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义生

（1.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2.豫章师范学院 文旅学院，江西 南昌 330103）

前言

学术期刊作为一种媒体，不仅传播学术信息，发表学术研究成果，还能引导学术研究的取向，反映学科发展的历程与态势。《教育史研究》作为教育史研究领域唯一专业期刊，自创刊以来，致力于关注教育史研究的前沿问题，报导教育史学术研究动态，提供国内外教育史信息，为国内外教育史研究者提供交流平台，在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发展、研究队伍的成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教育史研究》创刊30周年即将来临之时，对新世纪初17年杂志自身和所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和总结，有利于促进学界对教育史研究的认识与反思，为正在推进的教育改革和中国教育学的建构做出贡献。本文运用词频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对《教育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突显中国教育史研究17年来的成长历程、研究热点、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挑战，并将在《教育史研究》上发文的高频作者与同一时段中国知网上“教育史”主题词检索所获论文的高频作者和高频关键词进行对比，以反映杂志在新世纪的发展特点。

本文的数据来源有：一是重庆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台，包括《教育史研究》自2000年第1期至2016年第4期所发表的文章。根据文献计量学研究的惯例，我们剔除了卷首语、投稿指南、征订启示、年度总目录、会议通知、领导讲话、会议综述、书评、文摘、消息等文章，连载论文只统计1次，共获得论文1363篇。在仅统计第1作者的发文情况下，我们统计到930位作者。在对论文标题、关键词和作者的姓名、年龄、学历、职称、单位及所在省份等情况统计的基础上对论文进行分类整理，编码形成数据库，以此为主进行文献计量分析（1）。二是以中国知网“期刊”子项中的核心期刊和CSSCI为检索范围，以“教育史”为主题，以2000—2016年为时限，获得论文2071篇，剔除文献计量应剔除的部分，获得1641篇论文，作为CiteSpace分析同期国内教育史研究核心作者群和高频关键词的数据资料。

一、新世纪以来的《教育史研究》

当代情报学研究表明，学科领域内作者数量和文献数量的关系之间遵循着一个平方反比的关系，即洛特卡（Lotka）定律（2）。杂志的作者数量与论文数量服从洛特卡分布是杂志办得成功的重要标志[1]130-133。因此，我们采用洛特卡定律测量《教育史研究》的论文数量与作者数量的关系，并根据普赖斯定律计算出评判核心作者的临界篇数，以此确定杂志的核心作者群，并将此数据与通过CiteSpace分析的中国期刊网相应数据得到的核心作者群进行比较，以此反映杂志的发展情况。

2000—2016 年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教育史研究》上发表论文的有930位作者，在作者总人数中占比为68.38%，但是发表1篇论文的有707位作者，与论文篇数之比为51.87%，明显低于洛特卡研究的化学领域发表1篇论文作者的60.79%的比例，这表明《教育史研究》新世纪以来整体处于发展困难阶段，新加入到作者行列的研究者有不断减少的趋势。这可能与期刊非公开发行的性质和各研究机构出台的研究成果认定标准渐高、渐细致的矛盾有关。

以5年为一个时段，分段考察各时段中发表1篇论文的作者的占比也呈下降趋势。第一个5年发表1篇论文的作者占比为65.61%，第二个5年这一比例略有增长，比值为66.24%（3），第三个5年则降至60.63%，则略低于参照比值60.79%。取样时长的选择会影响作者发文数量的洛特卡分布样态。故将此17年分成3组时长10年的分期，以考察《教育史研究》发文的洛特卡分布情况。结果（详见表1）显示，在杂志上发表1篇论文的作者的占比呈整体下降趋势，且低于参考值；而发表3篇以上论文作者的占比普遍高于参考值。这一趋势反映出《教育史研究》拥有一批相对稳定的高产作者群，但在新作者的培养上有所忽略。对新老作者数量与各自发文数量之间关系的考察，也能反映出这一特点。在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的930位作者中有707位新作者，占比为76.02%的，而其发表论文的数量只占论文总数的51.87%，大大低于理论最佳值64%[2]101-108。而作者占比只有23.98%的老作者，论文占比则为48.13%。杂志的新作者增长乏力，老作者作用明显。

