尔（竺可桢 3）。这些评价总体上在翻译出版上得到了体现，布莱德尔、西格斯等的作品出版量优势明显，其他作家除了库巴都有单行本出版——库巴亦有诗11首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中。

从这些作者的身份而言，大多数是德国共产党以及后来德国统一社会党成员，不少是当时东德文学和文化界的领导人物，经历了二战的都是反法西斯战士;从文学倾向上，这些作家都是现实主义的。

威利·布莱德尔（时译维利·勃赖特尔，1901-1964）工人阶级出身，德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同盟”的领导成员，曾作为国际纵队的战士参加了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战后曾任德国艺术科学院主席。安娜·西格斯（1900-1983）1928年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同盟”的领导成员，后来担任民主德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弗里德利希·沃爾夫（1888-1953）1924年加入德国共产党，曾任民主德国驻波兰大使。雷恩1928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后来长期从事无产阶级斗争。

还有贝希尔（Johannes Robert Becher， 1891-1958），虽然这个时期他的作品只有6种（单独作品4种，合集2种），不算很多，但他在当时的东德和苏联文化和文学界影响很大——他是民主德国国歌歌词的作者、首任民主德国文化部长、东德初期文学和文化的领导者。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作家中不少和中国有着直接的文化交流。威利·布莱德尔1955年到访中国，参加了在京举行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会并作大会发言。西格斯与中国很有渊源，年轻时学习过汉学，1950年曾受邀来华参加国庆庆典。雷恩和乌塞1954年4月来华访问。

二、象征资本与文学译介的偏离

在布莱德尔、西格斯、F.沃尔夫等人处体现的是权力对于文学场的和谐控制，这些作家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创作倾向都符合权力的要求。但在个别作家身上情况复杂，出现了政治立场和文学倾向的分离。典型如布莱希特，他的文学成就和所获得的文学评价都极高，但他的作品相对于布莱德尔等人译入的不算多也不算早。这不是因为他政治上不可靠，从政治立场上来说他支持东德，也获得了东德的认可，1951年获得东德国家奖金、1954年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但从文学倾向上来说，东德与布莱希特之间并不和谐。

因此在布莱希特身上就表现出象征资本、文学评价与文学译介的不匹配。一方面中国的文学史给予他很大篇幅的介绍，称他为“德国现代最伟大的戏剧家”，与贝希尔、西格斯、F.沃尔夫等人一起被定位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冯至等362），“他不断和无产阶级接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逐渐成长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忠实战士”（374）。各类刊物也对布莱希特的创作和理论进行了介绍，据学者统计，“十七年”期间关于布莱希特的报道和论文有23篇（何辉斌 362）。这些文章除了刊登于各类专业刊物，也见于中央级媒体，如他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时，新华社发布了新闻稿“皮克祝贺布莱希特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1956年8月14日布莱希特去世，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黄贤俊的《悼德国杰出的作家布莱希特》，称“布莱希特的逝世不但是德国以及世界文坛的损失，而且也是进步人类在和平事业中的一个巨大的损失”;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电唁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布莱希特逝世》。

但他单行本的出版一直要到1959年且仅在1959年，其中单独作品3种：剧本《巴黎公社的日子》（Die Tage Der Commune，刘德中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utter Courage und ihre Kinder，孙凤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还有包括三十多首诗和三个剧本的《布莱希特选集》（冯至、杜文堂译，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诗选》中选了布莱希特的几十首诗。这与布莱希特的地位很不匹配，如冯至先生在《布莱希特选集》后记中所言，“在布莱希特去世三年以后，才能有这样一个分量单薄的选集出版，我们觉得是有些太晚了”（冯至 326）。

这种象征资本、文学评价与文学译介的不统一与布莱希特的复杂有关。从身份来说，布莱希特较为特殊，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1933年纳粹上台后便开始流亡，1948年回到东德，创建领导了柏林剧团，并曾任东德艺术科学院副院长，但他没有加入共产党或统一社会党，甚至战后他申请了奥地利而不是东德的国籍。东德政权给予布莱希特礼遇，但对布莱希特的文艺观念和戏剧创作并没有全盘接受;布莱希特与东德的文艺政策也多有疏离，当时东德文艺理论的权威是卢卡契，而布莱希特的观点与卢卡契（Georg Luacs）的观点是冲突的;他和当时东德另一位重要的戏剧家，此时在中国得到充分译介的F.沃尔夫是两种戏剧观的代表，这些使得“布莱希特生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坛上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余匡复，《布莱希特传》 243）。

