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保罗

前不久，我看到一位企业大佬发的一条他拜访某省主要领导的朋友圈。

拜访中，他介绍了企业在该省的投资情况，包括投资企业销售收入、纳税额，还有申请专利的数量。当听到很多技术都实现“自主创新”和“国产化”之后，省领导非常高兴。他写道。

这位大佬是行业颇受尊敬的教父级人物。不过，对成功人士的朋友圈，我很少点赞，但我陷入了沉思。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根据这些年的观察，大企业老总去某个城市投资时，除了见领导，还会见省领导。而以前很多时候，见一下市领导就行了。

咨询了一些在企业做政府公关的朋友，他们认为我的观察有一定道理。大企业老总去某城市访问，基本上都想见省领导，很多人还会主动提出。有的还认为，只见市领导，价值不大，因为很多事情要省里的部门说了算。

想见更高领导，这是人之常情，但在我看来，其背后却能折射出一些经济治理领域的新变化。

目前，中國的行政层级是五级政府，省级政府在经济治理中的权限很大，在一些地方还可能有扩大趋势，即省级权力可能侵蚀市级原有的权限范围。即便后者是省会，也概莫能外。

举个简单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是中央和地方的财税资源重新划分，但不要忽略，划分只是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而省级和下级政府之间，则并无明确的一致性划分，财政资源分配多半是省级政府说了算。在一些地区，市级财政还可能受到省级财政的“挤压”，省会城市、地级市税收的过度上解，并不是孤例。一些城市的市级财政对土地出让金的过度依赖，显然与此有关。

想见更高领导，这是人之常情，但在我看来，其背后却能折射出一些经济治理领域的新变化。

财税分配只是省权强大的一个截面。在不少经济管理权限中，诸如重大项目、市政规划和企业债券发行审批等，省级主管部门的这一关非常关键，市级部门必须通过省级部门才能进入中央部委的审批环节。

我曾碰到过一位中部某省的企业家，他要投资一个基础设施项目，市里的官员经常让他直接去找省主管部门，他每个星期都去一次省城，非常累。他说，感觉市里面没什么权，这座城市的有钱人都去省城买房了，不想留在市里。

但省城也不过是一个“省管”的城市。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目前有5座计划单列市，而它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发展水平都高于本省省会。

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设立计划单列市，一些经济大省的省会也被纳入单列市行列。彼时，设单列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部分非省会城市经济发展快，迫切需要扩大经济管理权限。二是单列市的财政与中央挂钩，可以增加中央财力—第二个原因或许更重要。

但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力加强，单列市和中央财政挂钩的必要性降低，于是省会们的计划单列市地位陆续被取消，只剩下了非省会的深圳、大连、青岛、宁波和厦门等5座计划单列市。今天来看，这5座单列市的经济之所以出色，显然一定程度和它们有着较大（比省会大）的经济管理权限有关。

省管市，上管下，在中国传统的治理语境中，这根本没有讨论必要。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转型以及融入世界，大城市将愈发成为要素集聚和推动创新的空间载体，这种趋势可能会对经济治理提出更多富有现代性的要求。适当提高大城市的经济管理权限，适时推动行政和经济相关管理体制的改革，不妨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

总之，不要让企业老总一定要见省领导。省领导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