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家于漪
2019-11-06余慧娟赖配根李帆施久铭任国平
余慧娟 赖配根 李帆 施久铭 任国平
9月2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气氛热烈庄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在雄壮激昂的《向祖国致敬》乐曲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给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于漪佩戴上金色的“人民教育家”奖章。
这是共和国首次颁发“人民教育家”这一国家最高水平的荣誉称号，于漪作为基础教育界的唯一代表获此殊荣。她的教育事迹和贡献必将永远写在共和国史册上！
一、信仰
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深厚灿烂的文化使我激动不已，我常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更始终意识到自己重任在肩，要终身进取，做一名“合格”的教师。
——于漪
“树中华教师魂，立民族教育根”，是她教育生命的原动力
于漪从教68年，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共和国的人民教育家，最重要的动力何在？
高度自觉的使命与信仰！
“树中华教师魂，立民族教育根”，是她教育生命的原动力
于漪从教68年，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共和国的人民教育家，最重要的动力何在？
高度自觉的使命与信仰！
“红烛啊！/流罢！你怎能不流呢？/请将你的脂膏，/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这段闻一多《红烛·序诗》中的诗句，于漪十分喜爱。诗句“深刻地道出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道出了红烛精神的精髓，在于始终不渝地为他人的成长和欢乐作奉献”。红烛者，师魂也。于漪常常以此激励自己的思想言行。
她念兹在兹的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多灿烂，也多艰辛、多苦难。过去，正是我们民族的奋斗精神与无数先贤的奉献牺牲，才有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新中国;今天，祖国的繁荣和民族的振兴依然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全身心地投入与付出。作为中华儿女，我深感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为基础教育的一名普通教师，这种忧患意识与使命意识使我深深地认识到，奉献是教师的天职”。
自从教那天起，于漪就有明确的使命追求。母校江苏省镇江中学的校训“一切为民族”伴随她终身。“求学为什么？从愚昧走向文明，就要立志为解救苦难的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当年老师激昂的话语诠释了校训的内涵，也引导着于漪的人生追求。“‘一切为民族这五个大字掷地铿锵，镌刻在我心中，成为我铸造师魂的基因”。
她说，“树中华教师魂，立民族教育根”是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始终不变的精神追求。她的一生，“梦寐以求的就是使这美好的理想，通过艰辛的劳动变为现实”。她常常说：“我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祖国的未来。”她深知今天的教育质量就是明天的国民素质，就是明天我们中华民族的素质。“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教师。所谓合格，就是不负祖国的期望、人民的嘱托”。
为中华民族而教的崇高信仰，让她的生命永远燃烧激情。“教育青少年成为祖国建设的有用之才，是极其伟大的事业。不热爱教育这多情的土地，没有工作的激情，就不能完成这世界上的伟业。”她说自己对教育的激情，“来自对社会主义忠贞不贰的信念，来自对无数先烈和英雄人物由衷的爱戴和崇敬”“直至今天，我依然不知老之已至，不能也不愿放下我心中的事业，这一使命将伴随我生命的始终，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我无怨无悔”。
崇高的信仰，推动着于漪一步一步攀登上教育的“珠穆朗玛”。
“我的学生时代，不仅打造了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同时雕塑了我作为文化人的基本品质”
生活，是信仰的重要源泉。
生于1929年的于漪，与同时代的亿万中华儿女一样，随着华夏陆沉饱受屈辱与艰辛。爱党爱国，为民族振兴而不懈奋斗，早已成为他们的精神基因。
于漪快乐的童年梦，在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后，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童年与玩耍亲密结伴。踢毽子，跳绳，砌房子，捉迷藏，玩得连头发都潮了也不言累，兴致可以持续高涨。原本大人都不管，这下可不行了，兵荒马乱，日寇的飞机常在头上盘旋，大人总是板着脸，愁云密布，看到我们玩就心烦”。“一天下午，敌机一直在头上转，警报拉得震天响，我们几个小孩吓得躲在桌子底下。‘轰隆‘轰隆，地动山摇，距离我们家不到20米的地方炸开了……顷刻间，火光熊熊，人死屋坍”。为了活着，于漪一家从此颠沛流离。“国家被侵略，遭灾难，普通老百姓家同样遭殃，受罪，童年快乐美好的生活被炮火打得烟消云散。社会现实的教育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苦难的经历告诉于漪：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前途息息相关。家国情怀在她童年的心灵中深深扎根。
如果说是生活为于漪的人生信念播种，学校教育就是在不断为此浇水、施肥。
于漪说，在中小学时代，她十分幸运地碰到了好老师。“这些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解、深厚的诗词功底，激发了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初迷恋”。后来她就读于复旦大学，受到一大批著名教授、学者、专家的优秀品格与广博学识的滋养。“因之，我的学生时代，不仅打造了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同时雕塑了我作为文化人的基本品质，积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养底蕴”。
在日本侵略者的肆虐下，1937年于漪就读的江苏镇江薛家巷小学即将解散。一天下午，音乐老师教同学们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尽管曲调温柔敦厚，节拍缓慢，但老师边解释边打着节拍唱，边唱边一句句解释，眼中含着泪水……“我心中第一次闯进了‘祖国‘气节‘亡国奴这些大字眼，似乎一下长大了许多。从此，这首歌不斷在我胸中激荡，构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年轻老师眼含泪水教唱的形象经常在脑中萦绕”。于漪深情地说：“我的爱国思想源于小学这一堂课。”
“现在想来，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老师是用‘心在歌唱，唤起我们幼小心灵的觉醒。当年的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受到如此的震动。就像都德《最后一课》中的小弗朗士一样，这一课，我永远忘不了。”
炮火连天中，于漪辗转求学：先是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苏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学校;一年后因学校调整，再考入省立淮安中学;读了一个学期，淮安中学搬迁，又考入刚刚复校的镇江中学。
当年江苏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学校在苏州，离家赴苏州前，母亲反反复复叮嘱于漪：要活，就要靠自己努力，自己吃苦;凡事，都要动脑子想想，要自己管住自己，不能心血来潮;要尊敬老师，友爱同学，做人要有德行，宁可刻苦自己，也不能亏待他人……“（母亲）反反复复地说，简直像语录一样，镌刻在我的心中”。
朴实的做人道理，却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结晶。
初中教国文的黄老师，每堂课都全身心投入，走进教材与文中的人同悲同喜，身历其境，自己感动，然后再向学生放射文字波、情感波。他的课堂深深感动了于漪。
高中国文课赵老师，上课时别说备课讲义没有，有时连课本都不带，学问全在他肚子里。多少年后，于漪还记得他教李密的《陈情表》时，不看教材，但逐句疏通，脑子里好像刻着文章。讲到“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他右手指头摇晃着，大声说，“茕，茕，不能读错，也不能写错”，接着在黑板上写个大大的
“茕”“，和‘贫穷的‘穷一个读音，字的下部是‘卂，不能看走眼，看成‘凡，不是撇，是竖，笔直的，笔直的，‘茕茕孑立就是生活孤单无靠。”说着说着，他还做个笔直的姿势。“生动啊，我一下子就记住了。整篇文章读读讲讲，委婉恳切，与祖母相依为命的情意表述得感人至深，我们进入孝感动天的情境，深受感染”。
高中数学毛老师，不但教给了于漪严密的逻辑思维，而且教会了她严谨的做人道理。一次数学期中考，同桌的女同学要于漪帮帮忙，免得再不及格。同学之间讲义氣，考试时于漪把一道题的解法写在纸条上递给她时，被毛老师发现了，他一把抓走了纸条。试卷发下来，她俩都是零分。“谁知毛老师还不罢休，把我找去说了一顿。有几句至今我还记得：‘你这是帮助同学吗？歪门邪道。她有困难，不懂，你可以跟她一起学，讲给她听，还可来问我。用这种投机取巧不诚实的方法，不是帮她，是害她。你好好想想。离开办公室时，他又加了一句：‘学习和做人一样，老老实实，懂吗？”这件事于漪刻骨铭心，“从此，我做任何事情都要想一想：是否‘老老实实？是否想‘投机取巧？”
上了复旦大学，于漪碰到了许多“大先生”。一年级国文老师是方令孺教授，“老太太头上总是盘着个辫子，说话慢条斯理，温文尔雅”。她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引导我们超越阅读的具体文章，认识世事，了解人情，视野一下子拓宽了”。
周予同教授教中国通史，他与众不同，用深入挖掘、精雕细刻的办法，“先秦那段经学教得细致、周详。许多史实课本上是没有的，周教授脑子里好像有资料库，一一翻展出来，井然有序。毕竟与那个时代距离两千多年了，单是人名、地名就那么难记，那么拗口，周教授讲起来却极其顺溜，如数家珍”。于漪由此知道了什么叫作学问，“读书不是浮在表面，要抓住某些问题如采矿一样，需要深入下去，寻根究底，弄个究竟”。
教世界教育史的是曹孚教授。上课时，他“手无片纸，口若悬河，各个国家教育的发生、发展、特点、利弊，讲得具体生动，有理有据，似乎他在那些国家办过教育一般。学生没有教科书，全靠记笔记，不仅听时要全神贯注，而且笔记要记得快，记得清楚”。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于漪生命中的每一位老师，言传身教，为她树立起一个个求学、做人、教书的标杆，激发了她人生使命和教育信仰的形成。
没有对民族文化的血肉亲情，就难有“为中华民族而教”高度自觉的教育信仰
“教语文，必须站在文化的平台上。”这里的“文化”指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自己的母语不热爱，很难有浓烈的民族情、爱国情”“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求学的学生，对自己的母语应该有一种血肉亲情”。
是的，人生使命、教育信仰，也必须建基于文化自觉之上。进入乃至深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妙世界，从而陶铸师者的高尚教育信仰，就成为于漪一生的追寻。
古典诗词是走进中国文化世界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对于初学者。
80多年前，于漪不可能像现在的孩子那样去研学旅行，但她以别样的方式去领略家乡山山水水的非凡美丽、祖国大地山川的气象万千。这就是通过读诗词。有一本别人看不上眼的石印本《千家诗》，她爱不释手。其中很大部分诗歌歌咏祖国风物，按春夏秋冬时序编排，打开书往下念，四季风光就活生生展现在眼前：“万紫千红总是春”“春城无处不飞花”“五月榴花照眼明”“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笔费评章”……吟诵这些诗句，春花秋月，夏云冬雪，一年四季都沉醉在诗的意境之中。
镇江北固山乃历史名胜，读中学时，于漪和同学们寒暑假常去。其实就高度而言，北固山不过是一山丘，但由于有厚实的人文、传世的诗词，在他们的心目中高大巍峨。每次登临，他们都自然想起老师教的辛弃疾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诗句往往脱口而出;同时立刻联想到另一首辛词《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大家感慨系之，忧国忧民的思想充盈胸际。