表1 《教育史研究》作者的洛特卡分布

核心作者是确保期刊质量的骨干力量，对核心作者群的考察有助于发现、确认研究领域的人员、单位、地域信息及核心作者群内部之间的关系。新世纪前17年，同一作者在《教育史研究》上发表论文最多为15篇，根据普赖斯定律和普赖斯计算公式（6），其核心作者临界篇数为3，即发表3篇及以上论文的作者为杂志的核心作者。发表3篇或3篇以上论文的作者共87位，占作者总人数的9.35%，发表的论文409篇，占论文总数的30%。从分期来看，3个5年核心作者的临界篇数均为两篇，核心作者人数分别为53、59和57，在作者总数中的比例分别为16.31%、14.22%和17.59%，分别发表论文130、160和151篇，在分期内发表的论文总量中的比例分别是34.39%、33.76%和39.63%。核心作者在统计时限内的发文总量均与全部论文的50%相距较大。这反映出《教育史研究》还有待教育史领域的同仁共同努力，支持其走向更加成熟。

核心作者学历、职称、机构类型和地域分布特点也可以反映刊物的发展情况。《教育史研究》的核心作者学历、职称整体较高，机构类型专业且级别较高（详见表2）。87位核心作者中有博士（含博士生和博士后）53人，占比为60.92%，硕士（含硕士生）12人，比例为13.79%，本科及以下或缺失学历的作者22人，比例为25.29%；教授或研究员25人，副教授或副研究员29人，高级职称者比例为62.07%，讲师或助理研究员14人，占16.09%，初级职称、没有职称和缺失职称的作者19人，比例为21.84%；作者单位包括国家一级研究机构、“985”高校、“211”高校、地方普通高校、地方省市一级的研究机构和其他单位，他们在核心作者群体中的占比分别为24.14%、17.24%、17.24%、31.03%、4.6%和6.9%；单位地域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河北等18个省市。但是也有机构来源和地域分布局部集中明显的特点。

表2 核心作者学历、职称与机构来源分布

《教育史研究》的核心作者与运用CiteSpace分析第二种数据获得的学界优秀高频作者重合较少，只有曲铁华同时进入了两种数据的核心作者行列，而在中国知网收录的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发表论文较多的周采、张斌贤、周洪宇、申国昌、田正平等作者并未进入同期杂志的核心作者行列；在杂志上发表论文较多的方晓东、刘巧利、郭红霞、李玉非、李长伟等核心作者也没有进入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与CSSCI期刊的核心作者行列。这反映出作为教育史研究领域唯一专业期刊的《教育史研究》在专业代表性上还不够充分和全面。

二、新世纪以来教育史研究的主题与方法的选择

教育史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下位的分支方向众多，研究对象广泛，研究主题繁杂。新世纪前17年里，有多篇文章对教育史研究的态势作过梳理总结，如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研究分会学术年会与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教育史研究论坛的会议综述和部分学者对2000年后教育史研究情况所作的回顾、梳理和总结等（7）。在此，我们仅就教育史研究的主题与研究方法作简要的分析，以期展示其发展概况。

