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一书以译介学为理论支撑，借鉴新近传播学理论，并结合莫言的英译作品加以论证，探索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葛浩文式译介模式。本文借此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翻译出版中“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五个维度进行再思考，以期拓展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出版途径。

【关键词】中国文学；翻译；出版；“走出去”；译介模式

【作者单位】陈平，绥化学院。

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和传播已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环节，译介中国文学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从20世纪80年代“熊猫”翻译丛书的推出，到90年代“大中华文库”翻译出版项目的推广，中国已有100多部作品得以翻译并出版。为适应文化传播全球化这一趋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就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进入21世纪，国家各部委也推出了诸多举措，发起了一系列中国图书翻译出版工程。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中国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出去”带来了良好的契机，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传播与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机遇与挑战。专家学者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学译介模式进行了探索和研究。2015年，鲍晓英的《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译作品译介为例》一书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译介学为理论支撑，借鉴传播学理论，并结合莫言的英译作品加以论证，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的译介模式进行了探索。该书的出版对探索如何传播中国翻译文学、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借鉴与参考价值。

一、中国文学翻译出版的传播学之维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译作品译介为例》一书的出版，恰逢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全书从理论基础——译介学出发，依次阐述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以及译介效果问题，既有宏观的概括，又有局部的透视，既充满思辨性，又不乏考证性。作者鲍晓英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借鉴拉斯韦尔传播模式，以葛浩文英译的莫言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为例，探讨中国翻译文学“走出去”的有效译介模式，为中国文学翻译出版提供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切实可行的参照体系。

传播学创始人之一的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了一种传播模式： 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s，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有什么效果？ [1]。“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五大基本内容。该书将拉斯韦尔模式运用到文学译介，把传播学的五大因素“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受众分析”“媒介分析”和“效果分析”与译介学相对应，提出文学译介模式的五大板块，即控制分析：谁—传者—传播主体—谁翻译—译介主体；内容分析：说什么—讯息—传播内容—译什么—译介内容；受众分析：对谁说—受者—传播受众—对谁译—译介受众；媒介分析：通过什么渠道—媒介—传播途径—译介途径；效果分析：取得什么效果—效果如何—传播效果—译介效果。翻译出版作为文学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并不单独决定文学的传播效果，译介过程同传播过程一样，都是有互动和回馈的过程。文学的译介过程和接受过程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需要考虑到“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等因素。简而言之，就是选择翻译谁，翻译什么作品，采用什么翻译策略，通过何种渠道传播，对谁翻译，译作的接受效果如何等。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传播，“翻译研究就是要把译者、译作或翻译行为置于不同社会文化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分析其文学交流、影响、接受和传播，考察译作的传播就是要关注其传播链上各个要素等问题”[2]。将拉斯韦尔传播模式运用到文学译介，从传播学的全新视角研究译介问题，是本书的独特之处，它为中国文学外译展开了全新视角，也给国内的学者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二、中国文学翻译出版的译介模式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译作品译介为例》将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引入文学译介，阐释了中国文学“走出去”应遵循的译介模式，并结合莫言的英译作品典型个案加以论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较大的理论创新意义。在作者鲍晓英看来，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由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这五大因素构成，并与特定目的的文学翻译策略相互映射。

1.译介主体——中西合璧

近年来，随着译介学的发展，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已从趋于边缘化的“隐身”状态逐渐过渡到译介主体的合法性存在状态，在译介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介学的创造性叛逆理论既承认原著的价值，重视对原著语言层面的解读，又借鉴了解构主义翻译观中译者赋予原著“来世”、文本具有互文性等观点，认为译者为了译本的顺利传播并得到读者的接受，可以对原文进行文化间协调等创造性叛逆 [2]。这一点我们不难从葛浩文作为莫言作品译介主体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中得到证明。葛浩文作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汉学家、翻译家、评论家，除了翻译莫言作品，他几乎不放过任何赞扬和推荐莫言的机会。他不仅为自己翻译作品的作者提名，而且还积极与出版社沟通推进译作的尽快出版。

基于对中国文学作品目前译介状况的考证，该书总结了译介主体的三种分类，即中国本土译介主体模式、海外华人译介主体模式和国外汉学家译介主体模式。实际上，这三种模式既有优点也有缺憾。如果说中国本土译介主体由于对英美文化理解得不透彻、对异域读者阅读习惯与译作出版市场把握得不全面，导致译作很难在国外得到读者高度认可的话，那么，无论是具有较强双语能力、深谙汉语和英语文化、能够用英文进行写作的海外华人，还是懂汉语、了解中国文化、能够以市场运作机制促成译作在国外出版发行的国外汉学家，这两类译介主体数量实在是少之又少，满足不了现实需求。因此，作者鲍晓英提出了，中国文学译介主体应该采取以非官方学术机构为平台和桥梁的中外合作译介主体模式，即国外汉学家或学者与中国学者优势互补，合作翻译，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以精于中国文学的中国学者为中文向导和翻译辅助，双方取长补短的模式[2]。中外合作不失为一种比较科学的译介主体模式。

2.译介内容——成功选择

“译什么”涉及译介内容，也就是翻译的内容选择问题。《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译作品译介为例》在论述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内容模式时，从国家机构赞助下译介内容模式、本土商业出版社选择译介内容模式和译者自主选择译介内容模式三个层面展开，颇有见地。实际上，无论是从国家机构发起数十个译介中国文学工程，越来越多的本土商业出版社加入到促进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行列来看，还是从西方汉学家或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模式来看，无一例外地映射了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文学大花园进程中的艰难历程。

