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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铭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编译研究

2019-11-28张曼

外国语文研究 2019年4期

张曼

内容摘要:刘绍铭在北美编译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始于1971年,止于2000年。他的编译行为不仅介绍新知,而且纠正西方读者认知上的偏见,还反哺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界。

关键词:刘绍铭;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编译;反哺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界

Abstract: Joseph S. M. Lau, a contemporary American sinologist, started his compilation of Chinese Taiwan literature in 1971, and ended in 2000. During the 30 years, he disseminated knowledge about Chinese Taiwan literature, eliminated readers cognitive prejudice, and at the same time contributed to the Chinese Taiwan literary world.

Key Words: Joseph S. M. Lau; compilation of Chinese Taiwan literature;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Taiwan literary world

Author: Zhang Man, Ph.D., is deputy editor of the jour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in Shanghai Inte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Her main academic interest is translated literature and Sino-foreign literary relation. E-mail: zh7891234@163.com

北美汉学家刘绍铭(Joseph S. M. Lau),在大陆以中译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美国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和研究张爱玲著称,但是,在北美,他作为在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系执教的大学教师,比较早地参与到推介中国古典、现代文学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文学。他传播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的方式与其它汉学家不同,主要是编译教科书,即以编辑人身份进行推介。

刘绍铭生于香港,长于斯,却是较早在美国从事编译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的学者,这与他当年曾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就读过几年书,对台湾这块岛屿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有关,但不仅仅如此。刘绍铭1970年代留美,后入职美国大学教书,他与在美的其他华裔学者一样,生活在美国后逐渐发现,1970年代的美国人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认知,停留在战争文学和自然的现实主义文学上,因此,便萌生了通过翻译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想法,希望以此让西方读者通过阅读了解真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又因为受当时国际关系的影响,他们在北美无法获取中国大陆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及时的发展动态,因此,一方面尽其可能编译中国大陆文学,同时,在资料短缺的情况下,又萌生了借编译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在国际上发出汉语中华的声音,从文学地理学视角揭示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的独特风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内涵,改变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关系的狭隘和政治化认知,并提出中国台湾地区文学新的时间划分。

一、编译中国台湾地区文学介绍

刘绍铭首次编译中国台湾地区文学是在1971年,当时,尽管两岸关系紧张,但在他的认知里,中国台湾地区文学毫无疑问属于中国文学范畴。是年,在这一认知理念下,他与夏志清一起合作編译了《20世纪中国小说选》(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②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76年, 与蒂莫西·A·罗斯(Timothy A. Ross)合作编辑、翻译《六十年代台湾小说选》(Chinese Story from Taiwan: 一九六○-一九七○),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担任主编,罗斯任副主编。这是中国台湾当代小说集首次在北美出版,他认为,此书填补了中国文学因文革而无法流传到美国,因此而导致的文学断层。1983年,刘绍铭编辑并出版《香火相传:一九二六年以后的台湾小说》(The Unbroken Chain--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 Since 1926),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出版。1995年,与葛浩文合作编译《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集》,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集中收有1918至1995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作品。2000年,他与闵福德合作编辑出版中国远古到唐代的文学选集,即《含英咀华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整体上,刘绍铭编辑的文集屈指可数,数量远远不如其他的汉学家,尽管如此,仍值得研究。他是北美汉学家中较早从事于中国台湾地区现当代文学编译工作的学者,其中折射的中西文学观、中国文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关系如何定位等问题。刘绍铭、夏志清这一代的学者首先面臨着在西方文化中无法脱离对母国文化的眷恋,甚至在观念上认为,如果接受西方文化而不眷恋母国文化,会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他们选择在美国生活,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并且浸染在西方文化中,但根的意识强烈,对出身地香港、受教育地台湾怀有深厚的感情,甚至有可能在情感上向往到中原文化中心大陆生活(如张错——作者注)。这一文化认同上的自我抵抗与纠结,催生了他在美国编译中国文学选集。但他编译中国文学选集,不等于他对中西文化持二元对立观念,更多地则处于个人的纠结,害怕认同西方文化会被耻笑。随笔《认同与执着》就展露了这一纠结心理。在随笔中,他感叹法国贵族雷蒙可以心无顾忌地归化美国,并且还著书大肆张扬,不以为耻,承认美籍华人无法做到(刘绍铭 27)。在文的末尾,刘绍铭将此总结为这是美籍华人文化上的“心魔”——害怕数典忘祖(27)。正因如此,刘绍铭才会竭尽所能,在北美编译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刘绍铭能有这一心理纠结是他的幸运,众所周知,夏志清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受美国新闻处委托所为,是权力强加于他的一项工作,而刘绍铭则是个人行为,也属于民间行为,一方面出于教学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这一行为恰好与他内心深处对母国文化的情感归属契合,摆脱有可能被数落为“数典忘祖”的可能性。当然,母国文化对于这一代传统的华裔汉学家而言,是真眷恋,但其中也有因害怕数落为“数典忘祖”而眷恋的成分。这不是简单的文化背叛,而是害怕“愚忠”的自觉。