但仅凭古典诗词，尤其是仅凭个人的兴趣爱好读书，是难以系统性地把握中华文化精髓的。于漪说：“中学、大学课外（我）也曾读过不少所谓‘闲书，主要是中外小说。读的原因主要凭兴趣，主要凭能不能借到这些读物，谈不上打文化底子，更谈不上做学问。”
走进中华文化深处的那扇门在哪里？
“五四”以来，社会上似乎有那么一股风，说到读书都把旧时一套完整的学习方法说成是迂腐。当时，时髦的学者多强调自己懂得读书做学问是从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而来的。不少人对此信以为真。于漪去试了试，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后来进一步查考，其中不少学者“旧学”的根底着实很深。他们不肯亮出自己的一套读书方法，只是怕人家说他们是时代的落伍者。
于漪苦苦求索。中国作家中，她最喜欢鲁迅。偶然间，她听说母校镇江中学一位国文老师曾请求鲁迅为他开列一张必读书单，鲁迅竟然应允了。这位老师叫许世瑛，是鲁迅最要好的朋友、著名学者许寿裳的长子。于漪想办法了解到了这张书单，一共12种书：
《唐诗纪事》（宋）计有功
《唐才子传》（元）辛文房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严可均
《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清）丁福保
《历代名人年谱》（清）吴荣光
《少室山房笔丛》（明）胡应麟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清）永瑢等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
《抱朴子外篇》（晋）葛洪
《论衡》（东汉）王充
《今世说》（清）王晫
“这是一张很有见地很精到的书目单，教你读书要知门径，全局在胸，轻重得体，领会人物的精神风貌。这张书目单让我领会到读书与做人一样：要识大体，知先后，知人论世，知世论人。”
于漪说，这12种书她“并未一一读”，常读一读的是《世说新语》，常翻一翻的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前者教我评价人物要风神俱全;后者教我读书要心中有个框架，不能茫然无绪”。
这样对中国文学、中华文化就算入“门”了。但这还不够。要让文化与自己的身心打成一片，则“必须专
心致志地研读几部大作家的著作，随着他们的人生足迹走一遍，才能真正领会他们的心路历程，领会他们生命的光辉，使自己真正增加见识，增添智慧，提升思想认识，不断完善人格”。
为此，于漪先后通读了辛弃疾、杜甫和陶渊明等三位大家的著作，“深深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
选择辛弃疾，是缘分。“辛弃疾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在我故乡写下了许多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诗篇”。少年时读其作品，于漪无比感动。“从此，辛词伴我一生，我不断从中获得奋勇向前的力量”。
阅读杜甫，她不是要做专门研究，主要是欣赏、爱好，以求得精神上的营养，提高自己的思想情操。“我读的书主要是清杨伦笺注的《杜诗镜铨》和明
王嗣奭撰的《杜臆》……两书参照而读，《镜》有原诗与注解，如觉得不够，可读《杜臆》，该书对杜诗有较详尽的解释，互相启发，往往引人入胜”。
陶渊明不仅诗文俱佳，更重要的是其做人的境界极高。“陶渊明质性自然，深厚真淳，生命充实而又无比光辉”！
由陶渊明，于漪走进了更广博的哲思世界。“思考陶渊明诗的境界时，必然联系到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论。”她于文学之外，为提高思想认识水平，读了许多思想哲学方面的书。不但读，她还提倡背一点《论衡》（东汉）王充《今世说》（清）王晫“这是一张很有见地很精到的书目单，教你读
书要知门径，全局在胸，轻重得体，领会人物的精神风貌。这张书目单让我领会到读书与做人一样：要识大体，知先后，知人论世，知世论人。”
于漪说，这12种书她“并未一一读”，常读一读的是《世说新语》，常翻一翻的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前者教我评价人物要风神俱全;后者教我读书要心中有个框架，不能茫然无绪”。
这样对中国文学、中华文化就算入“门”了。但这还不够。要让文化与自己的身心打成一片，则“必须专
心致志地研读几部大作家的著作，随着他们的人生足迹走一遍，才能真正领会他们的心路历程，领会他们生命的光辉，使自己真正增加见识，增添智慧，提升思想认识，不断完善人格”。
为此，于漪先后通读了辛弃疾、杜甫和陶渊明等三位大家的著作，“深深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
选择辛弃疾，是缘分。“辛弃疾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在我故乡写下了许多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诗篇”。少年时读其作品，于漪无比感动。“从此，辛词伴我一生，我不断从中获得奋勇向前的力量”。
阅读杜甫，她不是要做专门研究，主要是欣赏、爱好，以求得精神上的营养，提高自己的思想情操。“我读的书主要是清杨伦笺注的《杜诗镜铨》和明
王嗣奭撰的《杜臆》……兩书参照而读，《镜》有原诗与注解，如觉得不够，可读《杜臆》，该书对杜诗有较详尽的解释，互相启发，往往引人入胜”。
陶渊明不仅诗文俱佳，更重要的是其做人的境界极高。“陶渊明质性自然，深厚真淳，生命充实而又无比光辉”！
由陶渊明，于漪走进了更广博的哲思世界。“思考陶渊明诗的境界时，必然联系到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论。”她于文学之外，为提高思想认识水平，读了许多思想哲学方面的书。不但读，她还提倡背一点
经典。“今天，我们要初步具备中华文化修养，粗知义理，从小应背哪些书呢？我想应该是构成中华文化不朽的原典”。她列了三本书：《论语》《中庸》《老子》。这三本书“背熟了，心中有个底，以后结合读书多、经历深，理解会越来越深入，运用起来也能左右逢源，获益匪浅”。至于她自己，读的原典远不止这些。两年前，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郭景扬拜访于漪老师的爱人、复旦大学著名教授、原历史系主任黄世晔先生时，近90岁高龄的于漪正在研读《左传》。
不但要读和背，而且要善于反躬自省和“力行”。“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这是程颐的话，于漪拿来告诫自己的“徒弟”。她说，读经典要做到
把自己的“思想活体”放进去，从而获得生命的力量。这就超越了一般的文学欣赏、文化研究，而进入以文学文化滋养生命、丰富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教育信仰由此而坚定，而纯粹！
二、奋斗
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才，要跟着时代前进，怎么会够呢？我鼓足生命的风帆，孜孜不倦地追求，顺境不自傲，受挫更刚强，有使不完的劲。
——于漪
1986年，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阅读于漪《学海探珠》手稿，拍案赞叹“：于漪教书简直教得着魔了！”“着魔了”三个字，道尽了于漪如痴如醉的教育人生。
教师字典里是没有“够”这个字的。她俯下身子，让自己像大海一样汇集河流，最终成就其汪洋辽阔
于漪在大学里读的是教育学专业，毕业后开始从事的是成人教育，后来进行历史课教学。正当她过了“而立之年”的時候，学校要她改行教语文。
“b、p、m、f不认识，汉语语法没学过;一捧教科书，难题就来了。文言文可串讲，过去老师就这么教我们的，现代文怎么教，学生基本能看懂，教什么？”一连串困难，仿如一道接一道的高山峻岭，横亘在于漪的面前。
教研组长听她的课。课后，老组长郑重其事地说：“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儿，你还不知道，人物形象分析是这样贴标签的吗？”
于漪一下蒙了。语文教学的大门究竟在何处？问题在她的脑子里整天翻腾。她下定决心：即使路漫漫其修远，也要寻找。不仅要找到门，而且要登堂入室，深味其中的奥妙。
为了把语文教学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一门一门地攻下来，于漪以文学史为经线，以各个时代的代表作品为纬线，先后阅读了几百万字的中外古今文学作品，旁及自然科学和音乐、美术、戏剧等知识，为教材剖析的深度和广度打基础、做储备。
于漪还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不抄教学参考书，不吃别人嚼过的馍。独立钻研，力求自己先懂，再教学生，绝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务使每一篇文章都如出己口，如出己心。
“我们基础教育做的是地底下的工作，打做人的基础，没有什么惊人之笔，但是它关系到国家的千秋万代，关系到学生的青春。一个孩子只有一个青春啊！”于漪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做一个误人子弟的教师。
没有任何捷径，她晚上9点以前工作，9点以后学习，天天明灯伴她过半夜。两三年下来，把中学语文教师该具备的语法、修辞、逻辑知识，该具备的文、史、哲知识，该了解的中外名家名著摸了一遍。
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专业知识，在于漪的语文课堂上，不再“文是文，我是我”，而是“我入文中，文我相融”。
但课堂的化境哪能轻易抵达？于漪一边前行，一边采撷。她坚持向语文界老前辈学，向同行学，向书本学，向社会学，甚至向学生学。一次，于漪与学生一道听报告。结束后，于漪与学生聊天，说：“今天的报告比较好。”一名调皮的男孩冲着她说：“好什么啊？他讲了150多个‘这个。其他我什么都没听到。”打开练习簿，上面画满了计数的一个个“正”字。于漪愕然，语病有这么大的危害！她反躬自省，自己教学语言毛病不少：啰唆，重复;词汇贫乏;有语病。“教师要言传身教，我的语言有问题，对学生的语文学习岂不是会起负面作用？学习质量岂不受到影响”？向习惯“开刀”，于漪“以死求活”。她把上课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先修改，把不必要的字、词、句删除，把不合逻辑的地方改掉，背下来，再口语化。每天到学校的路上，就把上课的内容“过电影”，在脑子里放一遍：怎么开头，怎么发展，怎么掀起高潮……她要让自己的语言变成蜜，黏住学生;要把每一节课都当成一件艺术品，去精心琢磨。
如今，已年届90高龄的于漪，发言不用稿子，写文章不用打草稿。“出口成章，下笔成文”，就得益于那时打下的底子。
多年的积累，在1977年的《海燕》电视直播教学中得以爆发。上海万人空巷，人们纷纷守在电视机旁，争睹她上课的风采。一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谈及当年盛况，说一位同事出差回上海，问及上海最近有什么动静，历史教授说，都在看《海燕》直播呢。时人评价：这哪是在上课，分明是于漪用生命在歌唱！
1978年，于漪成为上海市首批特级教师。他人击掌相贺，于漪却“深感惶恐”。
“特级教师在德、才、识、能诸方面有很高的要求，是师德表率、教学专家、育人榜样。”于漪对照自己，比一比，心理压力很大。她告诉自己“：一切从零开始，努力缩短‘实与‘名的距离，不能让荣誉蒙上灰尘，一定要让偶然性为必然性开拓道路。”
她随身备着两把尺子，一把量己之短，一把量人之长，越量越找到自己的不足，越比越觉得自己有向前奔跑的动力。她更加勤奋地学习，学习的深度、高度、广度早已超越学科圈子。学习越深入，于漪越体会到教师字典里是没有“够”这个字的。她俯下身子，让自己像大海一样汇集河流，最终成就其汪洋辽阔。
她更加努力实践，在教学第一线摸爬滚打，粗粗估算一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上了近2000节公开课。这意味着，她的每一节日常课都是公开课。更难得的是，于漪的课从来不重复，即使是同一篇课文教第二、第三遍，也绝不重复。
每次课后，于漪坚持写“教后”，记下自己教学中的不足，记下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闪光点，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入改革。她的“教后”，不是浮光掠影的应付之作，而是真真切切的“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从整体的教学构思，到教学环节，再到对学生的当堂反馈，于漪再三推敲：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不足;在这些问题与不足背后，是方法问题还是教育理念问题。
一次，一个学生对于漪说：“于老师，你的课我很喜欢听，但是我自己没有学会。”这句话于漪琢磨了很多年，她觉得，自己上的课不能随着声波消失就销声匿迹了，课要教到学生的身上、心中，成为他们素质的一个部分。“就是这样一句话，促使我一直在研究课堂教学如何突破原来的框框”。
