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军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 广州 510620)

许鞍华导演的《明月几时有》追忆了香港的抗战岁月，与史诗型的抗战电影有所不同，这部电影没有恢宏的战争场面和令人惊心动魄的枪林弹雨，而是在日常化的情感展现、碎片化的记忆追索和生活化的场景描绘中再现了港人的抗战细节。对宏大历史叙事的放弃与香港的地理位置有关。一方面，这片弹丸之地在抗战历史上不可能成为任何重大战役的主战场，散点式的地下游击成为主要的战斗形式；另一方面，香港的战争记忆相对于内地而言并非那样完整而连贯，影片去史诗化的讲述方式和对情节冲突的弱化是导演有意择取的历史叙事策略，它将私人的情感记忆与历史背景缝合，呈现出别样的历史视角。

《明月几时有》的另一独特之处在于纪实性，影片不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切换，由梁家辉扮演的彬仔追忆往昔岁月，让这一人物的形象更加生动、具体，导演用伪纪实的方式营造出访谈的场景，制造出一种客观的效果，但历史叙事由私人的记忆重述所支撑，又是相当主观的，这种矛盾性巧妙地并存于影片之中，让历史叙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充分呈现了出来。

一、日常化的历史叙事

在影片的开头，一场营救香港文化人撤退的行动迫在眉睫，形势十分紧张，但作为茅盾夫妇的房东，方兰的母亲不知道他们为何要突然离开，只是想方设法要他们继续租房好让自己的这份收入能够维系下去，一个精打细算、斤斤计较的市井老百姓的形象跃然银幕之上。实际上，《明月几时有》所选取的人物都是普通百姓，他们的私人生活经验镶嵌在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倘若只勾勒历史的脉络，则会忽视掉构成历史细节的鲜活生命，而本片则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切入点，讲述特殊年代中的情感变迁，因此在开头的部分，影片首先处理的是方兰和锦荣的婚恋问题，以及方母绞尽脑汁要房客续租和用所剩不多的米煮饭的日常生活场景，这些点滴构筑了具体而鲜活的人物形象，随后才是紧锣密鼓的营救文化人行动，让抗战历史在平民视角中展开。

《明月几时有》用碎片化的方式呈现抗战背景下的生活细节，让传统主旋律抗战电影中的“英雄”退场，展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这些在特殊年代做出了贡献的人未必立下过什么丰功伟绩，方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被捕，锦荣也因任务失败而暴露了身份，他们不过是成功背后一些“失败”的注脚，与被歌颂的英雄人物相距甚远；至于方兰、阿四、肥仔和彬仔从事的也是一些微小而具体的工作，不会成为被树立的典型人物。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刘黑仔身手矫健、有勇有谋，却也与传统英雄形象相去甚远，他略带痞气、神出鬼没，喜欢插科打诨、口无遮拦。但恰恰是这些在地下默默付出的普通人，共同为击败日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影片没有着力刻画他们的思想境界或是高尚品格，而是透过点滴细节描绘了他们在乱世之中如何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以迂回的方式让普通百姓成为最后的坚守者。

战乱时期的历史背景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嵌套最集中体现在相依为命的方兰和母亲的故事线中，在战火纷飞的香港，方母不得不精打细算过日子，每天提心吊胆，但她同时也是一位自立自强的女性，坚决不和前夫有任何瓜葛，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一个家，她坚韧的品格也为后来冒险加入情报工作埋下了伏笔。乱世之中，未婚女子都想尽快找个依靠，但方兰却不想在动荡的时局中草草定下终身大事，她对茅盾文章的喜爱也说明她骨子里流淌着救国的热情，她送完情报就去参加表姐婚礼的情节安排也凸显了乱世之下女性的不同选择。婚礼的场景也十分精彩，一边是抱怨着时局不好只能草草嫁人的表姐，一边是两家跑，忙不过来的媒婆，在一群讨论着礼数的长辈中间妥协与平衡。而举办婚礼的酒店也顾不得体面，大堂经理颇为无奈地表示物资紧张，叮嘱伙计清点好餐具数量，结束后要如数收回，话音还未落，突如其来的轰炸就将所有人弄得惊慌失措，大家只能在炮火中各自逃散，一场本就仓促的婚礼以这种方式更为仓促地结束了。

