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华敏 李子木

(1.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2.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茅盾文学奖可以说是目前我国最高的文学奖项，它每4年评选一次，至2014年为止已经举办了9届，共41部文学作品(2部荣誉作品除外)获奖。在这41部文学作品中，有12部被改编为电影。

“电影改编指运用电影思维，遵循电影艺术的规律和特点，将他种文艺样式的作品再创作为电影剧作的艺术现象。”[1]电影改编最常用的方法有两种：忠实性改编和创造性改编。忠实性改编指主题思想和风格韵味等与原作变化不大的改编；创造性改编指介入了改编者的精神风骨但不损害原作思想和神韵的改编。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改编的电影，有5部属于忠实性改编，7部属于创造性改编。

一、忠实性改编

忠实性改编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安德烈·巴赞、美国的博伊尔姆和我国的夏衍等。安德烈·巴赞认为电影的改编有三类：“第一类仅从原著猎取人物和情节，原著的完整性对于改编来说是无足轻重的。第二类不但表现了原著的人物和情节，并进一步体现了原著的气氛或诗意。第三类把原著几乎原封不动地转现在银幕上，包括人物、情节、气氛、诗意、风格、心理、伦理等因素，但又不是剽窃，在这里原著的完整性是至高无上的。”其中，“为电影带来希望的”是第三类改编[2]。博伊尔姆强调：“电影应该忠实于原著。”[3]4“其忠实程度体现在对原著的解读应该处于原著可阐释的范围内，既不能破坏也不能减少原著的内容。”[3]49夏衍主张：“假如要改编的原著是经典著作……改编者无论如何总得力求忠实于原著，即使是细节的增删、改动，也不该越出以损伤原作的主题思想和他们的独特风格为代价。”[4]他们都强调原著的重要性，认为原著是改编的灵魂，决定着改编的方向和性质。

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电影中，李俊导演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谢铁骊导演的《穆斯林的葬礼》、于本正导演的《生死抉择》、杨明华导演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于向远导演的《湖光山色》，就属于这类改编。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周克芹1979年发表的小说，主要描写农民许茂和他的几个女儿的故事，反映“文革”带给农民的深重灾难，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1981年被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同时搬上银幕，八一版导演为李俊，编剧为周克芹、肖穆，主演为贾六、王馥荔、斯琴高娃等。

八一版与原著变化不大，仍以许茂为主人公，重点表现许茂如何由一个“爱社如家”的农民变成自私狭隘的“油老头”最后又改变回来的故事，以此来揭示“文革”对人的扭曲及拨乱反正对农村的调整。贾六饰演的许茂把“文革”前后农民的苦难、沉重、压抑和绝望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斯琴高娃饰演的三姑娘较为抢镜，把“三辣子”的泼辣、爽快、能干但不失柔情纤毫毕现地呈现于银幕；王馥荔尽管再现了四姑娘许秀云哀婉和沉郁的气质，但是其壮硕的身材、饱满的脸庞与观众对许秀云的想象有一定的差距，因而不如北影版李秀明饰演的许秀云更受欢迎。此外，电影设置的两个小高潮较为成功：一是许茂因对生活绝望而摔碎了“爱社如家”的匾额和“全家福”的镜框；二是颜少春安慰喜极而泣的许秀云：“我们的眼泪都流干了，也该笑一笑了。”两个小高潮都很有寓意和深意，深刻揭示了“文革”对人民的戕害，表现了人民对政治运动的反感、对发展生产的渴望、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对安定生活的向往等。

《穆斯林的葬礼》是霍达1987年发表的小说，描绘了一个穆斯林家族三代人60年间的兴衰沉浮，展现了不同时代不同人物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获得第3届茅盾文学奖。1993年被北京电影制片厂、香港康大影业有限公司联合搬上银幕，又名《月落玉长河》,导演：谢铁骊，编剧：霍达、张翠兰，主演：王诗槐、盖丽丽、史兰芽等。

