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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间图书馆的发展困境与对策研究
——以圣学图书馆为例

2019-11-01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2019年11期
关键词:民间图书馆服务

赵 磊

(中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1 引言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民间图书馆尚无明确统一的定义,其他相似称呼为民营图书馆、私立图书馆、民办图书馆、私人图书馆、个人图书馆等。我们可以参照民国时期公立和私立图书馆的区别来界定民间图书馆的要素。“公立”是指归政府有关部门所有,并拨款和聘请人员管理的图书馆,如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及各省、市、县立图书馆。而“私立”则是指归民间私人、私法人所有,并由私人或法人自行筹集经费及聘请人员管理的图书馆,如私人出资(或捐款)修建的图书馆、社团创建拥有的图书馆及实业界附设的图书馆等。由此,民间图书馆大致具备以下4个要素:①归民间私人或者私法人所有;②面向社会公众公益开放;③主要由私人或者私法人筹集经费和进行管理;④具备藏书场馆、文献资源、工作人员等图书馆基本要素。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由浙江宁波人范钦所建立的天一阁,是我国有记录的最早正式对外开放的民间藏书楼。1904年,古越藏书楼作为具有近代意义的私立图书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据民国学者许晚成等1935年调查[1],当时全国2 520所图书馆,私立图书馆共有515所,约占图书馆总数的20%。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化改造,大量的私人图书馆收归国有,民间图书馆事业处于发展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些年,随着公民意识的提高以及非政府组织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兴起,公民参与社会公益的热情高涨,中国的民间图书馆重新抬头。根据学者王子舟创办的“文化火种寻找之旅”网站数据显示[2],截止到2018年11月,国内共有民间图书馆413所,遍布全国31个省份,排名前5的省份依次是山东(32)、山西(30)、江苏(28)、浙江(26)、河北(23),占总数的34%,基本代表了目前民间图书馆的现状。在这139所民间图书馆中,开设在城市的有23所,开设在乡村的有116所,表明当前中国民间图书馆正在农村兴起,而这也往往是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尚没有覆盖到或者覆盖不完善的地区,以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为主体的民间图书馆已经成为图书馆建设的积极力量。民间图书馆的兴起,在保证和尊重公民文化权利、满足偏远基层地区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起到了弥补公共图书馆缺位、增加社会公共文化产品有效供给、拓宽公共文化服务提供途径、促进社会沟通和公民社会培育、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等重要作用。

国内民间图书馆研究起步较晚,整体上定性居多,定量偏少,以整体性问题为主,相对缺乏具体问题的研究,选题与内容趋同严重,系统性不够,研究力量分散[3]。近年来研究主题不断深入,创新性研究有突破性进展,研究视野包括民间图书馆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国外经验借鉴研究、案例研究、调查研究等。对国外民间图书馆研究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对美国、日本、英国、古罗马、非洲地区等民间图书馆的现状揭示和历史阐释[4]。在兴起原因方面,王子舟认为民间力量办馆兴起的真正原因来自公民社会[5];汤罡辉认为民间图书馆的兴起只是一种慈善意识的崛起,并非公民社会的发育[6]。发展路径方面,柯平指出,民间图书馆发展方向包括提供社会化、专业化服务以及有偿服务[7];胡洪彬指出,要推进民间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社会资本的培育,应引导社会组织资助民间图书馆[8];沈光亮指出,民间图书馆应走民办官助发展之路,政府及职能部门可以通过资助、委托、服务购买、合作建馆、吸收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等方式给予扶持[9]。本文通过对圣学图书馆的案例剖析,总结民间图书馆发展困境,一定程度上弥补民间图书馆案例研究之不足,为民间图书馆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为政府决策及民间图书馆发展提供借鉴,同时唤起社会各界对民间图书馆的更多关注。

2 民间图书馆发展困境:以圣学图书馆为例

本文以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为主要研究方法。扎根理论是通过对各种文章、资料、调查报告的整理归纳,进而在理论层面上总结精炼所描述现象的本质和意义,最后得出比较规范结论的研究方法。

圣学图书馆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大辛峰村,由村民徐继新怀着“让农民有书看,有好书看”的朴素愿望,出资创办于1999年4月1日,是一家免费开放的公益民间图书馆。最初馆舍面积仅有40平方米、藏书不足500册。经过多年发展,现拥有两厅、六区、七室,即多功能厅、民俗展厅;少儿活动区、阅览区、文献展区、酒文化展区、荣誉区、农具展区;地方文献室、书画室、共青团活动室、电子阅览室、电脑培训室、办公室、报刊室。截止到2018年底,拥有馆藏文献近30万册(件),历史文物20 000件,磁带3 300盘,光碟200盘,接待读者总人数超过20万人次。2018年全年图书馆直接面对的读者对象达到12 770余人,举办活动240场,平均每天到馆读者在30人次以上[10]。自成立以来,圣学图书馆积极利用馆藏文献、文物等资源,广泛开展文献借阅、阅读推广、手工制作、书画教学、普法宣传等活动,有效满足了周边读者群体文化需求。其20年发展历程基本勾勒出中国民间图书馆生存轨迹,困境具有典型性。圣学图书馆发展大事记如表1所示。