1959年情況发生了转变，不仅布莱希特的多部作品出版，而且黄佐临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将《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首次搬上了舞台。之所以在这一年布莱希特受到集中译介，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布氏在东德的处境来说，1956年卢卡契作为“修正主义”的代表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这恐怕影响到了东德政权对布氏的态度。所以1959年中国和民主德国建交十周年时，“我国文化部和民主德国签订了文化交流协定，互相交换剧本，德方演出我们的《十五贯》，我方演出布氏的《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何辉斌 365）。

另外的原因是1956年广州举行了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会，日本戏剧家千田是也向时任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强调了布莱希特的重要性;同年西德作家魏森堡（Günther Weisenborn）受到毛主席接见时，他向毛主席提出“应该翻译的是布莱希特的书”（夏瑞春 10）。

与布莱希特形成对比正是这位根特·魏森波尔恩（即根特·魏森堡、当时也译为魏曾博恩，现常译为君特·魏森博恩，1902-1969）。他是该时期唯一有单行本出版的西德作家：喜剧《西班牙的婚礼》（Spanische Hochzeit，新文艺出版社，1956）和中篇小说《法诺姑娘》（Das M?dchen von Fan?，新文艺出版社，1957）。

魏森波尔恩的文学成就无法和布莱希特相比，现在除了研究者，已少有人知晓，甚至“魏森博恩现在在德国几乎已为人遗忘”（余匡复，《当代德国文学史纲》 324）。他能够得以翻译出版首先是因为他长期从事反法西斯斗争，是地下抵抗组织“红色合唱团”成员，该组织1942年被纳粹摧毁，100多人被捕入狱，魏森波尔恩也在此列，直到1945年才出狱。战后他始终是个和平主义者，反对美英当时“重新武装西德”，且与东德的作家有着密切联系，如1956年参加了东德举行的第四届德国作家代表大会（有27位西德作家参加了该次会议）。他的创作也是现实主义的，多以反战为主题。

他还是当时少数与中国有着直接文化交流西德作家。1956年和1961年，他两次到访中国，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的接见，在与毛主席的会谈中，毛主席还提出“要让人把他的书译出来”（夏瑞春 10）。此后他的作品虽然没有太多被翻译，但在西德作家中却也是仅有的了，不仅有上述单行本，他的作品还见于当时的报纸期刊，如1957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他的诗《向中国致敬》;1958年第2136期《参考资料》刊载了《西德作家魏曾博恩访华观感》;1959年第9期的《世界文学》刊载了他以新中国为题材的广播剧《扬子江》。他还曾将《十五贯》改编后在汉堡上演，对此1959年的《戏剧报》《中国戏剧》《剧本》等刊物都做了报道。

三、象征资本对权力场的反作用及其有限性

在当时的德国作家中，还有一些难以归到东德或西德的作家，那就是战后未回到德国定居的“流亡作家”。在评价这些作家时，情况就变得复杂。这些作家往往在战前就获得了巨大的象征资本，而他们在战时的政治立场、在战后对前苏联和东德的态度也各不相同。一般来看，那些战时持反法西斯立场的作家，大多得到了苏联和东德的认可，其作品在这一时期也在中国翻译出版，如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托马斯·曼（Thomas Mann）、孚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等，但较之东德作家数量要少很多。而且对于这些作家的进行译介时会强调他们政治上的反法西斯、反帝国主义，突出他们创作的批判现实主义属性。

这种阐释对于有的作家容易完成，如托马斯·曼。他文学地位崇高，在当时就得到了东德和苏联等各国的普遍尊重，认为他虽然是“资产阶级作家”，但却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被东德重要官方文艺理论家阿布施（Alexander Abusch）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阿布施 20），他的作品被贝希尔称为“民族的良心”。

冯至先生的文学史给予了他很大篇幅的介绍，认为他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晚年更是“表现出对于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冯至等 328）。中国官方媒体对他也多有关注，当托马斯·曼于1955年8月12日去世，15日的《人民日报》就刊文悼念，称其为“当代杰出的德国作家、人道主义者”;9月份《世界知识》发表了黄贤俊的纪念文章《托马斯·曼——杰出的德国作家和人道主义者》，文章对托马斯·曼给予很高评价：“托马斯·曼为人类争取和平与民主的事业献出了自己光辉的一生。他以六十年如一日的创作劳动，丰富了德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宝库。”文章强调了托马斯·曼反对一切法西斯主义，包括“美国的法西斯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堕落进行了深刻揭露，描写了资产阶级“各种颓废和腐朽现象”;指出托马斯·曼认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他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表示同情和友谊， 因为他认识到社会主义将是全人类终将走上的惟一的道路， 尽管他这个认识还是模糊的”（黄贤俊 32-33）。