反思成为于漪不断跃升的阶梯，也成为她思想活泼常新的源泉。对她来说，“最可悲甚或最可怕的是思想停滞贫乏”。于漪不断警惕自己，是不是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就可以懒惰起来？“懒惰不得！思想一懒惰，思维就失灵，再也难长进了。”于漪给自己立下规矩，一定要坚持自我教育，做到日有长进，月有长进，年有长进。
即使到了七八十岁高龄，早已誉满全国的于漪，仍然没有停止反思的步伐：“我对自己，无论是学术水平、情操品位、业务底蕴、教学能力，都不满意，说实话，一辈子没有上过一节十全十美的课。”这是何等的境界！正因此，于漪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生命本没有名字，只要是生长在这片热土上的孩子，都要真心真实、全心全意地爱他们、培养他们于漪说，做教师是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的“文眼”，当是“学生”。
于漪曾接到一个任务，学校要把一個屡次逃学、偷窃、打群架的学生放到她带的班级。班级同学尤其是小干部全反对。于漪静下心来反复叩问自己：他是不是学生？他生下来就带着这些坏习气的吗？不挽救，不施以良好的教育，对他本人、对他家庭，乃至对社会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生命本来没有名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坏习气不是胎里带出来的，而是社会上的污泥浊水侵蚀的结果，我做教师的责任是帮助他洗刷污垢，要像对其他同学一样满腔热情满腔爱”。
第一步把这位学生请到学校来。这位学生一起床，人就无踪影。为此，于漪组织了6名学生分3个小组每天轮流到他家等他起床，然后陪同他到学校。先是连拖带拉，后来犟劲逐步少了，愿意与接他上学的同学一起来校了。学习用品全无，书和簿本发下来就卖掉换香烟了，得一样一样给他买起来。
于漪第一次对他要求只有6个字：不打人，不骂人。但要做到谈何容易？这位学生开口就是脏话，需要一而再、再而三提醒。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谈心，鼓励，批评，指导，上课总算能静下心来，作业也开始做，慢慢地和班级同学融合了。一天，这位学生郑重地对于漪说“：老师，我自己来学校，不要同学来陪。人家笑话我，说我上学还有‘勤务兵……”
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曲折折，更何况思想行为有如此偏差的学生？一次，这位学生与父亲争执被揍后离家逃走。于漪焦急万分，与几个同学找了他一天。找到后，怎么办？送他回家，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再逃，一是旧毛病复燃，依然故我。带他回自己家，他会偷，怎么办？
一想到这里，于漪立刻自责起来：“我首先想的还是自己，还是以私为重。对他有如此的戒心，缺少起码的信任，还谈什么教育什么爱护？”感情上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教师对学生是全心全意、半心半意，还是三心二意，学生心知肚明。须知：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啊！
于漪决定带他回自己家。在路上，这位学生对于漪说：“我这个人是枪毙坯子，改不好了，你吃力，我也吃力，算了！”于漪稳定他的情绪，鼓励他要树立信心，能看到自己的不好，就是有进步的表现。
住在于漪家一段时间，于漪上班，他上学，放学跟着于漪回家做作业，和于漪的孩子一起玩耍，做朋友。于漪以心换心，以情激情，以理疏导，经过多次拉锯战，这位学生逐步安静下来，走上正道。后来，于漪生了一场重病，住院治疗时，这位学生已经工作，知道后他来探望，看到于漪打吊针，禁不住哽咽地说“：于老师，你不能死啊，你不要死啊……”这位学生没有什么生动的语言，反反复复说这句话，但都是真情流露。
于漪很感动：“我的学生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我的学生是家庭的宝贝、国家的宝贝，我当教师，要把他们当宝贝一样来教育。不求他们能显赫，但一定要成为社会的好公民，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我要用荡漾的师爱滋润他们幸福成长。”
下决心带这位学生回家教育，成为于漪理解师生感情的一次突破：对学生要丹心一片，师爱要纯真，要不断清除杂质，就像眼睛一样，容不得有半点沙子。
在于漪教育生涯中，她带过许多乱班乱年级，她喻之为“考问感情与责任”的难题：“千人千样，一个学生就是一个多彩的世界。没有水磨的功夫，没有爱心，就不可能拨动学生的心弦，奏出悦耳的乐曲。”
“要从思想上、感情上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的个性，教师要练就敏锐的目光，善于发现每个学生身上的长处与潜力，长善救失，把隐藏的种种潜力变为发展的现实。”
她这样思考，也如斯践行：把最差的班、最乱的年级，带成了上海市的先进集体。
学校是育人的神圣殿堂，理应是一方净土，摒弃邪恶、污浊和庸俗于漪的成长，与破解、攻克各种各样的问题形影相随。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于漪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长。学校当时是什么样呢？老师上班稀稀拉拉，迟到是常事。更有甚者，有的老师极不负责任，上课时间还在家睡大觉;有的师生涂脂抹粉，心思不在教与学，赌博、酗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学校是育人的神圣殿堂，理应是一方净土，摒弃邪恶、污浊和庸俗，营造高尚的氛围，播撒做人的良种。”于漪首先抓的，是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养学校之浩然正气，树学校的精神支柱。
她决定恢复坐班制，每名教职工必须准时上下班。一名青工找到她，威胁说：“这么多年了，我高兴来就来，不高兴就不来，你管不着。你要管要上班，告诉你，你从哪条路回家，我很清楚，当心刀子不客气。”于漪一身正气：“人要吃饭，就要劳动，这是起码的道理，30岁出头的人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真为你着急。”一番话，把邪气压了下来。
面对时尚潮流的影响，她组织师生围绕“师范生应追求什么”“当代师范生应具有怎样的形象”“什么是当代师范生真正的美”等专题，开展若干次讨论，在畅所欲言的基础上明确：社会上流行的，学校也不一定都提倡;学校风气如果降低到社会的一般水平，那是教育的失败。与此同时，学生设计服装、设计发型，经民主评定，选出大家满意的式样，制作校服，推荐发型，把追求穿着打扮、追求一味时尚的所谓“美”转换到追求理想美、心灵美、行为美方面。
还有一件伤脑筋的事，就是糟蹋粮食。食堂泔水缸里不仅有剩饭和剩菜，而且有整个馒头和包子。泔水缸倒不下，溢得满地。
一次，于漪气急了，到伙房里拿了个脸盆，用手把一个个包子、大块大块的饭捞起来，利用中午时间到一个个教室去讲：“学校不是培养大少爷、大小姐的地方。任何人都不能暴殄天物，这是素质问题、品德问题。我们国家这么大，离富裕还远着呢，西部还有那么多贫困的地方，有的连温饱还没解决，想想这些，你的手怎么倒得下……”事后，学生在周记里写道：“我从来没见过于校长如此激动，我们不好，不懂事，浪费粮食的行为可耻，以后要注意节约。”
于漪不厌其烦，将各种道理反反复复讲，还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让“学有学规，食有食规，宿有宿规，考有考规，会议有会规，劳动有劳动规则”，反对教育的随意性。
“校长要顶住学校一片天。”于漪阐述校长的角色时说，校长是学校的无字之书。校长的人格力量、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学校的小气候。
当时，学校办学经费紧张，为了实现环境育人，于漪带着老师们一车车地挖泥，硬是挖出了一个学校的标志性景观“荷花池”，中间竖立起一个名叫“春”的雕塑，表达着对教育春色满园的期盼。
做校长，她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就是听教师的课。听前，熟悉教材;听后，进行评析。不是一张表格、一个等第定“乾坤”，而是要具体、实在。好在哪里，为什么好;不足在哪里，为何不足，怎样改进。
有些青年教师对于漪说：“怕你听课，又希望你来听课，听一节课，评说一个多小时，参加的也可七嘴八舌，原来模糊的问题清楚了，原来好在哪里并不明白，现在也明白了，真有长进，很开心。”
这些教师所不知道的是，于漪听评课，绝不只是重知识传授、重某些教学技能技巧的传授，而是重在滋养教师的心灵，将生命感、价值感、使命感唤醒，诱导他们发挥教育的创造力。
“一身正气，为人师表”逐渐成为全校师生的精神支柱。焕发新颜的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成为许多学生向往的地方，吸引了来自上海各区县优秀的初中生报考，为上海的基础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
一位学生谈及自己为什么报考第二师范学校“：我当初的成绩是可以报考重点高中的，但二师校园开放日那天，台前幕后的同学们自信满满、朝气蓬勃、才华横溢的表现，深深地吸引了我，我顿时决定要成为他们这样自主能干的人！”
如今，从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走出去的学生，无论是否在教育岗位上，出色的不在少数。不止一位毕业生总结道：优良的道德品质，正确的价值取向，端正的工作态度，进取的治学精神，这是第二师范学校厚植在我们灵魂里的基因，它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方向，带着我们去到更远的远方……
总是勇担使命、坚守信仰，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总是在与时间赛跑，已成为她生活乃至生命的姿态
于漪退休后，有民办教育机构拿出几十万元年薪邀她当校长。领着几千元退休工资的于漪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她也是食人间烟火的人，为什么会作出如此选择？
“泰戈尔说过，当鸟儿的翅膀被系上黄金，它怎能自由翱翔？教师的使命和职责是追求教育的全面质量，追求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成人成才。这是真正要付出心血的。”于漪将自己全部的光和热，执着地投向中国教育改革。
新一轮课程改革拉开帷幕，于漪先后参加了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的审查和上海市二期课改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所有语文教材的审定工作。21世纪以来，她依然坚守在教改第一线，先后担任了上海市语文名师培养基地和上海市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的主持人。
在教育的大海中畅游的于漪，在现实生活中的脚步是不轻松的。长期的劳累与忙碌，无情地损坏了她的健康。胃溃疡、肝炎、心脏病……都曾“光顾”过她。每天，她吃大把大把的药;每天，她意气风发，要么伏案疾书，要么四处奔走，从不停歇。在她身上，生命外化的广度和内化的深度早已和谐统一。
于漪曾为她的《语文教学谈艺录》拟过一个小标题，叫作“跑步前进”。总是勇担使命、坚守信仰，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总是在与时间赛跑，已成为她生活乃至生命的姿态。
近年来，于漪每年都准备一本专用的挂历。挂历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画上了圈。在许多个格子里，她要画两个甚至更多的圈。但这远不是全部。退休后，她逐字逐句审阅了从小学到高中12个年级的上海语文教材和教参。至今，她有时上午要听4节课，下午开展说课、评课。她曾经腰椎骨折，卧躺3个多月，一能坐起就深入学校指导课题和论文，走进课堂听课评课。
77岁时，于漪担任上海市语文名师培养基地的主持人。一次，基地活动在上海远郊金山区的华东师大三附中举行，大家花了不少口舌想说服于漪不必亲自到场，可她坚持要去：“只要是我基地学员所在的学校，即使再远，我都不会落下。”一大早，于漪准时来了。她坚决不肯一个人坐轿车，而是和学员坐上了同一辆面包车。
车辆并不宽敞，车内的空气也不清新，可于漪毫无倦意，不失时机地和学员们聊家常、谈人生。将近两个小时下来，她的脚肿了……可是一来到三附中，她就一头扎进了教室。
三附中的学生都伸长了脖子，盼望着于漪能到自己的班上去听课，他们也好一展风采啊！可是时间毕竟有限，几节课不能轮流展示，于漪又没有“分身术”，所以有一个班级的课她就没法听到。这个班级学生的脸上写满失望。
中午，于漪快速扒拉了两口饭，撂下筷子就往那个教室赶去，她要去和同学们见见面，和他们敞开心扉地聊聊学习和生活，以弥补他们的失落与遗憾。这辈子，她最见不得的就是孩子们失望的表情。她的脚刚踏进教室，整个教室就沸腾起来了：“我们终于见到于漪老师啦！”
正午的阳光直射进来，世上最美丽最温馨的画面定格了：画面的主角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和一群心满意足的孩子，画面上最打动人心的是孩子们纯真的笑脸，是老人那布满岁月痕跡但依旧焕发着生命活力的脸庞。
“如果说我这一生有一点值得骄傲，那就是我钟情于太阳底下永恒的事业——教育事业，钟情于与全民族素质提高血肉相连的母语教育，我激情燃烧，愿为之倾注全部心血，奉献青春与生命。”