（一）热点研究主题

我们对新世纪前17年《教育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的关键词进行了一个统计，并根据关键词的词频进行了排序，列出各分期和此17年排序前10位的关键词（详见表3），以之为研究对象，分析此17年间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主要研究主题分布与其演进情况；并以Citespace对同一时段中国知网收录的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教育史”主题下的相关文献的分析（详见图3）作为相应的佐证和补充，以提示新世纪前17年教育史研究重要主题的发展和变迁，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重视“教育思想”是新世纪前17年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特点。教育思想史研究是教育史研究的三个对象之一[3]5-14。研究具体教育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主要内容，评价具体教育历史人物或流派的教育思想的地位与价值，阐述社会阶层、学术流派、社会团体的教育主张等都是“教育思想”研究的内含主题。此17年里，在《教育史研究》所发表论文的关键词排名中，“教育思想”共出现153次，排在首位。除第二个时段以27次排在第二之外，其余三个时段均排在第一位，分别出现了105、13、8次。这一方面反映出教育史领域的学者具有很强的学术责任感，希望为中国教育学的建构提供中外教育思想的智慧与力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教育史研究有着强烈的服务学科教育的意识，第八次基础教育改革的全面推行呼唤教育史研究为新的教育理念提供教育思想的历史根据，也引发了教育思想的传播、比较、批判与反思；另外也说明传统的“英雄史观”在国内教育史研究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育史研究范式仍落后于世界教育研究的主流。

第二，“中国”与“美国”是17年教育史研究关注的两个热点区域。在此17年相关论文的关键词中，“中国”共出现了123次，“美国”出现了58次。在前15年里，“中国”和“美国”均在关键词排名前10之内，第二个5年“中国”更是排名第一。对中国的教育史的高度关注，有语言方便和资料丰富原因，更是“全面承接史学传统”[4]89-102，纠正20世纪教育史学科“西化”的学科担当与学术自觉，中国历史学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研究中国的教育历史，为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提供力量、智慧与精神的体现。对美国的关注，有百年教育史研究传统的惯性作用，也反映了当前国内教育史学者对美国教育成功历史的认可和20世纪美国教育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第三，“清末民国”是17年教育史研究的热点时段。除表3中统计到的“民国”和“民国时期”外，还有“清末”“晚清”“晚清时期”“民国初年”“抗日时期”“近代”等次高频关键词（总频次在10次以上）出现。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绵长，教育的历史成就斐然，然而现代教育始于清末民初，回到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审视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历史往往是教育史学科探寻现代教育的本源、洞悉教育发展的规律、观照教育现实的重要视角；民国时期教育丰富的教育形态、斐然的教育成就、复杂的教育因素与社会因素交织的发展特点、研究资料获取的相对方便、比照条件的相似等都可能是民国时期成为此17年教育史研究热点时段的原因。

图2 CNKI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的核心作者（2000-2016年）

图3 CNKI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的热点主题（2000-2016年）

表3 《教育史研究》论文的关键词前10位的排位情况

第四，“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校史研究”等是此17年教育史研究的热点议题。“中国教育史研究，注重历史与当下的联系”[5]119-128。1998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颁布，吹响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号角，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建设世界一流学校和学科[6]1999-02-25，成为教育研究的热点。教育史研究对教育改革、高等教育、校史研究等的关注是对这一教育现实的回应。前10年里“教育改革”在关键词排名中位列第五，后让位于下位的“教科书”；“高等教育”在关键词总排名中整体靠前，且呈持续上升的态势；“校史”虽然没有直接进入前10位关键词行列，但它以学校名称，如“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大学”等更为具体的形式进入，这可能与微观史学的传入和考据传统的继承带来的新的研究视角相关[5]119-128。

第五，孔子、蔡元培、杜威、陶行之是教育史研究的热点人物。孔子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是中国教育的开创者，是后世中国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源头之一，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并汲取思想养料是建构中国教育学的重要方式。杜威是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教育思想家之一，对杜威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教育界的热点，另外杜威成为研究的热点也许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传播与深入、教育界对赫尔巴特和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批判与反思有关。蔡元培是对中国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教育人物，在高等教育改革与反思、在众多高校的校史研究中被反复提及在所难免。陶行之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家之一，无论其教育实践还是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教育研究者而言，有着无穷的魅力。