虽然对他的评价很高，但这一时期他得到译入的仅有《布登勃洛克一家》（Die Buddenbrocks，傅惟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不过考虑到该书出版于1962年，此时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出版其实已经极大收缩，该书能出版已是不易。董衡巽所写的长达25页的译序中对该书进行了定位，称其为“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品”、描写了“德国市民社会灭亡的必然性”，托马斯·曼是“德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董衡巽 1）。译序在介绍托马斯·曼的生平时还着重叙述了他思想立场的转变，但这篇文章没有提及他获诺奖，可见当时的文化氛围。1955年黄贤俊的纪念文章提到了曼的获奖，不过在1959年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一年《世界文学》第5、6期连载了《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一个片断“安东妮·布登勃洛克的婚事”，第5期还配发了凌宜的一篇长文《关于托马斯·曼和<布登勃洛克一家>》，介绍了托马斯·曼的生平创作、《布登勃洛克一家》全书和选译片段的内容，但未提及诺贝尔文学奖。

以上作家虽然在当时的政治身份和文学倾向不同，但在反法西斯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以此为标准的话，当时有一个作家与权力场的要求是有裂痕的，这就是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在当下，对这位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翻译出版顺理成章，但在“十七年”，对他的译介是微妙的。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对于作家进行判定的核心标准之一就是二战中的政治立场，霍普特曼恰恰在这一问题上有污点，而且霍普特曼所代表的自然主義并不被当时的文艺政策欢迎。但霍普特曼所具有的巨大象征资本对权力场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不过权力场依然需要通过一定的阐释对霍普特曼进行合法化。

霍普特曼在德国声望极高，1922年他60岁生日时，魏玛共和国对此庆祝活动持续了四个月之久，托马斯·曼称他为“人民国王”、“共和国之王”。纳粹上台后，“霍普特曼并未离开德国，却加紧巴结新政权。当德国于1933年脱离‘国际联盟时，他曾声援政府。他还出席了帝国文学院的成立大会。……他在国社党的一次集会上，又是致纳粹式敬礼，又是唱《豪斯特·威赛尔之歌》”（里奇 12）。1942年他80岁生日时，纳粹政权为他举行了庆祝，此时还出版了他的第一个全集。1944年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指导制定了一个包含了1041个文化人士的名单，入选者被免除了军事动员;其中又有24人被认为属于特别重要，霍普特曼赫然在列。不过霍普特曼始终没有成为法西斯，他也没有真正被纳粹政权接受，纳粹更多是借助了他的声望进行宣传，对于他的作品并非完全支持，他作品有的被删改、有的被禁止。

所以他既不是反法西斯作家、也不是法西斯作家，只能被称为“非法西斯作家”，有时也把他归之为“内心流亡”作家。这个类型的作家在意识形态上是可疑的，他也受到了流亡作家的批评。对此，中国并非不了解，1948年赵景深节译自克劳斯·曼（Klaus Mann）的一篇文章就写道：“霍普特曼就是一件最悲惨的事件。他知道一个人的灵魂不能卖给恶魔。但他终于是一个软弱的性格，可惜他一切的文学天才，他竟屈服于纳粹之下。……这位失败的老人终于愚蠢地丧失了他的文名”（赵景深 112）。

难得的是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霍氏的《织工们》（Die Weber，吕铮由英译本转译）。这可能和战后东德和苏联对霍普特曼的态度有关，战后美国禁止了霍普特曼剧本在美占区上演，但“俄国人邀请他到柏林区，把他当作一个英雄来欢迎，并在东柏林安排了轮回演出他的剧本的盛大节日”（威廉·夏伊勒 345），霍普特曼也表示了对苏联和东德的支持，“霍普特曼向共产党控制的‘德国民主复兴文化联盟发了一个贺电，表示希望它能带来德国民族的‘精神复兴”（威廉·夏伊勒 345）。当他1946年去世时，当时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书记、后来的东德第一任总统皮克（Wilhelm Pieck）、苏联驻德占区宣传部门主管秋尔潘诺夫（Sergei Ivanovich Tiulpanov）出席了他的葬礼。

所以社会主义阵营一方面指出以霍普特曼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是颓废的，但同时也指出“霍甫特曼的剧本在当时是起着积极的进步作用”（张佩芬 10）。而且《织工们》这个剧本在霍普特曼的作品中的地位很特殊。霍普特曼大多数的作品其实并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但这部《织工们》却是德国第一部把工人阶级作为主人公的剧作，1892年上演后一度被柏林警察当局禁止，理由是它“煽动阶级仇恨”，1894年才有限解禁。列宁（Lenin）1895年在德国看过该剧的演出，1905又亲自审阅了该剧的俄文版。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曾撰文讨论过该剧。该剧在当时的中国受到的也是正面的评价，认为该剧“表现无产阶级及其斗争”，“织工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马克思的战友维廉·沃尔夫关于西利西亚织工起义的报告”（冯至等 309）。该译本的内容提要也强调该剧体现了“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觉醒，成为一只独立的强大的革命力量”（吕铮 1）。此外，六十年代初的“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还规划出版霍普特曼的《戏剧二种》，只是因为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该书到1986年才得以出版。