在近70年的时空里，于漪鼓足生命的风帆，孜孜不倦地追求，顺境不自傲，受挫更刚强，有使不完的劲，践行着她“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的铮铮誓言。在接受习近平总书记颁发“人民教育家”奖章后回到上海面对媒体采访时，她豪情满怀地说：
“什么叫荣耀？荣耀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义务，意味着更要艰苦奋斗，更要持之以恒，更要对党对祖国无限忠诚……大家要加油努力，奋斗再奋斗！”
三、思想
古今中外所有留名史册的一流教育家几乎都具有这样的共性：他们从来不是关在自己的书房里闭门造车、空谈教育，也不是囿于个人之局部经验而沾沾自得，而是在实践中去思考、去发现、去探索科学的教育规律，最终在理论上有所建树，逐步构建起他们的理论体系。
——于漪
于漪1951年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一头扎进中学课堂的时候，这所当时在上海名不见经传的杨浦中学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扎着小辫子、纤弱文静的小姑娘，竟然满怀教育家的光辉理想，要做一件伟大的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从中国文化、时代和实践的土壤里，为当代中国生长一部活生生的“教育学”。
“‘人文说是我向当今教育贡献出的一颗赤诚之心”
于漪的教育思想是从语文开始发端的。
20世纪70年代末，有毕业生来看于漪，说：“老师，以后你应多教《文天祥传》，让现在的小青年懂得什么叫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文天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可贫贱也不能移啊！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当然要学习借鉴，但是脚要牢牢站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这番话对当时的于漪影响甚大。
语文其实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自“五四”以来，西学东渐，语文作为独立学科才单独设科，但受当时重自然科学、轻文史哲，重实用、轻素质的重术轻道影响，语文的学科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1949年以来，为纠正政治化倾向，语文界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工具说”。“文革”后，语文教育依然延续了“工具说”的影响，十分强调工具性，甚至有些纯工具化的倾向。
1979年，敏锐的于漪先声夺人，发表《既教文，又教人》一文，大胆提出语文教育要有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辩证统一的整体观念。“若离开词句篇章去讲读分析一篇文章，文章的精髓就失去了光泽，失去了育人的作用和威力;分析推敲词句篇章，若不充分阐发其表达的情和意，就显示不出语言文字的精到佳妙”。一场继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的文道之争开始了，但很快在工具性和思想性的统一这个观点上达成了共识。
然而，实践中却是另一回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语文教育“工具化”引导下的片面教学与引进的标准化考试一拍即合，阅读教学“不闻读书声琅琅，但见习题如海洋”，文章被肢解得面目全非，作文教学套路化、模式化层出不穷。学生没有兴趣，老师迷茫。语文教学陷入困境。
于漪痛心疾首。人的青春只有一次，怎么能用机械训练来消磨学生的青春？许多人把鞭子打在了高考上，于漪却不这么认为。“支配群体性教学行为的其实是不正确的语文教育观念。”她进行综合分析后，发现四个原因至关重要：一是对语文学科的性质认识不清楚。抽掉人文性，只在语言文字形式上兜圈子，语言文字就会失去光泽。二是烦琐哲学在语文教学中泛滥。无论是教材还是学生练习册，非常烦琐。许多文质兼美的文章被“肢解”成若干习题，抠这个字眼，抠那个层次，文章的灵魂不见了。三是严重脱离实际。语文课变成了空中楼阁，作文成了应付题型，真情实感没有了。四是语文教学中形而上学盛行。语言与内容严重割裂，而关键是语文性质观，它统率语文教育的全局。
站在世界著名思想家之巅，于漪清楚地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涉及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主要是在语文教育界内部，在操作性层面上展开，未能吸引相关学科的共同参与，未能利用国内外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新的研究成果，未能对母语教育和外语教育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视野不够开阔，学理缺乏底气，若干有价值有新意的理论观点又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和及时的整合。她断定，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语文课就是基础工具课”的思潮广泛地支配着群体教学行为。
如果说是语文性质的定位出了问题，那么语文到底该如何定位呢？当时，有把语文教育看作是文化教育的，审美教育的，政治教育的，也有看作是道德教育、思维教育的。给语文学科定的各种“性”，超过了10种。
于漪在广泛深入学习研究国内外有关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文献后，认为要给语文教育定位，就得先给语言定位，给汉语定位。语言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信息的载体……问题更在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她提出，各民族的语言都不仅是一国符号体系，而且是该民族认识世界、阐释世界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语言不但有自然代码的性质，而且有文化代码的性质;不但有鲜明的工具属性，而且有鲜明的人文属性。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两个侧面。没有人文，就没有语言这个工具;舍弃人文，就无法掌握语言这个工具。她还明确主张，“人文性”较之“思想性”“情意性”“科学性”“文学性”“社会性”“政治性”“民族性”等更为合适。她突破了原有的“工具性和思想性”的框架！
这些思想，在1995年《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一文中发表，在语文教育界引起巨大反响。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并最终体现在2001年出版的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
“这是我在自身学术理论上的一次重要跨越。”于漪说，有了这个思考和发现，对语文教育教学其他问题的思考和阐释，就有了原点和强有力的支撑。
这里的人文性，是否就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的内涵呢？
于漪说，“人文说”所阐发的人文精神，既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文思想，也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文思想。
由此，从上述语文學科的性质定位出发，语文教育就是教文育人。这个1978年就被于漪提出来的观点，如今得到了充分的佐证。她上过2000多节公开课，课课精彩。其奥秘，就是教文育人。
要实现“教文育人”的大目标，需要3个基础：一是“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也就是对育人要有全面具体的认识;于漪说，“‘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指导着我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成为我语文教学目的观——‘教文育人的第一依据”。二是时代的要求和使命意识，也就是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去认识，要有“以天下为己任”和“以教育为己任”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三是语文教学培养目标的整体性，就是说，无论是从语文教学本身，还是从学生的整体发展和综合成长看，语文教学都是一个完整而多元的系统。
从实践中走来的于漪，从“人文说”和教文育人的教育教学观出发，逐步构建了完整而系统的语文教育体系，一直延伸到中国语文课堂教学的前线，扎根本土，直指时弊，具有鲜活的独创性。
有人说，于漪的教学风格是“大象无形”，确实如此。于漪自己概括，核心有五：
直面于“人”。“直面于‘人决定我的语文学科性质‘人文说和‘教文育人的语文教学观。在语文教学中特别关注‘人本身，把全面塑造优质的‘人看得比传授语文知识更为重要”。
植根于“爱”。“正因为植根于爱，我才那样竭尽全力去浇灌我的学生。而这种行为的驱动力，又是源于对祖国对民族的爱”。
发轫于“美”。“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抓住的根本就是‘美……对一篇作品的‘真和‘善的求索，也只有从美的角度切入。这是语文课堂上教与学都要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
着力于“导”。“凡属心灵层面的东西，都带有某种模糊性，它是无法量化的。因此，探究心灵，采用过于刻板而严缜的做法，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会适得其反……语文的教法与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学科相比，更讲究顺从自然，水到渠成，更强调心的领悟”。
作用于“心”。“心灵的塑造最难，但是，对于教育而言，它又最为根本，最有成效”。
从实践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她用生命唱出了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國语文教育学。
教育就是要增强人的精神力量
于漪是有宏观思维和前瞻性思维的。这促使她不单单是一个语文教育家，而是一位从语文教育走出来的人民教育家。
在普通中学任教的于漪，与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学生长期相处，走进他们的世界，“真切感受到他们生命的蓬勃和聪明智慧，自己的认识和感情都起了变化，懂得了教育事业是爱的事业，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育无选择性，只要是生长在这块热土上的孩子，都要真心实意、全心全意地爱他们，培养他们”。有教无类的学生观深深融入血液，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假。这奠定了她以学生发展为本的人文精神的实践基础。
每日备课上课，每晚学习研读，关于教育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挑战着于漪。
“教书”是为了什么？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人认为“教书”是具体任务，实实在在“，育人”则很抽象，甚至虚无缥缈，是班主任的事。于漪便大声疾呼：“育人”是大目标，“教书”要为“育人”服务。“教书”说到底是教书匠，在“教书”的同时“育人”，才有可能成为塑造学生灵魂的工程师。任何学科教学都应有教育性，有教育性的教学，就赋予知识、能力以灵魂、以意义，能促进学生的发展。