二、心魔:中国文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的关系

刘绍铭的“心魔”不仅仅体现在认知中美文化上,也体现在认知中国文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关系上。在中美文化之间,刘绍铭接受西方文明,但不接受西方文化。其缘由可借用钱穆所举例子加以说明。钱穆先生曾概述机械文明在欧美以及欧美以外国家的运行,区别文明和文化,并得出结论:“文化可以产生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生出文化来。由欧美近代的科学精神,而产生出种种新机械工业,但欧美以外的人,采用此项新机械工业的,并非能与欧美人同具此项科学精神”。(钱穆 1)他则始终认为中国文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即前者应该包含后者,后者应该纳入到前者中。这一心魔在出身于台湾或者在台湾生活过的美籍华人中颇具普遍性,余光中等作家笔下的乡愁,海外华人的“放逐诗学”,何处是归乡?“回去或不回去”以及“回去哪里”的追问,其实也是这一“心魔”的外在表现,而不只是身体离散而导致的思乡那么简单。事实上,夏志清于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17-1957》(A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Fiction 1917-1957)里,没有涉及到台湾作家作品,只把夏济安的《台湾文学》文作为一章编入书中就是明证。而到了1971年书再版时,除了在结尾增加一章《1958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还同时增补了两篇附录,即《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和《评姜贵的〈旋风〉》。虽然《评姜贵的〈旋风〉》文是作为附录编进书中,但与《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共同作为附录并列,由此可见著者夏志清尝试着把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系统中。刘绍铭是夏志清的好友,并在1979年召集李欧梵、杜国清等15位美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学者共同中译夏志清这部小说史,且以中文繁体本形式在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该中文本的英语原文本是1971年美国耶鲁大学再版本,中译本序言由夏志清重新撰写,删除了初版和再版序言。刘绍铭撰写了题为《经典之作——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引言》的引言。又,原文本的最后一章《1958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改为“附录一”,原“附录一”《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改为“附录二”,原“附录二”《评姜贵的〈旋风〉》和作者用中文发表的《姜贵的〈重阳〉——兼论中国近代小说之传统》文合成一长文,改题为《姜贵的两部小说》,作为“附录三”。繁体中文版这一变动可见,刘绍铭与夏志清不是一般的好友,也可见他们的中国文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关系观是彼此相互认同。持异议者可能会指出,夏志清撰写文学史是受美国新闻出版署委托的行为,因此不能说明问题。实则正因如此,才显示出他的中国文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关系观,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如果不纳入中国文学史(从古典传统到现当代)脉络中,“回去哪里”的诗学放逐问题终究不会有答案。