表1 圣学图书馆发展大事记

本研究采用访谈、二手资料收集等数据收集方法。通过对圣学图书馆馆长徐继新本人实地访谈及电话采访,深入了解圣学图书馆发展存在的问题、瓶颈、发展愿景;通过圣学图书馆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梳理图书馆基本发展历程及日常服务活动等;通过《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等新闻媒体相关报道了解图书馆的社会评价、经营现状、发展方向转变等。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资料进行三级编码。首先,对访谈资料以及二手资料进行概念化梳理,建立初级编码。然后,对初级编码进行分类和聚焦,建立聚焦编码。最后,对聚焦编码进行编码,建立轴心编码(如表2所示)。并且,在编码的过程中写备忘录,挖掘编码背后的深层次内涵。

访谈中徐继新馆长提到圣学图书馆发展困境时,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是“缺”,具体而言,包括缺资金、缺场地、缺活动、缺人员、缺身份认同等,其中缺少资金是根本性的。因为资金预算间接影响到专业工作人员招聘、图书购买、设备添置、馆舍场地扩大、特色活动举办等。没有稳定且长期的资金投入支撑,民间图书馆的运行发展将难以为继。除此之外,政策也是在访谈中反复提到的,如今各级政府严格依法办事,除非国家有明确的文件精神和政策,政府对民间图书馆的实际支持有限。专门针对民间图书馆运行管理和发展,含有具体细则、具备较高权威性的红头文件缺乏,使得圣学图书馆争取政府支持时不那么理直气壮。现有政策涉及审批流程复杂,提升了民间图书馆运行成本。圣学图书馆经过努力争取,拿到民办非企业许可证,但每年都要接受相关部门年检,手续繁琐,全部完成需要两三个月。从网上申报各种表格,对不熟悉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工作人员来说,加大了工作量,除了要交审计费外,还需自行承担其他费用,进一步增加了本不营利的图书馆支出。此外,由于多种因素,民间图书馆获取的社会认同和支持有限,这些都与国家大力支持民间力量从事公共文化服务的初衷背道而驰。

目前国内民间图书馆大多数分布于乡村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创办人多是类似于徐继新馆长的图书馆事业爱好者,责任心强,主要依靠朴素的情怀办馆,大多有着与生俱来的自发性和草根性。根据王子舟此前的统计[11],民间图书馆创办者身份主要集中于三大类:农民、退休人员和有职业者,馆舍面积从15平方米到2 200平方米不等,存在的普遍困境如下。

(1)缺少资金。目前民间图书馆经费来源主要是个人投入、会费和基金会资助,也包括社会捐赠、政府购买、文献整理出版、著作权合理使用费等在内的其他经济来源,普遍存在资金短缺的困境。相对于公共图书馆国家财政拨款,民间图书馆需要自食其力,图书馆经费与个人收入成正相关。根据国家《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由登记管理机关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以限期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从事公益服务,意味着与读者服务无关的商业行为受限,导致民间图书馆无法像企业那样“开源”,进一步加剧了民间图书馆的资金困境。徐大伟创办的民间流动图书馆、潘跃勇创办的科教图书馆均因运行成本过高被迫倒闭。有的民间图书馆迫于生存危机,为了获取最大限度资助,不惜放弃组织章程,与企业等联合运营,背离服务宗旨,影响了民间图书馆的形象和声誉。我国公益募捐机制还不够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益慈善事业对民间图书馆的资助。

(2)管理粗放。由于民间图书馆创办的自发性,创办者职业多样,很多工作人员没有图书馆专业学科背景,知识水平与工作技能有限,局限于传统的文献借阅流通服务,鲜有开展深层次的参考咨询及信息素养教育活动。部分图书馆没有健全的规章制度,缺乏完备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没有明确、科学、完善的工作流程。有的民间图书馆所处地域偏远,较少渠道接受新生事物,不熟悉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科技,图书馆服务自动化建设程度低,呈现“家庭作坊式”办馆模式,粗放式发展影响了民间图书馆服务效能提升和品牌打造。

表2 圣学图书馆发展困境编码分析

(3)获取的政府及社会支持有限。因民间图书馆创办主体、规模、活动内容以及所处地域环境限制,相较于公共图书馆,引起社会舆论关注较少。民间图书馆个体资源和力量有限,中国民间图书馆协会尚在筹备之中,缺乏统一的行业组织,无法有效推进行业资源共享,不能得到行业组织的相关协调和规范,不能形成行业声势,进而产生重大影响力,获取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支持。国家制定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不够,可操作性不强,落实力度不够,都影响了民间图书馆的生存发展。

(4)后继无人。创办者往往出于一腔热情,凭一己之力成立民间图书馆,由于年龄渐长、身体不适、财力不支等原因,无法继续管理运营图书馆,如果子女没有运营图书馆的意愿,则呈现出后继无人的情况,这也是很多民间图书馆面临的困境。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为完全独立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具有独立财产,不能作为个人财产继承给子女。社会缺乏一种资助保障体系实现图书馆负责人的新旧更替,会使这类民间图书馆消亡。

