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国

内容摘要：出生于阶级关系复杂，社会矛盾众多的十七世纪法国寓言家拉封丹在其寓言中采用了复调叙事法，让具有代表性的性格特征、思想倾向、行为方式通过主人公的语言和行为展现，让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声音得以自由表达。拉封丹革新了束缚创作主体艺术思维的传统寓言叙事法，利用短小的体裁，充分展现了寓言中“对话”的双声性、思想交锋的平等性和独立性。借助巴赫金的复调研究理论，读者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拉封丹寓言中所反映的不同社会阶层的阶级意识与思想冲突，以及拉封丹所处时代的阶级复杂性。

关键词： 拉封丹;寓言;复调;阶级

Abstract： La Fontaine， a French fabulist of the seventeenth-century with complex class relations and numerous social contradictions， adopted the polyphonic narrative method in his fables He allows representative character traits， thoughts tendency， and behaviors be expressed through the protagonist's language and behavior， so that the voice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can be freely expressed. La Fontaine revolutionized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method of fables which fetters the creators artistic thinking and made use of the short fable genre to fully demonstrate the duality of dialogue，equality and independence of confrontation of thinking in fables. With Bakhtins polyphonic research theory， we can understand more deeply the consciousness of class and ideological conflicts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as reflected in La Fontaines Fables and complexity of the class of the era in which La Fontaine lived.

Key words： La Fontaine， fable， polyphony， class

Author： Wang Jia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lie in French literature studies. E-mail： andrewangjia@126.com

法国寓言家让·德·拉封丹的《寓言集》中的两百四十多篇寓言虽然风格不尽相同，但都呈现出对话性。这些“对话”具有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的复调特征：一方面，拉封丹让寓言中的主人公意识自由表达、不受压抑，其对话主体间都保持独立性与平等关系;另一方面，当作者以叙述者身份点评寓言或道出寓意时，放弃了传统寓言独白式的表达风格，模拟不同社会身份展开思考、提出诉求，形成读者与持不同立场的叙述者之间的对话。拉封丹通过复调叙事，让寓言承载了更为丰富的时代文化信息，将较为复杂的阶级意识与阶级关系用直观、易懂的方式展现。这为读者提供了通过寓言文本了解作者所生活时代阶级状况与阶级思想的途径。

因作者自身经历的缘故，其寓言故事最为关注的是富裕、奢靡的法国宫廷贵族阶层及其生活。国王、官宦、上流社会各种身份的人物都根据寓言的功能性需要，以不同的主人公符号出现。重商主义政策下的法国资产阶级飞速发展，以追逐利益为目的，有钱却思想空虚的早期资本家形象也是寓言故事中的常客。封建社会的平民百姓以及农民依然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作者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原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弱者地位，也展示了底层人民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与不公命运抗争的生活态度。“《寓言诗》写的虽然往往是草木群禽、鸟言兽语，但它折射的是十七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方卫平 44）以篇为单位的拉封丹寓言包含着各不相同的意义指射，但将它们放在一起就能看到法国十七世纪社会生活的缩影。如同十九世纪巴尔扎克的小说集《人间喜剧》，《寓言集》构建了一个读者窥见同时代不同阶层思想与生活的万花筒。许多学者认为，拉封丹寓言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继承伊索、菲德尔寓言故事内容的同时，运用复调叙事法完成了在寓言体裁中展现各种社会关系的文学创新，为寓言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创作思路。

一、动物主人公的对话与阶级意识的对立

《寓言集》中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寓言居多，这些动物主人公除了名称所包含的复合文化信息外，还具备了一些脱离动物符号本身的社会属性。作者让这些动物代表的寓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間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连接关系，既让动物的自然属性融入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又为其赋予具有强烈阶级色彩的社会品质。例如：“狐狸”既是善于伪装的动物，又象征着油腔滑调的官僚。皮埃尔·博尔耐克认为这是一种将动物“人物化”与将人“动物化”（Bornecque 19）相融合的拉式创作风格。这些动物主人公常常同时具有借喻和借代两种功能，寓意在从主人公的性格交锋转向社会身份交锋的过程中获得升华。读者将动物主人公的动物特性和其话语内容所反映出的社会文化身份相联系，进而能更加清楚寓言家所希望塑造的社会角色及所借之讽喻的社会现象。