坚定了这一观念之后,他和夏志清于1971年编辑《20世纪中国小说选》(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不再把中国台湾地区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附录,通过“靠近”的方式争取被承认,而是从一开始编译文集,就把台湾和香港文学作为区域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史脉络中。《20世纪中国小说选》共收录8位现代作家小说,分别是郁达夫、沈从文、张天翼、吴组湘、张爱玲、聂华苓、水晶、白先勇。在两位编译者的编辑理念里,每一位作家反映着某一时期的文学特色和最高成就。张爱玲比较特殊,此处姑且暂时不放置到台湾地区作家行列,那么其中还有3位台湾小说家分别是聂华苓的《王大年的几件喜事》(“The Several Blessings of Wang Ta-nien”),该小说最初刊于1960年12月的《大西洋月刊》(英文版)上,改写自其中文小说《晚餐》。其次是水晶(Shui Ching)的《嗐里里嗐里》( “Hi Lili Hi Li…”)和白先勇(Pai Hsien-yung)的《李彤:一位中国女孩在纽约》(“Li Tung A Chinese Girl in New York”,即中文版《谪仙记》——作者注)。《王大年的几件喜事》由聂华苓自译,《嗐里里嗐里》和《李彤:一位中国女孩在纽约》则由作者与夏志清合译,③两部小说都是写中国大陆人在中国台湾和纽约的离散生活。“大陆人在台湾”“中国人在纽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的归属,都是对根的追寻,意味深长也深刻。两位编译者在“序言”中指出,在大众意识中,“中国现代文学”总是忽略了香港和台湾地区文学,而编辑这部文集时则发现,中国地理空间广阔,不同区域地理空间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创作素材,从而中国文学的写作空间变得异常广阔。其潜在含义,台湾和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一部分,台湾和香港因独特的地理风貌,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创作空间,从而拓宽了读者欣赏维度。因此,有必要通过编译展现中国文学中丰富的地理景观、地理空间,以及多元的文学地理意象,从而展示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中国作家多元地探索和挖掘普遍人性的手段,并从而使西方读者了解到中国小说的质量和活力。“编写这部文集,是要引导西方读者关注中国小说主题的多元化,了解中国现代小说的‘质量(equality)与‘活力”(C.T.Hsia and Joseph S.M.Lau ix)。從文学地理空间拓展的角度,争取中国台湾地区文学被中国文学认同是他们的匠心所在,也是传统知识分子从个人出发,终归天下的中国观展示,却规避了民族中心主义嫌疑。

三、台湾地区高雅文学计划

通过编译中国文学教科书,消弭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狭隘化认知;通过把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史脉络中,展现中国文学的丰富与多元;同时,从文化意义上扭转西方社会因意识形态而导致的把中国台湾地区文学与中国文学分离的现实。“那个时候国际上注意的都是大陆文学,没有人注意台湾文学。”④对于刘绍铭而言,如果中国台湾地区文学不能纳入到中国文学系统,那么海外华裔同样面临着另一种“心魔”的折磨,同样处在“数典忘祖”的境遇。中国文学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内涵决不能止于地理位置,渗透于其中的思想、情感复杂,编辑人的情思极其复杂。在编译中,刘绍铭发现了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因多年与大陆隔绝,在“封闭”的空间里发展,形成了与大陆文学不一样的特质。这一发现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算不了什么,但是,历史还原到1970年代初,这是敢为天下先的举动,意义非凡。对此,在“前言”的结尾处,刘绍铭写道“希望不久的将来,我或者其他学者有可能专门编辑一册台湾文学选集”(x-xi)。“台湾高雅文学计划”(金介甫 143)的想法由此产生。

心向往之,就能至。1976年,刘绍铭和蒂莫西·A·罗斯合作,编译了第一本台湾当代小说集《六十年代台湾小说选》与他和夏志清合作编译的小说集不同,该选集从书名字就可看出,集中作品全部由台湾作家创作,目录如下:

作   家 作   品

Chen Jo-hsi(陈若曦,伤痕文学的代表) The Last Performance(《最后的夜戏》)

Wang Wen-hsing(王文兴) Flaw(《欠缺》)

Chen Ying-chen(陈映真) My First Case(《第一件差事》)

Chi-teng Sheng(七等生) I Love Black Eyes(《我爱黑眼珠》)

Wang Chen-ho(王祯和) An Oxcart for Dowry(《嫁妆一牛车》)

Wang Chen-ho(王祯和) An Oxcart for Dowry(《嫁妆一牛车》)

Yu Li-hua(於梨华) In Liu Village (《柳家庄上》)