电影的改编是颇为成功的，它紧紧扣住爱情这个世界上最动人又最伤人的主题，紧紧围绕着无法抗拒的悲剧命运来讲述故事，从头至尾电影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悲剧氛围，尤其是小提琴独奏曲《梁祝》的插入，更加重了这种悲剧氛围的营造。悲剧的宿命是梁家三代人都无法逃脱的灾难：梁亦清在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将要完工之际却吐血身亡，三年的心血毁于一旦，多年的梦想化为泡影；梁君璧守身如玉十余年，苦苦等候丈夫归来，结果丈夫是归来了，但带来了已与他同居的妹妹梁冰玉及他们的私生女；梁冰玉离开韩子奇后，再也没有结婚，一个人于异国他乡孤独终老；韩新月更为悲惨，好不容易考上了中国最好的高校，得到了人人羡慕的爱情，却于最美丽的年华死于心脏病。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不是罪人，每一个人都很善良、勤劳、能干，每一个人都在孜孜矻矻地追求幸福，但是没有一个人获得幸福，有的时候反而是互相伤害。电影和小说一样，把这归因于命运，就像电影中梁亦清所说：“咱爷儿俩拉扯着你两个妹妹朝前奔吧，前途是福是祸，全靠真主定夺吧！”笃信伊斯兰教的梁亦清是明白人力的有限的：人抗拒不了命运，尽管你很努力，但只要命运不成全你，你是拼尽了力耗尽了血也得不到幸福；只有努力加上命运的眷顾，人才能够获得幸福。

梁冰玉和韩新月的扮演者给人的印象较为深刻：盖丽丽饰演的梁冰玉聪慧优雅、率真大胆，既有现代女性自由奔放的气息，又有传统女性含蓄内敛的气质，性格复杂而多面、真实而立体；史兰芽饰演的韩新月青春可人、明媚宜人、温婉动人，但就是这样一位正值青春妙龄美丽可爱的少女被病魔摧残致死，其凄惨的命运莫不令人扼腕叹息！两位演员把一对追求幸福而不得的母女演绎得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为电影增加了不少看点。

《抉择》是张平1997年发表的小说，主要讲述市长李高成在反腐和亲情、利益和良心之间两难抉择的故事，获得第5届茅盾文学奖。2000年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为电影《生死抉择》，导演：于本正，编剧：贺子壮、宋继高，主演：王庆祥、廖京生、左翎。电影上映后反响强烈，获得了第20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男配角、最佳编剧奖以及第24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男主角奖等。

电影《生死抉择》基本遵从于原著，再现了一群立体生动、真实可信的官场和企业人物形象，没有像一般的反腐作品那样空喊口号，而是致力于揭示腐败背后体制对人的腐蚀以及人自私的本性。那些贪污受贿的人物，并不只是让观众感到厌恶或憎恨，而是让人唏嘘哀叹的同时对他们充满了理解、同情和悲悯。比如李高成的妻子吴蔼珍之所以被拉下水，主要是想留给弱智的女儿一些金钱；省委副书记严阵的腐败亦有对救他的老战友报恩的成分；“中阳纺织厂”厂长郭中姚的腐败主要是为自己的养老考虑。从人性的角度讲，他们的做法都是可以理解的：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有句名言：“你的第一个责任便是使自己幸福。”[5]495法国哲学家卢梭说：“我们必须爱自己，我们爱自己要胜过爱其他一切的东西。”[5]120美国哲学家安·兰德也说：“人必须为自己而活着……为自己而活着意味着实现自己的幸福是人最高的道德目标。”[6]这些先贤哲人的话就揭示了一个道理：每个人最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和幸福，其次才是他人的。电影《生死抉择》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承认人性的复杂性，在对这些贪污腐败者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他们持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和理解，这是这部作品能够在众多反腐作品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但是，电影也存在一些缺陷，最明显的是虎头蛇尾，如前三分之二的情节比较紧凑，悬念制造比较成功，对“中阳纺织厂”的腐败内幕交代得也很详细；后面三分之一过于仓促潦草，尤其是李高成被人诬蔑就要被抓捕起来治罪时，去中央党校学习的省委书记突然带着市委书记归来给他做证，就给人以天外来客的突兀之感。此外，结尾部分李高成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辩解，虽让人拍手叫好，但还是有虚假做作和拔高人物之嫌。不过，那个时代的反腐电影能拍摄到如此地步已实属不易，我们不能过分苛责。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2005年发表的小说，以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讲述了一个弱小民族顽强抗争但终被现代文明侵蚀的故事，获得第7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导演: 杨明华，编剧：杨明华、迟子建，主演：季晨、鄂布斯等。