寓言中的“对话”因故事及寓意需要而长短不同。寓言《狼和小羊》①中对话占据了较大篇幅。作者通过将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的自然属性对立引出对话，进而让读者获得“强者的逻辑永远是正确的”第一层寓意。但在寓言中，狼的语言咄咄逼人：“谁让你这么大胆”，“你要为鲁莽受到惩罚”，“弄混了还赖”（17），而羊的回复显得战战兢兢：“大王陛下，/可不要动怒（17）”这几句对白首先明示了二者间的强弱关系，对第一层寓意起到强化作用，而对话中所使用的语言反映出二者的社会身份，这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解读寓意的可能。某些用词具有双重指向性，“鲁莽”一词既表现出强者的蛮横无理，也暗示了旧制度“颠倒黑白”的本质;而“大王陛下”的称谓既指出了阶级社会的高下之别，也暗喻了底层百姓的懦弱与无助。在拉封丹所处的时代，因为话语权基本掌握在统治阶层手中，被统治阶层常常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选择沉默。作者在文本中给予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观平等对话的权利，让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与思想对峙得到充分展示，让“金玉其外”的路易十四封建王朝内部的社会弊病毫无掩饰地暴露在读者视野中。虽然从象征的角度看，“狼”和“羊”不是具有典型性的“强”与“弱”的代表，但正是这样一种含蓄的主人公意象，更好地诠释了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只言片语间留给读者广阔的文本解读空间。

拉封丹在第一篇寓言《知了和蚂蚁》 中让两种动物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季节于不同场合展开对话，表现了两种不同生活境遇的主人公的思想状况。从表层寓意来看，拉封丹借用了知了不爱劳动、爱歌唱和蚂蚁热衷屯粮而沉默寡言的动物属性，来影射喜欢得过且过和未雨绸缪的两类人。仅从故事本身看，该则寓言属于哲理寓言。但寓言通过最后的两句对白让原本单一的动物意象变得丰富：“歌唱？我太满意啦。/你呀，现在跳舞吧！”（3），知了的动物属性是“唱歌”，但“跳舞”并不在其能力范围之内，只有人类才具有“唱歌”与“跳舞”的能力。在表层寓意之下，作者所埋藏的第二条意义主线是用知了讽刺“唱歌”和“跳舞”这两种封建贵族痴迷的生活方式。蚂蚁讽刺知了，认为“唱歌”之后应该“跳舞”，在诙谐与幽默中表达出对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否定。好逸恶劳的知了实际上指代了生活在法国宫廷里不问百姓疾苦的贵族，而勤劳朴实的蚂蚁则是代表封建制度统治下为了生计而辛勤劳作的农民阶层。蚂蚁对知了的嘲讽也同时展现了底层人民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对这种宫廷生活方式的不屑一顾。从用词的角度看，知了对蚂蚁的请求十分荒唐：“我凭昆虫的信誉”、“连本带利”（3），话语中渗透出贵族阶层思维模式中“‘信誉”可以担保一切，“生活就是‘交易”的特征，这两句话展示出了贵族阶层所特有的“寄生”特质。也正是这种天真、愚蠢的思想，才遭遇了蚂蚁的话语回击。该篇寓言中的对白让我们更清楚贵族阶层脱离群众的生活作风，也让我们更容易理解这种生活方式被百姓不耻的原因。

《寓言集》中以两种动物名为题的寓言故事较多：《青蛙和老鼠》、《驴子和狗》、《猫和猴子》等。在这些寓言中，两个主人公之间既有自然属性的对立，也有人类社会阶级思想的对立。从寓意的角度看，作者对主人公虽然存在倾向性态度，但所给予相对立思想的表达权利是毫无偏倚的。在人物的展示过程中，“思想虽被置于肯定的一边或否定的一边，但同时却没有降低为失去直接价值的一种单纯的心理感受”（巴赫金 123）。《寓言集》中的对立关系随处可见，但作者从不用一方思想遮掩或压制另一方，让复调中的各个声部得以清晰表达，也避免了让读者陷入某种作者的预设立场之中。

二、人物主人公的对话与社会阶层间的思想和鸣

皮埃尔·博尔耐克认为拉封丹是“他所生活的世纪的一面镜子”（Bornecque 64），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所处时代的面貌。拉封丹生活在路易十三与路易十四在位期间，这一时期的法国虽然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但中央集权下的国内社会阶层复杂，社会矛盾众多。这一时期法国主要存在的社会阶层有：贵族、教士、资本家、农民。《寓言集》中，具有这些社会阶层文化背景的主人公几乎都有登场。虽然从寓言功能性特征的角度看，寓言中的对话既是作者推动情节发展的需要，也是寓意实现的需要，但对话所带有的文化立场和阶级意识改变了寓言的“故事-寓意”的单一指向关系，扩展了文本解读的维度。寓言的复调叙事手法让读者得以更好地理解寓言主人公所代表社会阶层的特有思维模式的内涵及形成原因。