第六，议题渐趋多样化与均衡化是17年来教育研究主题变化的重要特征。排位前10的关键词在4个时段中各自出现的总次数依次为378次、191次、90次和39次，呈递减趋势。因为时段的时长不同，我们以年为单位考察，4个时段排位前10的关键词年均频次分别为75.6、38.2、18和19.5次。这说明教育史研究在各个时期仍有其突出的主题，只是其突显性在逐渐降低，或者说主题渐趋多样化和均衡化，其原因与教育史研究者“对以宏观研究为特征、以制度化教育为对象的研究取向的不满，中国教育史研究再次出现视角下移的新趋势”[7]49-53有关，并表现出与 “新社会史”潮流相似的学术特点，“研究普通人和底层群体、日常生活和具体过程等受到关注”[7]49-53。“教育制度”的淡出也从另一方面佐证了教育史研究这一取向与取象上的变化。

（二）主要研究方法

“现代社会在突破有关‘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陈规以后,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日趋宽容,从而形成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格局。”[8]17-18在同一学科内部，对研究方法考察的层次不同，理解也不同，在具体表述与认识上差异较大[9]20-24。为统一表述与理解，我们选择刘良华的观点作为评判的标准，即教育研究方法分为三类[10]6-17：一是哲学的研究方法，含价值研究、本质研究和批判研究；二是实证的研究方法，包括实验研究（含教改实验与行动实验）、调查研究（含量的调查、质的调查和扎根理论）、历史研究（含考证研究、叙事研究、解释研究）；三是实践研究，包括教育改革、经验总结、对策研究。为方便统计，加之教育史研究重实证的特点，因此，把实证的研究方法的三级研究方法（前文括号内部分）与哲学的研究方法与实践的研究方法的二级研究方法并列统计（详见表四），并以之为基础，对此17年《教育史研究》发表的论文的研究方法（只计论文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以管见中国的教育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

表4 《教育史研究》论文的研究方法统计

第一，教育史学科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历史研究的倾向明显。选用历史研究方法的下位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论文占论文总数的64.56%，其中解释研究占比34.992%，叙事研究则占27.66%，考证研究占1.98%。“受现代西方史学研究的影响……解释、评论是其思维主线”[4]89-102的特征明显，而“捕捞中国原生态的教育经验，再现中国自己的‘教育故事’，创造性地诠释中国 ‘教育故事’的独特意义”[4]89-102的中国式叙事研究与“对于中国教育史学研究具有恒久的价值”的中国传统的版本学、目录学、训诂学、校勘学等考证的研究方法有所契合，其中叙事研究在数量上由明显落后于解释研究到反超，考证研究在数量上徘徊，比例上呈上升趋势，与创造中国的教育史研究范式的要求还有距离，仍需在继承与创新上加强。

第二，哲学研究是教育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运用哲学研究方法的论文占24.94%，其中本质研究占比最大，达68.53%，且数量上呈增长趋势；其次是价值研究，占比20.59%，批判研究最少，占10.88%，后两者整体呈减少趋势。这反映出教育史研究者从教育历史的发展中去探寻教育现象、思想、规律的本质的意识较强，对价值研究与批判研究方法的重视不够，这同加强教育史和现实的联系与建构中国的教育学的历史责任不符，需要得到加强。

第三，调查研究的方法在教育史研究中开始受到重视，整体呈加强趋势。使用调查研究方法的论文共83篇，占论文总数的6.09%。虽然数量不多，占比不大，但增长势头很强。由第一个5年的11篇增长为最后两年的20篇，年化比较由年均2篇左右增到年均10篇左右。

第四，教育史研究的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了实践研究与实验研究方法不太适合在教育史研究中运用，统计显示实验研究的方法没有在《教育史研究》的相关论文中得到使用，实践研究的方法在60篇论文中得到了运用，对照论文内容，主要集中在介绍教育史研究心得、体会、经验、做法等的论文中。

三、新世纪以来教育史研究作者群体的特征

作者是杂志发展核心要素之一，挖掘培养作者是杂志成功的重要法宝。对作者的考察既能反映出办刊的水平，也能反映出学科研究队伍的发展情况。我们从年龄、学历、职称等方面对《教育史研究》的第一作者进行了分析，以反映中国的教育史研究者的特征及其变迁情况。