Chang Hsi-kuo(张系国) Earth(《地》)

Huang Chun-ming(黄春明) A Flower in a rainy Night(《看海的日子》)

Lin Huai-min(林怀民) Cicada(《蝉》)

Yang Ching-chu(杨青矗) Enemies(《冤家》)

Pai Hsian-yung(白先勇) Winter Nights(《冬夜》)

从上述目录可见,编者选择作品是围绕着两个关键词进行的,一是地理,一是人文。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学科分支,是一片亟待开发的学术沃土。它使文学研究“接上地气”,接上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第一流资源,敞开了区域文化类型、文化层面剖析、族群分布,以及文化空间转移和流动四个巨大空间,其间生发出“七巧板效应”“剥洋葱头效应”“树的效应”“路的效应”。“一气四效应”,乃是文学地理学在文化空间中,为我们的研究输入源源不绝的学理动力。集子封面上赫然写着,11篇小说代表了“台湾人对创作的最大的努力”“这批作家不同于老一辈的‘移民作家——笔下再现了对大陆怀乡的记忆——关注台湾当下现实”。之所以编这本小说集,其中重要的原因,第一,在此之前,已经编辑并出版了几本台湾诗歌集子,而小说集鲜有人问津。第二,1960至1970年代这10年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关键10年,因为,这批第二代作家描写台湾在此10年崭露头角,他们中间有的是土生土长台湾人,有的是大陆第二代移民,却在台湾接受了大学教育。集中除了於梨华《柳家庄上》描写大陸,其他10篇小说都十分忠实地反映居住在台湾外省人二代和台湾人生活。“从文学看历史”“从文学看社会”是西方读者解读中国小说目的所在,但入选的这些小说人文色彩侧漏。

1983年刘绍铭编辑并出版的《香火相传:一九二六年以后的台湾小说》书的中文名由译者自译。这部小说集虽然较多着墨于台湾光复前文学,但是从中可以窥见台湾当代文学区域的传承性,刘绍铭取此中文名自有来历:光复前的太旺文学,在1950、60年代一直未被人重视。1978年联副举办了“传下这把香火——光复前台湾文学作家座谈会”,是光复后台湾老作家的第一次文学聚会。1980年,联副在淡水红毛城举办了第二次“光复前台湾文学座谈会”,会上痖弦提出老作家再写新作,结集出版《宝刀集》。作品出版后,在全台湾激起了研究整理光复前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的高潮。刘正是在此背景下,编选并英译这部小说集,身在美国的华裔学者对文学传播的新闻敏感度如此之高。哈佛大学王德威因此称赞此书是一本“极富文学意味的选集”。“意味”,即台湾本土在此书出版之前,习惯性地把1949年作为分割台湾战前与战后文学的分界线,该选集则把1945年作为台湾战前与战后文学的分界线。“而自此以后﹐台湾文学史至少‘加长了五年﹐一九四五年代替了一九四九年﹐成为更重要的转折年份﹐是它才分割了战前与战后﹐殖民前与殖民后……”(应凤凰,《台湾文学研究在美国》)其次,(这部短篇小说集)“保持了其此前编选文集的风格,选才精良、翻译精湛而引人瞩目”(金介甫 143)收入的作品﹐从赖和的《一杆秤仔》、吴浊流的《先生妈》,一直到张大春的《鸡翎图》,时间跨度很长。文学史跨越如此长的时间,意义不言自明,从此,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史新的分期形成。集中白先勇小说《孽子》(Crystal Boys)曾被夏志清、刘绍铭、葛浩文、李欧梵一致称赞,认为该小说与李昂《杀夫》一起是最好的中文小说,并由此延伸,认为在1950至1970年代之前,中文里最好的小说在台湾。《孽子》讲述一位年轻同性恋与父亲的冲突,有丰富的社会、政治含义和中国传统文学的意蕴,这一意蕴被学者张诵圣解读为源自《红楼梦》。

1995年刘绍铭与葛浩文合作编译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集》,同时收有1918至1995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小说、诗歌和散文作品。

