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利群 高丽英 邢巧英 施 丹 陈 彦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甲乳外科，苏州，215000

乳腺癌患者的生理、心理或社会问题贯穿于治疗和康复的全过程[1]。研究表明，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乳腺癌患者的疾病认知密切相关[2]。疾病认知是患者对自身疾病、治疗及预后的感知、解释和理解，它促使患者积极应对疾病[3]。根据Lazarus的压力认知交互理论可知，疾病认知是疾病与心理健康的重要中介因子[4]。Mccorry等发现，女性乳腺癌患者良好的疾病认知有助于心理调节[5]。虽然学者普遍认为疾病认知是影响女性乳腺癌患者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但目前有关女性乳腺癌患者疾病认知水平的影响因素尚未明确，相关研究也鲜见报道。因此，本研究调查女性乳腺癌患者的疾病认知情况并确定相关影响因素，为提高患者疾病认知水平、制定相关心理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2017年1月-2018年3月苏州市某三甲综合医院乳腺癌住院患者310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确诊为乳腺癌的女性患者; ②年龄≥18岁；③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知情; ④TNM(Tumor Node Metastasis)分期为I-III期且无合并其他肿瘤; ⑤无认知障碍及语言沟通障碍。共发放问卷310份，回收有效问卷30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6. 78%。

1.2 研究方法

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和疾病认知量表(Illness Cognition Questionnaire，ICQ) 对患者进行调查。研究者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自行设计一般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患者的社会人口统计资料和临床因素。社会人口变量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数、工作状态、家庭收入和医疗保险，临床因素包括病程、肿瘤部位、TNM分期、手术类型、治疗状态(正在治疗或治疗结束)、合并慢性病情况和家族史。采用Evers等研制的疾病认知量表对患者的疾病认知情况进行测量[6]。该量表由3个子量表(即无助、接受和感知获益)共18个条目组成。每个子量表均包含6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李克特4级评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进行评定，分值范围为6-24分，得分越高说明患者无助、接受和感知获益水平越高。ICQ具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s α值介于0.81-0.91之间[7-8]。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 3.1进行双人双录入，采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构成比、均数±标准差或中位数(四分位数)对患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临床因素及ICQ得分进行统计描述。采用卡方检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数据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年龄范围为18-78岁，平均年龄为(50.44±7.39)岁； 病程范围为15-2109天，平均病程为(533.58±411.81)天，中位数为615天；子女数2人及以上者106人(35.3%)，1人及以下者194人(64.7%)；退休者174人(58.0%)，重返工作岗位者67人(22.3%)，未重返工作岗位者59人(19.7%)；家庭人均月收入≤3000元者101人(33.7%)，>3000元者199人(66.3%); 有医疗保险者247人(82.3%)，无医疗保险者53人(17.7%)；治疗状态为治疗结束者157人(52.3%)，为正在治疗者143人(47.7%)。

2.2 调查对象疾病认知得分情况

得分指标的计算方法为：量表维度的实际得分/维度可能最高得分×100%，每个维度的分值范围为6-24分。调查对象的无助得分为(12.14±2.46)分，得分指标为50.58；接受得分为(14.05±3.14)分，得分指标为58.54；感知获益得分为(15.05±2.65)分，得分指标为62.71。

2.3 影响患者疾病认知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与无助相关的有5个因素：年龄、子女数、家庭人均月收入、工作状态和医疗保险；与接受相关的有4个因素：子女数、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保险和治疗状态；与感知获益相关的因素是治疗状态。见表1。

2.4 患者疾病认知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经共线性诊断发现，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3，因此，自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可纳入多因素分析。以无助、接受和感知获益得分为因变量，年龄、子女数、家庭人均月收入、工作状态、医疗保险和治疗状态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和医疗保险两个变量进入了无助的回归模型中，治疗状态进入了接受和感知获益的回归模型中。见表2。

表1 乳腺癌患者疾病认知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n=300)

表2 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乳腺癌患者的疾病认知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同时评估了疾病认知的消极方面(无助)和积极方面(接受与感知获益)。以量表得分中数为标准，结果显示患者整体上具有相对积极的疾病认知。这可能与研究对象多数(62.3%)处于乳腺癌I期或II期有关。I期和II期乳腺癌患者通常具有较长的生存期和良好的预后, 这可能减轻其无助感并提高接受度和感知获益水平。但无助最低分为6分，接受和感知获益的最高分为24分，患者的分值与理想状态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3.2 年龄、医疗保险、治疗状态是疾病认知的影响因素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是乳腺癌患者无助的影响因素。这与Palgi等针对胃癌患者疾病认知的调查结果一致[9]。年轻乳腺癌患者的无助得分较老年患者高，这可能是因为年轻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当疾病与责任冲突时，较容易产生无助感。此外，多数患者接受了乳房切除术，乳腺癌引起的身体形象紊乱和性相关问题对年轻患者及其伴侣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多于老年患者[10]。

没有医疗保险的乳腺癌患者无助感得分较高。这与其他学者发现医疗支付的类型与乳腺癌患者心理健康有关的结果相一致[11]。在我国，乳腺癌的诊断和治疗费用较为高昂，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没有医疗保险的患者可能因为治疗不顺利而产生无助感，同时，也可能因为自身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而感到内疚，从而使得无助感水平增高。

与已接受过治疗的患者相比，正在进行治疗的患者接受度及感知获益水平较低。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常常承受着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如化疗中的恶心、呕吐、脱发等，而面临乳房切除时患者通常会出现急剧的心理变化[12]，可能导致患者产生消极的疾病认知，从而使得其接受度和感知获益水平更低。

3.3 本研究的局限性和启示

本研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采用了方便取样法，这可能导致样本的代表性较差。其次，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尚无法明确乳腺癌患者疾病认知的动态发展过程，建议采用纵向研究设计来实现这一目的。

但同时，本研究也提供了一些启示。首先，我国乳腺癌患者的疾病认知水平尚有提升空间，医务人员应当对乳腺癌患者实施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心理干预。其次，医务人员尤其要关注疾病认知情况差的高危患者，包括年轻的女性患者、没有医保的患者和正处于治疗状态的患者。相关医务人员应充分评估乳腺癌患者的社会人口学和临床特征，以便及时识别其情绪调节不良的风险因素，从而确定优先筛查和干预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