3 民间图书馆发展对策

党的十九大召开,将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再加上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出台,建立了公共文化服务城乡联动机制,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力度将进一步加大,为民间图书馆生存发展带来了曙光。201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颁行,有多项条款涉及民间图书馆。第四条“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筹资金设立公共图书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扶持。”从法律层面肯定了民间图书馆的合法地位,而且明确要求政府应当发挥主动性,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第六条“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向公共图书馆捐赠,并依法给予税收优惠。境外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通过捐赠方式参与境内公共图书馆建设。”以及第二十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可以以捐赠者的姓名、名称命名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馆舍或者其他设施。”为民间图书馆获取政府和社会支持、接受捐赠、申请税收优惠等提供了法律依据。第四十五条“国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措施,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设立的公共图书馆提供服务给予扶持”,通过明确政府购买服务,为民间图书馆解决资金困境提供了新途径。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要求图书馆必须有“必要的办馆资金和稳定的运行经费来源”“与其功能、馆藏规模等相适应的工作人员”等规定,实际上为民间图书馆转变为政府认可的公共图书馆设置了一定门槛,因为经费和人员短缺目前还是困扰大多数民间图书馆的重要问题。如何让民间图书馆融入图书馆生态圈,获得长期可持续发展,形成良性长效机制,本文有如下思考。

3.1 政府、民间力量充分参与,形成一套可持续发展机制

政府部门对民间图书馆宜采取“自建自管、民办官助”原则,在保持民间图书馆独立地位的同时予以支持帮助。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列入了民间图书馆相关条款,但对民间图书馆的定义、设立条件、运行服务、经费来源、法律监管责任等都没有具体规定,缺乏法律位阶较高的国家立法对民间图书馆的专门规划。建议国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制定《民间图书馆管理条例》,由国务院在条件成熟时升格为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较高权威法律,对民间图书馆的运行进行全面规范。国家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兴办图书馆的政策要进一步明确落实,切实可行。鉴于民间图书馆的草根性,涵盖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除了经济上给予补助和税收优惠外,在人员配备、场地租买、物业费用等环节也可以扶持。政府可通过招标、承包、项目补贴等方式,对民间图书馆教育培训、阅读指导等服务项目进行社会购买,给予补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具有广泛影响的大众舆论媒体,对民间图书馆职能定位和形象进行积极宣传,形成社会支持的有利氛围。民间图书馆生存发展需要民间力量充分参与,获取更多社会资本支持,如基金会资助、NGO及志愿者组织参与、企业家捐助等。当今社会是注意力时代,在充分获取社会关注前提下,才有可能获取更多支持和资助。积极借助现代科技力量,发挥微博、微信、博客等互联网新媒体宣传平台作用,是民间图书馆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3.2 立足特色化馆藏与个性化服务,与公共图书馆差异定位

民间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的关系可采取“差异定位、优势互补”原则。民间图书馆具有公共图书馆标准化建设不具备的灵活多样性,既有独立出资运营,也包括连锁经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包含俱乐部会员制、面对特定群体(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等)服务、在线服务、流动服务等多种类型。民间图书馆治理过程没有科层体制的限制,可以突出自身特色,细分服务群体,进一步明确办馆理念与宗旨,升级核心管理模式,打造独特的服务品牌。成立统一的民间图书馆协会,缔结联盟式的生存网络,将对民间图书馆行业起到宣传、指导、协调作用,促进各民间图书馆保持自身特色,优化整体布局,获得效益最优的发展模式。协会还可作为一个统一的群体发声,在政府政策制定及优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此外与图书馆、出版社、杂志社等文献收藏和发行机构协调,打通库存处理渠道,整体低价折扣,降低采购成本,实现双赢,有助于行业内资源共享、口碑宣传。协会还可为民间图书馆因地制宜制定不同的考核数据指标,实施全面常态制度考核评价,避免随意性和无序化,做出规范指导,督促民间图书馆更好地实现法治环境下的良性发展。

3.3 跨界组合,发挥多功能优势,更好地体现社群空间作用

随着信息技术与图书馆的紧密结合,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已不再是仅提供文献阅读和资讯信息的静态知识场所,在社区教育和文化塑造方面也日益紧密,是一个全面涵盖传播知识、激发灵感、互动交流、自我展示、休闲娱乐的文化社区空间。民间图书馆源于民间,为社区民众提供紧密贴合社群需求的受欢迎的各项文化服务,功能多样,填补了乡村和基层地区公共文化设施的空白,在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再造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与政府自上而下的“送文化”不同,民间图书馆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种文化”,很好地起到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毛细血管”作用。民间图书馆可以紧跟时代步伐,以开放、多元的心态,积极配合公共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开展活动,展开跨界合作,参加公共图书馆服务周活动,参与阅读推广,有针对性加以复制学习,在打造平等、共享的社区空间方面,体现自身的存在感和价值,扩大公民参与网络,增强与社区居民的互惠与信任,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和话语权。此外,民间图书馆还可以通过引进法人治理结构等方式,加强与社区交流的频次与深度,扩大管理主体,让多方力量参与图书馆治理,促进民间图书馆在法治环境下推进以创建者为管理核心的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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