除动物寓言外，《寓言集》中也有很多以人为主角的寓言故事。人物寓言中的隐喻系统与动物寓言有所区别，因为人物称谓与动物名称的信息携带方式不同，动物名称能直接让读者获得动物的天然属性或被大众所认可的文化内涵信息，而人物称谓只能依靠职业类别与社会身份来提供主人公的有效信息。不论是“王子”、“商人”、“教书先生”还是“农民”，人物寓言在第一时间给主人公进行了阶层划分。寓言的篇幅限制了这些主人公获得更丰富的形象，主人公形象的呈现主要依靠其活动与对话来实现。因此，读者所接触的并非是具体的故事人物，而是特定社会阶层的共有心里状况及阶级思想。

从寓言《补鞋匠和金融家》中我们能获得的直接寓意是“财富换不回幸福”。但寓言中贫困的补鞋匠和富裕的金融家之间简单、朴实的对话，却反映出资本主义发展中形成的极度财富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以及十分典型的两个社会阶层的思维模式。在寓言中，富人多次追问补鞋匠：“你到底一天能赚多少？”（238）这种张扬的性格，不同于封建贵族那样避讳“金钱”，是赤裸裸地炫耀自己的财富。而穷人所关心的是“我每天混每天的面包” （238）。金融家的话语和行为显示出傲慢的生活态度，在他看来，没有钱不可能幸福。而补鞋匠所關心的是生计，能“混日子”也未必不是幸福。寓言的结尾，金融家给了补鞋匠钱，但补鞋匠未能收获幸福，这印证了补鞋匠原来秉持的生活哲学，这又恰恰是金融家不愿意关注或者不愿意承认的道理。金融家和补鞋匠的话语风格，暗示了在那个时代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文化氛围下，不同社会阶层生存方式与生活哲学的巨大差异。该则寓言是一篇显而易见的关于“幸福观”的哲理寓言，但其寓意因为“补鞋匠”与“金融家”的主人公身份而获得拓展。主人公之间的对话不仅将他们的性格及社会属性展现出来，也让读者能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贫富阶层间的思维鸿沟。

在寓言《商人、贵族、牧人和王子》中，不同身份的四人去新大陆冒险，迷失在了异国他乡。在不切实际的商人、贵族和王子面前，只有牧人更加务实：“要你们供应今天的晚餐，有何保证？ /这个问题比任何事情/更加重要。你们的学问/还不够解决问题，我的手却能办得到”（370）。“学问”与“手脚”的区别实际上正是他们生活境遇的区别，这决定了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在这则寓言中，牧人所提出的问题：“当我在饿着肚子，/你们有谁给我们供应明天的伙食？”（370）不仅是对其它三人的反驳，更是对脱离实际的生活方式提出的质疑，是一个具有对话特征的问题。通过提问，他将生存与生活相对立，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对立，将务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相对立。如果“商人”、“贵族”、“王子”三个称谓代表的是特定的文化身份，那么牧人所嘲讽的是在失去固有的文化身份后他们不堪一击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拉封丹在这则寓言中没有采用习惯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安排了四种不同身份的主人公。我们可以将商人、贵族和王子看作一个与牧人相对的符号整体，但从他们的语言风格的差异来看，作者的目的不止于此。王子在遇险后居然毫无担心，“大谈大人物所遭遇的不幸”（369）。而商人提议自己去教算数，贵族愿意去办纹章学习班挣钱。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之间仍存在许多不同：商人善于计算，贵族喜欢形式主义，而王子只擅长高谈阔论。面临同样的生活困境，三人并不相同的思维方式折射出各自特有的社会身份。作者虽然没有加以评论，但三种社会身份之间存在着一种隐蔽的对话关系。

在许多以人物为主人公的寓言中，拉封丹通过复调叙事让人物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未终结”的对话性，让众多各自独立的、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组成具有充分价值的“多声部”特征。不同职业身份所代表的阶级意识在文本中对话、辩难、形成和鸣，思想之间未必存在正面对立，但它们各有立场、差异明显，在寓言中得到清晰、完整的表达。典型化的人物主人公在语篇之间构建出法国封建社会的阶级网络。