电影和小说一样，注重展现鄂温克人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的故事，尤其对鄂温克人被现代文明侵蚀而失去其本色发出了沉重的叹息，基调缓慢而忧伤、凝滞而沉郁。有评论称：“这是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影片，似一壁饱得天地之灵气，令人惊叹却难得其解的神奇岩画；又似一卷时而安恬、时而激越，向世人诉说人生挚爱与心灵悲苦的民族史诗，影片讲述了这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优美的爱情。……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益衰落的万般无奈。……这是一个拥抱前世、今生和来世的民族……他们依赖的传统渐渐凋零，萨满的神器成了历史旧物，拖拉机的喧闹打破了森林的宁静。森林被乱砍滥伐，驯鹿失去了食物，人们也失去了立足之地，被迫离开被毁坏的森林，前往迁徙地，从游牧生活走向定居生活。被圈养的不只是驯鹿，还有一个民族自由奔放的灵魂。……影片以一种乡愁的调性，对鄂温克族人的生活进行了温馨的回顾。”[7]

影片一是成功表现了人与自然、文明与野蛮、新社会与旧社会的冲突；二是逼真再现了鄂温克人的原生态生活。为了再现鄂温克人的原生态生活，影片起用了许多少数民族演员，如达斡尔族的鄂布斯、蒙古族的阿丽玛等，这些演员把东北蛮荒之地鄂伦春人原始的情感、顽强的生命力及蒙昧的生活状态演绎得活灵活现，风格接近美国西部片《与狼共舞》的感觉。但是，影片也存在严重的缺陷，如叙事混乱、格局不够开阔等，所以上映后并未激起大的波澜。

《湖光山色》是周大新2006年发表的小说，主要讲述农村女性楚暖暖与村长进行斗争并带领村人发家致富的故事，获得第7届茅盾文学奖。2009年被河南影视集团和昊太文化公司联合改编为同名电影，导演：于向远，编剧：一丁，主演：邢宇飞、韩夫一。

电影的人物、情节和主题没有偏离原著，但在一些关键情节上有所删减，在表现人物心理上大大逊色于原著。

首先，原著故事情节较为曲折，人物形象较为丰满，对人性的批判也较为犀利，但是，电影在某些关键情节上有所删减，致使人物形象严重受损、对人性的批判力度也大为减弱。比如，楚暖暖为了救丈夫旷开田，带着屈辱和不甘主动送上门被村主任詹世蹬奸污，电影里此情节却被完全删掉。这重要一笔的被删，不仅使楚暖暖后来与詹世蹬针锋相对、鱼死网破的斗争缺少了说服力，也使楚暖暖的形象变得单薄。再如，旷开田为报辱妻之仇请詹世蹬亲自观看其女儿宾馆接客的情节也被删除，这段情节的被删，就表现不出旷开田睚眦必报的狭隘心理，揭示不出其灵魂深处的丑恶与卑劣。

其次，小说中有大段大段细腻动人的心理描写，这些心理描写对塑造人物形象至关重要，但是在电影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呈现。虽说电影表现人物心理活动不如小说那么得心应手，但也不是没有方法和手段，比如可以采用旁白的形式，可以用不同的颜色和画面给人物做心理造型等。但是，电影在这一方面没有花费太多的心思，致使人物形象丰满度和立体度严重受损。

综上所述，在运用忠实性原则对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进行改编的电影中，《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八一版)和《穆斯林的葬礼》《生死抉择》是较为成功的。它们不但还原了原著的思想神韵，而且创造出了适合电影表现方式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画面等，做到了从小说到电影的成功转换。但是，《额尔古纳河右岸》和《湖光山色》的改编较为失败，原因或是过度拘泥于原著，或是驾驭故事能力不足，或是表现人物心理欠缺等。鉴于此，笔者建议电影改编遵循“神似形不似”的原则，即从主题和神韵还原原著的风采，但在形式上又能照顾到电影独特的表现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改编出既忠实于文学作品又兼顾到电影特性的优秀影片。