柴米油盐、婚丧嫁娶裹挟在连天炮火之中，百姓对生活的要求一再降低却依旧难逃厄运，《明月几时有》将战争对日常生活的侵蚀与摧毁细致地呈现了出来，影片的重点并不在于讲述抗战胜利的过程，而在于从琐碎纷杂的日常中提取要素，描绘香港战时平凡百姓的真实心态变化，在纷乱的年代中，人们为了生存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有人当了汉奸、有人去酒吧卖笑、有人加入了地下组织，这群选择抗争的人坚守住了内心的良知，他们在危机四伏的年代将自己置于最危险的境地中，却并没有高喊口号和宣扬思想，这也是《明月几时有》与主旋律抗战电影不同之处，对这些普通人而言，动荡的历史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插曲，他们在战争结束之后没有成为“英雄”，而是回归到普通生活之中，例如彬仔就成了出租车司机，在采访结束之后连说抱歉便匆匆赶路。由此，抗战在传统意义上的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之外有了另一个向度，它与无数鲜活的个体产生关联，蔓延到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之中，不再用同样的叙事模板来概括群体，而是在个体的维度上重新构筑历史的大厦。

二、口述历史中的私人记忆

《明月几时有》是在老年彬仔的诉说中缓缓拉开帷幕的，但这并不是真实的纪录影像，也是经过编排的一场戏，因此这是导演有意择取的私人记忆，并希望由此作为重返历史现场的索引。许鞍华所做出的这种平衡让私人记忆同时具有了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能够有效地勾连出一个群体。同时，与官方历史、书面历史的客观叙述有所不同，口述历史融合了更多情感，彬仔的讲述不仅涉及抗战的实际情形，也谈到了很多具体的人，比如他对方老师的情感，还有游击队中照顾他的哥哥姐姐们在生活上对他的帮助，令他至今回忆起来依旧感动到落泪。正是这种娓娓道来的讲述方式，让历史有了温度，在情节的铺陈上也更加松散和随性，与经过严密编织的主流历史叙事产生了质感上的差别。在电影临近尾声时的访谈场景中，导演许鞍华也出现在了镜头中，她让观众看到，自己虽然拍摄了一部电影来讲述香港的抗战往事，但她同时也是一个倾听者，只是通过自己的理解构筑影像，力图重返历史现场，保留它的驳杂与丰富。

许鞍华拍《明月几时有》意在讲述普通人的命运，香港战时的复杂政治状况被模糊了，当时同时存在南京政府、重庆政府、共产党、日本人、英国人、印度人，但影片并没有花时间去讲述盘根错节的政治现实，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看普通人如何周旋于其间勉力生活。影片以私人化的方式讲述个体在宏大历史中的处境，用去英雄化的方式展现人物形象，与来自官方的、主流的历史叙述相对照，来自彬仔这种民间的、底层的历史叙述去除了意识形态优先性，将人天然具有的美好品质展现了出来。

方母这一形象尤其具有代表性，影片开头她与茅盾夫妇商量续租的一场戏，两块糕点小心翼翼地摆进盘子里，结果事情没谈成又端走了，这一系列举动将她的精打细算生动地描绘了出来。她也胆子小、私心重，每次和女儿一起吃饭的时候，只要听到窗外有什么响动就会立刻吹灭蜡烛，禁止女儿东张西望。得知女儿参与了地下情报工作后，她也劝阻道：“杀日本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方母是战乱年代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人，由于生活拮据和担心家人，她才会显得“抠门、胆小和自私”，可一旦面临大是大非的抉择时，她绝不会只顾自身的利益，看到日本兵抢花姑娘，她感到十分气愤；计划失败被捕后，她一点信息都没透露，也打死不承认与阿四相识，最终死在了日本人的枪下。战乱年代，人人自危，能在关键时刻恪守品格方为可贵。尽管她并没有立下什么丰功伟绩，但她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依旧十分可贵，这一人物形象真实、立体、丰满，也更为贴近普通人的情感世界。