作者的年龄与其取得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关系密切，自然科学家取得成果的最佳年龄在37—40岁之间，社会科学家取得成果的最佳年龄要稍微大一些[11]242。此17年间，作者发文时的平均年龄是39.65岁，各阶段间作者发文时平均年龄在37—40岁之间，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详见表5）。这说明《教育史研究》的作者的平均年龄与自然科学家的最佳年龄相当，而略低于社会科学家。

表5 作者发文时年龄情况

通过对作者学历情况的统计（详见表6）分析，发现《教育史研究》的作者中占比最高的是博士（含博士生和博士后），达53.93%，且从阶段上看，博士占比呈上升趋势明显；其次是本科及其以下者（含缺失相关信息者），占比23.40%，阶段考察，占比下降趋势明显；硕士（含硕士生）相对变化较小，占比也在下降，平均比例为22.67%。这反映出《教育史研究》的作者队伍大都经历了严格的学术训练，拥有较高的专业素养，且专业素养高的作者队伍呈壮大趋势。

表6 作者的学历分布情况

从作者的职称情况（详见表7）来看，《教育史研究》的作者中高级职称占比49.6%，略高于《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的47.7%[12]1-10，明显低于其2015年的65.7%。分段考察（8），高级职称比例在第一个5年里为56.61%，在第三个5年里为50.39%，在最后两年里为49.23%，呈下降趋势，但保持在50%左右。中级职称占比为15.11%，后备力量略显单薄。相较于《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的27.3%明显偏低，但与其2015年的16.1%相差不大。如果考虑职称缺失部分的信息，中高级职称者的情况可能好于统计的情况。这说明《教育史研究》在稳定和挖掘、培养拥有中高级职称作者方面还需要加大力度，也反映出杂志在办刊中重视文章的质量，没有迷信职称或权威，没有歧视年轻学者。

表7 作者的职称分布情况

从作者的世代分布（详见表8）可以看出，60后是17年教育前期的中坚力量，但慢慢让位于70后，在发文总量上表现突出。60后作者第一个5年的发文量占同一时段发文总数的34.92%，第二个5年减少为25.95%，第三个5年则进一步减少为19.42%；与之对应，70后第一个5年的发文量为27.51%，第二个5年增长为38.61%，到第三个5年时发文量占比为31.50%，尽管占比下降了，但仍是发文量最多的世代，发文量在论文总量中的占比为32.43%，成为新的中坚。80后在第三个5年期间迅速崛起，超越60后，成为发文量第二的世代，可以预期，在未来10年内将成长为教育史研究新的中坚力量。

表8 作者的世代分布情况

从作者发文时的年龄段分布（详见图4和表9）情况看，年龄在35—39岁之间的作者发文最多，占发文总数的18.78%，其次是30—34岁的作者，占比为15.55%，再次是25-29岁的作者，占比为14.89，然后才是40—44岁和45—49岁的作者，占比分别为13.43%和9.17%。25—49岁之间的作者发文问题占全部发文的71.82%。结合上文的作者世代分布可见《教育史研究》的作者年轻化趋势明显，有一个整体年轻的作者群；作者世代转换周期不长，有一个世代竞争激烈的作者群；主要作者集中于25—49岁之间，有一个有积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作者群。

表9 作者发文时年龄段的分布情况

总计 44 208 212 256 183 125 79 62 20 14 13 16 131比例（%） 3.23 14.89 15.55 18.78 13.43 9.17 5.80 4.55 1.47 1.03 .95 1.17 9.61