二、创造性改编

创造性改编的代表人物是苏联的鲍里斯·利沃维奇·瓦西里耶夫、美国的尼尔·辛亚德、我国的李欧梵和陈犀禾等。鲍里斯·利沃维奇·瓦西里耶夫说：“电影改编时，导演不是将作品本身搬上银幕，而是把改编者自己对这部作品的理解搬上银幕。因此，所谓创造性的改编，不是复述，不是转述，而是一种阐释。”[8]尼尔·辛亚德认为：“电影改编选取小说的某些部分，对其中的细节扩展或压缩，进而创造性地改写人物形象。由此，电影改编如同文学评论一样对原作做出新的阐释。”[9]李欧梵主张：“‘改编’的意义就是把原著脱胎换骨，并赋予新的意义和形式，它是一种创意，而并非照搬。”[10]陈犀禾也指出：改编是一种新的阐释，就改编实践而言有“题中之义”和“题外之义”两类：前者是在原作基本主题范围之内略做改动；后者是对原作主题的重新阐释，但和原著的题材、故事仍有密切的联系。他明确表示更认可后一种改编方式。[11]由此可见，创造性改编不支持亦步亦趋机械图解原著的改编，而是大力提倡加入改编者人生经验和精神灵魂的改编。

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电影中，王炎导演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谢晋导演的《芙蓉镇》、王全安导演的《白鹿原》、关锦鹏导演的《长恨歌》、麦兆辉等人导演的《听风者》、娄烨导演的《推拿》、刘雨霖导演的《一句顶一万句》，就属于这类改编。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改编的同时，北京电影制片厂也进行了改编。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和编剧均为王炎，主演是被称为“北影三花”的李秀明、刘晓庆、张金玲以及李纬等。

不同于八一版的忠实于原著，北影版对小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舍弃了以许茂为主线的叙事模式，改以四姑娘许秀云为主人公，但在质朴纯真的现实主义格调、真实深刻的性格刻画以及富有乡土气息的场面描绘上延续了原著的风格。最吸引观众眼球的是李秀明饰演的许秀云，把许秀云的隐忍和坚强、矛盾和犹疑、多情与善良表现得入木三分。此外，刘晓庆饰演的爽快利索爱慕虚荣的七姑娘、张金玲演绎的泼辣能干善良仗义的三姑娘也很生动形象。该片问世之后大获成功，不仅获得了第2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和最佳摄影奖，而且获得了第5届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

《芙蓉镇》是古华1981年发表的小说，主要描写“四清”和“文革”运动期间湖南农村女性胡玉音的悲惨遭遇，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1986年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导演：谢晋，编剧：阿城、谢晋，主演：刘晓庆、姜文。

刘晓庆和姜文的表演给电影增加了很大魅力。刘晓庆饰演的胡玉音美丽、善良、温柔、多情、勤劳能干、敢爱敢恨。她每天起早贪黑做米豆腐毫无怨言，她被青梅竹马的黎满庚抛弃并没有心怀怨恨，她嫁给老实巴交毫无魄力的黎桂桂并没有嫌弃他，她与右派分子秦书田相互扶持、相互慰藉并在后者被抓进监狱后苦苦等了他十来年，这是一个几近完美的女性。但就是这样一位女性，得不到应有的幸福：米豆腐摊子被撤，初恋情人弃她而去，丈夫黎桂桂被逼自杀，爱人秦书田被抓进监狱。一位美丽善良、勤劳能干的女性得不到应有的幸福，而这一切又不是天灾所致，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答案不言而喻。电影深刻揭示和批判了极左的“文革”和“四清”运动带给人民的伤害，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姜文饰演的秦书田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知识分子形象，他身上既有知识分子的正派和严肃，又因屡遭批判而带有一些痞子气。他原本是县歌舞团的编导，因编演歌舞剧《喜歌堂》和发表反封建的文章，被错划为右派。划为右派之后竟然连和心爱的女人结婚的权利都没有，于是他只好和胡玉音同居，却又因同居罪被抓进监狱。抓进监狱之前他对胡玉音低沉但坚定地说了一句让人触目惊心的话：“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这句话既体现了他坚忍不拔、久摧不折的顽强生命力，又表现了他的无奈与心酸：“妻子”临盆在即，自己竟然无法照顾；孩子就要出生，自己却被迫离他而去。电影越是表现他们的不幸，就越使人痛恨“文革”“四清”等荒谬的政治运动，正是这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把他们正常的生活打乱，把他们红火的事业毁掉，把他们幸福的生活断送。