育人是要“育”什么？有人认为“育”就是发展智力，有人认为“育”就是发展思维，还有人认为“育”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对此，于漪提出了育人的整体学生观：培养一个学生，对他的思想素质、道德情操、知识的深度广度、能力的强弱、智力的高低、体质的情况要有总体的设想，要有完整的概念。思想素质指确立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的志向，是人生的方向;智能素质是基础，是生存、发展的内部依据;人文素质是催化剂，是人生前进的推动力，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育人，是对学生进行全面培养。面对育人实践中重智轻德、智育第一的现象，于漪专门阐述了智性与德性的发展关系，指出德性与智性是生命之魂。她深入解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内涵，提出了各育有机融合的思想。她说，全面发展是实施素质教育最本质的反映。社会文明程度越高，越需要全面发展的人。人的生命体本身也蕴含着全面发展的潜能，教育的任务就是把学生的潜能变成发展的现实。同时，她也指出，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并不矛盾。我们讲的个性发展与西方的自由发展不同，是根据孩子的特点把其潜能变成现实，是在充分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让个性特征体现得更为充分，更为美好。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受社会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上学就是为了考高分、上大学、做白领等想法风行，教育成了只是个人谋生和谋取功名利禄的手段，重术轻人、重利轻人的现象到处蔓延，于漪予以了坚决抨击。她说，古今中外研究教育的大家都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完善人的精神世界。现代教育使教育对象受教育的长度增加，即实施终身教育，与此同时不能忘记教育的深度，教育最终为人的精神生活服务。知识和能力是获取精神力量的阶梯，不是精神力量的全部。价值观是精神生活的核心，无处不在。学生求学读书是为明做人之理，明报效国家之理。如果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只知以个人为中心，以追名逐利、享乐为目的，缺少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那是教育的失败，有辱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
在因材施教这个教育开展的核心原则上，于漪也有自己独特的体悟和创见。
她有一句名言：知心才能教心。教育针对性越强，教育的效果越好。学生处在变化发展中，思想、道德、观念正在形成中，故而调查了解、不断研究十分必要。要研究和深入到学生成长中的三个世界：生活世界、知识世界、心灵世界。三个世界要和谐发展，不能只重其一、不重其他。不仅要把握学生年龄段的特点，更要把握时代、社会、家庭因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与反映。教育要尊重学生的个体性、独特性、多样性，要努力发现每个学生心中那根“独特的琴弦”，在沟通理解上多下功夫。
在如何因材、如何施教问题上，于漪还提出极为有效的语文学习兴趣说。
怎样让课有吸引力？一是课要有新鲜感，不能老是一副面孔;二是课要有趣味性;三是课要有一定的难度和深度，使学生体验到克服困难的喜悦;四是课要有时代的活水，使学生有所感奋。
于漪说，自己的兴趣观是一种情趣观。她把情感看作兴趣“跃动的灵魂”，把青少年的“好奇”“趋新”“喜悦”“感奋”纳入兴趣的轨道，并以此来培养兴趣，发展兴趣，抓住了兴趣的“牛鼻子”。她的兴趣观又是一种美趣观。美从趣生，趣由美来。还是一种有效观。因为有“得”，才会更有趣。
于漪的教育学就是这样，既唱神曲，又唱人歌，所以服人。
办教育必须确立制高点
于漪当过多年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长。在治理“文革”后这所百废待兴的乱校过程中，于漪形成了对校长素质的认识和一整套办教育、办学校的思想方法。
什么样的人可以当校长？于漪说，要德、才、识、能兼备。一身正气，为人师表，是校长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校长要加强自我修养，“养吾浩然正气”。在当今，就是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对党的教育事业赤胆忠心，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堂堂正正，光明正大，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校长应该成为学校的脊梁、教师的榜样，应该努力成为培养学生具有扎实基础、健全人格、创新精神的教育家。
校长应具有相当程度的职业敏感，跟随时代奋力前进。面对社会的发展变化，校长要有历史的眼光，敏锐的思想，学会认识时代的特征，懂得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善于及时捕捉来自各方面，尤其是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信息，最大限度地消化吸收新鲜事物，使自己思考问题、从事教育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要敢于从思考问题的习惯轨道上解放出来，真正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校长必须具备正确的教育思想，努力探索并力求通晓基础教育的规律。比如教育单一功能价值观应转换为新技术革命所要求的教育多功能价值观;又如教育个体发展过分注重对谋生的浅层次价值，忽视或轻视个性充分发展、高尚精神境界形成的深层次价值，二者应该結合起来思考;再如教育全面质量观与教育片面质量观的矛盾，应怎样选择、怎样处理，等等。于漪切身体会到，教育思想是一本内容极其丰富的科学的大书，艺术的大书，要潜心钻研，不断联系实际独立思考，才能深入其中，领悟育人的真谛。
校长还应具有管理的才能，具有民主作风，善于调动全校师生员工的积极性，推进学校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什么样的校长能够成为教育家？
于漪早有思考。她说，校长要成为教育家，必须是文化人、文明人，身上有书卷气，有丰富的智力生活，学而不厌。校长思维要十分活跃，所谓“活跃”，不是花样翻新，表面文章，形式主义，而是审时度势，因时辨势，遵循教育规律，独立思考，努力创新。既要有历史的眼光，又要有捕捉时代信息的能力，思想敏锐，脚踏实地。
校长在教育教学领域执着追求，宏观上能打开视野，居高临下，微观上能扎扎实实，一丝不苟，在实践中既能积累和创造行之有效的经验，又能从理论高度阐述和揭示基础教育育人的规律，就能成为办学的行家里手，成为师生憧憬的献身教育的教育家。
于漪是这样想的，也是她作为人民教育家的行动缩影。
关于如何办教育，最为著名的是她1990年就提出来的“三个制高点”思想，一举突破了学校仅仅作为教育微观执行单位的狭隘定位，把学校办学使命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起来，大气磅礴，语振四座。她说：办教育必须确立制高点。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要把基础教育办得生机勃勃，质量优异，须站在相当的高度来思考问题，须在宏观上有较为科学的总体设想，对教育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做实事求是的分析。
首先，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办教育的人要有相当程度的职业敏感，适应时代的发展，应该而且必须主动迎接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的挑战，坚定抵制社会上不良风气对学校教育的浸染，建设良好的育人环境。
其次，要站在战略的制高点上。一个民族要想在未来的世界里取得政治和经济的优势，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
再次，要站在与基础教育发达国家竞争的制高点上。教育之争是世纪之争，人才之争，国力之争。我们要树立与基础教育发达国家竞争的意识，争民族的志气、民族的自尊，争在基础教育领域显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威力。
21世纪初，一些地方重学校有形的成果，轻学校无形的文化氛围;重学校的量化数据，轻学校的文化品质。对此，于漪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学校文化建设重视不重视，建设到怎样的程度，影响乃至决定学校的形象、质量和生命力。”
早在她20世纪80年代做校长时，就对学校文化迥异于社会文化的地方作了深刻的界定：学校是学生成长的神圣殿堂，不是超市、股市，不是小菜场。学校风气有其独特的育人要求，它要代表正气，代表主流，代表精神文明的威力。
此后，她进一步提出，学校文化是学校的灵魂。每所学校的精神支柱可以迥然有异，但都必须紧扣育人的宗旨，代表先进的文化，它应该是社会文化中最主流、最健康、最奋发向上和符合教育规律、符合师生身心发展的。要使它成为全校师生追求的目标，思想言行的准绳，情感、态度、价值观判断的标尺。贵在落实到全校师生的心中。
于漪总结当年下大力气扭转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校风的经验，主要有三点：一是树立育人的大目标。学校最大的事就是一个心眼为学生。二是树立精神支柱。以“一身正气，为人师表”作为全校师生的座右铭。三是聚焦在对学生的培养。
针对当下学校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于漪鞭辟入里地指出，大爱是学校文化的灵魂。这大爱不是别的，就是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做好三件事，一是把文化落到实践层面，文化不是标语、口号;二是制度文化值得研究，它一定有学生的内心需求;三是着力提升精神层面文化。
于漪的办学思想，句句都是鞭笞教育实践的箴言。
一部弥足珍贵的教师学
于漪自己当教师，当得炉火纯青，20世纪80年代就有专著出版。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教师职业却受到了多元价值观特别是功利主义思潮的严峻挑战。教师的清贫与奉献，让很多人耐不住寂寞。为什么做教师？怎样做教师？这些根本问题时时考问着每一个教师。
于漪不避锋芒。她寥寥数语，点出教师职业的神圣与伟大：“我体会到，谁选择了教师职业，谁就选择了高尚。因为教师在黑板上写的是真理，抹掉的是功利，举起的是别人，奉献的是自己”“没有教师，人就不能成才;没有教育，社会就会一片黑暗”。她进一步指出，教师的崇高职责就是在学生心灵深处滴灌生命之魂。生命之魂，第一是德性。德性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第二是滴灌智性，希望学生才华横溢。
于漪用三个字来概括教师的素质——爱，钻，学。
“爱”，教师的事业是爱的事业，只有真心实意地爱学生，才能收到春风化雨、昭苏万物的实效。于漪说：“对学生有没有爱心，是满腔热情满腔爱，还是半心半意、敷衍了事，教育效果迥然不同。”
“钻”，要把课上好，功夫在课外。要有钻研教材不明底里不罢休的那股劲儿，要求准、求深、求有自己独特的发现。
“学”，理论学习应放在相当的位置。业务学习应毫不懈怠，深入学，广泛学，视野开阔，功底厚实，才有教好学生的实力。
“我们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要怀着一颗敬畏之心。”于漪语重心长地勉励青年教师：“既要敬畏自己的专业，更要敬畏我们的孩子，因为每个学生都是国家的宝贝，都是家庭的宝贝，耽误不起！学生遇到一位好老师是此生有幸。”
她特别强调，教师是“过去历史上所有高尚而伟大的人物跟新一代”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教师职业是继承人类传统和面向未来的职业，关系国家的千秋万代，关系千家万户。教师必须是一个思想者，身上要有时代的年轮。教师的智力生活一刻也不能停滞。她主张，教师要学一点哲学，要有文化判断力。
她还指出，没有一个职业像教师那样意义非凡，教师的思想、情感、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没有一个工作像教师那样对人的一辈子起作用。教师对学生的作用不可能是“零”，不是正面作用就是负面作用。教师首先在人格上要“表里俱澄澈”，做到在学生看来是个里里外外通透的、可敬的、高尚的人。
……
自己当教师，又在师范学校当校长，培养小学教师，之后又带职后的青年教师，于漪在教师职业性质、教师发展等许多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的财富。
2014年教师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情真意切地对教师提出殷切期望，要求教师“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
在于漪看来，要做“四有”好老师，关键在于内心的深度觉醒。什么是内心的深度觉醒？
她认为，中国哲学是“为己之学”、修身养性之学。“君子‘仁而爱人。我们做老师，要懂得中国文化提倡什么，弘扬什么”，要传承我们祖先优秀的文化精髓为今天所用。中国的士大夫讲究爱国爱民、忧国忧民，就是把自己的命运前途与国家的命运前途、老百姓的命运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我想这就是一种深度的内心的觉醒”，“一旦觉醒，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就会站在比较高的地方思考问题，而且心中总是有一团火，有旺盛的经久不衰的内驱力”。
教师还应该和学生一起成长，特别是青年教师应该和学生一起成长、一起发展，这样教育就会勃勃有生机。
2018年12月，于漪荣获“改革先锋”称号，有媒体采访时问：“您怎么能坚持几十年不懈怠？”于漪说：“我做了一辈子的教师，每一天我都能从学生身上、从青年教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能感受到精神世界的成长，怎么会有厌倦呢？”