四、新世纪以来教育史研究的机构与区域分布

研究机构与区域分布是考察刊物影响力大小与范围和学科研究均衡状态的重要视角。我们对《教育史研究》作者的机构来源及机构所在省市的区域进行了统计分析，有以下发现：

第一，高等学校是教育史研究的主要机构。在《教育史研究》发文机构类型（详见表10）中，高等学校出现了1054次，在第一作者的发文机构总次数中占77.33%。其中，地方普通高校出现次数最多，共485次，在高等学校中占比46.02%；其次是“985”高校，出现315次，占比为29.89%；最后是“211”高校，出现254次，占比为24.10%。从分段情况上看，普通地方高校发文数量在文章总量中的比例虽然有起伏，但一直是发文量最多的机构类型；“985”高校和“211”高校在发文数量上互有高下，“985”高校整体上仍多于“211”高校，但“211”高校正在缩小与“985”高校的差距，有赶超的趋势。

第二，国家级研究机构是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力量。从17年整体研究情况来看，国家级研究机构是发文量第四的机构类型，发文总量210篇，占发文总量的15.41%。在第二个5年里，其发文量超过“211”高校，居第三位。从发文量与所占比例来看，国家级研究机构是教育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表10 全国教学与研究机构17年来发文情况

第三，地方研究机构和其它机构在教育史研究上贡献较小，但正在缓慢成长。两类机构在发文总量中总占比为7.27%，这与其规模与专业方向相关，但与其在全国机构总数中的地位不相称。地方机构与其它机构在发文趋势上看，基本保持稳定，呈缓慢增长趋势，在教育史研究微观化转型后，有望在研究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表11 发文量居前10位的教学与研究机构

第四，从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机构及其具体类型来看（详见表11），师范类高校是教育史研究绝对的生力军。四个时段发文量排前10位的机构共发文675篇，其中师范类高校发文460篇，占68.15%。第一个5年师范类高校发文150篇，占当期排名前10发文机构发文总量202篇的74.26%；第二个5年发文158篇，占发文总量275篇的57.45%；第三个5年发文117篇，同类占比81.82%；最后两年发文35篇，同类占比63.64%。中国教育科学院和综合性高校在教育史研究中也发挥着重要力量，两者在各时段发文排名前十位的机构中累积发文215篇，占10大机构累积发文总量的31.85%。

第五，根据机构发文量的多少列出的教育史研究机构10强和排名与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等机构发布的报告（9）有较大出入。新世纪前17年在《教育史研究》上发文数量排名前10位的机构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中央教科所，发文183篇）、华东师范大学（发文113篇）、华南师范大学（发文72篇）、北京师范大学（62篇）、湖南师范大学（发文58篇）、福建师范大学（发文46篇）、西南大学（发文37篇）、华中师范大学（发文28篇）、浙江大学（发文23篇）。厦门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与西北师范大学没有进入杂志发文数前10的序列，且北京师大、浙江大学、西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排名没有充分反映其学术地位。

表12 发文数量居前10位的地区

第六，教育史研究机构区域分布广泛，北京与上海是核心区域。根据第一作者的机构名称，我们以其本部所在地为其机构所在地，对此17年间《教育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所注明的机构的所在省市（境外机构以国家为单位）进行了统计，并排出了发文前十的地区（详见表12）。发文机构来自除宁夏、青海、台湾三地之外的31个省市和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加拿大、比利时等6个国家。其中来自北京的机构发文338篇，排位第一，占论文总数的24.80%；来自上海的机构发文140篇，排第二，占论文总数的10.27%。

结语

新世纪以来的17年，《教育史研究》与中国的教育史研究共同成长，是新世纪中国教育史研究发展的亲历者、见证人。从对《教育史研究》此17年间所发表论文的统计分析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史研究》与中国的教育史研究发展的一般趋势和面临的挑战。

首先，《教育史研究》的发展面临瓶颈。尽管《教育史研究》在稳定老作者、挖掘和培养新作者上用力不少，但因为刊物不是公开发行的核心刊物，使其发展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方面，核心作者在学历、职称、来源机构上表现不俗，但其发文贡献率偏低，离成熟学科有一定距离，仅部分地反映国内教育史研究的核心作者群的研究情况；另一方面老作者作用明显，但新作者发文贡献率偏低。