电影的成功，不仅因为男女主角表演的精彩，还由于导演和编剧编导能力的卓越。谢晋和阿城把浩荡宏阔的政治叙事和安宁平和的家庭叙事成功地熔于一炉，让人既感受到了那个激情洋溢但不乏荒谬时代的风云变幻，也体味到了小家庭内夫妻生活的安宁与甜美。正因为如此，问世后不仅斩获了第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等10项大奖，还获得了第1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配角等奖项，并且，还被评论者评为是“茅盾文学奖改编作品的最高成就，是改编最为成功的一部”[12]。

《白鹿原》是陈忠实1992年发表的小说，重点讲述白家和鹿家的恩怨情仇，表现关中农村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变化，是一部史诗式的作品，获得第4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被西部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联合搬上银幕，导演：王全安，编剧：陈忠实、芦苇，主演：张丰毅、张雨绮、段奕宏等，获得第6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银熊奖和金熊奖提名。

电影改编的亮点有两处：一是村头牌坊的营造。牌坊是封建男权社会压抑女性情欲和扼杀女性生命力的重要标志，这个意象的加入既深化了主题，又增强了观赏价值，一举两得。二是段奕宏和张雨绮的表演。段奕宏把陕西农村汉子黑娃身上那种顽强的生命力、敢爱敢恨的血性成功地表现了出来；张雨绮饰演的田小娥既表现出了其风骚与性感，又展现出了其心酸和无奈。田小娥的堕落主要是男权社会造成的，正是由于以鹿子霖为代表的众多男性对田小娥的觊觎与玩弄，才把一个美丽纯洁的女性一步步地逼成荡妇！

电影也有很多不足，首先最为人诟病之处就是情色成分太重，有人批评道：“情色是《白鹿原》的封面。”“不见白鹿，只见小娥。”电影把白鹿两家的斗争及关中复杂的历史变迁简化成了田小娥和几个男人的爱情纠葛。这种改编虽然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但严重削弱了作品的思想价值。其次，电影在拍摄技巧方面也不太成熟：“或是突兀地切换镜头，有时甚至直接使用刻板的黑屏切换，使得上下剧情之间难以连接，让没有接触过原著的观众感到一头雾水，熟读原著的观众，思维也被迫一直处于跳跃状态。”[13]以上种种不足，导致了这部作品距观众的期待和精品的水准，还有一定的差距。

《长恨歌》是王安忆1996年发表的小说，主要通过讲述20世纪30年代“上海小姐”王琦瑶的传奇爱情故事，展现上海市民生活的变化和城市的变迁，获得第5届茅盾文学奖。2005年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导演：关锦鹏，编剧：杨智深，主演：郑秀文、梁家辉、吴彦祖、胡军等。电影上映之后，获得了评论人员和观众的一致差评，这部电影的失败原因有三：

一是女主角的形象气质与原著相去甚远。小说中的王琦瑶虽不是美丽逼人、艳压群芳的“上海小姐”冠军，却也是风情万种、娴雅秀美的“三小姐”，其气质接近“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的林黛玉，不过，没有林黛玉那么婉约和伤感。但是，郑秀文扮演的王琦瑶，不仅姿容气质一般，而且一口粤语腔，谈吐气质都缺少20世纪30年代上海女性的那种气质与风情，因此，这一点就注定了电影不可能有高的票房。

二是对人物的心理活动表现不够。小说名为《长恨歌》，关键词是“长恨”，其意是表现王琦瑶对男人的爱、怨与恨，这种爱、怨与恨是婉转缠绵的、朦胧绰约的、丰富细腻的、变化万千的。小说对她这种细腻幽微的心理活动有大段大段的描写，但是，电影中只有赤裸的身体、急促的呼吸、直露的床戏，几乎完全丧失了小说特有的朦胧含蓄之美。