人应该更多地负起人的责任来，教师更应该负起教书育人的历史重任。“当我们领悟到这一点时，我们的积极性、内驱动力就更强了”。
读书与教书育人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关于读书，于漪的座右铭是“：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真功夫是学术功底的展现，不下苦功读书学习，不做精彩透辟的理性思考，教学上怎么可能气象万千，入学生耳，入学生心？”于漪说，“我们这支教师队伍，总体上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但常年接触中小学一线教学，她又非常清醒，“有的教师上了多少年的课，教学思想、教学构成、教学中的經验教训说不出个一二三四。原因何在？”于漪忧心而迫切，
“也许，在分数至上、急功近利者眼中，学术是没有尊严的，文化是没有价值的”。
“我这样说，并非指责谁，首先是自责。我深知教得好首先是学得好，但我身体力行远远不够。非中文科班出身，底子原本就弱，读书虽不是贫困户，但未能下深功夫，教学中常有捉襟见肘之感，影响工作的质量。”这位耄耋长者，虚怀若谷，又语重心长。
这是一种自我解剖式的鞭策，更是意味深长的鼓励。于漪教育教学思想言行，就是一部弥足珍贵的教师学“活的教科书”。
树立当代中国教育的自信
最让于漪椎心忧思的是教育教学改革中，“西方话语”的盛行。
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她就想，什么时候能够多一些中国人自己的教育经典论著呢？20世纪90年代，面对外国教育理念的盛行，她十分警醒，多次表态：“绝不让自己的教育实践甘心沦为外国理念的论据。”
2017年，她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以教育自信创建自信的教育》的文章，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一进入教育专业，对传统教育就不屑一顾，铺天盖地是外来的教育概念、教育术语、教育做法，不仅‘言必称希腊，而且‘行也照希腊”“不深究这些理论、理念、经验、做法的来龙去脉，不深究他们的环境、条件，不深究他们在哲学高度、人文高度、科学高度上能经受怎样的检验，不深究他们在付诸实践中的利弊得失，只要是引进的，就是好的、先进的……更有甚者，常常讲我们的教育实践、教育研究的进步与成效，作为论证这些理论、理念的证据，我们独立的精神、自主的思想何处去了”？她分析，这是思想矮子心态在作怪。树立自信，不是故步自封、拒绝学习外国，而是要深入、全面地研究学什么、怎么学。要根据我们国情决定取舍、改造、创新，要以我为主。“教育不能光点洋烛，我们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中国教育必须有中国人自己的灯火，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她还以她一贯的战略高度和清醒思想指出：“教育从来是国家的、民族的视野，任何国家均如此，它的核心是价值观塑造、价值追求。我们教育追求的价值观是培养我们的教育对象深刻领悟并身体力行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要热爱中国，为中国服务奉献是天职，是自己的责任担当。这个价值一旦丢失，教育就失魂落魄，丢了民族精神的根、爱国主义的魂，于国于民，都会发生危机”“我们中国的教育必须培养具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
于漪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深有研究，她呼吁，用民族精神铸就学生脊梁。她亲自参与《上海市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的制定并推动实施。
对于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她如数家珍：不要说两千多年前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大智慧，千百年来君子教育的丰厚内涵就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且不说自强自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单是教育目标的定位，教育措施、教育方法等积累的经验就十分宝贵……
对于如何看待中国基础教育，于漪2018年接受《人民教育》记者采访时，旗帜鲜明地肯定道：“中国的基础教育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质量是上乘的，在世界上也是上乘的”。她认为，要从基础、从历史、从国情等多个角度来看中國基础教育发展，不能做简单的对比就下判断。对于出现的问题，她提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知道我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发展基础教育的，就能心平气和，实事求是，看到成绩，正视问题。
“尽力办好中国特色的教育，创建中国特色的教育高地，这样有民族自信、国家自尊，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2014年，85岁高龄的于漪吐露了一个夙愿：
“我这名年已耄耋的教师，心中翻腾着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急切盼望当代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
“这部教育学有磅礴之气，和谐之美，它蕴含中国至圣先贤的教育智慧，包蕴近现代尤其是当代教育的鲜活思想和先进理念，人类进步教育的种种创造融化其中，不见痕迹。这部教育学是中华优秀文化教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高度整合，投射出民族智慧的芳香，充满育人成长成才的活力。”
于漪教育学诚如斯言！
四、风范
一颗狭小的心有浩浩荡荡的学子，有多情的土地，伟大的祖国，胸怀就会无限宽广，无处不是学习的机会，无处没有智慧的闪光。
——于漪
何谓“为人师表”？于漪曾给出答案：“为人师者，当智如泉涌;为人师者，思想当永远年轻;为人师者，当为人之模范;为人师者，当善读好书。”
概言之，选择了当教师，就选择了高尚。只有教师德才兼备，人格高尚，对学生才会有感染力、辐射力，教育效果才会良好。
做了一辈子教师的于漪，一辈子行在努力修炼、锻造学识与人格的路上。
与时俱进，勇立时代潮头
于漪的人格魅力很大程度源于思想的魅力。她的思想总是与时俱进，洋溢着时代的气息。
中国当代语文教育史上，于漪在两个重要时代节点提出了两次重要的语文改革思想：一次是1978年的“教文育人”观;另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教学的基本特点”这一观点。
两次思想贡献之间横跨十多年，时代背景不同，但前后呼应，既有延续又有突破，暗合了社会对人的发展要求与改革潮流。
于漪时刻保持与时代精神的同频共振。
1984年，她发表《锐意改革，开拓前进》一文，发出一连串时代追问：“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面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面对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还在用50年代、40年代甚至更早时期的陈旧方法教学生，怎能从根本上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怎能有效激发他们旺盛的求知欲？怎能与时代的要求合上节拍……”
时过境迁，这些追问仍引发人们的关切与反思。
21世纪初，社会环境急剧变化，教育的价值取向也相应改变。于漪敏锐意识到重构学校的价值取向是教育面对现代社会挑战的关键问题，教育价值取向影响着教师队伍建设和学生培养。
在一次校长论坛上，于漪以《与时俱进，构建学校价值取向》为题作了发言。她说，今天如果用20世纪50年代的那套来做校长，就行不通。因此，今天需要重构学校的价值取向，“义”和“利”如何摆位置，就需要认真思考。我们既要讲“义”，又要讲“利”，如果有钱就能办好学校，那就太容易了，有钱是买不来现代化的，有钱也不完全能够办好学校。
于漪常常说，时代在前进，教育必须与时俱进;教育必须具有前瞻性，因为教育效果往往是相对滞后的。然而人们不禁要问，于漪为何总能立于时代潮头，为何在关键的时代节点上总能敏锐、准确地触摸到时代跳动的脉搏？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原主任王厥轩将这份敏锐与洞察力归因于强大的学习能力，“于漪老师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新的信息，增进自己的知识储存，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
上海市市北中学校长陈军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在坚守不变的一面之外，于漪老师也有与时俱进的一面。“于漪的‘创新是非常坚实地在历史道路上展开的。于漪始终与时代同行，在思维方式的完善方面，她长于吸取多元文化精髓，使思维既有缜密的特点，又有开拓的风貌”。
坚守而不保守，兼容并包、不断前进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构成了于漪永葆活力的思想源头。时至今日，步入耄耋之年的于漪仍然像年轻人一样充满好奇，坚持不懈地向书籍、同事、学生学习，思考和研究。
有段时间，于漪研究起周杰伦来。因为她发现，孩子们都被他“圈粉”了——为什么周杰伦对学生有魅力？于漪买来周杰伦歌曲带子听。“开始听不出来，怎么像和尚在念经？这有什么好呢？他是说还是唱？又说又唱又唱又说，真的搞不懂。后来我看到这个歌手的歌词中有中华文化元素，从《诗经》里找到一些源头，他把中西合璧了”。
她还努力从学生生活、情感的变迁中进一步寻找流行音乐的时代特征：
“我们过去的大杂院、里弄都是开着门，家家户户都是串联的。现在生活改善了，一家一户，小孩回家后门一关，他跟人倾诉很难。我过去教高中，那么大的学生，家里爸妈吵架还会来跟我说：‘于老师，你帮我劝劝吧。现在还有学生找老师劝架的吗？现在孩子没有倾诉，周杰伦的歌又唱又说，他倾诉啊。所以对这种新东西不能武断下结论，要分析这里头的很多缘由。”
正如她所说：教师要有相当程度的职业敏感，要跟随时代奋勇前进。教师身上要有时代的年轮，教育缺少时代性就没有旺盛的生命力。于漪身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人格魅力，激励和感召着更多的老师和学生成为照亮别人的“发光体”。
“仁爱”之情造就大胸怀、大气度、大力量
“爱”是于漪教育人生的主题词。
一切根植于爱。于漪回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中，唯一一点我可以无愧于心，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在其中书写了一个大大的“爱”字。我爱学生，我爱我的职业，爱我们的语文学科，爱教育事业……正因为根植于“爱”，我才那样竭尽全力去浇灌我的学生。
“爱”令于漪的人格熠熠生辉。然而她对爱的理解与认识，从最初“有选擇之爱”到“超越亲子之爱”，再到仁爱，历经了漫长的过程。
初当教师的于漪，“爱”只是空泛的概念，“心中真正喜爱的是两类学生：一是反应敏捷，非常聪明的，我讲上句，他下句已能回答，教起来十分省力;二是长得很可爱，像洋娃娃”。
后来于漪明白，“天工造物十分奇妙，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要说是长相，他们的禀赋、性格、文化基础、兴趣爱好等均有所不同，因而必须热爱每一个学生，每个学生的生命都值得尊重，都必须关心”。
于漪将这种众生平等之爱称为“师爱超越亲子之爱”。于漪做教师，学生身上的事都是她心上的事，学生的天就是她的天下，学生都是她的儿女。
师爱的最高境界叫作“仁爱”。
长年深耕于“爱”的园地，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经历反复淬炼，让于漪对学生的“爱”达至“仁爱”之境。
于漪的“仁爱”品格是贵贱贤愚无论的有教无类。
20世纪60年代，于漪所带班级的生活委员小肖发高烧，茶不思饭不想，于漪到学生宿舍看望她。小肖难受地对老师说：“有个面包吃，就好了。”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个面包，简直是奢侈品。
当时，粮食计划供应，必须用粮票才能买到食品。于漪“想方设法”用二两粮票为小肖买了一个极其普通的面包。不知哪位同学告诉小肖，于老师的“想方设法”是饿了一顿省出来的二两粮票。这个面包，小肖记了一辈子。
多年后，得知于漪老师患心脏病住院，在北京做教师的小肖专门赶回上海看望老师，对这件事念念不忘。“其实，教师对学生的这点情意太有限了。”于漪说“：如果不是孩子记得，我脑中早已无影无踪。”
“于老师，这件事让我懂得了什么叫‘爱，我当老师，一直想着像您那样爱学生，不仅心里爱，行动上也要爱。”小肖说。
前段时间，于漪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写信的是她当年的学生，如今在美国攻读博士后，即将学成回国。女孩写道：是您看到了我傲慢叛逆背后的好奇心、创造力和钻研精神。原来，如今的“学霸”竟是当年让全校教师头疼的“叛逆少女”，教师们都对这个学生失去了信心，于漪没有推托，接手了这个“叛逆少女”。
