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滨久

笔者与青州人士、首部《青州市志》主编、续修《青州市志》顾问张景孔先生已有30 余年的志谊，曾与先生一起参与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项目《中国方志通鉴》方志理论部分的编写，还在《黑龙江史志》上刊发过先生的多篇方志理论文章。2018 年11 月，先生编著的《北阳河》一书由齐鲁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获赠一册。书到手后即饶有兴趣地拜读。

《北阳河》一书 46 万字，以《写在前面》开篇，《书后心语》殿后，中为《源流》《村镇街道》《地形地貌》《桥梁》《治理》《文物古迹》《广固城》《重要史实》《考察》《人物》《附录》等十一篇。该书是青州学者编著的首部北阳河志书，对于存储青州北阳河完整资料，推进北阳河治理和进行爱国爱乡教育，将发挥重要作用，是不可多得的资治之书与乡土教材，历史将铭记景孔先生为青州地方文化事业做出的这一杰出贡献。是书全面、系统、翔实、准确地记述了北阳河及其主要支流（青州段）两岸多方面内容的历史与现状，重点记述北阳河昔日的畅流欢歌、后来的一度污染甚至断流，以及治理后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书以志书体例、编写方法为主，贯穿纪实精神，辅以论述与文学体裁，是一本资料性与著述性完美结合的地方志书。这与编著者长期从事地方志编写、地域文化和方志理论研究，是一个有很深造诣的方志工作者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这是一部志者之书。

但存在一个疑问，既然是地方志书，为何不称《北阳河志》而径称《北阳河》呢？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的考虑：

其一，现在全国普遍编纂的省、市、县（区）志均为“官书”，由党委领导，政府责成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编纂，聘任主编、副主编及编辑人员组成编辑部进行具体编写，编写志稿的过程中要接受几级审查，最后批准出版并备案。还有一大批乡镇村志、厂矿企业志、机关学校志、山川河湖志等，也受到编纂“三级志书”的影响，或是经地方志机构的指导帮助，其编写套路大体如此。而景孔先生系一己编著，不循常规体制机制和编纂程序，不加“志”字，以示与常规编法相区别，自在情理之中。

其二，编写地方志已形成一定的体例与方法，如强调以事分类，横排纵述；横不缺项，竖不断线；据事直书，述而不论；七种体裁（述、记、志、传、图、表、录），以志为主；通典不录，越境不书等等。然景孔先生编著之书，除基本遵循志体、志法之外，尚有不少别具一格之处。如以《编辑说明》取代凡例。暗分章节，条目记事。不设“概述”，而以《写在前面》开篇，述说本人与北阳河的缘分、亲历的故事，以及北阳河的盛衰起伏过程。殿后的《书后心语》，在全书“志者记也”的客观记述基础上，叙说本人呕心沥血编著此书的动机、心路历程与以此知恩感恩报恩家乡的殷殷情怀。体裁上加进编著者本人的考证文章、考察日记、散文、故事，附载他人的散文、游记、考证文章、纪实材料、历史回顾、通讯报道、逸闻趣事，以及诗词、文告、碑记、墓志等，使体裁和表现手法丰富多彩。行文中融入诗歌和文学笔法，以家乡系健在人物等。总之，有许多独到之处，以及客观记述与主观表达融为一体的现象。因此，取名与通常的地方志书有别，也是可以理解的。

由此，笔者由景孔先生编著是书的成功实例考虑到，现在私人所编著的志书寥若晨星，是地方志编纂热潮中的一个不足，应该鼓励个人编著志书，倡导地方志“官书”与民书的共同发展。

该书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在文中融入了诗歌，体现了景孔先生的诗人情怀与素养。景孔先生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主编过诗集《海岱新咏》，著有《庚辰诗草》《青州百咏》等诗集，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人民教育》《诗刊》《中华诗词》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词，书中随文赋诗，诗文结合，或言志，或抒怀，或咏物，或证史，有如璀璨珠玑点缀其间，为阳河添彩，为家乡增光，增强了志书的文学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也彰显了先生的诗思才情。如先生几次踏访北阳河南北两源汇流处，浮想联翩，作《岔河村南河》：“遥来两水隔山峰，至此汇流同步行。人世纷争多少事？二源依旧唱合声。”由景生情，感慨叹之，颇具哲理。再如，先生为探北阳河之源五登为山，撰写《五登为山》一文，吟咏七律《五登为山》：“二十年前登此山，山魂无日不思牵。足登磐石身力拙，心浴清风鬓发斑。缘爱月阳山下水，不辞稀岁五临巅。顶峰指点情真切，归鸟流霞同往还。”表达了对真相探寻的渴望与艰辛，以及得到真知后的情怀与感悟。中国是个“诗的国度”，重视“诗教”。春秋时期，各国执政卿大夫，在宴飨、庆典、祭祀、外交等重要场合，常以吟诵《诗经》中的某篇表达观点态度，以致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也间有诗词曲赋。景孔先生正是对优良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纵观全书，还体现了景孔先生的学者魂，这是编写地方志书之本。胡乔木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领导认为，地方志是学术著作，编纂地方志是搞学问。景孔先生正是以严谨务实的学术态度来编著是书的。历时25 个寒暑，跑过诸家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阅尽所搜罗殆尽的有关北阳河文献，不畏艰苦繁难爬山涉水、走村串巷进行实地勘察和访谈，体现了景孔先生刨根问底、一丝不苟的精神。所写河源、泉水、村镇、街道、山体、平原、桥梁、治理、文物、古迹、史实、人物都是可以坐实的。对于一些有争议或有异议的史实史料，则进行认真考证。如对北阳河源流的认定，不仅依据文献，还进行了大量踏查。尤其对广固城、五龙口位置的考证认定，历经20 多年锲而不舍地艰苦探索和研析，综合得出广固大城、小城遗址在北阳河南北两源汇流前北源南岸、郇杜庄东至南源北岸，又东西跨南源刘家庄北至曹家庄间河段、东至仰天山路延伸至水源路这片土地上的结论，而北阳河上险要渡口五龙口在广固城遗址北侧、岔河村南北阳河两源汇流河滩以东河道之“瓶颈”处，解决了自元代于钦《齐乘》、明嘉靖《青州府志》就误记的历史遗留学术问题，更加凸显了景孔先生的严谨治学风范。

景孔先生除自己考证史实之外，还虚心采纳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如认可山东大学李森教授考证的薛邑故城遗址在滕州南而非青州的结论，并附李森先生的考证文章。对于有多种说法而不能确证的史实，则采取诸说并存的做法，如楼乡县古城遗址，今人孙凤瑛考证说，其县治“疑在今青州城北南、北马兰之间。”青州博物馆原副馆长孙新生则考证说，“凤凰台，即楼乡故城遗址”。将两说并列，以待后人进一步研究，体现出景孔先生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作风。

总而言之，景孔先生将实证的学术精神和澎湃的诗人情怀融于《北阳河》这本地方志书之中，是独树一帜的创新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