在冯至的文学史中给予了霍普特曼很大的篇幅，而且霍氏的名字是作为一个小节的标题出现的：“霍普特曼及其他同时代的作家”，这是歌德、席勒、海涅、托马斯·曼等人才有的待遇。但无论怎样肯定他创作的成就，他在纳粹统治期间的表现是无法回避的，文学史对此进行了温和的叙述和一定的开脱，“他没有象其他进步作家那样逃亡国外。他留在国内，过着一种‘殉道者似的生活。纳粹分子并不欢迎他，只承认他创作中脱离现实的那部分”（冯至等 312）。“殉道者”一词难免有美化的嫌疑，冯至先生的文学史还特别提到了战后苏联和德共对他的态度：“苏联红军来到霍普特曼晚年居住的阿格纳腾村，向他表示敬意。1945年秋天诗人约翰内斯·贝谢尔从柏林来看他，请他参加民主复兴德国的工作。老人欣然答应”（312）。这段叙述并不虚假的，但却是选择性的，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苏联的态度是导向性的，这是用苏联的立场为霍普特曼树立形象。那些同样真实的史料，如霍普特曼的剧本《教堂的女儿》（Die Tochter der Kathedrale）上演时，霍普特曼与戈培尔一同走出了剧院（威廉·夏伊勒 345），就不会被提及。

所以在霍普特曼身上体现了权力场与文学场之间的冲突与和解。霍普特曼所占有的巨大的象征资本反作用于权力场，使权力对其进行定位时是包容的，容忍了其在政治上的污点和创作上的“异端”。这部分体现了文学场的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是有限的，因为霍普特曼本人战后的言行配合了权力对他的重新塑造，其《织工们》也给文学评价留下了足够的阐释空间。

四、结语

“十七年”德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是狭隘的，除了古典作家的作品和儿童文学，出版的绝大多数是政治立场坚定的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此外只有一个与东德文化界关系密切的西德左翼作家得以出版。这些都是意识形态上绝对安全的作品，至于西德文学其他进展，在翻译出版上毫无体现。当年得到大量译介的东德作家、至今还有文学影响的只有西格斯等少数。反而是那些当时译介量小的作家，如布莱希特、托马斯·曼、霍普特曼等，现在被看作德语文学的代表。

这可以认为是文艺管理部门的不支持，但从当时的资料来看，问题可能比这复杂。1956年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提出的选题要求中有一条是“反映一个国家社会生活的有代表性的现代各派优秀文学艺术作品”（袁亮，《关于翻译书籍选题问题》 185-186），虽然这里的“有代表性的”和“优秀”是很含糊的限定，但某种程度上为翻译出版留下了些许空间，可至少在德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方面，并没有利用这一空间。甚至1960年中宣部都认为在这一方面翻译工作是不足的，“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各国和各学派和各流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其中有些代表著作，影响很大，这些材料可以供我们研究参考，是为我们今天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所必须掌握的，但我们对此情况了解很差，介绍得很不够”（袁亮，《中央宣传部》 430）。

虽然文艺主管部门并没有完全拒绝对于非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现实主义作品的译介，但当时连续的政治运动使得这些主管部门的意志也无法得到贯彻，它们也没能占据权力场的中心。同时不断变化的形势对出版工作者的心态影响很大，如亲历者所言“多年来，我们做外国文学编辑的人，都有一种在风雨中悠悠晃晃走钢丝的感觉”（吴岩 48）。译者与出版机构对西德这样非社会主义的作品可能有着一种自觉的警惕，对译介偏离意识形态的作家作品有不安全感。即使是对于诸如布莱希特这样在政治上受到苏联和东德肯定，但在具体文学问题上与主流有偏离的作家的翻译都是有限和迟缓的。

但是文学毕竟涉及到文学本身的价值及其评判，即使在一个政治判断占主导的文化场域中也难以将其完全遮蔽。因此对于布莱希特、霍普特曼这样文学价值很高，但政治评判有些暧昧的作家，只要有合适的时机，依然在翻译出版中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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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芬：德国文学简史。《德国文学概况》，中国作家协会编，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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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翁逸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