深入了解这个女孩后于漪发现，她的课外阅读量十分了得，这也让她从小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想法，在学校里有些特立独行。于漪由此找到突破口，呵护了女孩叛逆背后的可贵品质。
于漪的“仁爱”，是将学生的幼稚、不成熟、偏激、毛病当作常态，去爱护，去发现闪光点。想办法把不懂的变懂，把差劲的变好，这正是于漪的“本事”。
于漪的“仁爱”品格是直面问题的坚韧之爱。没有这种坚韧的爱，她不可能在教育教学中年年月月、任劳任怨，“引着、拽着、扶着、托着、推着学生向前”。
于漪总是将矛盾、问题变为资源，破解问题不是一时一事的短、平、快，而是潜下心来持续不断地刻苦钻研，夙兴夜寐，锲而不舍。她坦陈，内在的支撑便是对学生的仁爱之心。
于漪的“仁爱”品格更是为师的大爱大德大情怀。她眼中的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因此，“肩上挑的是国家的期望，老百姓的嘱托，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体”。
对学生立身做人方面的引导体现了于漪的仁爱、大爱。通过语文教学、言传身教，她教学生亲近真善美，识别和抵制假恶丑。正像她自己说的一样，“用仁爱、大爱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国家培养了优秀的人才，通向了个人的教育梦，也通向一个更大的中国梦”。
择高处立、胸怀天下的“先生之风”
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往往不仅仅取决于时间与经验的累积，更取决于站立的高度。正如于漪所说，“多元文化的社会系统中，各种各样思想，你怎么认识？你怎么决定你的价值判断？如果你不能站在高处，有时候就会迷惘，就会受诱惑而步履不坚定”。
于漪的人格境界、格局之高，源于扎实学识所赋予的思想立意之深和起点之高。
她思考教育问题站在很高的位置，在宏观上有较为科学的总体设想。正是站得高、看得远，她提出了立足“三个制高点”思考教育的观点。于漪境界、格局之高，还在于她往往能跳出学科、专业的局限，每每从社会、国家全局全域整体、系统地观察思考问题。
拿她的语文教育来说，于漪论语文常常将学科教育问题与人生境界、民族文化、国家战略挂起钩来，背景宏阔，博古通今。
她的语文课，不仅传播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还对民族文化的深层编码、民族集体意识进行阐发。她的课堂营造的是“学生语文素养成长的精神家园”。
她反复强调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的观点，将母语的育人功能放置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之中，指向人的思维、情感、品质、能力发展。文化与价值意蕴远远超越了学科课程的局限。
于漪境界、格局之高，更在于跳出个人之“小”，自觉担当起国家民族的重任。
她曾用诗一般的文字抒发自己的思想嬗变，“一颗狭小的心有浩浩荡荡的学子，有多情的土地，伟大的祖国，胸怀就会无限宽广，无处不是学习的机会，无处没有智慧的闪光”。
登高望远，于漪将自己的工作、前途、命运与民族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休戚与共、血肉相连时，你就可以站得高看得远，你从平凡工作中能够洞悉不平凡的意义和价值”。
这正是我们从于漪身上得到的不平凡启示。
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回避时代与社会的矛盾
于漪崇“真”。她常用陶行知先生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激励老师和学生。
众所周知，于漪敢讲真话，真话常常如黄钟大吕般震撼人心。
当教育功利化的现象愈演愈烈，家长忙于带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学校忙于抓升学率的时候，她坚定地提出了“教在今天，想在明天”的理念，斥责把学生异化为“育分”机器，呼吁将学生从过重的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她反对“标准化试题”把语文教学引入了“死胡同”，也批评追求标准化答案扼杀孩子的创造力，她提醒绝不能以牺牲母语的态度来对待语文。
她总能一针见血地看到表面和谐背后的矛盾与问题，让“真话”痛快淋漓、力透纸背，“难道我们要培养的是只有好成绩但自私自利的学生吗？一些学校的口号和标语让人心惊肉跳，让人心寒，什么‘眼睛一睁就是竞争‘现在不吃苦以后就抢不到别人的饭碗，这哪里还有和谐友善？”她大声疾呼、警醒世人：教育是让学生明做人之理，明报效国家之理，爱国是做人的底线，是精神支柱，千万不能办没有灵魂的教育。
于漪的“真话”彰显的是她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精神硬度。
她的学生、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副主任谭轶斌说：“于老师常说自己是一名草根教师，但她从来就不因为自己是‘草根就不敢发表观点。她从不靠别人的思想度日，而是从教学实践中‘分娩出属于自己的
思想。”面对教育界发生的违背常识的现象，于漪当头“棒喝”。
很多老师教学热衷于参考资料、电脑下载教案、媒体炒作信息、教育时尚操作，于漪及时予以警醒——精神成长要从拒绝平庸、树立自信开始：我思，我想，我要以勤奋与智慧创造学生心驰神往的语文学习新天地，“讲坛不必在乎高低，但为师者的思想需要有高度，脊梁骨需要有硬度”。
她批評教育教学中形而上学盛行的现象，不扣帽子、不贴标签，而是从实际出发讲道理、举例子，令人心服口服。
“语文中的字词，都是一定语言环境中的字词，脱离了语言环境，寻词摘段，抠字眼，说这个词用得好，那个词用得差，怎么说呢？抽去内容光讲技巧，把原先浑然天成、有血有肉的文章变成鸡零狗碎、毫无生气的东西，怎么能让学生学到作文的真本领呢？学语文就是学做人……不认识语文的学科性质，只片面强调语文工具，用解剖刀对文章肢解，留在学生脑海的只能是鸡零狗碎的符号。这样做只会给学生和教师带来许多危害。”
于漪的“真话”是她不回避矛盾、求真务实的人格写照。
事实上，在针砭时弊和直抒胸臆中，于漪的“真话”隐藏着她作为“人民教育家”“爱之深改之切”的良苦用心。
于漪不仅指出了不合理、不正常的现象，更给出了中肯的建设和解决的方案。谈及学科教学如何体现德育，于漪直言面临两个难题，“一是进行德育的基本功不厚，有的还很欠缺……要以理服学生，首先得以理服自己。要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道德情操教育，自己就得净化感情，把心贴在祖国的事业上。二是教学的基本功有待提高……”
言下之意，解决学科育德问题，应在师德与教学基本功上下大力气。
当价值冲突、观念混乱、方向不明时，于漪常用自己的思考告诫大家，“我们不能只点洋蜡烛，心中永远要有一盏中国的明灯”“课堂教学要德智融合”“教育归根结底不是要解决学生未来的吃饭问题，而是要解决学生的灵魂问题”。
这些宝贵的思考，针砭了时弊，反思了现状，但更多让人体会到于漪的那份坚守、清醒与仁爱。
一身正气、为人师表
于漪一直秉持做老师、教学生“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因为社会上总会有一些歪风邪气，必须要“一身正气”，为人师表。
恢复高考之际，于漪针对不同学生知识基础差异显著的情况，打算把学生分为快班、中班、慢班，但去问领导，他们都不敢拍板。有人就劝于漪，还是不要跳出来了，以前你吃过的苦头还不够多吗？于漪自担风险，毅然决定这么做。在首批高考中，有两个班的学生全部考入大学，充分证明她的办法行之有效。
她做校长爱憎分明，自觉维护教育的神圣和纯净。
“一身正气，为人师表，是校长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正气并非虚空，而是看得见，摸得着，在思想、品德、气质、言行上均有所表现”“放眼看世界，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实施基础教育的中小学仍然力求不让市侩气浸染，以维护教育学生特殊使命的神圣和纯净”。
于漪走上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校长的岗位后，着手开展两代师德的教育，请离休干部做革命传统教育，请盲人乐队用精彩的演奏诉说怎样做生活的强者，让教师、学生讨论当代教师和师范生的形象。规划兴建了图书实验楼、体育馆、艺术楼，开辟了大草坪，植树种花，让学校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绿，硬是将学校营造成一块育人的净土。
学校的风气恰恰是校长的品格。面对矛盾，于漪常说，“学校的事业要浩浩荡荡，就要团结起一切力量。心中有了事业，个人的恩怨就不算什么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矛盾基本上是以我为中心的，学校里各种各样不和谐的声音都是‘老子天下第一，因此‘以己之短，比人之长是非常必要的”“办教育的人，谦虚是基本的素质”。于漪这样说，也这样做。
在教师培养方面，于漪也格外强调“精气神”。她对教师们说，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环境里需要有定力，“我们要培养顶天立地的人，首先自己应该努力成为大写的人。‘大是什么意思？张开双手，拥抱世界，心中不能只有自己。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多么可怕”！
她的爱憎分明、坦荡正气，她对不合理现象的批评，以及对教育神圣和纯净的极力维护，归根到底是无我的品格使然，在于漪身上，因为无私而坦荡，因为无我成就了大写的人。
这种存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有其精神传统。
华东师范大学方智范教授评价于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认为于漪身上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坚守的精神传统，体现了“君子之儒”的高尚人格。这种君子人格的精神血脉可以追溯到“万世师表”的孔子，“‘正气可以理解为被称为‘君子之儒的崇高人格，孟子所谓‘仁者爱人，所谓具‘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屈原所谓‘受命不迁‘秉德无私等，甚至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君子人格养成日久，再经过注入新的时代血液，便转化成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坚守的‘一身正气精神传统。这一传统，正来自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
五、贡献
我在几十年的教育工作历程中，克勤克俭，做了一些工作。说到底，我就是坚守了新中国教师的本分。我深深体会到，教育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教育质量不是几分，不是指某一个学科的成绩，而是指我们培养的人的质量。人的质量必须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
——于漪
68年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服务人民，68年不断丰富的教育实践和深刻的教育思想，成就于漪大写的流光溢彩的教育人生，她用满腔热爱捧出沉甸甸的教书育人硕果。
用博大的胸襟和朴实的教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育人“奇迹”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于漪说“：人师不是做‘教书匠，对孩子不仅是言教，重要的是身教，身教重于言传。我们的教育力量，只能从教师活的人格当中来，这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力量！”
上海市闸北区第二中心小学原校长葛起裕是于漪60年前任教语文的“开门弟子”。他还记得1958年9月开学的第一天，一位身穿青灰色青年装、系着腰带、剪着齐耳的短发、抿着嘴微笑着的年轻女老师站在教室门口。这成了他心目中“最典型的人民教师形象”。
“于老师的课深受学生喜爱，为了听于老师课大家争着坐前排。”慢慢地，葛起裕还发现了于漪老师的一个秘密：“上课时，于老师总是要我們先自习一遍，然后要求我们谈感受，提问题，在她的启发、引导下大家都会七嘴八舌地提出一箩筐问题，她总是面带微笑认真听完。这时她有个习惯：常常用粉笔在讲台角上写几个字或做个符号，时而会把桌上字擦了。”
几十年后，在他探望于漪老师时问起此事，终于明白。“于老师认为教学对象不同，各人对事物的理解不同，教育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记下问题，针对学生不同情况，才能有的放矢地启发思考，帮助解决”。
前两年，一位在大洋彼岸工作的学生给于漪写了一封信：“于老师，感谢您将中华文化之精妙和为人之基准播种于我少年心田。”