该书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诗学、美国文化市场、莫言的象征资本、莫言作品的普适性和异质性五个层面条分缕析地论证葛浩文的伟大抉择——选择莫言作品英译。在莫言作品的普适性和异质性部分，作者分别总结了莫言作品普适性和异质性的具体表现。如普适性表现在：（1）对人性的思考；（2）基督教文化意识和精神资源；（3）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4）想象力。莫言作品的异质性则体现在：（1）中国式魔幻现实主义；（2）本土特色；（3）不羁另类的写作风格[2]。该书的论证过程既令人信服，又便于读者进行比较鉴赏。由此作者提出，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内容所选作品应该既具备世界文学的普适性，又具有中国文学的异质性，避免与译入语文学传统正面冲突，侧重现当代作品，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2]。这一提法既全面又具体，高度概括了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内容及其选择的各种问题。

3.译介途径——出版发行

译介途径是关乎译介成败的重要因素。该书归纳了出版社、大众传媒、文学代理人、书展和政府资助这五种主要的译介途径，并结合莫言的作品译介途径加以具体分析。中国文学“走出去”主要有本土出版社出版、海外出版社出版和中外合作出版三种途径。除了以书本纸媒对外传播，出版商还要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文学代理人和书展的影响力。莫言的作品通过企鹅出版集团、拱廊出版社等海外出版社出版。莫言获奖之后，其作品通过大众媒介进入读者的视野，这些构成了莫言作品海内外出版发行成功的基础。鉴于此，《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译作品译介为例》总结了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途径，即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途径应采取加强国内外出版机构多种形式合作、加强优秀文学作品影视拍摄、利用国外报纸杂志媒体宣传、利用国际书展等国际销售平台、引入文学代理人制度、利用国际学术平台、增加政府对海外翻译家的资助等多渠道译介途径模式[2]。这无疑具有高度的合理性和可信度。

4.译介受众——再传主体

受众在传播中既扮演着“受”的角色，又扮演着“传”的角色，是传播活动对象，也是传播活动的接受者，更是二次传播的主体。中国文学译介的受众主要是西方读者。成功的文化传播要突破文化中“他者”和“我者”的对立，从而获得“他者”对“我者”的认同。正如鲍晓英所言：“中国文学‘走出去应确立以受众为中心、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并重、契合西方受众期待视野审美意识，顺应其心理效应、顺应西方语言习惯、采取民间姿态等译介受众模式。”[2]中国文学“走出去”既要重视专业人士的评价，又要着眼于普通受众，了解他们的需求与喜好，选择他们看得下去、容易接受的题材，这样有助于中国文学走向普通受众，真正“走出去”。

5.译介效果——实现目标

译介效果是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最为重要的一环。译介的效果恰恰是上述四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该书分析了莫言作品的译介效果，如获奖情况、英译作品图书馆馆藏量、图书销售量、媒体提及率等，并着重对比了莫言英译作品获奖前后的各种情况。虽然我国的文学译介作品得益于国家译介工程和海外人士译介活动，在作品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译作的整体接受情况却不容乐观，译介效果不佳。对此，作者提出了“中国文学译介应该重视译介效果，科学制定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模式，遵循传播规律，才能取得好的译介效果”[2]。

三、中国文学翻译出版的再思考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译作品译介为例》在分析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介途径的相关章节，为拓展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出版途径与加强中外出版机构多渠道合作的讨论带来了阐释空间，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第一，当前，中国文学译介发起人主要是国家机构，且译介主体大多数是国内本土译者。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因为西方汉学家对译入语国家及其文化有相当的了解，能够准确把握译入语读者的阅读喜好，所以西方汉学家是译介主体的不二选择。然而，这样的汉学家毕竟较少，满足不了现阶段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需求。因此，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以精于中国文学的中国学者为翻译辅助和向导的中外合作翻译出版模式，可以取长补短，科学有效地共同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实施。

第二，多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出版途径比较单一，中外合作出版虽有所加强，但为数不多。“熊猫丛书” “大中华文库” “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 “经典中国出版工程” “中国文化著作对外翻译出版工程”等地方性项目与国家项目资助的译介作品基本上是由本土出版社出版。而本土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难以进入西方的商业体系和传播系统，海外读者无法接触到中国作品，其学界也无从了解中国学者的译著，因此也就谈不上研究和推广。这就需要我们积极探索新的中外合作出版的有效形式和渠道。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内出版机构在外向型图书策划中开始寻求与海外出版社合作。海外出版社出版中国的文学作品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国外出版社自己挖掘他们认为有商业利润的作家出版其作品；二是译者自己找国外的出版社；三是作者直接和国外出版社联系出版自己的作品。中外合作出版主要有贸易式、契约式和投资式三种基本模式[11]。加强中外出版机构的合作，可以尝试在版权贸易、图书贸易、合作出版、数字出版和在国外办出版社等形式进一步开展。

第四，始于2010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开辟了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该项目资助优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从而推动中国学术从积极“走出去”到有效“走进去”，深化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促进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学术，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该项目的成果必须以外文或中外文对照形式，由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单独出版或中外出版机构联合出版，并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这无疑对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海外出版发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纵观全书，思路清晰、结构合理、论证严谨。全书学术味道浓厚、实用性强，以莫言英译作品在西方的译介为例，“由面到点”再“由点到面”，系统地考察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尽管在个别地方措辞有待商榷，但无论如何，全书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进行了有效探索，不失为从传播学的角度理解和研究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的成功范本，为未来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借鉴。

[1][美]拉斯韦尔著，何道宽译：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2]鲍晓英：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译作品译介为例[M].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5.

[3]潘文年：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研究[D].南京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