其次，研究主题热点突出，内容多元。教育思想研究是此17年教育史研究的最热主题；中国与美国是中国的教育史研究者关注最多的两个区域；清末民国是关注最多的时段；高等教育、教育改革、校史研究等是近年教育史研究的热点主题；杜威、孔子、蔡元培、陶行之等教育史研究的热点人物。

再次，研究方法侧重学科特性，走向多样。大多数教育史研究的论文以历史研究的考证、解释、叙事的方法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法，也有近四分之一的论文以哲学研究的范式去探寻教育的本质、价值，调查研究的方法在教育史研究中崭露头角，并有乘国内倡导实证研究之风而起之势。

又次，研究队伍专业化、年轻化趋势明显。此17年间，研究队伍中博士的比例年均提升近一个百分点，硕士相对稳定，本科及以下所占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从作者世代情况，发文最多的60后逐渐被70后取代，80后在研究中作用起来越大，90后也已迈入研究者的行列。

最后，研究机构发展强劲，竞争激烈。中国的教育史教学、科研机构数量增长，部分机构在发文数量上起伏变化较大，呈现国家教育研究机构、综合性大学与师范大学鼎立的局面，其中部分地方师范院校成长迅速。

教育史研究在取得相当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只有克服这些挑战，中国的教育史研究才能走得更稳、更好，具体表现为：一是学科专业研究平台不扎实。虽然教育史研究领域有了《教育史研究》这一专业平台，但平台的稳定性、代表性、广泛性等还有待加强，特别是信息网络化带来的期刊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发布的新媒体化等新问题，对办好专业期刊提出了新的挑战。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挑战。北京、上海的第一梯队和浙江、湖北、广东、湖南、福建、重庆、河北、甘肃等省市的第二梯队优势明显，其它地区相对薄弱。

注释：

(1)部分作者未在文章中完整注明其出生年份、职称、学历，相关内容根据其姓名、单位和发文时间等已知信息，运用三角验证的方法通过在中国期刊网上的多次检索确定，对于不能确定的部分则定为缺失。

(2)写两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写1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的1/4；写3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写1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9；写N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写1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n2……，而写1篇论文作者的数量约占所有作者数量的60%。

(3)2008-2009年，《教育史研究》扩容改版，由季刊变为双月刊，在忠实作者发文量和新作者增加量相对稳的情况下，必然会有部分研究者加入到新作者的行列，从而推高了这一比例。即第二个5年期间，发表1篇论文的作者数与发文总量之比相对于第一个5年是下降的。杂志的这一变化将影响与之相关的作者信息及与之相关运算结果。

(4)2015-2016年杂志发文数量因时长的原因，数据采取总量与前面各时段的数据总量不匹配，暂不与之进行比较，列此仅作参考。

(5)因数据时间跨度原因，无法做到10年周期之间的比较，但10年周期的数据分析能更好地反映杂志论文作者数量与发文数量之间的关系是否服从洛特卡定律的情况，并证明5年分期数据同样能反映此类情况。

(6)发表了0.749(nmax)1/2篇以上论文的科学家们所发表的论文总数等于全部论文总数的一半；或者说，杰出科学家中最低产的那位科学家所发表的论文数，等于最高产科学家发表论文数的平方根的0.749倍。计算公式为N=0.749((nmax)1/2。N为核心作者的临界篇数，通常向上取整数，n为统计时限里最高产作者发表的论文数。

(7)刘钦腾的《近10年我国教育史学科反思性研究述评》（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9年第6期）；孙杰的《新方法 新范式 重释经典 直面现实——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综述》（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等。

(8)第二个5年，杂志由季刊变更为双月刊，在高级职称的作者稳定的情况下高级职称的比例会因此而有所稀释，不是理想的比较对象。

(9)由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和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ECCEQ）2015年6月30日联合发布的《2015年中国研究生教育排行榜》将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列为全国教育史专业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