一位老三届学生说：“于老师对我的思想、人生观、价值观、名利观乃至整个心灵和人生态度，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她用博大的胸襟和朴实的教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培养了一个个大写的“人”。
作为班主任，她将极差、极乱的班级带成了先进集体;作为校长，她让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成为了数一数二的全国先进;作为“导师”，她培养了一批全国知名的教学能手、德育名师。
她总是想方设法为青年教师搭建平台，把他们推向前台。她常说，“事业的成功要靠团队、靠大家”“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的教师队伍一定要有团队，作为一块垫脚石，我能够给大家垫一步，这是我终生有幸”。
为了让青年教师尽快成长，于漪首创了教师与教师的师徒“带教”方法，组成培养的三级网络——师傅带徒弟、教研组集体培养、组长负责制，有效促进了青年教师队伍的成长。在她的发掘和培育下，一批批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并形成了全国罕见的“特级教师”团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她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
退休后，于漪继续奋斗和实践在上海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最前沿，担任着上海市普教系统“双名”培养基地、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主持人，并在全国及上海语文课程标准的制定、上海语文课改教材的编写、民族精神教育和生命教育在学科教学中的体现、教师队伍特别是优秀青年教师的培养等方面作出大量具体而卓有成效的贡献。至今90岁高龄的她仍主持着上海市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的工作。她同时还担任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4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的重任。
首批特级教师、全国首届教书育人楷模、“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人民教育家”，于漪几乎获得了党和政府所能给予人民教师的所有荣誉，但却不忘初心，依然“一身正气”站在教育改革最前沿，不为名利所羁绊、不因掌声而止步。她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是共产党员‘这是组织交给的任务这两句话，给了我无穷的动力”。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这棵大树”深深扎根中华文明沃土，向着天空和太阳奋力生长，一点一点积累，一天一天精进，根深叶茂，郁郁葱葱，把浓浓的爱与绿荫奉献给大地。
矢志不渝为教育决策建言献策，提供思想养料
自1977年起，于漪连续五届当选上海市人大代表，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第七、八、九届委员，1985年起担任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于漪认真履行职责，不负人民重托。她不辞辛苦，一次次到上海市各区县、远郊进行基础调研，积极参与制定地方性法规，审议决定上海市重大事项，对于提高教育经费预算、改善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难忘却的是1988年上海市九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交的关于增加教育经费的议案。”那一次，于漪联名60多名市人大代表提交议案。
当年，由于大批知青返沪后成家立业，他们的孩子正好到入学年龄，小学生骤增，而那年教育经费预算增长为5.7%，与学生增长相比差距很大，导致小学要改成“两部制”，即半天在学校求学，半天在家。“两部制弊端甚多。我是教师，对学生有特殊的感情。”出于对教育事业的高度负责，于漪在会上慷慨陈词，陈清利弊。随后会议决定：立为议案，修改教育预算，增幅改为8%。“如果不是在开会，我一定会高兴得叫喊起来。”那年教育预算执行的结果，增幅达13%。“从这件事后，我更加感受到人大代表肩负的千钧重担。”40多年过去了，于漪仍为此欣慰不已。
1995年左右，于漪发表了《弘扬人文改革弊端——关于语文教育性质观的反思》《准确而完整地认识语文学科的性质》等一系列文章，倡导“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新世纪教育部制定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均采纳这一观点。“当我看到许多同行对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再无陌生感，并探究起如何与工具性完美统一时，我感到仅仅几年，便多了许多知音，那都是全国教育改革大力推进的缘故。”于漪感到无比欣慰。
多年来，于漪是素质教育坚定的倡导者、实践者、坚守者。她说：“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绝非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学生能否健康成长，国民素质能否明显提高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面对教育功利化的现象，她形象而精辟地提出了“全面育人观”，坚定地提出了“教在今天，想在明天”的理念。新世纪，于漪提出语文学科要“德智融合”，即要充分挖掘学科内在的育人价值，将其与知识传授能力的培养相融合，立体化施教、全方位育人，真正将立德树人落实到学科主渠道、课堂主阵地，加强教师的育德能力，获得全国教育界认可。
早在20世纪90年代，于漪就发出了“绝不把自己的教育实践做外国教育理论的论据”的铿锵话语，本世纪初她又表达了“建设中国本土教育学”的宏愿，2012年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话语权”。2017年，她又明确提出要建立“教育自信”。
于漪，这位智慧长者那单薄的臂膀，清癯的脸庞，分明描摹着中国教师的脊梁，彰显着一名教育改革者几十年的创新与坚守。正如她所信奉的那样：
“只有把个人的生命融入国家民族发展的时代洪流中，只有把个人的生命传承于学生生命成长中，你才是永远年轻的。”
传播先进教育思想，为国家重大政策推行进行准确解读和宣讲，并身体力行
于漪是一位时代感强，有着先进的教育思想、前瞻性教育理念的教育家，在某种意义上说，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一直引领着近几十年来上海乃至全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同时，她往往基于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敏锐、深入而准确地解读、宣讲并身体力行国家重大教育决策。
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面向”。于漪深刻认识到这一思想对于整个教育的重大意义，撰写了《锐意改革，开拓前进》一文，文章写道“：要改革，要开创，语文教师丝毫不能放松自身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常言道：打铁还要自身硬。要能‘生产出现代化的人才，教师自己需要思路开阔，执着地追求知识，努力从社会生活中汲取养料，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文章引发了基础教育领域各学科专业教学如何贯彻落实“三个面向”精神的广泛讨论。
直到2012年，于漪还在强调“三个面向”的意义和价值非比寻常。“三个面向”首先是教育理念上的更新与革命。“面向现代化”，就是要求教育全面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从宏观到微观进行系统思考，既思考如何为物质文明建设服务，又思考如何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更要聚焦在人的培养上，深入思考、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怎样的建设者、怎样的接班人。“面向现代化”，当然不能关起门来搞教育，自我封闭，而是必须面向世界。“有了国际视野，知己知彼，心中更有谱，更能认清前进的方向”。“面向未来”打开了教育的新天地，凸显了教育的战略性，针砭了教育中鼠目寸光的弊病，“教在今天，要想到明天，要以明日建设者的要求来指导今日的教育教学工作”。
当新课改启动、当教育功利化的现象显现、当语文教学徘徊不前时，于漪的谏言从不缺位。她有着强烈的理论渴求，但她从来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而研究，是一个始终不曾离开教育教学一线的研究者。不唯书，不唯上，不追风，不媚俗，实事求是，旗帜鲜明。
2005年，上海刚刚制定《上海市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上海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于漪充满激情地进行宣讲，“要让学生在现代化大潮中树立理想信念，不迷失方向，有家国情怀，就必须树民族精神之根，立爱国主义之魂”。仅在上海市级层面和各区县组织的不同年级不同层次学校的公开课就达百余节，听课教师近万人次。
她密切关注着中国教育的变化与发展，倾力写下几百万字著作。目前已出版的著作有《岁月如歌》
（手稿珍藏本）、《卓越教师第一课》《教育的姿态》《语文的尊严》《于漪知行录》《于漪新世纪教育论丛》（6卷）。主编的有《教育魅力——青年教师成长钥匙》（2013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之TOP10中第一本，已印刷11次）、《走进经典——语文阅读新视野》（6册）、《“青青子衿”传统文化书系》（12册）、《现代教师自我发展丛书》（共18本）、《现代教师学概论》等。2018年8月，《于漪全集》八卷21本正式出版。
2018年12月28日，于漪獲得“改革先锋”称号。从北京领奖回到上海后，她认为需要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她提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刻苦耐劳，具有奋斗精神，因此教育学生辛勤劳动是学生成长的重要一课，“对这个时代来说，劳动教育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诚信劳动、立足岗位、实事求是;也包括创造性劳动，关乎时代特点和时代需求”。
2019年八九月虽身在医院，于漪仍坚持读书读报，说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她满心激动，“这不仅是纲领性文件，指明方向，也同时针对实际问题提出了举措”。教师节期间，她在病床上勉励广大青年教师：“我在几十年的教育工作历程中，克勤克俭，做了一些工作。说到底，我就是坚守了新中国教师的本分。我深深体会到，教育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教育质量不是几分，不是指某一个学科的成绩，而是指我们培养的人的质量。人的质量必须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
10月1日上午，于漪早早打开电视，在上海家中收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及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让于漪深有感触、热血沸腾，“我感受到体内潜藏的力量要在新时代更好地迸发出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新中国70年的成就已写在历史上，我们正在更好地创造现在，我们会有美好的辉煌的未来”。
《左传》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不朽”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追寻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最高标杆。于漪近70年孜孜矻矻，克勤克俭，教书育人之“德、功、言”成果蔚为大观，堪称教师楷模，无愧于“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必将影响、激励更多后来者。
责任编辑 程路 邢星
主要参考文献：
[1]于漪.于漪全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
[2]于漪.岁月如歌[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
[3]于漪.于漪与教育教学求索[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