为了拍摄这部影片，许鞍华查阅了许多与东江纵队相关的资料，其中自然也有不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但导演最终却从众多故事中挑选了文化人大营救和方兰的故事，其中大营救的故事本可以拍出惊险的场面，她也没有这样做，刘黑仔与敌人的短兵相接就已经是最令人提心吊胆的场面了，之后茅盾夫妇和邹韬奋被送上小船，再无太大波折，大家就顺着计划的路线各自逃离了，显得颇为寡淡。但这种“寡淡”，恰恰是许鞍华追求的目标，她尽量减少戏剧化的成分，让日常生活的质感得以存留，同时也保持口述历史与私人记忆琐碎、松散、繁杂的特征，让观众不仅看到战争中的敌我冲突，更有机会思考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关系。

三、历史叙事的地域性差异

熟悉了大陆主旋律抗日题材电影、电视剧的观众或许在面对《明月几时有》的时候会感到一丝陌生，多条线索的展开与结构上的松散令人感到有些漫不经心，去戏剧化的处理与高潮的缺乏也让影片的基调有些过于平淡。这种处理方式的择取与香港的特殊地理位置、政治状况有着紧密的关联，香港抗战自然与内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绝不是内地战场的延伸或附属，它面临的实际情况更为复杂，清朝时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期间又被日军占领，这块土地命途多舛，在远离内地核心军事战略行动和政治引导方针的情况下，以一种相对边缘的姿态进行自己的抗争。因此，香港的位置决定了它只能进行一些散点式的小规模的游击战争，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明月几时有》的历史叙事策略，松散、细碎、私己，仿佛不是在讲述家国历史，而是在讲述家族往事。

但影片并没有将目光完全局限在香港，尽管香港的抗战相对内地而言比较独立，它依旧在整体上与内地的抗战形势不可分割。影片开头的文化人大营救行动就是一次交集，之前逃到香港的知识界精英如今又要逃离香港，以茅盾、邹韬奋、梁漱溟、夏衍等文化巨擘所组成的队伍经水陆两线分别离开，保留文化的火种；影片结尾刘黑仔在告别方兰之后也要前往广东惠州，投入到更为前沿的战争中。从这些隐微的关联之中，香港复杂的历史社会境况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展现。

可以说，香港独特的地域空间是理解这部影片的一个关键切入点，历史、经验、记忆的差别让内地观众在接受这样的历史叙事时会产生一定的隔阂，尤其是在熟悉了英雄光芒、家国情怀、宏大叙事的讲述之后，这样的叙事必然会显得格局狭小和寡淡无味，但若对香港的特殊性有一定了解，就会更加理解《明月几时有》的选择。许鞍华拍这部电影的首要意图是记录香港的一段特殊历史，从宏观上看这段历史自然属于抗日战争总体格局的一部分，但若仅从宏观的视角看待，则很难理解香港人当时的处境与生活状态，也无法对另一种抗战经验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尽管许鞍华的这部影片在票房上比较惨淡，没有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也因叙事上的松散和旁支过多等问题遭到了一些批评，但她的历史叙事策略依旧有着非常独特的意义，脱离了传统抗战题材电影的讲述方式，关注香港独特的社会、历史、地理背景，将目光聚焦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由记忆重返历史现场。这种创作方式的创新丰富了理解历史的视角，对个体生存经验的关注打破了意识形态先行的叙事路径，有助于对战争本质的进一步反思，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