2000年,刘绍铭与闵福德合作编辑的文学选集《含英咀华集》。书名一语双关,“含英咀华”典故出自韩愈,意为品尝文章的原粹,咀嚼文字的精华,但对出入于中英文之间的翻译内行人来说,“‘英与‘华也可引申为‘英文和‘华文。……基本上希望英文世界读者能透过自己熟悉的语言去了解中国文学的精华”。此后,该书还在香港出版了中英对照本,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仅供中文读者阅读这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让中英双语读者有机会将原作与英译对照。”⑤

身在美国编译中国文学和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初衷不一定是传播,但终归是在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在刘绍铭笔下更多的是对“唐宗宋祖”的记忆与表达,执着于“华族”的族群意识。“中国的国家观念”是一种“道德的”国家,或是“文化的”国家,所以必然要达成“天下的”国家”(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出发点是个人,终极点是天下。这也是美国1930、40年代诗人、小说家马克·吐温等憧憬中国文化的核心所在。玄奘西游是为了取经,而“现代西游取经者并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⑥刘绍铭编译行为正是白先勇等小说主人翁——新一代自我放逐人所缺失的。“刘绍铭的意见正是白先勇的纽约客的写照。这些纽约客不仅不知道要追求什么,也不知道要回归哪里。……也许他们甚至忘了有‘家和‘国这样的字眼。”⑦对刘绍铭而言,旅行是为了更好地回归,是心的回归,也是新的回归。

四、结语

刘绍铭编译中国文学、中国台湾地区文学选集,是私人,也是民间行为。为了教学,即使编译教科不能算作学术成果,翻译也不能算作科研成果,由此,还会影响晋升与收入,但“需要给学生教材的急迫感”(刘绍铭、单德兴,《澎湃新闻》)促成了他的编译行为。“急迫感”也是责任感,在他内心深处,害怕“数典忘祖”而受到谴责,同时可通过编译“借来的生命”(刘绍铭、单德兴,《澎湃新闻》),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缓解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承受的心理对母国文化的渴求。他通过编译介绍了新知,建构新知;改变读者的中国文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关系观,还建构了新的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史分期,从而建构台湾当代文学内涵新观念。值得记一笔。

注释【Notes】

①本文中包含直接引用、书名、文章名、座谈会名称、项目基金名称等在内的“台湾文学”均指“中国台湾地区文学”。

②本文虽然是研究刘绍铭译介中国台湾地区文学,但是,刘绍铭在编译中国文学选集时,把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纳入其中;其次,刘绍铭这一举措有其特殊意义,因此,小文把他编译的题名“中国文学选集”也都纳入到研究的范围里。

③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在1936年出版《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一书中,英译了林语堂短篇小说《忆狗肉将军》,即“The Dog-meat General”。如果以作家出身地作为划分依据,林语堂则不是严格意义上台湾地区小说家。

④这是单德兴采访刘绍铭时,刘绍铭说的话。单德兴将采访整理成文,取标题《寂寞翻译事:译者活在借来的生命中》,于2015年9月27日刊登在《澎湃新闻》上。网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79279。刘绍铭还编辑过一本《陈映真选集》(1972),由香港小草出版社出版。

⑤参见刘绍铭、单德兴,《寂寞翻译事:译者活在借来的生命中》,《澎湃新闻》,2015年9月27日。⑥⑦这是简政珍在《放逐诗学——台湾放逐文学初探》文中所言(载《中外文学》,1991年第6期)。此处,转引自简政珍,“放逐诗学——台湾放逐文学初探”(摘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1991):40。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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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kley, Jeffrey C.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949-1999 (PartⅠ).” Trans. Zha Mingjian.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3 (2006): 67-76.]

——:中国文学(1949-1999)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下)。查明建译。《当代作家评论》4(2006):137-152。

[---.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1949-1999 (PartⅡ).” Trans. Zha Mingjian.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4 (2006): 137-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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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 Joseph S. M. Blaming Foolish Sincere. Hongkong: Joint Publishing, 1987.]

——、单德兴:寂寞翻译事:译者活在借来的生命中。《澎湃新闻》2015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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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家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