三、独白与“旁白”对社会身份的暗示

《寓言集》中还有一些没有对话内容的寓言故事也体现出复调叙事的特征。没有对话形式的“对话”也很重要，“从诗学角度看，不管话语是否具有对话的直观形态，只要话语自身不自足、有疑问，它不断地分解自身，不断地自我解释，这样一种话语就有了对话功能”（张柠 107）。寓言《衰老的狮子》只有一句独白，而这句独白内涵丰富。当驴子同其他动物一同来欺负已经上了年岁的狮子时，狮子不得已开口：“太过分啦！我愿意死，/但受你的侮辱，我等于死两次”（87）。该句看似讽刺习惯欺负他人的强者最终也有受人欺辱的一天，但同时从这句话中也能看出年迈的狮子无法放下的自尊心。作者借此隐喻十七世纪法国宫廷的贵族们极强的荣誉意识。古典主义文化氛围下的法国，上至国王，下至大臣，都接受过尊严大于生死的封建正统教育，在高乃依、拉辛等古典主义戏剧家的悲剧中大多展现的都是“宁愿牺牲也要捍卫荣誉”的英雄。狮子的独白正是这种英雄情结的体现。与此同时，狮子的话语也讽刺了贵族思维模式的某种可笑甚至是可悲之处，用驴子与其它弱小动物无言的行动衬托了君王曾经不可一世时的蛮横无礼，也借驴子的行为提醒大权在握的达官贵人，要善待子民，否则可能会落得凄凉的下场。寓言《被人打败的狮子》情节简单，面对人们观赏被打败的狮子的画作时，一头路过的獅子自言自语道：“我非常清楚，在这图中，/人家让你们享受胜利的荣光;/但作画者弄虚作假，/他放肆地欺骗你们。我的兄弟们倘也能作画，/我们就更有理由占上风”（82）。这则寓言中的狮子指代没有背景和靠山的平民百姓，狮子的话语演绎出傲慢者与智者的思想交锋，其独白不仅鞭挞了人类自以为是的哲学，还讽刺了贵族因出身高贵而自命清高的思维惯性。寓言《狐狸、猴子和群兽》讲述了狮子驾崩后，试着带上王冠想当国王却被狐狸算计并嘲讽的猴子的故事。寓言批判了狐狸的狡猾，嘲讽了不自量力的猴子。猴子在寓言中没有话语，但狐狸对猴子说的话却具有了对话性：“连自己你都照顾不好，怎么还能把我们治理？”（171）该句一方面指向为了争权夺位而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封建统治阶层，抨击了口蜜腹剑的贵族和大臣;另一方面，也道出了那些不满封建统治的被压迫人们想说却不敢说的话。作者虽然将对话的另一方置于沉默的位置，但因其独白中所暗示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思想状况而将文本引入对话空间，这一特征让读者得以通过寓言故事进入作者所生活的时代。

拉封丹的复调寓言中，还存在着作者与主人公的思想对话，作者与主人公之间是一种“开放性关系”（张杰 42），“主人公再也不替作者说话，反而同作者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对话，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对话关系”（42）。拉封丹在很多寓言中以第一人称“我”介入叙述，谈论一些“我”的感受，这些类似于戏剧旁白的介入都并不是寓言的寓意，但与寓意产生互动。寓言《骗子》讲述了一个骗子谎称能让驴子十年之后通过学位考试，从而骗得王子一笔钱财的故事。骗子所编撰的是一个无人相信的谎言，但骗子所指望的是他、王子和驴子不会都活到十年后。在这则寓言的开头和结尾都有第一人称视角的评论。文章开头提到：“世界上从来不会缺骗子”（185）。而文章结尾处“他说得有道理，因为指望/活十年，确实有点儿荒唐”（186）。在这两处评论中，叙述者选择的立场是就事论事的中性讨论，不涉及价值评判。而在寓言中，借助朝臣之口给与了骗子嘲讽和抨击：“看他上绞刑架，但愿他吊在那里”、“他们通常被加上‘贼胚的头衔”（186）。从内容上看，叙述者的态度与主人公骗子的行为之间存在对话关系，叙述者的中性立场彰显出与“智者”形象相符的哲学思考。即便作者并未在文本中表现出渲染主观感受的明显动机，但固有的社会身份也对表达视角形成了间接影响，拉封丹笔下的智者正是以自己为代表的开明贵族形象。而从形式上看，首尾的旁白与寓言故事本身形成结构层面的对话。在这则寓言中拉封丹分别展现了骗子、王子、朝臣等所持有的不同于叙述者的文化立场与行为模式，故事主人公们的行为和话语反衬了未言明的叙述者形象，他不仅能看透事物的本质，更善于总结生活，并保持独立的态度。这种将叙述者放在明显位置的手法在另一篇寓言《出售智慧的狂人》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