三是对人物和情节的大幅度改写。电影受时长的限制，对人物和情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与改写。比如，把“老克腊”与“长脚”合并，把蒋丽莉与吴佩珍合并。蒋丽莉与吴佩珍合并并没有让人觉得太别扭，但是，“老克腊”与“长脚”的合并显得不伦不类：“老克腊”是对旧上海情有独钟品位高雅的男人，而“长脚”是一个爱慕虚荣挥金如土但囊中羞涩的小混混。这两个人物价值观迥异、性格气质截然相反，但电影把反差如此之大的两个人物硬生生地捏合在一起，因而显得牵强别扭不伦不类。

当然，电影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比如有些演员的表演还是可圈可点的，像梁家辉，就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程先生对王琦瑶的深情、眷恋和欲罢不能；胡军则把一个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纵然落魄也不改英雄本色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演绎得极其到位，与小说人物形象几乎别无二致。

《暗算》是麦家2003年发表的小说，分为《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三个部分，描写了特别单位701三个部门监听局、破译局、行动局中传奇人物的传奇故事，获得第7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第三部分《听风者》被美亚电影制作有限公司等制作单位改编为电影《听风者》，编剧和导演：麦兆辉、庄文强，主演：梁朝伟、周迅，获得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奖等奖项。

电影与小说相比，在情节和人物上做了很大改动。首先，增加了郭兴中这个人物，他既是张学宁曾经的爱慕者，也是张学宁刺杀的上海阔少，又是张学宁现在的顶头上司，与张学宁的关系颇为复杂。其次，领“听风者”进入监听部队的人物也有较大变化。小说带领“听风者”(名为阿炳)进入701监听部队的是安在天院长，一名本本分分的男性，与阿炳只是纯粹的上下级关系。而电影里则改为了风情万种的张学宁，并且与“听风者”(改名为何兵)的关系很暧昧。再次，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把张学宁与周围男性的关系设置得也很复杂：在她身边，既有曾经的求爱者郭兴中，也有新登场的追求者何兵，并且，曾经的求爱者变成了上司，新登场的追求者成为下属，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瞬息万变。最后，小说的主人公只有“听风者”一人，所有的人物都围绕他活动。而电影则改为了张学宁和何兵两人并重，甚至张学宁的戏份超过了何兵，成为电影里推动故事的主导人物：是她寻找和带回的何兵；是她拒绝了何兵的爱慕之情致使何兵另觅他人；是她找专家治好了何兵的瞎眼；也是因为她，何兵又自毁好不容易治好的双目。她是电影里最复杂多变、最高深莫测也最引人注目的人物：表面上是风姿绰约、婀娜多姿的上海名媛，实际上是聪慧练达、训练有素的地下党员，集妩媚与干练、天使和魔鬼于一身，非常吸引观众的注意。

当然，电影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有些情节的设计不是那么水到渠成，像何兵的转变就有些突兀，这个混迹上海的小混混，被“挟持”进中共组织后立马就变得对革命忠心耿耿，这中间缺少必要的过渡。还有何兵的自毁双目、张学宁的突遭杀害也让人颇感意外，电影如此安排他们的结局或许是想制造震撼人心的悲剧效果，但因为前面缺少必要的铺垫、情节发展太过于急促，致使悲剧效果大打折扣。另外，结尾十几分钟的枪战戏，也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电影的品位、降低了电影的格调。

《推拿》是毕飞宇2008年发表的小说，讲述的是一群盲人推拿师情感、责任、尊严和梦想的故事，获得第8届茅盾文学奖。2014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导演：娄烨，编剧：马英力，主演：郭晓冬、秦昊。