《寓言集》中从叙述者发出的对话让我们可以综合出拉封丹欲呈献给读者的面目：他既是勤勉、智慧的贵族，也是远离世俗的“智者”，他既有向贵族大臣献媚的一面，也怀有对官僚腐败痛心疾首的情感。与寓言家伊索不同，拉封丹既不希望同时代的读者简单地将寓意等同于作者的主观思考，又在某些语篇中刻意表现出其存在感与文化立场。作者为文本赋予的对话性让寓言故事成为了作者与读者共同拥有的思想交流场域，使得读者能综合不同的阶级文化视角进而形成独立的判断。

四、结语

《寓言集》中既有内容的对话，也有形式的对话。在寓言《牧人和狮子》的开头，作者用了二十一行的篇幅告诉读者，寓言叙事手法的重要性。故事开头指出“我按他们故事的进展来叙述，/只是叙述中作若干增补”（164）。该篇寓言是对伊索寓言的模仿，与紧临其后具有相似寓意的《狮子和猎手》前后呼应，让我们看到拉封丹对于叙事作品中文体风格的重视，二者共同构建出文本形式层面的对话。“这种在形式层面生成并固定下来的潜在或内在的对话关系，比表面上有两个人物在小说中对话更值得重视，从而构成了更具有诗学意义的形态。” （吴晓东 138）《寓言集》中许多故事既是对古代寓言的模仿，也是与传统叙事风格的对话。在《牧人和狮子》中，拉封丹指出：“为故事而故事，我觉得没意义”（164）。这一文学态度促成了拉封丹寓言在各个层面上对独奏式伊索寓言的革新与超越。

“对话”是拉封丹寓言的生命，也是复调叙事的关键所在。贝里松（Pellisson）认为，拉封丹之前的对话体风格创作应该追溯到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是拉封丹开创了文艺复兴后法国“对话”文学的新纪元。“在这一点上，几乎没有能与《寓言集》相比的作品，它是诗人用语言构建的真正的多声部奏鸣曲”（拉封丹 31）。拉封丹寓言中的对话所形成的共鸣效果让寓言文本具有了比传统寓言更加丰富的解读域，让寓意不再从属于寓言家本人，而成为了具有生命力，能够不断自我更新的主体。

巴赫金所推崇的复调叙事“反对等级差别和思想话语集权，强调多元与互动，追求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尤其是人的思想的平等和自由，在充分容纳他者的前提下张扬人的主体性，人的思想意识的独立性”（张晓玥 28）。拉封丹的寓言正是一个“容纳他者”，又“张扬个性”的空间，拉封丹以他独特的方式在寓言这样一种干练的体裁内完成了复调叙事的尝试，也正是复调叙事手法为文本呈现独立的阶级思想提供了可能。在《寓言集》中，从君王到大臣，从资本家到平民百姓，从政治家到隐士，每一种社会身份的阶级意识都可以得到清楚辨认，它们以平等、自由的方式共同构建了一个多阶级和鸣的“狂欢世界”。《寓言集》中众多思想，众多阶级意识在精心设计与编排中融聚在一起，进而开启了拉式寓言“新的情节性的艺术生命”（巴赫金 137）。

拉封丹本人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从富裕的贵族出身到王室庇护下的御用文人，从衣食无忧的殷实生活到食不果腹的贫苦岁月，这些生活体验让作者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与阶级意识，也客观上促成了作者创作中常见的中立立场。虽然复调叙事手法是巴赫金在几百年后提出的，但拉封丹是实践复调理论的先行者，仅仅依靠一部《寓言集》，便让读者能够近距离观察法国阶级社会的全貌。拉封丹对复调理论的实践，为这一古老的文学体裁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从而成就了寓言文学史上的经典。

注释【Notes】

① 拉封丹《寓言集》中寓言篇名及引文均以数字标注出处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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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