电影的改编不是特别尽如人意，原因如下：首先是画面缺乏美感。许多画面采用近景或特写来展示主人公空洞失明的眼睛，虽然真实但让人觉得丑陋和不舒服。毕竟，电影是一门影像艺术，很大程度上要靠精美的影像来吸引观众，如果影像都做不到精美细致、高雅耐看，那就难怪观众不愿问津了。其次是人物心理活动被严重削弱。小说注重表现盲人推拿师细腻幽微的内心世界，电影则多用口头和肢体语言来推动故事，心理活动与小说相比明显单薄。再次是结局改动也不太理想。原著的结局虽充满积极向上的力量，但作者对他们的失明还是不乏无奈和感伤，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不如正常人行动自如，但电影则改成了大团圆结局，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期待。这样改编虽然使观众觉得不那么沉重和压抑，但缺少了对命运的敬畏感，因而思想深度大打折扣。所以，尽管该片获得了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摄影)银熊奖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等多种奖项，但票房惨淡、观者寥寥。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2009年发表的小说，描述了中国人的孤独感和友情观，获得第8届茅盾文学奖。2016年，西老庄影业等公司把后半部分《回延津记》改编为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导演：刘雨霖，编剧：刘震云，主演：毛孩、李倩、刘蓓、范伟。

相比较小说，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更为吸引人，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简化了人物，浓缩了故事。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出延津记》讲述了吴摩西为了寻找丢失的养女走出延津的故事，《回延津记》则讲述了牛爱国为了寻找私奔的老婆走回延津的故事。电影只保留了小说的后半部分，把一个头绪复杂的“出延津、回延津”的故事改编为“姐姐牛爱香结婚”和“弟弟牛爱国离婚”的简单故事，并只围绕“婚姻”和“孤独”两个话题展开。故事脉络简洁清晰，人物关系简单明了，揭示主题集中深入，属于“画龙点睛”式的改编。

二是刘蓓的精彩表演。刘蓓在片中饰演牛爱国的姐姐牛爱香，虽为配角但极为抢目，把一个因恋爱受伤独身多年但又受不了孤独的煎熬而中年结婚的女人演绎得颇为动人。她的每一个眼神、表情、动作，都透露出求爱而不得、求知己而落空的中年女人的沧桑、无奈、凄绝和悲凉。刘蓓的表演也非常接地气，把“火烧女”的麻溜、干练、平俗和烟火气表现得极为真切，活像一个卖火烧的邻家大姐。

三是紧紧扣住“出轨”这个颇遭热议的话题。围绕这个话题的关键词有两个：“怨恨”和“宽容”。前半部分牛爱国对妻子庞丽娜的出轨一直心怀怨恨，甚至动了杀妻之念，但是经历一些人和事，尤其是受到老同学张楚红的点拨之后，突然醒悟了：“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自此他原谅了妻子及其情人，自己也从怨恨的泥淖中走了出来，人生境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部电影虽然对原作删改较大，但并没有改变原作的主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深化和提升了主题，可以说，既避免了原作的芜杂和琐碎，又较好地呈现出了原作的思想，属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史上较为成功的一个范例，因而面世后获得了第2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新浪潮奖等几项大奖。

综上所述，在运用创造性原则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进行改编的电影中，《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北影版)和《芙蓉镇》《听风者》《一句顶一万句》属于较为成功的。这些改编作品，虽在原作的基础上做了较大改动，加入了改编者的思考和想法，但是不影响原作的神韵，不损害原作的思想，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艺术效果。不过，《白鹿原》《长恨歌》《推拿》的改编不太理想，原因或是与原作的主题相去太远，或是没有再现出原作的神韵，或是画面美感不足等。可见，成功的改编作品可以植入改编者的想法，可以加入改编者的创造，但是，必须以不损害原作的主题和思想为前提，否则，改编太过于荒腔走板，十有八九是不会成功的。

三、结 语

上述12部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电影，有的遵循忠实性原则，有的则遵照创造性原则，改编出来的作品各有千秋难分优劣，不能说哪种改编形式好哪种改编形式不好。笔者认为：既然是改编原著，那就不能不遵从原著，不能与原著相去太远，正如安德烈·巴赞所说：“改编最终不再是肆意改动原作，而是尊重原作。”[2]而既然是对原著的改编，那就不能没有改编者的演绎和创造，就像夏衍所言：“改编也得做出创造性的劳动。”[14]这种“创造性的劳动”既包括对原著的不足之处进行加工，也包括对原著不适合电影表现的部分灵活变通。总而言之，真正成功的改编，应该是既能深化原作的主题又能焕发出电影独特艺术魅力的改编，要做到这一点，最好采用忠实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原则，就像《电影艺术辞典》中所主张：“忠实性和创造性的结合是改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